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台－該搶救薪資？還是搶救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調漲案即將進入陳冲院長最後拍板定案階段，勞動團體包圍行政院抗議，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則以「反映勞團聲音」為職志而賭上官位，使臺灣薪資20年未動的議題，增添許多經濟事務以外的政治硝火。

　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盲點是大家竟然把「薪資」與「基本工資」兩者劃上可以交替互換的大等號所致；事實上，早在60年代經濟起飛以前，臺灣的薪資與基本工資兩者之間，就已經完全脫鉤，薪資乃跟隨經濟成長而成長，基本工資則鮮有胡亂變動情形，其狀況一如土地市場的公告地價與市價之不同。

　爭取勞動市場薪資水準的提升，與要求政府運作公權力而調高基本工資水準，根本是臺灣經濟學上的兩碼子事。今天勞工團體集結行政院要求「增加一粒滷蛋」的調漲基本工資訴求，恐怕是樁嚴重刺偏矛頭的行動謬誤。

　當然，薪資待遇的停滯，更因為世界金融海嘯衝擊，肇致人民生活的普遍痛苦，益發使得薪資與基本工資之間大跨距相悖離現象，引起更多的注意與爭議。

　事實上，近幾個月即連美國尚在採行最低工資制（minimum wage mechanism）的幾個州政府，正在掀動檢討制度的良否存廢；最低工資制本質上即等同於臺灣的基本工資制；絕大多數學者專家都認為，採行最低工資制度本身的社會象徵意義，其實遠大於經濟實質價值。原始制定最低工資的旨意，無非在於作為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準抵抗線（buffer line），保障其能擁有最起碼的下限生活條件，但是在美國歷經整個世紀的實施結果，除了泡製出更多「邊際勞動力」（marginal labor forces） 之成為社會就業的絕緣體者外，幾乎沒有任何經濟社會的正向價值與正向發展意義存在，因此，普遍認為「廢棄之，有何不可？」。

　其實，在中華民國的基本工資之創置初衷，也與美國或其他既有基本工資機制的先進國家並無不同，同樣是被轉化運用作為一般國民維繫最起碼生活水準條件的下限標準（base line），基本上是完全屬於「非市場（off-market）」的公共政策管理機制工具，或是公共行動的取決標尺（criterion），最基本的用意還是在保護勞動力不致淪落為「邊際勞動力」，而在現實上，臺灣的勞動市場的「薪資」（wage and salaries）水準，則是繫乎自由市場機制的結果產物，完全跟隨經濟景氣變動與勞動力供需情勢而為上下之調整，無論哪一行哪一業的薪給待遇，容或各有高低增減之差異，但基本上，除了極其少數的邊際產業之外，幾乎鮮有不遠遠超逾基本工資所設定的「下限水準」者。

　也就是說，事實的本質是，「薪資」是經濟的，任何國家社會都祇能向「市場」（包括內需市場與國際市場）去爭取，透過自由競爭而取得，向來無法用政府公權力的蠻力或暴力去改變的；但「最低工資」或「基本工資」是政治的，但仍須衡酌整個經濟社會的現實與客觀環境條件而取決設定。對於基本工資之計算，國際勞動組織ILO調查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其有基本工資制度者之設定標準，無論運用公式為何，所得結果「絕大多數落在其全國平均薪資的23％-42％之間」，也決無年年議價調整之先例者，就是因為，很難要求任何一個政府運用公權力去蠻力或暴力予以「意氣用事」而逕為基本工資之改變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正是，臺灣勞團所極力爭取的「讓基本工資年年隨物價調高」機制作法，固會發生比「提高勞動所得」更大更高更多的政經風險，是勞團，更是陳冲院長所不能完全棄之不顧，或棄之不計的。因為，今天在臺灣，所有從中央到地方公共行政的公費、稅費及公共服務費率，無一不是準以基本工資作為基礎調整變數，則所有勞健保及國民年金費率、財政稅率、公共稅租費率、公用事業水電瓦斯費率、公共運輸計價費率，都必然要跟隨基本工資的調整而變動。基本工資調漲所帶動的全面性社會成本的墊高，絕對倍蓰於「萬粒滷蛋」之代價。

　今天若果行政院長陳冲順應勞委會建議立即調高基本工資標準（以至未來年年必須順從而頻繁調高），則所有上揭稅費當然亦須隨同向上跟進調高。其結果除了創造出社會上更多量的邊際勞動力，在職勞動者原本薪資就高於基本工資，則完全得不到調漲的實益，反倒必須因此而承擔所有公共稅費齊漲的更大壓力。

　這也就是識者何以諄諄勸戒，年年率爾調高基本工資，除了圖利外勞，對社會生活、對經濟發展，根本毫無助益的原因。勞團與陳冲院長若真的有意要改善臺灣薪資水準停滯的困境，就唯有從搶救經濟活力著手，把臺灣經濟作大了，作活了，競爭力作高了，全面薪資水準就可以順利抬高；不此之圖，而欲蠻力強制提高基本工資，根本是緣木求魚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