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本報訊】
近日有不少人談論台灣痛苦指數的變化。有人以七月痛苦指數升高認為台灣民生痛苦情況升高，但經建會認為痛苦指數並非正統的經濟學衡量指標，絕對數值高低的解讀應視各國實際情況而定，並指出上半年台灣痛苦指數5.64，不但低於去年，也居四小龍最低。
對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失業與通膨是人民最痛苦的兩件事。失業使所得無著，而通膨使所得縮水，一旦兩病齊發，小則引來社會衝突，大則政權不保。美國前總統雷根即深諳其中的道理，在1980年參選演說中一再問美國民眾：「你們的生活是否比四年前過得更好？」他以失業率加上通膨率來陳述美國經濟困境，並稱此綜合指標（envelope indicator）為痛苦指數。
當時美國總統是民主黨的卡特，1980年美國通膨率達13％，失業率為7％，合計痛苦指數高達20，比起四年前高出7個百分點。當痛苦被具體量化成數字之後，雷根便理直氣壯地向選民說：「過去三年八個月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那是一場美國悲劇。」感人的演說加上痛苦指數具體的數據，讓高齡七十歲的雷根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從此痛苦指數非但成為家喻戶曉的指標，更成為各國總統大選朝野攻防的焦點。
經建會說痛苦指數不正統，這話沒錯，但痛苦指數也並非全無學理根據。痛苦指數的概念顯然是來自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這一曲線揭示通膨率與失業率具有穩定的抵換關係，也就是若要維持低失業，就得忍受高通膨；若要降低通膨，就得忍受高失業。但這一完美的抵換法則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逐漸消失，高通膨不再能換得低失業，菲利浦曲線連年右移，因此把通膨率加上失業率，恰可表達此一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困境。
痛苦指數不像其他經濟指標那麼複雜，信手拈來把失業率與通膨率加起來即可得到。但運用這項指標宜以年資料、季資料，不宜用月資料，因為月資料易受季節因素影響，如此測量出來的數據易受季節因素干擾，難以反映實況。以台灣為例，每年七、八月為畢業生投入職場尋職的失業高峰期，復以適逢颱風豪雨旺季，無需看統計都知道每年這幾個月的痛苦指數會升高，若以此而認為台灣經濟趨於痛苦，意義不大。
至於經建會以上半年的失業與通膨算出主要國家的痛苦指數，並表示台灣居四小龍最低，其實意義也不大。因為每個國家痛苦指數的結構並不相同，有些國家痛苦指數升高是源於通膨，有些國家是源於失業，即或兩國的痛苦指數相等，亦不代表兩國民生痛苦的情況相同。這項指數比較適合衡量本國長期的經濟情勢變化，藉以了解五年、十年之間人民生活面臨的困境。
若以這個概念來觀察近十年台灣痛苦指數可以發現，這段期間台灣痛苦指數確有持續走高之勢。2008年受國際油價高漲及金融海嘯的影響升至7.67達到最高，隨後物價大跌導致痛苦指數於2009年降至4.98；近年又因景氣復甦國際農工原料大漲而上揚，2011年痛苦指數升至5.81，今年上半年仍達5.64。
從近二十年的長期時間數列觀察可以發現，台灣自金融海嘯以來的痛苦指數確實比較高。在1990年代初期即使通膨率較高，但由於失業率始終維持在1.5％上下，因此痛苦指數從未逾6。迨1990年代後期，由於全球化的生產分工，美歐進入低通膨高成長的「新經濟」時期，台灣在此一時期的痛苦指數也一路下滑，1997~2000年的平均痛苦指數只有3.83。反觀2008~2011年平均痛苦指數達6.16，顯然台灣這些年的民生痛苦程度，確實遠遠高於十年前。
從長期的時間數列觀察，台灣民生的痛苦來自於失業率更甚於通膨率。以2008~2011年的通膨率觀察，依序為3.53％、-0.87％、0.96％、1.42％，相較於1990年代通膨率年年在3％、4％以上溫和許多。但今日台灣的失業率卻是昔日的三倍，勞動市場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正是台灣當前經濟社會最大的痛苦來源。
近二十年的痛苦指數告訴我們，台灣今天最大的困境不在商品市場的物價波動，而在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流失，不在通膨率的升高，而在勞動工資的停滯。是以近月來許多人認為物價壓力大，事實上根本原因還在於勞動市場薪資長期的停滯，是薪資長期停滯使得人們對於物價的忍受度急速下滑所致。
我們認為在當前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下，農工原料價格的波動雖然會為物價帶來若干壓力，但隨著生產、通路的競爭，估計仍難以掀起通膨的巨浪。但勞動市場則非如此，一旦競爭力流失，台灣勞動市場的失業率進一步升高，工資進一步下滑，皆是可能之事。痛苦指數持續升高的機率不低，政府主管官員宜審慎解讀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