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斷下的斷不了
1960-70年代的台灣，有幾部好萊塢片子以「違反善良風俗」之類的理由被當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電影說的是一個從美國南方鄉下跑到紐約來闖蕩的牛仔，遭受重重打擊的故事。這個鄉巴佬青年在經歷了對大都會天際線的短暫的目眩神迷之後，就開始遭遇大都會的異己與野蠻，一再受到挫辱。窮困潦倒之際，做了「牛郎」，但挫敗更為巨大。最後，這個「午夜牛郎」攙扶著一個貧病之交，坐上大巴士逃離冰窖般的都市，結伴南行尋求陽光。
由強‧渥特所飾演的「午夜牛郎」，樂觀、憨直、強韌，但也有血淚交淌的男兒傷心處。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當他在進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經常令他屈辱的、沒有一絲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時，他故鄉情人在纏綿情愛中深情低喚他名字的景象，就會倏然地、幽忽地從他記憶深處浮跳出來。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時刻罷。這裡有一個今與昔、假與真、異己與親密、都會與家鄉，甚至死與生的鴻溝分斷。這個幾近是強迫性的情愛回憶，儘管賁張著生命、流溢著親密，不但無法安慰牛郎，反而殘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天的疏離與荒漠。對「午夜牛郎」而言，今日，雖生猶死。
讀陳映真發表於1979年（但實際上「約為1967年之作」），以1960年代的外省底層軍人為對象的小說〈纍纍〉，就每每讓我聯想起《午夜牛郎》裡那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牛仔的死生愛欲，特別是當小說裡寫到，那看起來輕佻寡情、嗜說葷腥的錢通訊官，在獨白般地憶及那參商不見生死未卜的二表姊與當時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慾糾纏時：
「……那時伊只是說，大弟，大弟！但卻一恁我死死地抱著……」（3：71）[註1]
把這個二表姊的「段子」當作錢某的眾多猥談之一聽耍的其他軍官，起先「尚有人猥瑣地笑起來，但後來都沈默了」。這是因為聽者立即察覺到這個「善於猥談」的錢，在說著這一段話的時候，「眉宇之際浮現著一種很是遼遠的疼苦」（3：71）。
〈纍纍〉描寫的是1960年代初的一個暮夏八月的上午，在台灣鄉間的某個僻靜的小軍營裡，三個行伍出身的低階青年軍官的蕪雜生活片段、他們的浮躁悸動，以及他們交織今昔的傷痛憶往。我們知道，1960年代初陳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隊裡，他首度接觸到眾多原先大陸農村出身的外省低階官士兵。他同情，乃至共感，他們在對日抗戰、踵至而來的內戰，以及之後漫長的兩岸分斷中，被這個大時代所撥弄的轉蓬人生；家破人亡、生離死別、流離無告、舉目無親。青年陳映真鼻酸地凝視著在這些如草離了土、枝離了樹般的荒涼的肉體，以及掛在這些身軀上的枯槁、扭曲甚至變態的──但又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道德與精神狀態。
二、活在死上頭
這三個軍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軍官」（3：67）。這麼算來，當初他們被國民黨軍隊以槍抵著，坑、矇、拐、騙給拉伕入伍，加入國共內戰之時，也不過是十六七歲的農村小伙子。
魯排長驀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張募兵招貼，上面說：「……結訓後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樣，如果十數年前結訓時自己便是個中尉，到現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
懵懵懂懂地來到台灣，卻還不知從此就和「之前」陰陽兩斷；明明是此世的親人愛侶，卻一下子變成了永訣的前世。將「互相紮根的」（3：72）生命與生命，硬是斬斷的後果，是一種永遠難以從一種宛如隔世的恍惚與不真實感中康復的慢性痛苦。魯排長總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個年長他四五歲，對還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著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顧，對他的少年的決堤的需索有著「古風的從順中的倉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個月，他就「因戰火和少年的不更事」離開了故鄉。到今天，魯排長雖然連「那個女子」的名字都記不得了，但漂泊半生，這個苦苦記不起來名字的女子，卻成了唯一愛過他的女性，那麼倉惶而痛苦地愛過他。從來再也沒有一隻女人的手曾那麼悲楚而馴順地探進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
雖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無論如何還是有著年輕緊實的軀體的小軍官們，常常處在一種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狀態中。在一種逆光的不真實感中，他們的身體渴求著異性，但對異性的渴求又哪裡只是性慾而已，後頭其實更是一種對撫慰的渴求。性慾的命令與回憶的驅使更相作主，讓「魯排長總是拂不去那種荒蕪的心悸的感覺」（3：69）。
陳映真想要捕捉的是兩岸分斷下，底層外省官士兵「活著」的真實狀態。他們的言語總是往下流，流到猥談褻語；他們沒有志向、沒有未來，甚至沒有什麼主義領袖責任榮譽之類。這些體面的正經話語還是留給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連長」──好好使罷。「胖子連長」想必拿著一種做派，不願加入他們的猥談，更不可能和他們結夥嫖妓，只因他有前程──「為升上一個梅花的事，奔跑了將近半年」。因為有這個「前程」寄託，胖子連長和他們不是一類人，他靠一頭栽入體制的升遷遊戲，壓抑並轉化性慾的躁動，以及回憶的浮起。陳映真應該無意歧視胖人，但「胖子」的確傳達了一種安定滑膩之感。發福的連長應已屆中年，對於體制已經有了因年資、權力與利益而來的認同感。發福的身體意味著對生的、性的悸動，以及對分離的創傷波動，已趨平靜和緩，甚至麻木。那個曾經不安定的起伏，已隨著日益安定的生活與可期待的未來，拉成了一條平滑的直線。這種肉體與心靈的如脂如韋，和那正在一種性的節日歡愉中攬鏡剃鬚的錢通訊官的「壯年的男體」──「每一線輪廓每一塊肉板都發散著某一種力量。他們都一樣地強壯，一樣地像剛剛充過電的蓄電池那樣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種意味深長的對照。
他們活得像「蟲豸」，沒事打個百分牌戲，賭注則是次日關餉同去嫖妓的花費。沒錯，他們在這種與故鄉、與親人切斷，在異鄉中一吋吋衰老，但卻沒有前途沒有意義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性的感受，在那須臾中，性事讓他們忘卻生命的荒蕪，並聊勝於無地感覺到他們竟還被某一雙手、某一個人身所接受、被需要──雖然不辨真假，但足以讓他們知道他們還「活著」。他們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種動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們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歡愉中。在一種逆光的、超現實的「一幕生之喜劇」中，「聽得見一種生命和情熱的聲音，使得人、獸、陽光和草木都湊合為一了」（3：69）。這樣一種動物性的「活著」，也是難得的罷，因為不管怎說還是活著，畢竟，又有什麼比活著還重要呢？魯排長在部隊澡堂中尖銳地感受到這樣的一種「活著」的況味：
忽然間，魯排長對於滿澡堂裸露的男體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稀奇。他從來沒有注意到這種毫無顧忌的裸露的意義。不論是年輕的充員兵，年壯的甚至於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論是碩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動著，甚至因為在澡室裡都顯出孩提戲水時那樣的單純的歡悅。這種歡悅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讚美，因為他們都活著，我也活著，魯排長想。而對於這些人，活著的證據，莫大於他們那纍纍然的男性的象徵、感覺和存在。（3：74-75）
這其實和陳映真在小說創作中經常似有似無地顯現的一種「女性可畏，男性可憐」的信念有關。男性對是否活著向來是焦慮的，而用以證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復可憫的「纍纍」。但是，隱藏在這個荒誕的、沒有意義可追尋的「生之喜劇」之後，卻是一種深層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為他們欲成為草木畜類而不可得，因為他們，幸或不幸，有記憶。他們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憶，憶起相處不到一個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憶起慌亂哀憐任他求愛的二表姊，憶起扶著幼童的他站上木櫈遠眺「一線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脈的那個於今只是「一個暗花棉襖的初初發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為，如此，他們的「活著」就不僅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們記得他們曾愛過也被愛過。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為這些永遠地只是記憶罷了。他們和這一切，都如葉離了樹、花離了土般地永別了。他們的生命只是一種在無盡的黑上頭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頭是黑的，後頭也是黑的，黑得像午夜的台灣海峽一般。他們在一片寂滅上活著，活在死上頭。
這種完全缺乏真實感的「活著」，應該曾是很多很多底層外省官士兵的一種真實人生狀態罷。但我想也應該同時是所有底層的、流離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經驗罷。這些飄零如轉蓬的底層官士兵，於是常常白日顛倒、神遊故里，或竟是親親如晤。雜揉今昔的結果就是老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恍惚感，好比，在這個暮夏八月天的一大早，魯排長就覺得，而且是許多日以來都如此覺得，兵營的操場及其清晨的霧靄，「竟很像那已然極其朦朧了的北中國的故鄉」（3:65）。到了日頭近中時，魯排長「注視著那散落著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復覺得它何以能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3:73）。
這個前世今生之間的草蛇灰線，終於在幾個軍官於午睡時分坐上吉普車，出營尋歡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魯排長憶起了「中部中國的某一個曠地」，那是在「兵亂的大濁流中」，在一個仍然帶著春寒，但陽光已然耀眼的暮春時節中，在山區跋涉數日之後，所驀然驚遇的「一小片圓圓的曠地」，其上死屍橫陳。這並不稀奇──在那個年代。稀奇的是，這些死屍都裸露著。更稀奇的是：
那些腐朽的死屍，那些纍纍然的男性的標誌，卻都依舊很憤立著。（3：75）
這當然不是「事實」，死屍的那個不會勃起，或憤立。這僅僅只能說是魯排長不辨今昔、覺夢不分的「回憶」。但是，與其說是回憶，還不如說是一種因巨大創痛而生的超現實幻想。但問題是，魯排長為什麼會如此「破解」了那長期縈繞於他的對營區操場風景的某種前世今生的似曾相識感？ 1960年代初台灣的國民黨軍營的風景，和1940年代末華中的某一曠地上憤立著陽具的腐屍能有何關，竟能讓魯排長「正確地想起了和兵營的操場相關的風景」（3：75）？
我的回答是：如果說，這些底層外省官士兵在這個島嶼上、在這個政權下的「活著」，是活在死上頭、活在一片曠寂上頭，那麼要直指這個巨大悲劇以及提問「孰令致之」的文學書寫，又有什麼方式能比創造出一群死屍，屍身上插著一根根憤怒的陽具的意象，來得更驚悚地「合理」呢？這不是那1960年代初千千萬萬離鄉無告的底層外省官士兵的真實生存狀態的超現實寫照嗎？這幅超現實圖畫所指出的一個現實是：除了陽具的憤立，他們的人生幾乎已經全倒下來了。
當然也不是不可以這麼說，那個「憤立」也不妨偶而是指向國民黨──「我日你祖宗八代！」。但我要說，那個憤立，其實更是一種對於異性慰藉的執拗的、可憐見的需索。吉普車上，暮春的風拂著面的魯排長，於是把自己從這個荒山死屍的浮想抽離開來，一躍而至故鄉的山──那「小姊姊的山」，那留在故鄉的女人的回憶。這麼想著，魯排長突然寂寞起來，把菸丟到車外，「滿滿地感覺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緒」。於是他有些開心起來：「活著總是好的」（3：76）。於是他們一行人在一種節日的漂浮中、在一種性的興奮中、在「穢下的笑聲中」，駛向他們瞬間歡樂的目的地。
三、關於娼妓或性產業
魯排長等三名軍官嫖妓去了。「噁心的男人！」──某些都會中產衛道者在看完這篇小說之後，也許會皺著眉頭丟下這麼一句話。「男人」，當然；「噁心」？也許罷──如果我們只是遠看到他們的青壯身影、他們的嫖妓行止、側聽到他們的穢下言語，就把他們想當然爾地視為有錢有權有閒的男性嫖客，而噁心之。衛道者在對他們擲石之餘，也許也會優雅地「為他們」提出一個出路：爾等應成立家庭，以解決爾等之需。這個建議，雖然好像符合他們自己階級的道德立場，但聽者當不免頓生「何不食肉糜？」之感。
此外，衛道者嘵嘵地把他們私心所拒斥的左翼商品拜物教概念「拿來」批判「性交易」，其實恰恰是建立在歷史被抽空的主體（抽象的「人」）的前提上。但如果我們願意對這些流離的底層外省官士兵有些主體的理解的話，那麼他們的買來的性，就遠遠不是用「將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亂」這些便宜的指責，所可以輕易定性的。
這些底層民眾在永遠地失去所愛與慰藉的世界裡，也只有飛蛾般地奔赴這短暫、虛空的，令人鼻酸的慰藉。理解了他們的背景與他們的主體狀態，我們就會知道他們對「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純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陳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說〈死者〉所檢討的，而是銘刻著大時代大悲劇的印記的。他們作為內戰/冷戰雙重結構下的落葉轉蓬，對女體的需求，骨子裡是一種對活著的證實，以及對慰藉的如孩提般的渴望；「娼妓」是在一個沒有人真正需要他們、愛他們的世界中的一雙暫時的溫暖臂膀。誠然，這種慰藉有其片刻性與交易性，但這又哪待乎不需要這種證實與慰藉的衛道者來提醒呢？其實，人們更應該追問與理解的是，這種悲劇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種什麼樣的悲劇的主體之上，而這個主體又是鑲嵌在一個什麼樣的大歷史之中。
但話必須說回來，陳映真也並沒有因此而歌頌性產業，因為在小說的結尾，在興奮的路上，軍官們之間傳講著一個「關於近來的雛妓們的年齡越來越小的事」的笑話，而且笑聲很是穢下（3：76）。這個突兀的交代，表現了陳映真對於性產業的兩難，一方面他絕不會如中產衛道者那般的偽善冷酷嗜血，但另一方面他也無法敞開地歌頌性產業，因為對他而言，性工作原則上預設了一個不義的階級社會。陳映真在小說〈上班族的一日〉裡，藉由某學者對電影《單車失竊記》的評論，指出一個道理：「窮人為了生存，就必須相互偷竊」（3：198）。因此，他大概也會認為，絕大多數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種苦難的人壓迫苦難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難不被理解，就像是這些嫖客軍人的苦難不被理解一般，反而還要被後者拿來襯墊他們的苦難。我想起陳映真的另一篇小說〈悽慘的無言的嘴〉裡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個傷口都是一張說不出話來的嘴的雛妓屍身。
對這個如電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飄零底層民眾，我們有理解的道德義務。對於他們在兩岸分斷下卻又斷不了的身體回憶，以及他們對慰藉的悲劇尋求，我們不應只是站在一個簡單的道德制高點上俯瞰，遑論鄙視，反而是要在一個更長的歷史中思考一個問題：孰令致之？
四、抵抗「遺忘的歷史」
〈纍纍〉發表之後二十年，像魯排長、錢通訊官這般的底層外省官士兵雖然鬢毛已衰，但仍鄉音未改地在台灣各個角落的底層活著，孤獨地拾荒孤獨地門房孤獨地菸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灣社會謔稱「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間的航班還經常看到他們的落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個文明機場格格不入的裝扮行囊。再注意看，他們勞動者的手臂上，有著極粗劣的外科手術所留下的一團紅黑新肉──那是剜磨掉臂上「殺朱拔毛」之類的刺青的遺蹟。小說發表三十年後的今日，他們已幾乎凋零殆盡，就算是在石牌榮總也難得聽到他們粗粗咧咧大聲嚷嚷的異客鄉音了。那是真正的絕響。他們行將被本來就什麼也不想記得的台灣社會更為徹底地遺忘。
或許，還是有人會偶而記得他們的罷。有人會閒聊憶往時想起當年服役時部隊的老芋仔「米蟲」。有人會童呆地、肉麻地記得他們是「寶島某村」的「伯伯」（音「悲悲」）們。有人會考古地記得那個轟動一時的「李師科案」的主角（包括李師科與王迎先）就是「老芋仔」。當然，還有更多人會稍帶不屑地記得他們是「國民黨的死忠」、「國民黨的投票部隊」，以及「不認同台灣的老芋仔」。
但這些「記得」，其實都是建立在一個巨大扭曲或偏見上。人們常常拿外省權貴或都會外省軍公教的體面大衣，遮蓋住外省低階官士兵的佝僂身影，僅僅因為他們都是1949年左右來台的「外省人」。這裡有一個明顯的階級盲與城鄉盲，在這種盲目下，人們常把國民黨當成個大蓋子，把外省低階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併扣住，好像「他們」是一體的，都是「共犯結構」的部分。而這樣做，恰恰是讓李師科與李煥比翼，讓王迎先與王升齊飛。把殉葬者當成體制的一部份，這，不荒唐嗎？應該要有一個「階級」的分判，分別理解兩個歷史群體：那進入到這個黨國體制從而與黨國利害榮辱緊緊地綁在一起的國民黨中上層外省軍公教（例如小說裡的「胖子連長」），以及那些從來被黨國欺騙綁架、為歷史遺忘、為機場的紳士淑女禮貌地視而不見的「老芋仔們」。
前些日子，也有高級文化人以稍稍不同於上述方式「記得」他們，記得那個大潰敗大流亡年代中的面目與跫音。是的，這些流亡者是「失敗者」，他們如此記得，但如此記得的女士先生，卻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敗者的「光榮的後代」──因為，1949年被共黨擊潰的大逃亡一代在台灣所建立的政權，在後來的歷史中據說是更合乎「現代化」的文明準則，以及更是繼承著優秀的中國傳統……云云。論者狀似怡然地「讓歷史說話」，但其實是嘔著氣地、刺蝟般地為自己的政治與認同進行辯護。但我要和你們說，你們的自我辯護其實大可不必把如〈纍纍〉裡的主人公們的那群底層外省官士兵也招納進來。你們的榮與辱、國民黨（或中華民國）的榮與辱、「現代化」的榮與辱，和他們是無關的。
今天，我們讀〈纍纍〉，應該可以得到這麼一種理解：這個「憤立」的「纍纍」，是青年陳映真對底層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狀態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對國民黨政權最嚴厲的控訴、譴責與抗議。這篇小說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際，陳映真寫了包括了〈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六月裡的玫瑰花〉、〈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以及〈纍纍〉等多篇小說。根據作者自稱，這些小說脫落了過去的「感傷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增添了嘲弄、諷刺和批判的顏色」。〔注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小說中，有三篇是當時沒有發表，而是入獄之後由友人代發的，它們是〈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與〈纍纍〉。
我認為，這三篇小說有一共同特點：都指向國民黨，對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隱晦但內容異常嚴厲的批判。〈永恆的大地〉指出了國民黨統治階級的虛妄、膽怯與買辦特質；〈某一個日午〉指出國民黨完全拋棄了它五四時期曾有的理想，為青年所唾棄是理所當然；而〈纍纍〉則是繼〈將軍族〉之後，討論了一兩百萬之眾的底層外省官士兵的離散生涯，並挑戰禁忌地直接指向現役軍人。
直到上個世紀末，已經步入老境的陳映真，對於這些底層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著心地關心著。小說〈歸鄉〉就寫了一個賣早點的老兵老朱撫著胸口對著台籍國民黨老兵楊斌說著當年的痛：
「……民國四十五年以後，我們才知道『一年准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
全是騙人的，」老朱說，「就那年，天天夜裡蒙著被頭哭。許多人，一下子白了頭。」[……]
「那年以後，逢年過節，我們老兵就想家，部隊裡加菜，勸酒，老兵哭，罵娘……」老朱說，「有些人因罵娘、發牢騷，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註2]
這個當年的痛當然還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體還在的話！──因為這個痛並沒有被真正地面對過，遑論好好論述過。老兵的痛無處可告，他們沒有「二二八」，也沒有「白色恐怖」這些名義來稱謂他們的痛。有一陣子，正義的學者紛紛地談「轉型正義」，但有人曾經一念飄過腦際，想到這些老兵也是任何「轉型正義」的思考也必須面對的嗎？
我們文明的、可敬的「台灣人」、「中華民國人」，不分藍綠，在「老芋仔」還年輕時，對他們的苦痛無從理解，在部隊裡隨人叫他們「米蟲」，在他們老時，則管他們作「老芋仔」。不少學者研究他們或拍他們的紀錄片，目的只是要解釋他們何以這麼難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獨，於是就方便地指出他們有「大中國情結」，或是他們有蔣介石「圖騰崇拜」，或峰迴路轉地證明他們「見山又是山」的最終認同還是「台灣」，等等。只有極少數人，如陳映真，從兵燓的、喪亂的大時代中，看到這些無告之民的踉蹌之影與離亂之悲，並為這些荒蕪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淚。陳映真為已經永遠逝去的那個1960年代的底層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個偉大的補白。沒有陳映真這篇小說，作為苦難中國現當代史一章的這些人，他們的青春、他們的夢囈、他們的失落、他們的荒縱，與他們的空無，將永遠從這個人世間消失，好像一群隕石消失在宇宙的無邊黑暗中一般。
在當代台灣，「老芋仔」是一種只存留在我們的偏見下的「怪物」。何以說的這麼不雅馴？那是因為在我們沒有歷史感的心靈圖像中，「老芋仔」從來就沒有年輕過。鄧麗君的形象從來就沒有老過，那是合理的，但「老芋仔」沒有年輕過就怪異了。但在我們的形象編造中，這些1949年左右來台的底層外省官士兵，打從他們一到台灣，似乎就一直是1970-80年代以後的老樣。而他們的「挺國民黨（候選人）」與「不認同台灣」……幾乎就是他們的精神全貌。在這個意義下，我理解到陳映真的〈纍纍〉其實是從來沒有人書寫過的「老芋仔前傳」。這是一篇救贖性寫作，所救贖的是不只是文人或史家的歷史書寫的遺忘，更是我們當代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有人的遺忘。
能不說，「還好，有陳映真，為這些人留下一個側影，為不久之前的當代歷史留下一個見證」嗎？當然，也許會有嚴肅的學者問：陳映真先生的這篇以小說為形式的救贖性寫作，又有什麼學術與思想的意義呢？如果我有資格回答的話，首先，我要這麼說，一如魯迅，陳映真至少是「路見不平，揮了兩拳」吧！其次，它至少讓我們看到作為歷史殉葬者的底層外省官士兵的一個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讓我們知道那個「光榮的失敗」，其實，也並不見得那麼光榮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