文化治理不僅僅是文化事務,更是理智的政治判斷,台灣固然如此,放諸世界,恐也皆然。《夢想家》獲判無罪開釋,藝術家與政治官僚慶幸之餘,是毫無反省能力的姿態。如此,怕只能為這一切看產業如何被量化的島嶼,再次蒙受官僚與民爭利,且走不出國際的窘境。
那麼,我們要的文化視野是什麼?除開重新認真審視一切以「產值」為考量的文創外,文化主體性如何在全球市場化席捲風潮下,被公民社會的美學價值所確認,實為當務之急。若要有這樣的文化治理空間及想像,能提出宏觀的國際視野刻不容緩。於此,文化部責無旁貸。 當前文化國際視野的轉換。說明了西方經濟危機,導致新興亞洲經濟體帶動的文化市場需求。然則,在資本全球化年代,文化固然為資本、卻也有其內在需求,稱之為:以在地風格創造國際品牌的說法,是絲毫不誇張的。
就以連結「亞太新勢力」為題的藝術總監林懷民為例,今秋,在「新舞台」,他找來越南、北京、紐西蘭與韓國四地的舞團,展現亞洲舞者「如何拋卻西方的視角,如何從傳統走進當代。」
這是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雖說,對熟悉「雲門」的台灣觀眾,它所代表的仍是舊瓶裝新酒的美感測溫,但背後的確有如林所言的:「亞洲國家如何看待及呈現屬於自己的文化,我們應該更有自信心。」
這自信心,說的既是美學新視野,也是國際觀的重新界定,更不可免的是東亞經濟體崛起的事實。政治、經濟有競爭也有謀合,競爭卻又常凌駕謀合。從文化自主的角度觀之,通常反應出一種符合現狀需要的人道觀,這至少是龍應台上任文化部長以來,我們最常見的文化治理傾向。
事情得以從文化部成立前夕,龍女士對於文化公民權的發言,尋出蛛絲馬跡,她感性地將臂上刺有「反共」刺青的「老兵」、逐漸康復中的「精神病人」及「受刑人」都納進擁有文化權的公民範疇中,雖不免失之於浪漫情懷,卻有意從過去文化界對她菁英傾向的社會觀中脫身,不失為文化在地性的一張大支票。
競爭思維有違人道
當然,能兌現與否?又或如何兌現?其平衡點就在於:文化部是附屬於資本的造大餅部門?又或是能將弱勢、另類文化置放於社會價值平台上的公民機構?這恰恰考驗著她針對將來文化補助改採「競爭型」方向的思維。
競爭者,能在國際文化市場拔得頭籌,則錦上添花予以補助,這不就像國家對出人頭地的子弟說:「你╱妳們真行,因為,打敗了能力差的孩子。」這種文化競爭思維,是父權式規訓與市場傾軋的連合體,與人道文化觀相矛盾。
文化治理在矛盾中又如何貫穿其核心價值呢?從在地到國際,龍應台延伸其人道觀,敘事了遠比林懷民更有視野及指標的「南方視野」。強調「亞洲」、「東南亞」、「紐澳」、「原住民文化主體」。雖說,是老生常談卻因其具有政策的傾向性,而讓人在期待中提出惑問? 「南方視野」,是全球左翼針對歷史的殖民主義,及現今新自由主義蔓延的全球化現象,提出的一種從「北方」霸權脫鉤的抵拒性思考。反應在文化面向上的,則是在重新反思當前資本主義的三大危機:「生態危機」、「糧食危機」及「金融危機」。
這就不僅僅是「文化的人道主義」能單一面對的,它涉及如何看待世界性的地球暖化、飢荒及貧富差距擴大化的問題。這才是「南方視野」值得被探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