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綠共謀的過期處方箋-評自由經濟示範區

2013/02/01
苦勞網特約撰稿人

經建會規畫近一年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日前宣示將在2月開議的立院會期以特別法形式送交審查,(前)閣揆盛讚全世界沒有先例;高雄成為自經示範區的落腳首選,民進黨籍市長陳菊公開歡迎,加碼喊話希望在五大中心外,再納入金融服務業;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藍綠對同一政策齊聲叫好之際,小心為宜。

歷經1990年代去管制化和新經濟迷思幻滅、2000年代前期的網路泡沫和後期金融海嘯,自由經濟這一張過時處方箋,竟又被不求上進財經官僚端上桌,藍綠二黨對舞共謀,白費工夫浪費稅款事小,戰略錯誤擔誤社會轉型才真麻煩。商營報紙雖然陸續撰文,強調國際和兩岸同步,是台灣政經發展的唯一活路,或是以政治互動看待之,少見真正辯明經濟戰略或方針的評論。

台灣戰後60年的經濟成長,從來不是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或者自由貿易神主牌,發展經濟學家Evans以「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概念,解釋東亞國家如台韓相對成功的發展成績,靠著當時相對精準的產業政策,引進外國技術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以出口導向帶動成長,當然,代價是環境污染、犧牲農業以及勞動條件的低落。

勞動條件如何低落?除已成普遍常識的實質薪資未見成長之外,工時長度也是重要衡量指標。根據BBC的報導,OECD(34個會員,主要為已開發國家)統計,韓國每年工時2,193小時居首,智利2,068小時其次,第3名則是希臘的2,017小時(歐洲最長);英國1,647小時、德國1,408小時幾乎吊車尾,僅高於荷蘭。

台灣不是OECD會員國,若用雙周84小時推估,一年工時為2,184小時,扣除法定假日12天後為2,088小時,另須再加上責任制工時;世界競爭力論壇曾引用瑞銀統計指出,台灣每年工時2,282小時。保守估計,台灣每年工時逾2,100小時,在全球最長工時排名,不落人後,常與韓國及香港「爭冠」。

勞動條件長期低落,如果受僱者能依循滴漏理論假設共享成長果實,尚能稍減不滿。然而,自1990年起,台灣經濟進入不同階段,近20年受雇人員報酬占GDP比率漸降,從逾50%到不足半數,營業盈餘漸升,從3成出頭升至35%水平(圖1),此即國民所得初次分配,向資本及其擁有者傾斜方向清楚明顯。也在同一時期,失業率漸升經濟成長率漸緩(圖2),進入21世紀二者在4%相會,此後10年,經濟成長率波動劇烈,但失業率卻呈現緩步上揚,相關性降低,也就是經濟成長漸與就業機會脫勾,整體生產和分配的圖像指明二個主要趨勢:成長趨緩波動加大、分配改變有利資本。

為何如此?關鍵仍在政府政策偏誤,且無長期戰略思考。落腳台灣的自由化和提升競爭力之說,開放的多是資本的自由,而非受僱者的自由,在統計數據上被提升的競爭力,主要仍是前述全球最長工時名列前矛的基礎所致,而非技術和產業的升級,再配合1998年上任的9A總裁高度重視出口廠商匯率競爭力,相對忽略消費者的購買力,在前述景況之下,祈求成長如常且分配平均,無異緣木求魚。

自經示範區被老調重彈,操盤手是中研院士兼新古典學派信徒,不但忽略歷年實證研究顯示自由化並非總能帶動發展中國家持續成長,同時其政策內涵僅是新瓶裝舊酒,試問,低廉土地、便宜勞力和租稅優惠,那一招是「全世界沒有先例」?不論是免營所稅、免最低稅負或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圖3,取自《經濟日報》),對官員和政治人物而言,這些支票的成本負擔正如財經界的創意笑談:OPM(other people’s money)。

至於推動自經示範區的重要目的,則是為加入美國重返亞洲力推的TPP預作準備,基底仍是自由貿易意識型態。已開發國家透過世銀、IMF及WTO等國際機構,配合主流經濟學在思潮上的支持,「輸出」新自由主義處方至後進國家已非新聞,1980年代透過廣場協定(Plaza Accord)逼迫日圓大幅升值,南韓和台灣相繼被列301名單,歷史事實,血跡斑斑。

綜而論之,自由貿易奠基比較利益法則,近年漸失光環,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持續力陳資訊不對稱勢將導致市場機能缺失,或是迄今唯一亞裔身份得主Amartya Sen倡議的發展即自由概念,均屬程度不一市場社會主義陣營,而反對毫無限制的自由貿易。

即使不論規範價值,自經示範區政策在提升經濟成長效果層面,也得先打個大問號;經濟實證研究顯示,用成立特區方式帶動成長,在發展中國家初期發展階段或許有用,但經濟體相對成熟後,實際邊際效用急降。其次,洽簽區域貿易協定與提升經濟成長間的相關性,並無廣泛實證資料支持,遑論其間因果關係。自由貿易協定,正如韓裔經濟學者張夏準所言,有如富國的糖衣,或者,是一則永遠不會實現的神話。

打破神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價值。自由經濟這一張過時神主牌再被端出,除突顯台灣檯面政治人物對整體經濟和社會知識的貧乏之外,也再次降低公部門財經政策規劃能力信用度,如果公共政策只剩下文字堆砌和公關操作,而毫無基本戰略和宏觀思考,那麼真正該換的,恐怕不只是內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