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府城與舊遺民──喪佚溫柔的城市

責任主編：陳韋綸

最近，台南發生幾起與弱勢權益有關的事件。其一是座落於北區大港里、籌備中的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安田康復之家」進駐社區後，引起居民抗爭，希望他們從人口密集的住宅區撤離；其二是在連日陰雨中，北區區公所藉清理地下道為名，會同市府工務局人員，欲強制驅離棲身於台南公園地下道附近的遊民。前者如今猶在與社區積極溝通中，後者在社福團體強力反對與市民聲援下，從「強驅」改口為「僅清潔，不驅趕」，但給出24小時通牒要求遊民清理個人物什、否則就要掃除的粗暴手段已被記憶。

兩起事件都發生在北區。據悉，北區區長甚至對長期照護遊民的社福團體嗆聲：「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單位在北區服務，我管區才有這麼多街友。」

6月26日上午，街友們把個人物品收拾好，讓清潔隊員「清理地下道」，這時誰也沒有把握，「不知道還會不會讓我們回去？」以及，如果不能回去，「那我們要去哪裡？」（攝影：周孟謙）

誰的文化？誰的常民風景？

賴清德曾說，發展府城，要借鏡京都。這些年在他的治下，我們看到台南的確往某個非常「文化」的方向發展了：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文青咖啡館，前身是一棟一棟老建築。咖啡館，餐廳，手作小物、潮店，酒吧，人們帶著特定某種想像與期待而來，人們租下老房子，拆拆改改，賣起了這種想像與期待。在台南，走在小巷中，要不撞見一個這種地方比要找到它們更難，人們終於領悟：老屋新用原來是商用。

那麼，是誰需要這麼多的文青咖啡館呢？通常他們賣的咖啡很不好喝，食物很不好吃，商品是淘寶網上批發來的，原創性也不高。

賣的是情調吧。有些就是喜歡這種情調的人會這麼說。也的確，從城市行銷與觀光收益的角度觀之，在長假時從台灣各地湧入台南（導致台南人連要出門吃早餐都行不得）的遊客，多少是為了這種情調而來。

保存，還是變造？（攝影：周孟謙）

台南氣候好，生活步調悠閒，四時花樹風景各有不同，傳統美食更吸引人，還是文化沃土。朋友來台南拜訪，莫不眾口一致同意此城合宜人居，做為回鄉遊子我也打從心裡同意：台南真的是一個住起來很舒服的地方。但是最近，我開始反省這樣的「舒服」，大抵上應是對於我及與我相同階層的人才存在的。我們眷戀的常民風景，事實上排除掉許多「異民」，台南的「舒服」，不分享給遭社區驅趕的康復中精障者，也不分享給被社會這一系統大口吞下、咀嚼又吐出來的流離失所者。

受阻斷的歸途

2013年2月初，做為社區復健型收容機構的「安田康復之家」取得台南市衛生局核發的開業執照，原本可以在社區照護服務相對匱乏的大台南地區，提供最多40個床位。那意味著：40張慢性病房的床位，可以空出給急迫需要醫療資源的人；40個康復中的、病情和緩的精神病人，有回歸社會的立足點；而40個家庭的長期負擔可能得以喘息。4個月過去了，位於大興街的這棟民宅依然大門深鎖；寫著「捍衛社區，守護家園」、「我不敢一個人晚上回家」、「堅決反對安田康復之家設立」的布條，黃底紅字、充滿張力地掛滿周遭鄰舍，正與六米馬路之隔的美麗公園形成強烈對比，訴說人們對於精神疾病的無明恐懼、排斥汙名，以及精神復健機構和「常民」文化最令人不忍的衝突。

安田康復之家街景。（攝影：周孟謙） 自救會成員沿街發送的文宣與聯署書。（攝影：周孟謙）

我去現場拍照的時候，遇到社區「自救會」的成員在門口張望，那是一個我在任何地方遇到都會覺得她親切溫和的中年太太，她說：「阮顧厝邊頭尾都來不及了，無那種愛心去顧到伊那群人。」

「他們那群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群人？對自救會居民來說，他們是「不定時炸彈」，是會危害兒童安全、影響社區安寧的人，也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危險應被趕出社區」。然而，康復之家做為社區復健的一種形式，收案標準有相當嚴格的規範：「精神狀態穩定，無自傷、傷人之虞」是首要條件。其次，願意接受精神科的治療、定期服藥、日常生活能自理，都是缺一不可的要素，能通過這些篩選（透過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而住進康復之家的個案，都是具有病識感，溫和，又希望回到社會的人。我和一位在身心醫學科執業多年的醫師討論這個問題，他說：「真正危險的往往是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幫助、沒有病識感，但已在崩潰邊緣的所謂『正常人』，而不是這些努力自救的個案。」

根據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以下簡稱康盟）同樣在100年度的統計資料，各縣市的康復之家床位，平均一萬人只有1.72張；其中，台北市有1077張、高雄市也有382張床位，而整個大台南地區，只有44張床位，每一萬人0.23張，列居本島第二低。同樣在今年爆發另一起抗議事件的基隆市（暘基康復之家），則一床都無。在每兩百人就有一人是慢性精神病患的台灣，在去機構化、回歸社區復健為中央方針的台灣，地方政府和社區，在齊心追求美好的常民生活的願景中，看來並沒有準備好要接納康復者的回歸。

不同的弱勢，相同的流離

棲身在東豐路地下道的街友們是另外一種「異民」。

在溽暑中，盛夏裡，他們帶著撿來或是打臨工換來的簡單家當（是一床涼蓆，幾本書，一個鍋、一個杯子，一個臉盆）住在地下道或台南公園。如果去訪談他們，會知道人生至此流離的處境，充滿了個人與結構的因素。長期對台南街友做安置照護服務的台南恩友中心，整理下他們的故事：角落微聲：台南恩友故事集，讀之令人心酸也令人惶惶。無家者，往往只是在既行的軌道上偏離了一吋，就這樣被龐大的系統給慢慢排擠出社會，他們是失去工作的人，失去家庭或配偶的人，是失去健康的人，失去居所的人，有時候更只是做了一場太過天真的美夢，醒來發現已失去立足的憑依。街友，或不要說得這麼雅，無家的遊民或多或少都曾是常民，也曾有過點小日子的嚮往吧？

住在地下道裡，能過怎樣的日子？曬衣用衣架掛在地下道昏黃的燈罩上，依照「床位」不同，有不同的通風效果，衣服乾的速度也不一樣；太熱就打赤膊，我們還在開冷氣還是開電扇的環保兩難中掙扎，他們並沒有這種困擾。有堆滿了書的角落，街友大哥就著昏燈閱讀，也有整理得井然有序的迷你佛堂，一尊小關公，一張護貝的慈海慈航觀世音。

這裡的生活。（照片來源：台南恩友中心）

驅離街友的行動，據說是受到民眾投訴。在整理這兩件事的過程中，我發現面目模糊的「民眾」是很好用的工具，人們或地方父母官、執事者，拿著「民眾的反感」當成令牌，遂行淨化與排除的動作。那麼，矛盾的是，我們台灣人驕傲特質：那些關於同情、理解、親暖的人情的故事，到底是架空於何處的現實呢？

誰的公園？誰的府城？

這兩起驅離事件也關於空間的使用權。安田康復之家的位置緊鄰大港國小及公園，因此也才會有「我放學後不敢自己一個人回家」的抗議布條出現。然而這樣的布條，形同將精神病患都視為潛在的犯罪者。「他們為什麼不去住在比較安靜的、遠離人煙的地方？這樣對他們的復健也有好處！」

這是出於對社區精神復健的錯誤認識。事實是：全台灣的康復之家，大多設置在社區及尋常公寓內，原因是長期的精神復健，目的即在使受身心障礙所苦的人，從病人角色漸轉入「常人」角色，從這樣的過度中，一點一滴地重新培力、安身立足。所以複健計畫的重點以及復健機構的地點選擇，都不會是以隔離、安靜為主，而應盡可能地交通方便、鄰近相關資源（醫療、商圈、工作地點）從外觀上應儘可能地彰顯常態。

另一個事實則是，全台灣隱身在社區及公寓內的康復之家住民，與社會新聞扯上邊的時候，多是他們成為歧視與污名、集體歇斯底里下的被攻擊者、被侵犯者，而從不見他們去侵犯或是攻擊別人的案例。

無獨有偶，關於地點的討論同樣出現在遊民問題上。「難道你們認為地下道是最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嗎？」反對驅離和強迫安置的人們時不時面對這樣的質疑。台南恩友的劉幹事說：「我並不是說地下道就是他們最好的安身之處，但是我希望有人可以告訴他們可以去哪裡？而不是把他們從這個角落趕到那個角落，你把他們從北區丟到東區，問題有解決嗎？東區不高興了又要把他們趕到哪裡？」

社會資源本不應因疾病而剝奪其共享的機會，社會福利更不是以消滅掉下安全網的人為目的。一個美麗的公園，一個寧靜的社區，一個公共空間，為什麼只能供給無病無災的「正常人」使用？奠基於恐懼與排斥，我們能打造出具有何等面目的「靜／淨好社會」。

誰的都市更新？誰的城市再造？

街友留下的訊息。（照片來源：台南恩友中心）

這幾年台灣一波一波的都市更新浪潮，老台南也莫可抵禦。中國城區域的重劃被稱為運河星鑚開發案，多麼華麗的名號，市府和建商合作無間，誓言打造新城區。鐵路地下道東移的迫遷案爭議仍多，都顯示台南就如台灣其他的都會區一樣，在面臨「新」的考驗。在這種集體的、對於常民新生活的嚮往中，有些人失落了位置。整個城市傾全力迎向「新」，即使那新猶是一種古樸的風情，也無法改變這種過程如巨輪，輾壓過弱勢者的事實。

城市在新化的過程中失去她的包容力。迎向新的同時，我們看到舊與老與弱與病，不斷被擠兌到看不見的角落、再更角落，慢性迫遷與失於安置的流離無時無刻不在上演。

「有一個空房子也好，讓他們可以遮風避雨。」劉幹事說。我不忍心在簡單的訪談中跟他討論，台南空房子其實很多，但是都排隊等著都更，或是準備租給商人打造fancy的文青聚會所。台南的住宅定義在改變：時髦的老屋新用與對於都市更新的期待，將住宅從人生活的『住』，變成具有商業價值與觀光發展的『賺』。而我無法想像一個人性消失的文化古都；就算古蹟還在，美食還在，隨著發展落下的遺民一起消失的，是某些更為根本的價值，是常民的小日子之所以溫暖美好，值得眷戀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