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爛透了?
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

2013/07/27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陳韋綸

對《服貿協議》,台灣人在政治上的擔憂,高於經濟利益的喪失。

政治經濟互為體用的《服貿協議》

這個在政治上的擔憂,指的是中國透過經濟的依賴關係,逼使台灣在政治上的態度轉向,改變文化與認同,最後自然地融入中國,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像當年那樣「文攻武嚇」,他們不急著處理「統一」的問題,只需要坐等一切條件的成熟,而各種自由貿易談判與規則的建立,則是國家完成這些條件的手段。

這種「先政治後經濟」的問題意識,我覺得是正確的,因為「政治」與「經濟」互為目的與手段,原本就是「自由貿易」的本質,特別是在經濟實力不對等的條件底下,「經濟的依賴」與「政治的目的」相互為用,構成強國秩序,進而形成區域與全球的霸權,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原來面貌。

過去60年,美國在經濟上,將台灣建設為它的「前進生產基地」;在政治與軍事上,納入冷戰的圍堵體系,並透過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將台灣的文化、認同、消費習慣、意識形態…等等,調整到「帝國邊陲」的位置,使台灣對這個體系,產生強烈的依賴。而今天,中國崛起,新的資本霸權與之產生競爭關係,在這個拉扯下,讓我們有機會從過去對這個「政治目的的經濟手段」的無意識狀態下脫離出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自從ECFA簽訂以來,馬英九的這盤棋,可以說步步都下錯;錯誤的地方,在他以為他可以獨占中國對台灣在政治上的代理權。從早期開放中國觀光客過於樂觀的評估,一直到以為中國政府在ECFA「早收清單」上會給台灣有足夠的「讓利」,以為中國會給他這個唯一的「代理人」一點經濟上的甜頭。

中國的這一盤棋

但是他並沒有估計到,他的這個「代理權」是有競爭者的。事實上,若是由民進黨,而不是國民黨來進行兩岸談判,在台灣民間會引起的反彈,只會更小,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未必更不順利。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在「有效管理、積極開放」的政策下,兩岸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台灣對中國開放幅度之大,就是一個明證,而今天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經快連口頭上的「反中」都做不到,也正是中國的這個「代理權」戰爭所產生的影響。

而馬英九這一個過度樂觀的「政治判斷」,也使他忽略了中國在資本化的發展上,所採取的策略。

中國的最大籌碼有兩個,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金,缺的是資本化的手段,包括技術、市場化的經驗與商業模式這些東西,而《服貿協議》顯示出中國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籌碼、補足其不足之處,就拿「電子商務」來說,中國不對台灣開放「跨境服務」,要的就是台灣把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帶到中國去。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早在中國關鍵的工業與外資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得出來,像是石化業,中國歡迎包括台灣資本在內的「外資」合作,不過,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確保經營權不會落入人手,而這樣的「合作」,目的就在取得相關的關鍵技術與經驗(相關評論),以發展這些中國的資本,那麼,像是德國的BASF、英國的BP、Shell、美國的Exxon…這些大型跨國資本,會不知道這些事情嗎?當然不會,但是在中國的「市場」與「資金」的吸力之下,不得不就範。

當然,台灣還是有一定實力的,在這方面,中國已經構築了防火牆,那就是只把台灣放置在「十二五規劃」下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也就是對相較北邊的長三角與南邊的珠三角發展為落後的福建省,以「海峽東岸」作為其發展的腹地與資源,發展「海西區」經濟。

中國這一盤棋,一擺出來就清楚了,那台灣要的是什麼?

自由貿易對勞工一定不利

當然,台灣代表帶去談判的,少不了特定業者,而且必須是規模夠大、底子夠硬的人的需求,但那都是個別的需求,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幻想、一個焦慮,幻想的是「通過中國走向世界(相關評論)」,焦慮的是「邊緣化」。也就是說,中國帶著的是具體的目的,台灣帶著的是抽象的恐懼。

那,這是說,台灣的代表很「無能」嗎?

如果這樣想就錯了,以上的這些問題是結構性的,當台灣逐漸失去了美國「前進生產基地」的地位之後,籌碼就不多了,剩下自己一點點小小的市場去跟人家談判,怎麼談怎麼吃癟,送一些個別產業出去,但是要用開放、開放、再開放來換。《服貿協議》是在「不對等」的基礎下簽訂的,這也是現在許多論者,批判的重點(相關報導),我們只要把這個批判放大到國際上去看,那就很清楚,在這個世界上,哪裡存在兩個完全「對等」的國家?透過一次次「開放」的驅力,全球化本來就是一個強國主導的霸權秩序,這也是自由貿易的真相。

以上,我用上了全稱式的「中國」和「台灣」,現在我要作一些修正,這種「全稱」是帶有意識形態的,因為它始終假設「國家」的利益等於「資本」的利益,而以上的分析,也只是在討論對於中國和台灣資本的利益與不利益、中國有能力為它的資本佈局,台灣則欠缺此能力。

但是,如果把「資本」和「勞工」分開,那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自由貿易對於勞工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這一次,在政治的議題之外,大家也開始算《服貿協議》對勞工與本土產業造成的。當然,這更是好事。所有的貿易協定,如果都拿出來好好算算,鐵定是「目屎撥昧離」:國外的資本、服務、貨品移進來,衝擊本土產業,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國內的資本、服務、貨品移出去,同樣造成失業與勞動條件的下降。本國資本在海外的投資,賺了錢,表面上充實了GDP,但是這些利潤,勞工是分不到的。整個全球化的過程,造成資本累積越來越多,勞工可以分到的越來越少。

如果我們只全稱式地看待國家的在自由貿易上的利益的話,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墨西哥和美國的工人會同聲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了。資本跨國境的自由流動,不管流入流出,受害的都是工人,它製造失業、不穩定的工作,以及跨境廉價勞動力的「向下競爭」。

公共服務的危機

最近反對《服貿協議》的論點,以文化與語言的接近性,認為中國的服務業進入台灣市場競爭的機會比起其他國家大,這對規模不大、有引進勞工的服務業或許成立,但是對於有全球性的商業模式的大型資本、跨境服務的業者,或者不直接接觸消費者的服務業則不一定,我們從美式速食肯德基、麥當勞,或者(法資的)家樂福…等經驗,就可以看得出來,從《服貿協議》的內容來看,引進中國工人對台灣就業機會的衝擊不見得大,應該注意的還是資本的引進。

就拿開放國觀光客之後,中國資本從旅行社、特產店、飯店,一直到運輸公司,透過合資的方式經營,聘僱的是本地人,但這些中國資本,還是可以將利潤以「一條龍」的方式賺回去,這種情況,在《服貿協議》簽訂之後,勢必更加嚴重;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新的競爭者進入原本已經飽和的市場之後,對於現有業者的競爭壓力。

市場競爭就會帶來就業的危機,這一點,即便是在公部門工作的「公共服務業」勞工受到的威脅,甚至是更大的。

就以台北市長郝龍斌一路走來的政策來看,2001到2003年間,擔任環保署長,不顧台灣垃圾量下降的趨勢,推動「一縣市一焚化」政策,2006年接任台北市長,打壓工會,強硬推動台北市停車管理外包,這兩個政策,很有趣地,背後的最大獲利者都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具黨營事業色彩的「中興電工」。到今天,焚化爐及停管的業務,已經成為中興電工重要的獲利來源。

透過「外包」、「BOT」、「特許經營」、「去任務化」等方式,將公共服務「私有化」,這跟「語言、文化」的關係很小,但是跟政治人物的政商脈絡,關係就很大,在這一次《服貿協議》裡,垃圾清運、焚化爐、交通管理…這些具有公共性質的服務業也都在開放的行列,這些公共服務,會不會開放給中資經營,這個要看政治人物的關係,我們不知道,不過因為公共服務的引進,加深市場競爭的深度,不要說中資,即便是台資也會加快對政府部門要求「私有化」的壓力。

跨國經營是資本對付勞工的武器

在這裡,我們又看見「全球化」下另外一個重要的現象,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以及從中獲利的資本與政府部門的勾結。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獨裁而貪腐的政府,從來就是它的助力,甚至是不可缺的組成成份。我認為《服貿協議》的影響,恐怕會落在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上。只從很單純的資人企業之間的「競爭」來處理服務業跨國流動的影響,是不夠的,自由貿易增加市場內部競爭的壓力,也逼使私人資本必須擴張它的市場,而要求國家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對於具特定政治關係的資本來說,就是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跨國經營」本身就是資本拿來對付勞工的重要手段。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台灣的家樂福工會,在工時問題上與資方抗爭,獲得了部份的成果;但是對工會來說,始終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家樂福在亞洲的發展策略,始終都是以中國的市場作為其最主要的目標,台灣的量販市場,在供應鍊及勞工這兩端,早就已經被壓縮到了底了,家樂福近年紛紛在東南亞其他國家撤點,放棄台灣這個小市場對它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跨國的服務業,自己面臨同業的競爭,另一邊,就是與自己僱用勞工的逐利,以及向國家與政客施加「私有化」的壓力,這是「全球化」下跨國企業一整套的現象,也就是《服貿協議》所將帶來的。

當然,在經濟區位、語言文化、資本實力,以及政治動機上,中國資本對台灣威脅的特殊性,是不容否認的,而我們只要把這個特殊性,放在這個架構下一看,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全球化」的加強版,而在以上這些現象之外,《服貿協議》所碰觸到的另一個議題,也完全在「反全球化」運動所關注的重點下面,那就是「自由貿易」與「民主」的問題。

自由貿易協定是反民主的

所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反民主的。在即將召開的立法院臨時會中,關於《服貿協議》要包裹表決或者逐條審議的問題可能會爭論不休,不過,如果拖延下去,結果就是「自動生效」(相關剪報),自由貿易協定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比起法律案、預算案,甚至都還要大,但是,在程序上,為什麼如此荒唐呢?

這也就是自由貿易協定的本來面目。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02年貿易法》中的《TPA法案(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of 2002)》以設定授權期限的方式,由政府與國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回到國會,照樣以「限期」、「包裹」的方式進行表決,不過在中間加上一些與國會、業者之間的諮商程序。

政府所諮詢的對象,是會受到影響,但可能利益不一致的業者,大者恆大,小的說不出話來,而在大企業政治獻金豢養下的國會議員,又會為誰說話?在這裡面,受到影響更大的工人和小農,則根本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這早已違背幾個世紀以來,所謂民主政治發展出來起碼形式上票票等值的常理,變成少數利益團體的決定。

自由貿易協定的不民主本質,早年逼得全球所有的工人和小農要追著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部長級會議抗議;近年來,這些協定從一個全球的架構,發展成區域性的、雙邊或多邊的「架構協議」,自由貿易的規則,定在像《服貿協議》這樣的談判結果裡面,而規則的背後,受益者與受害者永遠都不清楚,要幾年之後,有人大發利市、有更多的人家破人亡才看得出來,這是自由貿易的現象,當然也是《服貿協議》的現象。

反對《服貿協議》、反對「自由貿易」

好了,我們一層一層地談下來,可以稍微地歸結一下:

  • 「自由貿易」不是純經濟的,而是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
  • 「自由貿易」是符合強國、跨國資本的利益的。
  • 「自由貿易」對工人是絕對不利的。
  • 「自由貿易」製造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失業、勞動條件下降的問題。
  • 「自由貿易」帶來公共服務的私有化。
  • 「自由貿易」助長獨裁與貪腐的政權。
  • 「自由貿易」給予跨國資本壓縮勞動條件、打壓工會的武器。
  • 「自由貿易」是反民主的。

當然,以上所有的「自由貿易」都可以代換成《服貿協議》。

《服貿協議》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下,進入實質開放的第一個環節,之後跟著來的,是「商品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這些談判,作為現階段,在政治、經濟上,對我們壓力最大的國家,ECFA架構下的這一籃子談判,將深深影響我們的未來。

而就如本文所指出的,不反對「自由貿易」而反對ECFA╱《服貿協議》,是無法想像的。同樣地,反對「自由貿易」而不反對ECFA╱《服貿協議》也是無法想像的。在中國崛起,挾其經濟實力與政治目的向台灣進擊之時,我們的處境比起過去受到美國帝國主義單邊秩序擺佈的處境,更加危險,而這兩邊同時以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台灣開放市場,並意圖將台灣整合在它們的霸權秩序下,加上台灣深刻的「邊緣化」焦慮,如果再沒有行動,將來勢必掉入空洞而貧窮的深淵。

當然要反對《服貿協議》,不只反對《服貿協議》,還要讓它成為我們以行動反對「自由貿易」的重要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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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但說真的,似乎放眼望去,對於美式速食肯德基、麥當勞,或者(法資的)家樂福引進感到開心的群眾,好像還是佔大多數,我家樓下的麥當勞,我沒去光顧過,在心裡怎樣詛咒他,他也不會倒,好哀傷。

本文思想混亂,立場含糊。唯心史觀充斥,缺乏辨證法,所謂的「全球觀」片面而狹隘。「階級分析」既不嚴謹,又不深刻。結論既不完整,又不清晰。

「中國資本」(主義)對「台灣」(資本主義)的威脅?及其「特殊性」?兩岸「資本」是既合作,又競爭。兩岸「資產階級」是既聯合,又鬥爭。目前的趨勢是兩岸「資本」與「資產階級」的合作大於競爭,聯合多於鬥爭。

什麼是「帝國主義」?美國是不是「帝國主義」?中國是不是「帝國主義」?兩岸「資本」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狀況為何?兩岸「資本」和「帝國主義」有何關係?兩岸「無產階級」呢?

玉石夾雜的混亂文章。

關於「自由貿易」的歸結不錯,但推論和結論混淆、模糊。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02年貿易法》中的《TPA法案(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of 2002)》以設定授權期限的方式,由政府與國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應為
美國在《2002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2002)中以《兩黨貿易促進授權法》(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賦與美國行政部門(不經由國會)自行與國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古巴與委內瑞拉發起的ALBA(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Americas )不是跨國資本主導。
國家是基於對等地位參與。

台灣如果不靠貿易,那台灣要發展什麼?一塊小小的土地住了2000多萬人難到只靠種田養活嗎?這些人的思維跟滿清末年的鎖國有啥不一樣?不要學日本被美國強迫開港。

不好意思,大道理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我認為市場這種東西永遠是需要開放的,除非有把握台灣所有東西都是內銷,完全不與外界作交流。

今天要先弄清楚反對的原因是因為簽約對象是大陸,還是真的會影響很多人。
不跟大陸簽,跟美國或歐盟簽又會如何?

此外,如果民進黨上台,那就會有疑問了。它到底要走台獨路線反共到底呢?還是要接受中共?可接受的話不就又變成他們口中所謂的中共同路人?

這只是一點小疑問與意見,非筆戰,請多指教,謝謝!

嚴格監督馬政府,只可親日、親美、親西方,絕對不許與共匪交流。

台灣經濟衰退,都是共匪的錯。

只要消滅共匪,台灣就能復興。

台灣立報 2013-7-31
社論:反對服貿協議的理由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1910

當下朝野攻防焦點集中到「兩岸服貿協議」,立法院臨時會一召開,場內場外立即淪為火藥秀場。這首先當然是「中國因素」的實驗場,議場拚搏,街頭呼嘯,首要證明中國之不得人緣。如果今天掛牌的是「美、台」或「日、台」服貿協議,即使賣的貨色相同,肯定場內易旗,街頭改幟,頌揚慶賀之聲立即織就台灣最大共識。

說穿了,如是協議內容,無非就是「自由貿易」內容的進一步擴大,你若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你若是世貿組織(WTO)的成員,那麼鬆綁市場管制,彌平貿易障礙,就是邏輯,就是信仰。一時的表態反對,可以是談判的技法,可以是籌碼的較量,表態的模式與市場的運作一樣,必須是在理性精算的方程式之內,不能過頭,因為過頭了就難以回頭。除非你是左翼,除非你站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對立面,否則你既信仰自由貿易又反對服貿協議,這恐怕會陷入精神分裂的危機。

你反對馬英九,不爽習近平?你對國民黨沒有信心,對共產黨沒有信任?服貿協議裡的自由貿易設計,不就是要把經貿的權力從國家、從當權者的手中移出,交給自由市場?

馬英九笨?習近平壞?那就不要相信他們,選擇相信市場,相信市場的理性。自由貿易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告訴我們,市場是理性的產物,它會把資本在地球做最合理的分配,它會自主選擇足夠開放的國度,會自行選擇賺錢的部門進行投資……市場的自由運作會自然讓入股者獲利,會改善實體經濟,最後造福所有百姓。

你希望這個社會走資本主義的路線,你喜歡自由市場?那麼,你就不能不相信亞當.斯密。的確,有些人是自私的,有錢有權的人尤其自私(譬如某些國民黨高層),他們的慾望就像無底洞,難以填滿。但是,自由貿易的祖師爺告訴我們,這些人其實還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駕馭著,經過市場的調節,最後還是會完成最合理的分配,「就像這個地球以平均等份分給每一個居民一樣」。因此,最好是放鬆韁繩,鼓動人們營利積纂的飢渴慾望,因為市場的理性本質,即使是自私的個體,最後還是會服務於整體的繁榮。你怕遇到黑心肝的金權玩家?沒關係,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跟在後頭,再骯髒的畫面也可以漂白!

自由貿易的信仰者如同上述,很容易相信市場就像上帝一樣,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能夠將人類帶到最理性的境界,一切都可以依靠利益和算計來維持。什麼?你對這樣的說法產生懷疑?你不相信市場有這麼大本事?你認為這違背了某部分人類的情感和倫理?那麼,你就是自由貿易的懷疑論者。勇敢走上街頭吧!但是請誠懇地說出:你反對的就是自由貿易,而不是中國因素!

英國的馬肉風波改變了國內民眾的飲食習慣反映了人民對食的不安 寧可多花錢買心安
對比台灣的統一連鎖企業......

台灣立報 2013-8-1
社論:反服貿協議的若干聯想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1971

兩岸服貿協議將戰場移師立院,不只場內公聽會正反交鋒,連場外也有學生發生抗議衝突。

民主社會,意見各表,實屬常情。但反服貿,並非只是一場戰役,而是一場戰爭,甚至是「內戰」。

很多人批評,服貿缺乏民主透明性,程序可議。此話不假。問題是,台灣遠從加入WTO、近至台紐經濟合作協定,類似多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哪次有過民主透明的徵詢程序?WTO、台紐協定,恰好分別在藍綠執政期間完成,而這不正恰好說明了台灣政治存在如此共犯結構,但所謂公民運動「一味姑息」?

唯一可解釋的因素是,台灣社會渴望「自由貿易」(或云加入「國際社會」),唯獨中國例外,因為這會讓人有「終極統一」的不愉快聯想。

問題在於,防禦過度,勢必「逢中必反」。不妨回頭想想,當初簽ECFA、以及開放陸生來台就讀,民進黨每役必與,但無限上綱之後,只證明綠營是「狼來了」,不但沒有當初放送的超級毀滅效應,事後連綠營也從放聲反對變成沈默接納。

反服貿會不會是再次「狼來了」?當然無人膽敢保證。但面對服貿,台灣社會就算反對,都必須先勇於挑戰長期存在的論述分裂症。

特別是,兩岸關係的消長,從早期壓倒性的錢、人都優於對岸的強勢論述,一路退到今日,台灣轉進到「軟實力」層次,構築馬其諾防線。其中,服務業更是被頌揚登天,直誇台灣的服務品質好、人的素質高;比大、比強,台灣力有未逮,但作精、作好,對岸遠遠不及。

若真如此,服貿簡直可說是台灣精銳盡出的平台,就算對岸挾資金規模交鋒,也難有勝算,何以反服貿陣營連台灣最無可取代的精銳,都信心闕如?

更遑論,台灣向以民主、自由、多元吹擂,甚至說這些價值「錢買不動」,若如此,又何患出版事業變成不堪一擊的「北洋艦隊」?我們看到了,如果特定利益受到威脅,台灣人對「民主」的信心比誰都脆弱,這就是今天「國安」在此刻被無限上綱的表現。

不諱言,出版事業早已萎縮,甚至要靠政府政策吃飯。面對這種產業大餅自然萎縮的困境,要尚未來台、威脅不明的中國業者負起責任,是否太過「高瞻遠矚」?

服貿通過與否,或許關鍵;但是否我們也該想想,究竟我們每天說的與現在作的,究竟有無一致?

"市場就是開放才有活水才有貿易才有錢"這句話說得簡單現在卻像教條一樣人人信仰
很多前提與後果都忽略去討論,打個比方把三歲小孩跟職業拳擊手打誰會贏?
這樣公平嗎?是不是應該分別另外找個合適的對手?或等小孩長大後受訓練再上競技場?
相對弱勢的產業放給他爛,大尾的就一直吃啊吃的,最後那些靠自由貿易
肥起來的巨大資本累積到拿他沒轍之後我們剩下什麼?
回到台灣有些企業已經靠政府優惠偷吃不少了(不見得是那些弱勢的產業喔)
對他們開放能有多少衝擊?
之前的諸多協定是人民不了解甚至有苦難言,這次的服貿幸好有恐中情節
否則又要放他一馬。之前說台灣鎖國巴啦巴啦,簽了一堆協定結果
所得有增加嗎?勞工福利有變好嗎?
這次剛好可以順便問問馬總統,你的經濟政策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公民嗎?

上一次是農產品,這一次是服貿。

回應 2013/02/04 苦勞報導
春雷響 自由貿易聲聲催
農民再聚 護糧食主權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706
轉載自台灣立報
左右看:「逢中必反」生力軍
2013-2-04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6412

左看:從社會切入政治議題 綠營監軍

所謂「中國因素」又浮現在新一波的吵架中,吵的是農產品進口要對中國開放否,那些放大喉嗓、以至臉紅脖子粗的農運人士完全無視這裡早已門戶大開、何止工業品、農產品,連稻米也不遠千里從尼羅河畔來,獨對中國叩關的風聲特別神經敏銳,不過是活生生現形所謂「中國因素」就是反中國,不反美、日的偏態心理。

目下,政壇上民進黨高層正處於調整「逢中必反」的時節中,一向與之桴鼓相應的社會活動家卻引吭高唱不同調,一逕勇邁殺敵去。看看新一代掌握大喇叭的生力軍,多屬70後,非起自草莽或基層,也沒有選舉或公職的經歷,絕多是高學歷的教授及專家,歷來因反國民黨而被歸類淺綠,並不積極參與民進黨,如今步入中年,相對於陳水扁時代自甘緘默,全在社會議題上大鳴大放,從而帶動90後,接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學生群,掀起一波波群潮。

從社會切入政治議題,甚至直揭「中國因素」,演為「逢中必反」的新版本,比民進黨還勇,比台聯黨還深,成為綠營的生力軍,不!監軍與監國,這種新生事物值得深入再探討。

趙萬來/大學教授

右看:吃人嗟來之食還罵人 乞丐不如

為了醞釀中的高雄自由貿易示範區是否准許大陸農產品進來加工及一部分內銷,又生出一批正義人士攔路作虎狀,這在全世界人們看來,突梯滑稽之至,唯對島國土著不覺有異,甚至許以道德高位。

須知,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12年了,為了謀得入門票,李、陳政府相繼對140個所有成員國承諾農產品開放,這不是WTO的規約,卻是我們必須遵守的「超WTO」議定書,果然,近12年來各國農產大舉侵門踏戶,唯獨以疫區為名,封殺大陸生鮮品項,然而,台灣農業淪為一抹殘陽之勢已成,倘有餘暉,還多虧萬惡共匪不僅不狀告於國際貿易法庭,並且特許台灣果菜進口,說是讓利,實則施捨,這是任何一位民進黨籍縣長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於國格尊嚴,傷很大。

此種歧視大陸、又蒙大陸讓利的雙重失格現象勢無可能持續下去。如今有人蹦出來為農民與農業請命,噫嘻!豈不知農民命如危卵早在廿年前已經註定了?豈不知「美國因素」才是滅絕台灣農業的殺手?豈不知,貪吃人家嗟來之食還罵人,是連乞丐都不如?

甘向西/政治評論家

「去中國化」教育下的模範生作文,缺乏想像與創意,陳腔濫調,追求時尚,形左實右,擺盪於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右翼民粹之間。

反ECFA╱服貿協議而不反對「自由貿易」的右翼民粹,和反自由貿易的左派,立場完全相反。不反對「自由貿易」而反對ECFA╱《服貿協議》,是無法想像的嗎?目前不是正在進行嗎?

中國可怕?美、日、西方不可怕嗎?我們自己不可怕嗎?

鄭新助痛批民進黨:私下盡做齷齪事
2013-07-17 中評社高雄7月17日電(記者 高易伸)

高雄市“一邊一國”議員、電台主持人鄭新助16日晚間在廣播節目火力全開,砲火猛烈攻擊民進黨立委薛凌、其夫民進黨中評委主委陳勝宏、其子民進黨中常委兼台北市議員何志偉與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薛凌的陽信家族要去大陸做生意當然不反對,但不應該利用民進黨政治資源玩兩面手法;此外,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針對此事回答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一碼歸一碼,簡直就是天下大亂。
民進黨立委薛凌家人主導的“陽信融資租賃(中國)有限公司”日昨在上海開幕,由於全家都是民進黨重量級公職,引起矚目。
挺扁大將鄭新助說,他的服務處電話一早被民眾打爆,許多支持者都紛紛表達不滿。他舉例:2009年7月,許榮淑是當時的民進黨中評會主委,許赴大陸參加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回來被民進黨開除黨籍!今天薛凌這樣搞,若民進黨中央沒有處分或表態,民進黨的支持者只會越來越失望、越來越沒凝聚力。鄭新助認為:薛凌家族應該退黨,不能再利用民進黨的資源大玩兩面手法;民進黨中央不能沒有動作。
鄭新助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台灣人民被這些滿口仁義道德、私下卻盡做齷齪事的政客給賣了。鄭表示:鐘鼎山林、人各有志,但不應該利用民進黨政治資源玩兩面手法。
鄭新助表示:自己是現任一邊一國的議員,同時也是現任高雄市演員工會理事長;一直以來,中國大陸有太多的單位想跟他接觸,條件開得很好!但他都不敢過去大陸,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要避嫌,否則對不起支持他的選民與聽眾;如今薛凌家族利用民進黨的政治資源,在台灣罵共產黨,私底下卻大賺其財,真是標準“政客”。
鄭表示:自己雖然在電台賣賣藥,但也無傷大雅;現在算起來,自己的人格還比他們高尚,至少自己不會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盡作些齷齪事!
鄭新助認為:身為一個重要的民進黨員,在大陸有任何投資,應該要向人民、向黨中央報備;薛凌今天的作法,會讓民進黨給人“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感覺;你自己去大陸做鉅額投資,然後再聯合些理髮從業人員出來抗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鄭新助說:何志偉三天兩頭上電視台罵共產黨、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結果到上海被拍個正著;如此表現,以後該怎樣在民進黨立足,如何對得起台灣人民?鄭新助氣憤表示:鄭文燦還說這是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一碼歸一碼,根本就天下大亂!台灣人民都被這些人操弄在股掌之間!

請蘇貞昌公開支持陳勝宏登陸投資
2013/07/19 美麗島電子報 吳子嘉

2010年,兩岸簽訂ECFA,民進黨以「親中賣台」四個字定義這項協議的內涵。
2013年,兩岸進一步簽訂服務貿易協議,民進黨以「攻佔侵台」四個字定調這項協議的終極目標。
但令人費解的是:2012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前夕,對ECFA態度逆轉,公開宣示如果取得執政權,未來將「概括承受」一切已經簽妥的協議內容,要民眾把昔日的批判當成一場夢。
而現在,當民進黨揚言服貿協議若逕付二讀,就要讓立法院「永無寧日」;而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也在民進黨中常會標舉「全面擱置兩岸服貿協議」的時刻,扮演蘇貞昌「新蘇連」勢力鐵三角之一的陳勝宏,人剛好與妻子、民進黨不分區立委薛凌,及兒子、民進黨中常委何志偉,在上海為ECFA開放項目之一的「陽信租賃」舉行盛大開幕式;中國事務委員會發言人鄭文燦,則輕描淡寫的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面對這兩項協議,民進黨一再出現同樣的矛盾場景,令人不禁想問:到底黨對於中國大陸的基本態度,是「仇陸反中」、「逢中必反」?還是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國民黨人做就是賣台,民進黨人做就是愛台?
在民進黨可能執政的關鍵時刻,扮演關鍵角色的蘇貞昌,不能再以凌亂步伐面對這把無法迴避的兩岸烈火。
從去年到上月底,謝長廷兩度前往中國大陸,尤其是在香港舉辦論壇,明顯帶動民進黨討論兩岸政策的熱潮。民進黨中央隨即在中生代催促下跟進,舉辦九場「華山會議」;蔡英文也不落人後,邀請大陸學者曹遠征來台共談「人民幣國際化」,儘管只談金融,但卻也傳達出相當程度的政治味,讓冰封多年的民共關係開始出現融冰現象。
老實說,眼前綠營天王對於中國議題雖是百花齊放,但熱鬧有餘,動力卻不足,因為:在蘇貞昌主導下的民進黨,對於兩岸總是說得多、做得少,惡意太多、善意太少。否則,今年初,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信誓旦旦說要在年底前與中方智庫合辦論壇的構想,也不會莫名遭到中方冷淡婉拒。
所以,在可預期的短期內,民進黨並無法讓人期待、能提出耳目一新的進步論述。
但不可否認的是:除了謝長廷、蔡英文等之外,與蘇貞昌關係密切的陳勝宏,現在能夠在對岸順利推展租賃業,背後所傳達出的意涵,實在不該被低估。
陳勝宏此次在大陸設立的「陽信融資租賃(中國)公司」,在當地算是兩岸簽訂ECFA後的特許行業。而陳勝宏本身,除了是民進黨中評委主委外,手上還握有兩萬名黨員票的實力,長期都是蘇貞昌「新蘇連」鐵三角勢力的一環;無論是去年黨主席選舉還是明年主席連任,都扮演舉足輕重的挺蘇角色。
同時,陳勝宏的妻子薛凌也是目前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他的兒子何志偉,除了是台北市議員,同時也身兼民進黨中常委。
換言之,從地方到中央民代,還是黨內權力機制,在北京眼裡,陳勝宏家族絕對不單只是開銀行的企業家。所以,這次「陽信融資租賃(中國)公司」能在對岸順利開設,絕對是民共關係轉向的重要指標。
尤其,一般租賃執照在中國大陸必須經過六至九個月才能獲得批准,但陽信在今年二月送件後短短五個月就獲得批准;同時,儘管陳勝宏、薛凌一家人在開幕式當天刻意保持低調,但出席開幕的大陸官員包括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黃浦區委書記周瑋等,都算得上是高規格。
由此可見:昔日中國大陸官員「聞綠色變」的情況已經有重大改變,才會藉此對綠營重量級人士釋出善意。
其實,陳勝宏本人從未反對兩岸交流;此次家族企業登陸上海,也是希望能夠趕上企業發展的最後一班列車,帶領陽信商銀開發大陸巿場。這既是趨勢,也是歷史的必然;畢竟當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陽信商銀的員工、股東,應當也會給他肯定的掌聲。
如果作為蘇貞昌政治盟友的陳勝宏,都能在中國大陸占得一席之地;那麼如果蘇貞昌本人到今天為止,都還是被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網稱作「仇陸反中」,那麼他或許真的應該思考:過去這段時間他認為的「善意發言」,是不是都是太過自我感覺良好,否則為何總是無法突破眼前的僵局?
例如,今年以來他前往日本、美國主張的「民主聯盟」,實際上就是在向國際推銷包圍中國的概念;連紅遍一時的「我是歌手」節目,蘇貞昌也解讀為「入島、入戶、入腦」的統戰手段。更別說近期簽訂的兩岸服貿協議,表面上雖說不反對,但從黨發言機器到對外文宣品,充斥著「攻佔」、「侵台」、「殘害民主」的字眼,反對態度不言可喻。
但矛盾的是:當蘇貞昌的政治盟軍進入中國市場大賺人民幣時,他卻選擇熄火,基本立場明顯是因人而異。
所以,即便蘇貞昌接連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開華山會議,但面對諸如以上的事件,當然會讓北京對他產生一種無法信任的疑慮。
不可諱言的是:基本教義派的牽制,確實是讓蘇貞昌在兩岸議題陷入進退兩難的主因之一。例如,當陳勝宏登陸後,一邊一國連線成員、市議員鄭新助就透過電台批判:何志偉三天兩頭上電視罵共產黨、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結果卻在上海被拍個正著,根本是在玩兩面手法。
類似的反彈聲音,在民進黨內確實是普遍存在。但就如薛凌在上海時所言,無論政黨是否輪替,兩岸經貿往來不應中斷,「人民的肚子還是最重要」。何志偉也說,兩岸要溝通了解、認知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蘇貞昌已經無法再以駝鳥心態面對民共交流氣氛到來的轉變。所以,他如果能藉著肯定或祝福陳勝宏登陸投資的機會,讓外界感受到他不同於以往的反中態度,同時藉著這股兩岸熱確定民進黨的「交流總路線」,如此民進黨才有轉型的機會,台灣才有前進的機會。

鄉民經濟學之二:所有的定價都(應該)是成本價
2013年7月29日 埃西亞商會

在基礎的經濟學模型中,我們知道:個別產品市場在供需改變後,其部份均衡可能會移動。價格可能變高也可能變低,但到底變高或變低多少,主要還是看供需的相對變化。若是原物料下降,產品價格其實是有可能降價幅度低於成本下降幅度的。舉例而言:在最簡單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中,如果需求不變,當生產成本全面性地降低一成,實際上最後物價不見得會達到一成的降幅,這是因為消費者的彈性讓他們會因為降價而多消費,吃掉更多供給而達到一個較完全降價高一點的均衡。
但是鄉民們並不這麼認為-成本降低五元,就該降五元。甚至從一開始,企業就應該只能收取成本價!亦即是說,對他們而言,投入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是不會有任何生產者剩餘的。價格不該由市場供需決定,而是由生產成本決定。產品只能收取成本價,沒有任何生產者剩餘,企業絕對不可以賺取利潤。也就是說,在鄉民的認知中:資本不該有、不會有、也不能有任何報酬;一個有巨大經營風險的企業,絕對不可以因為規模擴張承受更大營運風險來囊括較大佔有率就賺更多錢,因為這都是資本主義的剝削。
反過來,這種並不以經濟學的思考方式考慮機會成本的論述,就形成了另一個現象:
"中國企業會挾著人工便宜的優勢毀滅台灣產業"
姑且不論投資一億台幣只為了請九個中國勞工以便毀滅台灣產業這種說法有多麼愚蠢-這麼高的資本與勞動力比率的產業,中國勞工根本沒有比我國勞工有優勢。光是投入一億台幣的投資都不會創造任何的就業、只會讓這個資本額一億、資產可能高達兩億的企業雇用九個中國人,在淨利率遠低於中國的台灣內需市場做些根本不符合經濟利益的事情,就極難想像了。資本有其機會成本,並不是只要毛利是正的就一定作。如果全世界的企業家都跟鄉民一樣低能,這世界大多數高度開發國家恐怕還在過人均GDP不到三千的生活。
企業的營運計畫、投資決策,並不是以成本決定,亦不是以市場大小決定,而是以這個投資計劃有沒有經濟利益來決定。是的,中國確實在最低水平的勞動力上較我國有優勢,但你要怎麼讓中國勞工搶這個飯碗?投資一億,就為了帶九個印刷工人來台灣,然後以九敵百毀滅台灣市場?還是當你走進看起來就很詭異的廉價中國業者理髮店時,一個看起來很詭異的機器會套在你的頭上、把你的頭髮整個吸走瞬間傳送到廈門去讓廈門的理頭妹剪完再傳送回來給你?還是你一把車開進修車廠,就把你的車壓縮送去大連維修後再運回來解壓縮還你?
這並不是經濟學的評估方式,更不是一個經濟學式的政策批評。在過去兩週以來,只有陳其邁這個批評(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8031631.shtml)比較像樣;有趣的是,他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只是照著他的文膽或是相關智庫提供的論述來質詢而已。
中經院承接服務貿易協議效益評估的報告,一如承接ECFA評估案的作法,刻意使用錯誤的假設、對於有負面衝擊的產業別避重就輕、沒有正確評估國安以及治安等問題衍生的外部成本。ECFA過度誇大對就業機會的正面效果數倍,而服務貿易協議則在已經刻意扭曲之下,實際上的經濟效益仍只有一億美金左右-甚至還沒有評估社會以及政府將要花人力物力承擔的外部成本:產業轉型扶助所需投入的財政支出,移民署查緝非法入境的成本,經濟部審查投資案件的成本,甚至因為中國企業的貪污賄絡文化移入可能造成台灣公務員體系貪污問題惡化的成本。一個沒有正確評估衝擊影響中的外部性問題的研究報告,根本就不能作為公部門的施政基準。
自由貿易協議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稅壁,對於藉由競爭提升生活水準會是正面的,但若不能正確評估對整體經濟的衝擊與影響,而是用虛與委蛇優先的行事方針作個爛評估就想了事,那這個自由貿易協議就該在國會被駁回,回去重作。連這個協議的真正效果都沒有辦法捕捉個七八成,作個不完整的分析就想施行,絕對不符合經濟學的評估方式。問題不是不要自由貿易,問題是在不要一個評估的不清不楚、亂七八糟的自由貿易協議。一個未完全遵照正統經濟學方式進行衝擊影響評估的報告就想說服民眾要接受這個簽得零零落落的協議,未免把大家當白癡。
另一個問題是:在這個執政團隊的帶領下,公務員跟專業官僚敷衍了事的行事風格在服貿協議的評估與談判上,曝露得一清二楚。欠缺法治觀念的落後國家-中國,與我們之間貿易壁壘被降低後,通商人口中將會夾帶大量非法移民、進行違法商業行為的人。這可以說是自由貿易的必要之惡。這些人口將可能會有部分對我們的公務員行賄、暴力恐嚇、對現有的競爭者行使不當的手段,可能讓我國勞工曝露在不合法的勞動條件下,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疑慮。一個因為執政團隊的無能而習於敷衍的公務員體系,能作為WTO體制中自由貿易協議簽署後的最後一道壁壘,守護我國民眾的權益嗎?
絕對不可能,只要看那亂作一通的評估報告就知道了。就算最後這個服貿協議通過-不論有沒有逐條審查修正,都不能繼續讓這個會使公務員體系鬆弛的政黨繼續執政。這不是政治色彩取捨的問題,而是政黨必須經常輪替,這樣不論是政黨或公務員體系才會上緊發條。很顯然的,國民黨已經整個都鬆了,該是換他們下去轉緊發條的時候了。
不幸的是:在這場服務貿易協議的正反兩面論戰中,在目光焦點的意見領袖們似乎從不打算把正統評估FTA的經濟學論述端出來批評這個執政團隊的愚蠢與無能將造成問題,只打算以社會主義式的反自由貿易論點、全面性地反對自由貿易(註)。更有趣的是,帶頭的還是台灣學術首府台大的經濟系主任(鄭秀玲)。
最高學府的經濟系主任都決定用左派社會主義式的論點來宣揚他的政治觀點,開口閉口"中國會用掠奪性定價搶奪市場然後再用壟斷性定價壓榨顧客"的反經濟學論述-這句話從地球上還沒有共產國家就存在了,根本只是標準的反自由貿易話術:你要把中國換成任何大國家,甚至換成大企業或大銀行的名字都通用。這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式的論述。問題不是在什麼掠不掠奪性訂價,而是我們的社會整體能否透過各種形式的競爭而受利。三星要跟蘋果進行殺頭戰爭讓智慧型手機便宜到吐血,到底有什麼不好?這種只憎惡大財團、大國,卻絕對不把整個論述放到整體經濟效益分析上的論點,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反自由貿易論述。
經濟系主任都這樣了,我們還學什麼經濟學?大家都可以回家啦!經濟學可以丟掉啦!
註:鄭秀玲主任引用的Stigliz三原則並不是什麼受到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的東西,甚至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因為這三個原則很大一部分在否定另一邊的經濟學門派的價值觀。把這個還極有爭議、甚至有一條相當愚蠢(拿symmetrical當標準的話,地球上根本沒幾個國家之間可以簽FTA,能簽的就算簽了根本就沒有意義,怎會拿這個當準則?)的東西當作準則,是很可怕的。

台灣立報 2013-8-08
面對青年貧窮化:從服貿協議爭議中 窺見本土金融巨獸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2179

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所引起的爭議至今持續延燒,在首先由部分資本家發難,進而引發社會以及輿論夾雜著對「中共/中資/中勞」三位一體的反射性恐慌所造成的反彈聲中,國民黨從原先打著火速於立院全案包裹表決的如意算盤,目前看來似乎已決定以時間換取空間;擴大舉辦所謂與受影響產業界資方進行對話的公聽會,表決進度則被延至下個會期開議後再行處理。

對於整部服貿協議以及其所衍生的「兩岸經貿整合」的全面評估與批判,所需要的篇幅恐將遠超出這個專欄適合的文字量,因此,筆者在此只希望針對此次服貿中有關兩岸金融服務業資本往來所衍生的一些討論,嘗試拋出一些可能可以進一步反思的觀點。

對於反服貿的具體論證中,現階段眾多論述都不約而同提到了此次協議(中方所謂「讓利」)最大的受惠者,當屬台灣大型金融資本。然而筆者同時也注意到,在一些民間團體針對金融產業討論中,談及台灣金融資本因協議而赴中投資的描述上,事實上並無太多對台灣(金融)資本進入中國的著墨;論述深度與廣度相對豐富的,反倒是來自於討論中國資本透過參股(即透過入股參與台灣公司經營)進到台灣金融服務業市場後,所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不過真正驚人的是,正因為這些反對服貿而發展出來相對細緻且值得關注的善意提醒,假若我們在思考時更加仔細與小心,就會在這些因服貿日後可能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所或許引發的負面影響的評估與擔憂中窺見,原來,台灣本土金融資本的巨獸,早已經在我們不知不覺當中,影響而宰制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各層面。

在筆者親自聆聽的一場座談會以及從媒體報導所得到的資訊歸納起來,反對中國資本進入台灣金融服務業主要有兩大顧慮;第一,因為台灣的人民在銀行的個人資料,可能因此遭到中國銀行的不當取得與使用。二來,無論是直接來台設立分行或子行的模式,或是透過參股直接投資台灣既有的銀行,中國資本進入台灣後,很可能藉著銀行貸款給個人或企業的核可與否、利息高低抑或是否在企業、個人經營遭到困難時以抽銀行為威脅、利誘作為手段,進一步影響台灣企業與資本家的政治傾向。

聯合徵信制度的運作與弊端

首先,若非多虧了反對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的論述,筆者可能至今都還沒有機會了解台灣銀行業早已存在許久的聯合徵信制度的運作與弊端,銀行業所謂聯合徵信,指的是由各銀行業者聯合成立,將各家銀行客戶的授信資料集中處理與交換的機制。目前以財團法人名義運作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掌握了全台灣與金融機構有所往來的所有客戶的信用資料庫,內容包含各種基本資料、歷史授信紀錄、財務資訊;甚至小到個人的信用卡資料、持卡記錄、還款狀況,以及信用評分等等,一切的個人信用資料,全部掌握在聯徵中心的資料庫裡。

聯徵中心掌握了如此龐大而驚人的個資,只要中心的會員金融機構提出查閱申請,理論上就能從中心裡查到所欲查詢客戶的一切信用歷史紀錄。然而,聯徵制度運作理想上來說,須是實際向金融機構提出金融服務申請時(如辦信用卡或各項貸款等),金融機構才得以因信用評估的需要,調閱此潛在未來客戶的紀錄以為參考。然而,據說因為台灣的聯徵中心運作至今仍僅靠自律,因此,金融業者即便向聯徵中心調閱一名全然不相關的個人的紀錄,中心亦有可能在全面查核不易、成本過高的情況底下還是把個資交給了查閱的業者。

不過,這個擔憂並非未來式,而是早就已經屢見不鮮。筆者隨便查詢了一下歷年新聞,光是曾被披露過台灣的金融業不當濫用徵信中心個資,金管會或聯徵中心就已不只一次開罰了。8年前,日盛銀行、台新銀行與富邦銀行被金管會發現外洩客戶聯徵資料,不過卻只各輕罰了50萬元。2007年,則是聯徵中心發現外國銀行會員,嚴重不當查閱可能為成為海外客戶的個資而遭到聯徵中心處罰,然而外資銀行事後卻找上金管會與美國商會陳情抗議。2010年時,則是遠東集團徐旭東家族旗下的遠東銀行,將聯徵中心的資料直接提供給遠東集團合作的車商,而且遠東銀行早就已經是累犯,只不過,最後同樣僅將遠東銀行的消費金融部門停止查詢42天,連罰金都免了。這些被媒體披露的案例相信絕對只是冰山一角罷了。

再想像一個極端卻可能的假設,聯想一下,前些日子才被史諾登揭發美國政府透過與企業合作大規模監視、竊聽本國與外國人的爭議;因此,只要美國政府願意,事實上也絕對可以透過美商銀行在台灣向聯徵中心取得特定人的全部信用個資,以作為有利其使用的資源。

金融資本集團搖身一變成巨獸

而台灣的金融業在過去十年經過了幾次金改的擴張、整併與寡占發展後,每一家金融資本集團,事實上都已經是掌握台灣經濟與基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資本巨獸,以幾家最大型的私人金融資本為例,光國泰金控、富邦金控與中信金控,每一家金融底下都是擁有超過千萬以上客戶的機構,事實上,這些集團甚至不需要向聯徵中心調閱,就已經各自掌握了台灣近半人口的個資了。而我們甚至可以合理推測,如此殘破不堪且長期缺乏制度的聯合徵信系統,想必是刻意地被台灣本土金融資本集團所共同保留下來方便作業的成果,才會長期都無法改善。

其次,另一個提醒與憂慮則在於,認為中資進入台灣金融業後,很可能會透過掌握資金借貸的權限,進而介入台灣的社會與政治事務。相較之下,這個影響層面可能更為具體易懂,不過同樣很遺憾地,它在台灣也已經是現在進行式。說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各自都曾透過對金融機構的影響力,直接或間接示意希望金融機構貸款或不貸款給特定人與企業,我想很少會有人能夠否認。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台灣出現多次涉及到金融機構經營權之爭時,我們總是可以看到政治力(尤其是執政一方的政治力)被引入公開或半公開介入的鑿痕斑斑。

事實上,以台灣目前幾家龐大金融集團的實力與能力,檯面下與主要政治人物與主流政黨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說沒有介入影響台灣的政治領域,恐怕也是說服力極低。最主要的在野黨之所以不能也不願提出退回服貿協議,而僅曖昧地喊出的逐條審查,甚至出面定調支持所謂的「自由貿易」、將反對的焦點僅擺在程序正義面,再輔以挑選出少數可能受影響的產業裝飾點綴,恐怕也很難不被聯想與金融資本集團的私下綿密的政治運作有直接的關聯。如此,諷刺的是,尚且還輪不到中資,說本土資本是台灣僅存得以莫名自豪的形式民主的最大敵人,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於是乎,倘若我們將反對服貿協議中針對金融業的論述反覆思量,也許就會驚覺,在我們想像中資進入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前,台灣的本土金融資本十年來的每一天已經身體力行地示範過了啊。那麼,反服貿,也就意味著必然需要先反對台灣本土的金融資本集團,或許就像一位朋友說,我們需要問問自己的是,真的做好準備要和台灣的資本集團宣戰了嗎?

(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金改、洪仲丘、服貿有啥共點?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2013/07/31 王大師論壇

今天台灣的內閣大改組。其中的重點是兩大部門,一為國防部,另一則為金管會。前面的部門目前已改由文人領軍,之前支持募兵制的本土大將高華柱被鬥垮,由與美國有深厚淵源與軍購經驗的楊念祖操刀;另外,剛晉升退輔會主委的董翔龍也是美海軍戰院畢業,與老美的淵源也不淺。這讓我感覺到,台灣的徵兵制很有可能要延期了,軍購也會大量增加。
在另外一方面,所謂個性保守的金管會主委陳裕璋也被鬥下,而有業界經驗的曾銘宗則上台,好為將來的網路第三方付費、三次金改、以及壽險投資活化作準備。順便讓金融業能夠進入自由經濟示範區內,當作未來台灣金融產品的示範區,好讓更多元、風險更大的衍生性金融產品能進入本島內。
而又在同一時間,馬總統應邀參與聯合報的悶經濟論壇,講解他的服貿協議被某台大教授曲解,明明沒有開放400~500萬個大陸勞工,卻硬要栽贓給他。但我覺得,台灣很多單獨事件不能一一用放大鏡看,否則容易失焦。如果讀者能夠將上面三項新聞事件串連在一起,那很多紛紛擾擾就能一目了然。
在談以上事件的關聯前,先談一下最近中俄的海上聯合作戰演習。兩國軍隊成功從日本的領海上方穿越,在太平洋上行駛一圈後,繞經日本南端入中國領海內,成功突破老美的第一島鍊,這使得小日本好不緊張,連忙允諾菲律賓10艘巡邏艦和協助構築情報通訊系統,以及向菲律賓派遣海運專家協助提升菲律賓船舶航行安全性等。
另外,美國副總統拜登在上週於新加坡的拜訪上,試圖想要鞏固與紐、澳、日、新、韓、印等國家的軍事互助,當然重點還是放在鞏固與日本在東海與南海上的防衛聯盟。奇蹟似的,南韓也在同時間宣佈將延期美國交回軍權的時刻表,也代表說,美國還會擔任朝鮮半島上的作戰指揮中心。那台灣呢?
別急,在同時間,台灣爆發了撼動國軍史上的虐殺案。但仔細看洪仲丘的案件,會發現這不是史上頭一遭的慘案;之前,不管是在兩蔣、李登輝、阿扁的任期內,都有國軍被操死人的案例。
也有被當作替死鬼的冤案,像江國慶。但那些時候,我們國軍都沒有準備實施募兵制,直到馬英九,以及其所屬的高華柱團隊,才會很突然的會迅速的搞那麼大,媒體每天爆料,好像一個訓練有素的樂團。然後,無巧不成書的,美國國會突然發表報告,提到台灣軍隊正空洞化,內容為:
"美國會報告:台灣軍隊正空洞化
陸軍下士洪仲丘遭虐死案,引發國人關注軍中管教問題之際,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的一份報告指出,台灣總統馬英九一直無法實踐國防預算要達到GDP三%的承諾,台灣要改募兵制又招不到兵,愈來愈多人關切台灣的軍隊正在空洞化。
國防委員會立委蔡煌瑯認為,美方這份報告「一針見血」,洞穿馬英九弱化台灣國防的企圖,洞察台灣的國家安全警訊及中華民國的敗亡危機。他批評,馬政府近年連編列象徵性軍武、向美國採購精密先進武器的預算都沒有,且明年比今年的國防預算初步編列少廿七億元,而募兵制是馬為求勝選而草率提出,洪案更是壓垮募兵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有一種說不上來的預感,我們國軍的徵兵制,很有可能會延期一段時間,外加楊念祖與美軍軍購的輝煌紀錄,台灣可能會在短期內,莫名其妙的增加國防支出至佔GDP的3%。算一算,搞不好這價差是彌補核四停工的價錢吧,Who knows!
再來到金管會改組議題,三次金改與壽險的資金活化彷彿是未來的重點議題;但三次金改的目的,如之前跨越藍綠立委曾說過,此為進入大陸市場的必備之道。外加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台灣很希望躋升成為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中心。
而一旦壽險的資金活化後,金融業就可以投入公共建設、房地產等事業。而兩個月前的金銀會已簽訂,大陸的金融業將可以入股台灣銀行業。而最近的服貿協議,亦將開放大陸的保險業者來台入股,這將可間接開放陸資企業來台投資銀行、壽險、房地產,甚至加上銀行董監事的提名,大陸的金融業可以實質操控台灣的產業了。
所以,目前則來到服貿協議這關,為的是什麼?我認為在國防方面,老美已經強迫台灣進入美、日、韓、菲等安保條約內。而洪仲丘案則剛好(或是被剛好)可逆轉台灣國防支出削減的趨勢,讓兵力與軍購在未來幾年內保持穩定上升;否則,你會不會納悶,菲律賓怎麼遲遲不公佈廣大興案的結果?是否是因為,背後的老爸叫他們先按兵不動?
而金融業的鬆綁,尤其是三次金改的成型,是為了要加速兩岸金融整合的策略,好讓台灣對美國老爸的談判籌碼更加足夠;畢竟,一路聽老美的後果是:釣魚台丟了、廣大興號賠了、核四燃料棒被逼著入洞、電信業機密被逼著開放、爛軍購案被逼著掏腰包、F-16被逼著落海、美牛被逼著吞下肚,我們還有啥尊嚴可言嗎?
這就來到目前的兩岸服貿協議。這根本不是什麼正常的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反對黨所反對的項目根本不是他們在意的,那些都是假議題;什麼美髮業、印刷業、中藥業,這些產業不是品質比我們爛,就是老早已開放四年,再不就是產業規模超迷你。但有一個產業,其資產大到可以動搖國本,且動搖兩次,而且也是藍綠都想染指的大寶庫:金融業。
不信,你去問問蔡其昌,他是不是主張台灣的銀行一定要整併,否則會鬥不過老共的國營銀行,讓進入大陸市場窒礙難行?不信,你去問陽信銀行董事的太太兼民進黨立委薛凌,什麼是金融業入大陸的『綠色通道』?
不信,你去問問空心蔡最近是否有請大陸金融專家來台大談『人民幣』的重要性?不信,你去問問謝長廷最近去了幾次阿共那,持續銷售他的『憲法一中』?不信,你去問問台南市長賴清德說簽完港-南直航路線後,不排除跟大陸其他城市也直航一下。
所以那些一直扛著鄭教授的反服貿海報、到處爬拒馬的綠營朋友,我可能要澆你們一盆冷水了,因為:你們只是棋子,幫反對黨與中南海喬更多好康的戲碼。兩岸服貿協議一定會過,就算國民黨不想過,民進黨也會幫你過。
但霸佔主席台這個技倆還是要搞一下的,因為坊間有一句話:鬧得越大的綠營人士,中南海會給更大的糖果吃。不然問問自由時報的林榮三,他在對岸的房地產與人民幣投資是否還不錯?而三立的偶像劇,也在大陸那蠻夯的;只是可憐了鄭弘儀,將節目養肥了,突然被過河拆橋,誰叫人民幣那麼香!
這就來到最後一個問題:為何要簽服貿協議?首先,我們是很難吃老共經濟的虧,因為中南海已下定指令:跟台灣簽FTA,只能吃虧,不能佔便宜。為什麼?因為老共要的是統戰,他們一年7兆美元的GDP,不會貪我們的幾百億貿易量;隨便一個與日本的FTA,就是我們的好幾十倍。
但失去台灣的民心,就會失去西藏、新疆、香港、與澳門的民心;所以老共勢必不會得罪我們,他們真正的敵人是山姆大叔。如果服務得好,在軍事上輸給老美,老共會用經濟上贏回,因為:在全球經貿博弈的最頂層那,搭上了兩個天花板,一個叫TPP,另一個則叫RCEP,前者由美國領導,後者為老共。
如果老共的ECFA、服貿協議讓我們吃虧了,台灣就會擁入TPP的懷抱,這會使老共的整個第一島鍊攻勢失手,會讓他們的國際博弈失策,對國內的重要自治區也交待不了;也無法鞏固東海與南海的海權,讓美國整碗捧過去;更會壞了他們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所以就像核四案一樣,老美不會允許我們不續建;而兩岸服貿協議,則是藍、綠、紅三黨都不會讓它胎死腹中,因為三方均各取所需。那現在在那抗議的人士是在幹嘛?好問題;也許看到這篇文章的人,您們可以自己試著回答一下。

秋鬥質變? 立委:馬團隊介入 國共鬥陣 唱衰台灣
2002/11/10 東森新聞報 記者張麗娜/台北報導
http://www.nownews.com/2002/11/10/301-1373927.htm

民進黨立委李明憲、李鎮楠10日上午召開記者會,質疑今年秋鬥有政治力介入。李明憲委員表示,由「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動人權協會」合辦的秋鬥遊行,表面上是打著失業勞工的名號進行,不過仔細了解之後,發現秋鬥背後竟然有馬英九市府團隊加上舊特務的軍情勢力,勾結統派的中共國慶貴賓,共同支持進行「國共合作、鬥臭台灣」行動。
李明憲指出,發起這項遊行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會),其前任召集人就是現在的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而工委會現任的召集人王耀梓更是經常出入北市勞工局的「鄭局長好朋友」,王耀梓的妻子周雪慧亦擔任北市勞工局的約聘組員。原來,鼓動秋鬥遊行,鬥臭新政府的,就是馬市府團隊的鄭村棋。
他說,鄭村棋的妻舅就是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夏鑄九就是在1998年誣指陳水扁市政府拆除14、15號公園害死老人的抹黑者。而夏鑄九的父親夏曉華,就是過去軍情局的特務分子,在江南案中扮演逼迫海外異議人士的角色。原來,經常代表馬英九打擊新政府的鄭村棋、夏鑄九,背後就是軍情局的舊特務勢力。
李鎮楠委員進一步指出,秋鬥遊行發起的另一單位「勞動人權協會」(簡稱勞權會),更是長期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組織。根據台商提供的資料顯示,勞權會執行長、全國總工會副秘書長王娟萍今年9月底受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前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活動,包括9月28日全國政協及中央統戰部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統宴」及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升旗典禮。勞動人權協會每年均會受中共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邀訪大陸,與中共關係非常密切。
李鎮楠委員抨擊,表面上以勞工為口號的「秋鬥遊行」,竟是馬英九市府團隊結合舊特務的軍情勢力,加上中共同路人共同鼓動的「鬥臭台灣行動」,所謂的「勞工」只是國共合作、唱衰台灣的動員工具。李明憲委員更進一步呼籲馬英九公開說明,馬市府是否以行政資源介入這一場遊行?馬市府團隊為何與對岸中共唱和,一起唱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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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鬥工人要求李明憲道歉 現場起衝突
2002/11/13 聯合晚報 記者顏振凱/台北報導
http://bbs.mgt.ncu.edu.tw/gmore?NCUQueer&F0000642&9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十餘名幹部上午赴立院,要求日前指控「秋鬥」遊行為
國共合作的的民進黨立委李明憲、李鎮楠出面道歉。在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王
拓斡旋下,李明憲、李鎮楠及台聯立委黃宗源雖出面並一度道歉,不過雙方旋即
因爭奪麥克風發生肢體衝突,場面相當火爆。
日前民進黨立委李明憲、李鎮楠及台聯黃宗源舉行記者會,質疑秋鬥遊行是「國
共合作」意圖鬥臭新政府,引發「秋鬥」主辦單位工委會的抗議。
李明憲、李鎮楠昨天雖舉行記者會說明,是針對今年曾赴北京參加中共國慶活動的
勞動人權協會秘書長王娟萍。不過工委會以主辦單位是工委會,而非勞動人權協
會及全國總工會,要求立委出面說明及道歉。
工委會上午發出新聞稿,反駁李明憲等昨天稱「全國總工會及勞動人權協會都是
秋鬥發起團體,遊行當天也看到上述組織旗幟」,指王拓本今年也有捐款贊助「
秋鬥」遊行,依李明憲推論,那王拓也應是中共同路人?而過去陳水扁總統、彭
明敏等也都曾捐款贊助春、秋鬥,是否也應受「合理」懷疑?工委會召集人王耀
梓並強調,工委會才是「秋鬥」主辦單位;至於勞動人權協會、全國總工會都
是認同勞工立場的參與單位,且當天兩團體也僅動員約50人參加活動。而由於李
明憲是民進黨新潮流成員,工委會人士並揚言要找新潮流系抗議。
在「有膽說錯」、「沒種認錯」抗議聲中,工委會一行上午先赴立院中興大樓要
求到李明憲辦公室找李對質,不過遭立院駐衛警阻擋一度引發口角。後在王拓出
面協調下,安排抗議人士至中興大樓貴賓室,並找來原只願私下會面的李明憲等
人到場。不過首先發言的李明憲表示,當天有看到勞動人權協會旗幟在活動
出現,他是擔心勞工遭利用,記者會時也沒有說勞工是中共同路人;假如他有說
,他願向勞工道歉;但假如他真的沒有說,是否群眾也應要向他道歉?李明憲僅
承諾「願為語焉不詳道歉」,並反指當天群眾在總統府前倒垃圾,結果引起工委
會人士不滿「垃圾是我們自己清的」。在王耀梓欲搶下李明憲麥克風阻止其繼續
發言情況下,雙方發生肢體衝突,三位立委旋即退出貴賓室外,兩造並互罵「無
恥立委」、「你們不能代表勞工」。黃宗源雖一度返回會場發言,但雙方情緒已
難平復。

民進黨和國民黨是烏龜對王八,一個樣。

http://blog.udn.com/xinluzhiyin/8587833?ch=rss_ugcblogcomment

台灣中央社17日報導,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許忠信說,王金平說立法院決議服貿協議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後,接到中國北京高層關切電話。王金平17日中午離開立法院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不是對岸打電話給他,而是對岸表示意見,其他人來跟他講,並非對岸人士親自打,他從未接過中國大陸方面電話。王金平在深陷“關說案”漩渦中心為何主動對外公佈大陸高層對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關切?這是希望該協議迅速通過,還是另有用意?這是不是也算是“關說”?兩岸對王金平此不經意的信息透露,應該保持適度的警覺。

台聯黨團總召許忠信對媒體說,“王金平說立法院決議服貿協議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後,接到中國北京高層關切電話。”,可以推論,王金平不是被問到才透露這樣的信息的,更可能是主動告訴許忠信的。

往好處想,王金平透露北京高層關切兩岸服貿協議,是希望立法院各個黨團對這個協議審議的重視,提高效率,加快審核速度。

但即便有這樣的好心,卻不見得能夠起到好的效果,尤其是通過對大陸最抵觸、鼓吹台獨最堅定的台聯放出這個消息,只能讓該協議審核更遇阻力。這種信息是否和國民黨黨團和其他黨團分享?有沒有明確傳達希望兩岸服貿協議加快審核的自己的用心?等等,都是旁證王金平此舉真正用心的素材。

往壞處想,王金平在關說案漩渦中,希望用這種信息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

其一,用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的大陸高層關切,來凸顯自己通過兩岸服貿協議所承受的壓力,以及即便有北京高層的“關說”,他仍然會頂住壓力,逐條審核該協議。也就是新聞中說的“媒體追問,會不會影響逐條審查?王金平表示,不會。”

其二,將最私密的北京“關說”信息與台聯黨團召集人分享,可以博得感情。在這個時候,能夠得到台聯也就是深綠是支持,無疑是一條最靠譜的後路,和能夠得到必要時候的最堅定、最無需問是非的支持。

其三,敏感時期,敏感事件引入大陸因素,最容易轉移焦點。

其四,在王金平看來,北京高層的“關切”是否和其深陷其中的“關說”是難兄難弟,所以也在此時見諸媒體,有同病相憐之感(一笑)

上述所有立論,首先要弄清楚是否真實存在這樣的“關說”。台聯黨團總召許忠信說,王金平說立法院決議服貿協議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後,接到中國北京高層關切電話。媒體通過證實,王金平說,不是直接打電話給他,而是北京高層先打給台灣的其他人,其他人轉述的。

這就像王金平關切柯建銘案件一樣,轉了好幾個彎:無法弄清是否北京有高層給台灣的其他人,和什麼樣的人打電話;即便北京有人打電話,但算不算是北京的高層、以及這個高層究竟是怎麼樣的關切,都需要進一步核實。

退一步講,北京即便有高層對兩岸服貿協議表示關切,也是對王金平主持的立法院辦事效率表示擔憂,也是屬於正常的範圍。另外,從政治倫理上說,這樣的信息該不該通過王金平向外界透露,和向什麼人透露、以何種方式透露,都是一門學問。

王金平好似無意間透露這樣的北京高層關切兩岸服貿協議的信息,究竟用心為何不得而知。關鍵的一點要看所作所為是否有利於提升協議的審核效率。另外,此事也足以引起大陸對台官員的高度警覺:要充分瞭解台灣的政治生態,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斷章取義,成為抹黑、抹紅的工具。

畢殿龍

缺乏對兩岸社會的階級分析,卻籠統地鼓動台灣工人階級支持所謂「台灣資本」並對抗所謂「中國資本」,將台灣工運納入國族主義運動。這豈不就是右翼民粹?頗有納粹勞工陣線 (Deutsche Arbeitsfront DAF) 的氣氛!

勞工陣線 - Wikipedia
http://de.wikipedia.org/wiki/Deutsche_Arbeitsfro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Labour_Front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3%89%E3%82%A4%E3%83%84%E5%8A%B4%E5%83%...

臺灣的資本主義階級制度長久以來都以一種歧視更深的階級制度來作屏障,那就是對大陸的歧視。

只要是臺灣人,不管多貧窮、多困苦、社會地位多低,都可以理直氣壯、信心十足、正氣凜然地羞辱、貶抑大陸或大陸人,或曰反「中國因素」也!無論多下三濫的臺灣人,只要站對反「中國」的正確政治立場,就變得「高級」、「文明」、「優越」了,面對「低級」、「野蠻」、「低賤」的大陸或大陸人,不但能儘量轉移、發洩平日在臺灣社會受壓迫、受剝削、受歧視的怨恨,而且還可藉以儼然上昇為正義化身,成為臺灣護國建國運動的勇士或花木蘭。

因此對大陸、對東南亞、對遊民、對同性戀的歧視,都可以有效地轉移階級矛盾,保護資產階級,強化臺灣資本主義階級構造。而當前臺灣右翼民粹的主流就是反「中國因素」,所以,不徹底批判臺獨,臺灣新民主主義 / 社會主義就難以發展。

「去中國化」和「歧視大陸」是李、扁時代的政治工程,不但加固了臺灣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而且為臺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堡壘建造了外牆。

由於許多中、下層民眾可從「反中國」、「歧視大陸」,而受到肯定、重視,從而獲得自信與自尊,因此,「反金權」、「反財團」的政治力量將更難以集結。從此,臺灣資產階級的敵人們即左派將更難以運用「階級矛盾」的論述直接動員群眾,左派進行宣傳的難度,也更加深了一層。左派必須先克服流行的反大陸情結,才能讓大眾看清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

這和種族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歧視大陸,不分藍綠。對大陸人民的歧視,其實源自戒嚴時期。「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這些可憐的、悲慘的、無助的同胞,當然沒有我們高級。

台灣的本土極右政黨「民進黨」頗有右翼民粹傾向,隱含著納粹的陰影。

德國納粹黨(NAZI)的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但其實納粹黨既非工人政黨,又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納粹黨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財團的利益,卻口口聲聲「維護全民利益」,納粹黨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其實是壟斷資本主義加福利政策,然而「形左實右」的納粹卻擅長以左派詞彙包裝右翼思想,以迷惑中下階層,綁架並吸納工運,並且混淆左右派理論,拼湊極右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德國納粹屬於二戰前德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極右反共法西斯勢力,是右翼民粹的德國版。

台灣的政治環境保守,在長期的反共教育和洗腦下,民眾鑑別右翼民粹的能力極為薄弱,往往左右不分,甚至不少知識分子都誤認為法西斯是左派。

請參考

1. 納粹黨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5%85%9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Wikipedia
http://de.wikipedia.org/wiki/Nationalsozialistische_Deutsche_Arbeiterpartei
Nazi Party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zi_Party

2. 意志的勝利 Triumph des Willens / Triumph of the Will (193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s2coAzLJ8
意志的勝利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BF%97%E7%9A%84%E5%8B%9D%E5%88%A9
Triumph of the Will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umph_of_the_Will

3. 《大獨裁者》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s THE GREAT DICTATO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9ITj4kRot4
大獨裁者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8B%AC%E8%A3%81%E8%80%85
The Great Dictator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Great_Dictator

在社會地位方面,小資產階級處在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面對壟斷資本的強大競爭,他們處於受排斥地位,有反對壟斷資本的情緒。然而他們留戀私有制,懼怕取消私有制的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危機期間,小資產階級面臨著破產的威脅,他們的社會地位岌岌可危,對下降為無產者的前景不寒而。城鄉小資產階級對現狀十分憤懣,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情緒劇增。納粹党的領導人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看到了這種情況,指出:「目前95%的德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具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是人民對一種墮落經濟的抗議!」

城市手工業者、小商人、小企業主強烈地希望,在大壟斷資本競爭面前得到國家的保護,限制大工廠、大企業的勢力,以求生存,進而改善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中小農希望政府推行保護關稅政策,降低地租,調整農產品價格,禁止拍賣地產,保持鄉村風格。官吏、職員和大學生希望保證就業,保持社會地位的穩定性。總之,自1930年起,小資產階級強烈地要求改變現狀,希望建立一個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魏瑪共和國建立初期,城鄉小資產階級對它寄予希望。1919年8月11日頒佈的魏瑪憲法第164條規定:「國家從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促進農村獨立經營的中產等級的發展,促進城市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反對加重賦稅和吞併。」可是,共和國並沒有採取保護與拯救中小企業和改善中小農境遇的措施,反而使他們的境況更加惡化。共和國使他們得到的是屈辱的凡爾賽和約,1923年魯爾危機期間1美元等於6億馬克22 的通貨膨脹,1930年1月「楊格計畫」中規定的1160億金馬克的巨額賠款(至1988年,每年賠款20億金馬克)。尤其嚴重的是,1929—1932年猛烈的危機竟使他們成批地破產,從而處於失業的邊緣。

共和國對小資產階級的最大競爭者工商業巨頭卻全力資助。1923年魯爾危機期間,國家對萊茵區和威斯特伐利亞大實業家的所謂損失補助費達700萬金馬克。1929—1932年危機期間,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潤雖然減少一些,但是他們卻借助國家的稅收和政府資助政策,通過國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把主要負擔轉嫁到領取工資者、小企業主、工人以及農村中、小農和農業工人身上。例如,在此期間,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收入減少了50%,即減少300億馬克。魏瑪共和國的這些措施使得小資產階級對它寄予的希望完全破滅。他們認為,魏瑪共和國是維護大壟斷資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共和國是社會不安定和「民族恥辱」的同義字。作為十一月革命成果的魏瑪共和國要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失敗、戰後接受凡爾賽和約、當前的通貨膨脹以及整個經濟危機負責。

在壟斷資本的吞併和控制面前,小資產者經常被拋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去,因此可以被爭取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但是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背叛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執政期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制止人民群眾的貧困,卻執行了一種敵視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其中1929年和1930年這兩年中,由社會民主黨主席赫爾曼·米勒領導的政府新增加群眾捐稅達124500萬馬克。這使小資產階級最後失去了對社會民主黨僅有的信任。

德國共產黨雖然認識到建立統一戰線和爭取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但是在党的聯盟政策上,黨內仍然殘存著宗派主義。党的主要矛頭既針對德國納粹党,也針對社會民主黨,沒有切實地把爭取小資產階級的政策貫徹到實際中去,沒有集中精力團結一切勞動人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起來保衛已經殘破的民主和反對法西斯主義。1931年5月,台爾曼指出:德國共產黨對小資產階級及農民所做的「群眾工作太少,而議會工作做得太多」。同時,德國共產黨過高地估計了當時德國的革命形勢,提出「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口號,引起維護私有財產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

在魏瑪共和國初期,小資產階級曾追隨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 - 德意志人民黨、天主教中央党、國家党、經濟党和其他資產階級黨派。這些政黨只是許諾,並未提出解決小資產階級困境的具體措施。它們甚至在組閣時向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生活福利進攻,頒佈削減社會福利基金、失業救濟金和削減工資的條例。1930年天主教中央党領袖布魯甯領導的政府採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規定增加啤酒稅和零售稅,即增加群眾捐稅75000萬馬克,同年6月,政府徵收人頭稅,規定每個居民必須繳納附加稅。同年12月,又徵收其他群眾捐稅,使人民群眾增加了8億馬克的負擔。這些措施都直接危害瀕臨困境的官吏、職員、知識份子及失業者的利益。因此,他們逐漸脫離了這些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

德國小資產階級在苦悶、彷徨中尋找出路,提出「我們需要一種新時代的信仰」,「我們要改造社會」。他們渴望一種進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經濟處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19世紀的德國頗為流行。當時,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一方面由於資本的積聚,另一方面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對於在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之下的無可倖免的滅亡膽戰心驚,因此期待著一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學說主張社會「恢復到可靠的前資本主義和與行會類似的生產關係」時期,保存小資產階級,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的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的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正當小資產階級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對共和制感到失望,並逐漸脫離傳統資產階級政黨尋找出路,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充滿憧憬時,希特勒的納粹党抓住了時機。它有針對性地對小資產階級展開了蠱惑性煽動,把他們拉到納粹運動中來,成為納粹運動的主要的社會基礎。

摘錄自《當年希特勒是怎麼贏得「民心」的?》
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9313
紅旗網
http://www.ldftq.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4&extra=page%3D1

社論:反ECFA 一場沒有群眾的程序紛爭
台灣立報 2010-8-17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918

據悉,爭議許久的兩岸經濟協議(ECFA),可望在朝野互相讓步,「一分協商、各自表述」的情況下,在立法院地二次臨時會中順利完成二讀。消息一出,民進黨究竟反不反ECFA,再度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回顧這一年來的變化,其實從ECFA的議題浮上檯面後,歷經兩英辯論、626遊行,民進黨始終沒把自己的立場說清楚。早期,曾有「主權讓渡說」,質疑馬英九簽署ECFA是賣台行為。但隨著早收清單出爐,民眾赫然發現,對岸的「讓利」讓台灣在整體利益上成了贏家。另一方面,學者專家指出,國際上任何牽涉到關稅的經貿協議,在形式上都是一種主權的相互讓渡,因為關稅即是「主權」的一部分,即便強權如美國,也不能例外。凡此種種,皆讓「主權讓渡說」站不住腳,於是民進黨棄守ECFA的實質問題,改打「民主」牌,要求國民黨簽署ECFA的過程必需符合民主程序,不能黑箱作業。但問題是,民進黨為何在程序問題上,從「公投」到「條列是否該逐一表決」一路退守、幾至潰不成軍?

究其實,誠如多方評論所言,民進黨內部早已意識到,在兩岸和解及民眾對經濟發展的期待下,反ECFA只能對深綠的群眾說,卻絕不能成為五都選戰的政策主軸。但在此我們要進一步指出,從「民主」的角度出發,民進黨本應能對ECFA的議題提出更深層的社會省思,只可惜,該黨打著民主的大旗,卻從未真正關注如何深化台灣的民主,這是該黨在面對兩岸經貿合作議題時捉襟見肘的另一層因素。

怎麼說呢?ECFA這個看似純然的經貿議題,如何能跟民主扯上關係?

年初,由民間團體所組成的「兩岸和平論壇」,即針對ECFA向馬政府提出深刻的建言:「在後冷戰時代,兩岸經貿合作乃不可逆的趨勢,但兩岸合作所創造的和平紅利,應該轉化為民生福祉的社會資源,擴大辦理各項社會福利,而直接獲利的產業則應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加強勞工福利,改善勞動條件,從而讓基層民眾擁有共多的自主權。」

從實質民主的立場出發,此一建言,其實正是民進黨在ECFA議題上能有別於國民黨的批判思考。回溯民進黨的歷史,從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開始,支持群眾多半為工、農族群。既如此,深化台灣的民主,將之落實為社會正義,讓工、農群眾擺脫經濟與社會的枷鎖,從而在政治上取得實質的參政權,才是民進黨該走的路。

但反觀這30年來的歷史,民進黨把「台獨」跟「民主」這兩條路線綁死在一塊,並以此建構了「反共/反中」的意識形態;卻在2000年執政後,不斷用反中的意識形態來打壓社會民主的聲浪,從那之後,民進黨逐漸脫離了工農群眾的實質需求,而民主就只是程序問題,是代議與選舉。民進黨讓自己變成一部選舉機器,工農群眾則是被動員去投票的死忠部隊。這正是他們在面對兩岸新局時,極力試圖在選票市場上區別於國民黨,卻又無法提出吸引基層群眾之政策主軸的主要因素。

民進黨遠離了工農群眾,不只因為他們反中的意識形態,還因為他們自始自終都不曾要落實實質的民主。除非反省歷史,從內部進行一場大改造,否則面對後ECFA的新時代,民進黨始終只能在程序問題上發言,而且是沒有社會群眾的一個假議題。

社評-兩岸關係發展需有利民生
旺報 2013年11月07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社評-兩岸關係發展需有利民生-20131107001086-260310

最近連續兩項與兩岸關係、大陸政策的相關民調公布,其結果值得關注兩岸和平發展進程的人士重視。

首先是陸委會的內部民調。在今年9月的調查中,表態不支持《服貿協議》的民眾達45%,高於表態支持的40%。調查結果顯示,即使藍營支持者也有相當比例反對《服貿協議》,讓人驚訝。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是,根據陸委會先前同一問卷民調,在兩岸簽署《服貿協議》之前,有高達73%的民眾支持兩岸針對《服貿協議》進行協商,但很明顯在簽署之後,支持度已迅速銳減。

另一份民調是台灣指標民調在10月底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支持簽訂《服貿協議》的民眾為31.8%,比例明顯偏低。同一份民調顯示,支持簽訂「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比例稍高,為35.2%。

雖然說,民調僅供參考,但是這樣的數字確實讓人心驚,也讓部分政黨、團體反服貿的聲浪表面上多了一些正當性,讓馬政府大力推動服貿的作為,更容易被扭曲為反民主。尤其是這樣的數字是在府院黨全力開動宣傳機器之後的結果,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

理性分析《服貿協議》之所以出現支持度滑落,大概有政治面、經濟面和生活面等3大原因。在政治面上,由於政府在溝通、宣傳和協調方面的準備不足,已讓社會形成《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的先入為主成見。

更重要的是經濟面的原因。台灣已經陷入悶經濟、冷經濟的局面,經濟成長缺乏動能,今年度可能連保2都相當困難,更嚴峻的是實質薪資成長停滯,不但造成消費疲軟,更是民怨滋長、對政府與未來缺乏信心的核心原因。到目前為止,政府祭出的各種方案,不但沒有實際上的效果,也無從激勵人心,連治標的功能都談不上。

這樣的經濟形勢,雖然其根本原因在於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劣,也導因於台灣對外全方位開放、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時間過晚、步伐遲滯,但民眾很容易產生誤解,認為兩岸經貿開放交流、尤其是ECFA,並未成功拉抬台灣經濟成長。於是,在野黨逢馬、逢中必反的「亂政治」操弄,反而開始擔憂兩岸經貿的紅利被少數人攫取,甚或是台灣經濟陷入中國大陸的所謂「磁吸效應」。這種保守心態的滋生,自然就反映在《服貿協議》的相關民調數字上。

而在生活面上,服務業的特性在於和人民日常生活緊密連結,在野黨製造的偏見與恐慌,就更容易發酵。

這樣的困局確實複雜,也沒有特效藥可以一服用就靈驗,在這個時刻,更需要兩岸各方面始終保持耐心,並採取細緻的因應作為。

首先,我們還是仔細的掌握民意,不宜輕易的作出負面論斷,作出錯誤的決策。根據陸委會民調,在「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發展有沒有幫助?」「對拓展大陸市場有沒有幫助?」「對和他國洽簽經貿協定有沒有幫助?」等問題上,持正向態度者還是高於負向,表示民意在兩岸經貿交流與開放上的態度並未根本轉向。

另一方面,台灣指標民調的調查顯示,民眾在陸委會主委和大陸國台辦主任互訪、兩岸互設辦事處、以及大陸配偶比照外國配偶取得身分證從6年改4年等議題上,都有超過5成表示支持。這顯示,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不但支持兩岸進一步的和解與溝通,更高度關注兩岸關係對民眾生活層面的實際影響,凡是民眾可以確實感受到對自己生活能夠實質改善,對於兩岸關係的穩健發展有所幫助的政策措施,人們仍然會積極給予支持,即使這些政策措施有更強的政治意味(如兩岸官方互訪、互設辦事處)。

過去,「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曾是句名言,但是在如今台灣的民粹政治下,我們未必百分之百同意這句話,但至少可以肯定:「人民的感受是敏感的」。由此看來,與其糾結在兩岸關係是否「先經後政」,或是「只經不政」,不如跳脫政治經濟的二分法,回歸到民生基本面。

長期民調結果顯示,民意認同兩岸和平發展大路線,也支持兩岸交流,面對目前民眾的疑慮,兩岸有識之士,應該要好好把握「民生主義」路線,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的議題,應該要抓準這個民生優先、尤其是基層民眾生活優先的方向,切實而有耐心的來推動、來說明,相信兩岸關係的前景還是光明的。

我沒有看過台灣民間有請什麼大陸的環保鬥士來台交流

或是請山上的居民告訴我們他們的簡單生活是怎麼回事

總之 繼有的規則下 我們交流最主流的消息

主流濫我們就跟著濫 主流好一點我們就跟著好一點

不能沒有主流 不然我就不知道要討論什麼了

我不要真正的多元 我也不要發表內心語言的看法

不管是台獨還是統一持平 都好

我要主流還在 這樣我才知道自己該怎樣被奴役

陳菊大概不是吳三桂
聯合報 2013/11/19 社論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304640.shtml

正當民進黨以捏住六場公聽會的手法,來扼殺《兩岸服貿協議》之時,高雄市長陳菊與屏東縣長曹啟鴻卻為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蝸步焦慮萬分。

陳菊與曹啟鴻皆推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迅猛啟動。兩人說:上海自貿區不論在規模、速度及鬆綁上,皆有超強的企圖心。曹且說:看到上海的大開大闔,如果小小的台灣無法跨區整合,將如何與別人競爭?兩位綠色首長憂國傷時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倒撥時鐘,回到去年五月。當時,陳菊等人對「自由經濟示範區」尚在觀望,民進黨內許添財等人已是砲聲大作,他說:示範區只是單向對中國開放,以符合「一國一區」的「賣台政策」;他並斥主持此案的經建會主委尹啟銘是「賣台吳三桂」。這位許添財,正是宣布要競選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那一位。

若以許添財去年五月的評論為準,陳菊與曹啟鴻如今恐怕都成了「吳三桂」。陳曹二人不但力挺「經示區」,更擔心方案的規模、速度與鬆綁都不夠;依許添財的觀點,陳菊簡直恨不得早日成為「吳三桂」。

這就是民進黨。今天說ECFA「傾中賣台」、「喪權辱國」,明天卻說「若執政,ECFA概括承受」。今天說尹啟銘是吳三桂,明天卻恨不得自己快一點成為「吳三桂」。現在,狠狠捏住「六場聽證會」欲扼殺《服貿協議》,但民進黨若在二○一六重返執政,難道能全面停廢ECFA以降的十九個兩岸協議嗎?

《服貿協議》和「自由經濟示範區」,皆是在自由開放大前提下的經濟發展政策,陳菊力挺經示區,蘇貞昌卻扼殺服貿,民進黨莫非是精神分裂?

全文網址: 陳菊大概不是吳三桂 | 社論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304640.shtml#ixzz2l7002M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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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反服貿 郭正亮:邏輯要一致
聯合晚報 2013/11/14 記者陳怡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8295369.shtml

民進黨拖延兩岸服貿協議審查進程,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今天在臉書呼籲,民進黨反對服貿,可以有各種理由,但務必要邏輯一致。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回應,這是個人言論,不予置評。

郭正亮認為,民進黨指出服貿協議是黑箱談判,但紐西蘭、新加坡自貿談判不也是黑箱談判嗎?民進黨為何第一時間贊成?對服貿協議,民進黨以公聽會卡關,但簽署至今已經146天,黨主席蘇貞昌也拜訪過各公會,民進黨對各方意見還能說不夠了解嗎?

郭正亮說,民進黨是否也應一併表態,絕不會在2016年總統選前,改口當選之後,將概括承受。

全文網址: 民進黨反服貿 郭正亮:邏輯要一致 | 政治 | 國內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8295369.shtml#ixzz2ke46Sj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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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棒透了!

列寧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05.htm

V. I. Lenin
Petty-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Socialis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oct/25.htm

綠營真的在乎台灣勞工的利益嗎?簡錫堦告訴你:答案是否定的!

1993年4月26日,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簡錫堦在《自立早報》的【焦點對談】中承認:「民進黨對工運並不重視。尤其是勞工與資方對抗的若干重要抗爭,民進黨從未用其旗幟支持。民進黨是以中小企業利益為主的政黨;從辜汪會談來說,它受到的壓力也是來自資方。我認為:民進黨至今仍停留於台獨情結,並未有社會革命的思考;如支持李登輝、暗助連戰等,都是民進黨的包袱;勞工政策方面,只站在台獨立場來反對引進中國勞工(以免台獨主張受大陸人海戰術影響),卻不反對外勞,因為有中小企業主的壓力。」[註1]他還說:「我們(勞陣)認為:勞工運動應有意識形態,勞工須有信仰。現在的民進黨幹部就是看不出什麼信仰:除了台獨以外,他腦袋空空,沒有東西,只有口號。而我們的勞工幹部,理念非常清楚,有方向,有信仰。……目前勞陣的階段性目標是推展『福利國家』,這與民進黨的『福利國家』不同:民進黨只是要資源重分配,把軍公教的優待平均分攤給大家,不敢對資本家挑戰;但我們會批判現有體制不敢對資本家課重稅,澄清真正的『福利國家』定義,讓勞工知道『他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應為人民服務什麼』。……勞陣的參與者多主張台灣獨立,尤其不少工會幹部都是政治意識覺醒後才投入工運、也較支持民進黨;故勞陣自然傾向台獨,這點與勞動黨(勞權會)傾向統一完全不同。……勞陣的目標在於解放台灣勞工,不可能去解放中國勞工,因為:第一,沒有餘力;第二,現階段不重要。對於兩岸勞工聯合抗爭,我認為:兩岸是有敵意的國家,勞工之間的衝突也大;故應先擴大本身勞工力量,才有結盟可能。我不反對勞工跨國結盟,只是認為不是現階段的重要工作。」[註2]
[註1] 簡錫堦. 體制外的工運才是主力. 自立早報. 1993-05-03: (5)
[註2] 簡錫堦. 勞工運動應有意識形態. 自立早報. 1993-05-03: (5)

1993年4月26日,勞動人權協會會長吳榮元在《自立早報》的【焦點對談】中聲言:

㈠統獨問題是既存的現實問題,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面對的問題。不願面對問題,並不等於問題不存在。而且,如何看待問題,也非海峽任何一方可以片面決定。

㈡海峽兩岸的分裂,是國共內戰和美國反共世界戰略佈置下的結果。變更歷史事實,否認國家歸屬,行使分立的正當性何在?

㈢在階級對立、貧富懸殊的台灣,只有勞工命運共同體,而沒有「台灣人命運共同體」。有關國家定位問題,不能委由資產階級代言人來決定。

㈣海峽兩岸互通互惠,結束對峙,削減軍備,可用於人民福利及生產建設,擺脫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改善盲目追求成長的經濟發展政策。

㈤在民族統一運動和勞工運動匯合時,勞工方得出頭天,才能有勞工全勝的一天。

(出處:吳榮元,〈當民族統一碰上工運…….〉,《自立早報》1993年5月3日第5版)

趙剛
〈危險的「中國因素」〉
《隋大每月評論》(SD Monthly Review) No.2

昨日,吳介民教授在《蘋果》上發表文章〈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但早在2009年,吳介民教授(以下敬稱免)就寫了〈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具有斷代性的危機宣稱:「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處在歷史變化的交會點上」。他指的危機是什麼呢?是指2008年5月「二度政黨輪替」後,馬政府所欲展開的大陸政策。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作法,吳介民指出了:『「中國因素」正在沁染台灣日常政治的運作,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如果吳介民還記得他的這段「危言」的話,那麼,這個「中國因素」現在應該已經上幼稚園中班了,但昨天他卻分明指著這個五歲的孩子(或狼子)說:2012是你的元年。政治社會學者一般都不太注重歷史,但吳介民教授卻公正地連他自己的書寫史也遺忘了。

為什麼要化五為元?我不知道,這得問作者。但我猜測,可能還是為了修辭吧!但為修辭故,分析是可以模糊,歷史可以不顧的。但轉而想想,也的確,如果不高喊「狼來了!」、「狼此刻來了!」,而非得說照顧到歷史,說「歲月悠悠,轉瞬狼至五年矣」,不也太沒勁了嗎!人家還以為是動物園管理員的工作報告呢。
幸或不幸,「中國因素」這個名因此在它實證的堅冷外表上,閃著恐慌與煽情的跳動七彩。在缺乏對複雜現象的複雜理解之下,吳介民拋出的更多是恐慌、猜忌與指責。例如,他說:『歸根究柢,「中國因素」讓人驚覺:誰在「統治台灣」?民主生活在台灣,會不會毀在「跨海峽政商聯盟」手裡?』。又例如,他說:『誰來守護台灣民主?誰來維護媒體言論自由?別讓每個編輯台,都駐守著一個「小國台辦」』。

「中國崛起」是一個重要問題,是一個特別是在東亞區域內的所有批判知識分子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這中間牽涉到很多非常複雜的問題,包括,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與危機、中國大陸在這個體制中的位置以及其發展路徑、台灣社會以及「台灣民主」在新舊冷戰格局下的社會性質……,這些大結構問題,以及比較歷史也同時比較規範的問題,好比,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該以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政治姿態與身份認同去介入這個現實……。凡此,都是複雜無比的問題,需要的是我們永遠嫌不足的知識、思想與智慧。但在吳介民等人的感覺結構中,這些都不是問題──「台灣人」身份不成問題、「台灣民主」不成問題、全球資本主義不成問題,出問題的只是一種陰謀論範式下的「中國因素」。「中國因素」被擬人化了,是一個惡棍或是惡狼,它要來破壞我們的道德、正義、貞操與幸福。

為了民主的緣故,請不要再這樣訴說「中國因素」了吧。為何呢?因為這樣的一種反智的、化約的知識慣習,只是在把我們自身的真實苦悶越過結構與歷史,短路地找到一個立即宣洩口而已。當「中國因素」這樣被論述時,我們所需要做的也不外乎是找出「中國因素」的「具體代理者」,然後對之妖魔化,同時呢,呼喚天兵天將的「誕生」來對抗「妖魔」。而台灣這麼小、社會互信這麼差,我們哪有能耐承受這樣的一種政治感覺的操作方式?現在,「中國因素」論者軟土深掘,找出一些「親中台商台幹」扣他們帽子,之後呢,要是掘上癮了呢,凡是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就都也有可能被扣上帽子了──「小國台辦」。「扣帽子」在台灣由來已久,但從來沒有像2012所展現的扣得如此義正辭嚴!以前,進步教授與學生們還在「普世價值」下言說指責,現在,則乾脆化暗為明,祭起了「中國因素」。因此,我不同意有人說,把隱藏的掀開來講至少是一種進步,這樣說還太早,那還得看如何講。至少,我們不應當以法官或調查局的姿態講。

這難過地讓我想起了「麥卡錫主義」。根據維基百科,麥卡錫主義是「在沒有適當的證據下,對他人進行不忠、顛覆或是叛國等指控的行徑」(McCarthyism is the practice of making accusations of disloyalty, subversion, or treason without proper regard for evidence)。在那一波惡名昭彰的「恐紅」(Red Scare)清算中,多少人被那個惡名昭彰的「非美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所迫害,而使那個年代成為「美國民主」的一極黑角落。「中國因素」是很有理論潛力可以帶我們達到那個黑暗角落的,因為,對「中國因素」論者而言,不接受他們對於情勢的定義的人,都甚有可能是「非台一族」(Un-Taiwanese)。

改編何明修的話:希望歷史不要記得2012是「非台調查委員會元年」。

我寧願回歸中國~也不會去親日.親美

大道理我不會說~我只知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去親一些外國人, 奴性太重??

還是小時候沒念過歷史? 不知道中國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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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我們都是中國人, 你念的歷史是中國歷史

你寫的字是中國字, 你放的假是中國的假, 你說的話也是國語, (台語也只不過是中國其中一種方言)

有本事等你發展出自己的文明, 再來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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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搶台灣釣魚台, 韓國人瞧不起台灣人, 美國把台灣當小弟

我搞不懂某些人為什麼這麼賤, 寧願哈日~哈韓~崇洋~偏偏還看不起同為中國人的大陸?

腦子被門夾了嗎?

要抱大腿我寧願抱大陸的大腿~至少本是同根生!!!

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評Perry Anderson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杜繼平)
http://historio.asia/?p=496#more-496

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何在2004年突發興致寫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绿〉?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就其分析或判斷來看,這都是篇不很高明的文章。培里曾寫過Passages from Antitquity與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這類出色的著作,這回卻犯了大忌,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率爾對他所不熟悉的問题發表議論,完全喪失他平素治學嚴謹的態度。由於這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培里沒有註明所用資料的來源,但從內容來看,我推測他所根據者是有關台灣歷史與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二、三手英文材料,外加一些耳食之言,因此造成他在事實的認知與分析上都有不少錯誤,加以他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及中美關係所知有限,這就不能不使他這篇文章的立論與判斷失之淺薄。

培里文章的重點有五:一、他認為台灣人民正在形成明確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族認同,並將其歸為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海外移民社會脫離母國的類型;二、指出台灣本位的國族認同在上述類型中的特殊之處;認為台灣分離派是依據民主的政治原則而不是訴諸言語、族裔或文化來建構國族,並探討台灣分離派想用公投自決來達到獨立的目的所遭遇到的實際困難;四、分析兩岸與中美關係,認為北京對台用武的說詞不過是虛張聲勢的恫嚇,在美國保護台灣的承諾下,北京既無能力也無決心冒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危險,實行武力統一,而美國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關係法》的雙重制約下,也只能力求維持台海現狀,因此兩岸長期維持不統不獨的僵局,北京與華盛頓既對此僵局皆束手無策,就只有台灣民族主義是生機盎然可以推動事態變化的力量,故台灣分離派即便利用公投宣布獨立,北京仍將坐視,不敢採取重大的報復手段,打破僵局;五、最後,培里討論了兩個可能使兩岸將持的現狀脫軌的意外,一是綠營過於急切粗暴地推動「閩南化」,加深島內的〝族群〞分裂與兩極對立,二是按照目前狀態看來極不可能的情況下,北京突然態度轉硬,以象徵性的軍事行動向美國施壓,讓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

一、史實糾謬

在評論培里的分析與論點之前,我要先指出文中除譯者已糾正的兩個錯誤之外,還存在的幾個基本事實的謬誤:一、他說國民黨實行35年的戒嚴,實則台灣的戒嚴時期是1948.5.3─1987.7.15,達38年;二、他誤信台獨派捏造的政治宣傳,將吳淑珍的單純車禍說成是國明黨故意行兇;三、誤算大陸與台灣人口的比例為500比1,實則大陸人口若以13億計,約為台灣的60倍;四、蔣經國過世是1988年1月13日而不是他所說的1987年。這些無關宏旨的小錯誤,只反映了培里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生疏、隔膜。但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謬誤則嚴重影響了他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與論證。

培里在同意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將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creoletype)」之餘,還提出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其他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四個特點。他認為,日本併吞台灣,使台灣與祖國分離後固然實行了專制的殖民統治,卻不同於它侵略大陸時的大肆屠戮、破壞,而讓台灣的經濟、教育有所發展,從而使台灣與大陸有了截然不同的經歷,迄今仍為台灣生活的基本要素,構成了第一個特點。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建立了較有秩序、和平、卓著成效的統治體制:雖與所有歐洲殖民政權一樣專制,但所統治的是一個更為“落後”的農業社會,終究沒有在朝鮮或滿州那麼嚴酷,而且造就了優於中華民國所有地區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只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才有大批人飽受困苦,而在此期間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培里在這裡要說的是,日本的殖民統治雖專制,卻也促進了台灣的發展,令不少台灣人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因此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不單只有罪惡這一面,它還有功,其意義不只一端,功過曖昧難分(ambiguity),台灣在日據時期的這段經歷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日本佔領區。培里的這個觀點我們知之甚稔,並不陌生。這其實就是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經常鼓吹的「日本是台灣近(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殖民台灣有功」的論調,我相信培里的論據也是取自台灣分離派的歷史敘述。但是事實根據何在?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比在朝鮮溫和嗎?我們先引述兩段材料來檢證一下:

「台灣的經濟制度已與日本同化,又其教育亦採同化政策,只有政治則放棄了“日本延長主義”。

蓋在經濟與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擁護這種利益的武器,則在政治的不同化,即專制政治制度的維持。在這地方存在著台灣政治機構之帝國主義的意義。而以台灣的情形,比較朝鮮,則在財政上,朝鮮每年尚須國庫補助,反之,台灣早已財政獨立;又在經濟上,比較朝鮮,則台灣不論就資本家企業的發達或住民的富裕來說,都是勝過多多的;又在教育上,住民初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一九點六,台灣則為千分之五八點六(一九二五年三月末):懂得日本語的原住者,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二一•七,台灣則為千分之二八•六(一九二0年):即教育程度也是台灣高過朝鮮。至於政治的情形,則台灣比朝鮮差了。即總督為陸軍武官時,乃有軍隊指揮之權;這種官制,台灣有,朝鮮無。地方制度上的選舉制度,朝鮮有,台灣無。官吏特別任用範圍,朝鮮廣,台灣狹;在朝鮮,從朝鮮人的總督府局長開始,還有許多行政長官是朝鮮人;此外,還有朝鮮人的推事檢察官,其權限自一九二0年起,完全與日本人的推事檢察官相同;至在台灣,台灣人的地方理事官只有三人,司法官完全沒有。台灣有保甲制度,朝鮮沒有;朝鮮有數家朝鮮人發行的朝鮮語報紙,台灣沒有一家台灣人發行的日報。不論是統治的制度、原住者的官吏任用、言論的自由,顯然都是台灣的政治情形比較朝鮮尤為專制。台灣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甚至其萌芽胚種都難發現。財政經濟豐富,教育比較進步,但政治專制的程度特別高。這看來雖是奇怪的事實,但因專制的警察政治,其本身是使台灣財政經濟得有顯著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之一主因,故在台灣,牢固的帝國主義的實力及其傳統,不易容納台灣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又,朝鮮原為獨立國,台灣則為清朝的一省;朝鮮是在國際交通路口,受世界輿論的監視,台灣的地位則否;凡此,想來都為台灣與朝鮮的政治情形不同的原因。要之,台灣人的政治情形,所以說是“超過朝鮮,比起朝鮮尤苛”,是因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勢力,不論歷史的或現實的,都比在朝鮮來的強固。」(矢內原忠雄1985:167-168)

「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央集權色彩濃厚的台灣總督政治,對於民意完全隔膜。一九二0年,田總督雖曾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這一組織,但並沒有給以絲毫權限,這只是“御用紳士”的所謂“儀禮的集會”而已。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以林獻堂、蔡培火諸氏為中心,備受彈壓;自一九二一年第四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至一九三四年第六十五屆日本帝國會議,前後凡十五次,提出請願,始獲通過。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這樣獨特的官治行政制度,結果所致,自然造成了“由日本人獨佔官吏”這一極端偏狹的人事任用方法。這一情形,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及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過台灣。就戰爭結束之時而論,台灣人在一六七名“敕任官”中祇有一名,而此一名僅有的“敕任官”,還是與行政無關的醫學博士杜聰明。“奏任官”為兩千一百二十名中的二十九名;絕大部分都是技術人員。“判任官”為兩萬一千一百九十八名中的三千七百二十六名,也祇為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這就是說:台灣人被任何行政部門所排擠。這正是“勇猛果敢”的日本人之唯我獨尊、亦為我獨善之道。……這樣的行政制度,首先造成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明顯對立。日本的統治目標雖然是同化政策,雖然是皇民化政策,但是這類政策本身,即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劃成了明顯的民族鴻溝。即行使統治權的,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服從日本人的。被統治的台灣人一旦有了這一認識,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則不得以屈服於權力之下;另一方面,日本人則以統治民族自負,對台灣人抱著優越感。因此,各種統治政策的推行,都不能獲得被統治者的衷心合作,除恃力強行外,別無他道。在此情形之下,警察權之被全面利用於擁護政權,勢所必然。故在台灣各種經濟政策的實施,常是露骨地利用警察;而警察也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鹽見俊二1985:123-124)

矢內原忠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台灣發展經濟與教育是有利於日本,而專制統治則是推動經濟與教育發展的武器,台灣的經濟得以有所發展,靠的就是嚴酷的警察統治。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朝鮮與台灣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同政治遭遇,結論是日本對台灣的政治壓制比朝鮮尤為苛酷。鹽見俊二(按:鹽見是日據時代在台灣的財經專家)更指出,台灣請求設置議會的「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而由日本人獨佔官吏「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即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於台灣」。處在這種境遇下,台灣人「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矢內與鹽見根據事實而來的論述徹底駁斥了培里所謂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沒有對朝鮮那麼嚴酷的說法。

那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又對台灣人具有什麼意義呢?日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於榨取台灣農業的剩餘,提供日本物廉價美的米、糖,以降低工資,促進資本的積累,加速日本的工業化。但日本右派與台獨派卻津津樂道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對此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有這樣的評析:

「日本統治時代,日本人曾經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這種說法,通常是出於一些人的假定:如果沒有殖民地化,台灣就沒有發展;即有了發展,也不會有很大發展,這種說法是多麼地獨斷。這是以台灣被佔領為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住民之生活水準為基準,來衡量殖民地結果的生活水準。這也是只以絕對的生活水準為問題,不以相對性的當作問題。因此,這種情形是由於支配關係,台灣人民在本質上的苦痛,在意識上就被遠遠地隔開了;而對殖民地者的日本所加予台灣的恩惠方面,在意識上格外地加強了。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裏幫助了日本殖民者。關於台灣住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的事情,是配合日本隨時在進步的高級的生產技術,為了使榨取關係能夠更圓滑地進行以增進自己的利益而說出來的,實際上,日本人只不過是支給生活上,最起碼的必須條件之最低限度而已,其實日本人是在掠奪其勞動力剝削其當然應得的代價。然而,這些卻被當作在實行日本統治的恩惠,所以至今仍有“日本恩惠”的錯覺之習性,遺留在一部份的日本人及台灣人的腦海裡。」(西野英禮1985〔1961〕)

西野英禮這篇論文寫於1961年,但他指責「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裡幫助了日本殖民者」,卻好像是針對培里而發。

對日本在台灣發展教育的動機與後果,西野英禮也很透闢地指出:

「其次所謂“開發台灣”這句話裏,不能不特別指出來討論的室友關於日本在台灣的制度的確立。這是日本人在開發意識之中,認為也是日本人開發的,內心最為誇耀的事情。固然對於這個意義的檢討,將會觸及開發意識之中最重要的部分。

從教育制度確立的動機看來,與一般開發事業的動機沒有什麼分別。唯有日本人不能當的下級官吏,要從住民中來選任,這才是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所以,問題在於教育的普及是否真正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台灣殖民化以前,台灣和大陸一樣,是書房式的教育。到了日本人的統治,有了學校,使比較多的人能夠進入學校。表面上看來,都是為了住民的利益,這就變成殖民者的功勞了。

但是在學校裡只教日本語,母國語文就被禁止了。在學校說一句母國話要罰金一錢。這種滑稽,而且是殘酷的罰則也都設立了!這種教育上的強制與差別,若要舉私人刊行的作品來作證,則有前引小泉信三的文章。其中這麼說:“本島人要保持對岸的語言和習慣,在今日對他們沒有什麼利益,恐怕更要使他們子孫的地位增加困難。……然而使用本島話及隨著因使用本島話而懷著思想祖國及懷念祖國的感情,那麼他們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受到不利的處置”。底上這段文章可以說是典型的說明。

學校以外的流通語也是日本語,因此台灣人只有在家庭或同胞之間使用母國話,暗中使用母國話只是為了抵抗感之寄託。

受了這些強制與束縛的結果,留給台灣人民的是重大的傷害。由支配者給與的語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則變為奴隸的語言。語言不單是表現的工具,也是思惟的工具。當作社會語言的日本話語當作血所流通的母國話之分開使用,是使思想或思考分裂成奴隸性與人性的兩者,而致使格格不入。輕視母國話的風潮,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延長,然而至今還存在於台灣人之中,台灣人的學者也為此感嘆。這是當然的!藉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期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對於原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的野蠻!‧‧‧‧‧‧‧‧‧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1985〔1961〕)

西野英禮痛切指陳,最受誇耀的日本殖民教育制度,其實是「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是「對於〈台灣〉住民最野蠻的行為」,「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但是,這樣的洞見,培里完全付諸闕如,他只是毫無批判地襲取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的謬論。西野英禮的洞見正是近二十年來致力清理殖民主義遺毒的後殖民主義的主旋律。後殖民主義先驅法農〈FrantzFanon〉曾深刻地指出: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1966:190)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者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1966:170-171)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發展殖民教育的目的正是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日本的同化教育,特別是1930年代的皇民化教育的重點,就在醜詆中國的歷史、文化,頌揚日本的崇高、偉大,力圖讓台灣漢人鄙視乃至忘卻自己的民族傳統與身分,在自卑的心理下,仰望、崇拜日本文化,從而以晉身為「皇民」為榮,以具備「日本精神」為傲。這種奴化教育在1930年代成長的台灣青少年(也就是李登輝這一代)的心靈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被奴化的思維通過親日派台獨王育德等人的影響,構成了台灣分離意識的一個要素。(註1)培里說「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這所謂「自願」參軍,其實一部分是「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一部分則是鹽見俊二所說的「大部分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

培里又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經濟和教育發展「優於所有中華民國地區」,也一樣不合事實。中國大陸自民國建立後,歷經袁氏稱帝、軍閥混戰、日帝入侵、國共內戰,兵連禍結,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復有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經濟建設受到嚴重影響,進步遲緩,而日據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帝國的卵翼下,未遭大規模戰亂,確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下,台灣工商業並不發達,仍屬農業社會。培里忘了: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在一國以至世界的不同地區與部門之間會形成資源不均等的配置,二、中國地域極為遼闊,不同區域因歷史、地理、資源等因素在發展程度上本就有極大的差異。說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教育優於整個大陸〈包括上海、南京、北京等通都大邑〉是缺乏常識的說法。這裡引一段「上海幫」的資本家遠東紡織企業創辦人徐有庠的回憶以見其概: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從十里洋場的上海突然來到台灣,第一個感覺是太荒涼。嚴格說,這種印象並不準確。因為,上海很早就闢為中國對外通商港埠,而且,長期作為西方國家租界地,現代化得早,洋化的程度也很深;這樣比較,當然不公平。習慣了那裡的繁華與熱鬧,突然間來到台灣,難免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事實上,如果拿台灣和我們的家鄉海門或啟東之類的江南城鎮比較,台灣又顯得不錯。這裡有便利的鐵路,有完整的水利系統,有普遍的電力網,有有效的農會組織,有嚴密的戶政制度,這些,都構成台灣後來發展的重要條件。

由於日本長期的佔領,台灣在經濟上還維持著殖民地經濟的色彩,基本上是農重於工,集中生產供日本本土使用的物資。因此,工業方面僅有極簡單的加工業。我記得,遠東針織廠開工之前,要採購一些剪刀,結果,找遍了台北市,就找不到銳利而經久的剪刀,最後,還得從香港採買。」(徐有庠1994:99-100)

以上我之所以不憚詞費,又大幅徵引史料,糾正培里的錯誤,主要是培里從台獨派照單接受的觀點,謬種流傳多年,在台灣有相當的市場,不少人盲從其後,以訛傳訛,造成認識上的混亂,有必要加以釐清。但這並不是本文評論的重點。

二、方法批判

培里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歷史知識的貧乏還在其次,要害在於方法的錯誤。培里在《君主專制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的序言裏,批評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把抽象的普遍模式與具體的地區個案打成互不相涉的兩橛,也就是在普遍與特殊、必然與偶然之間挖下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因而他力求彌合這道鴻溝,既顧及〝純粹〞的結構模式,又研究〝駁雜不純〞的具體、特殊的歷史變體,以恢復歷史唯物論在歷史領域該有的解釋威力(Anderson1987﹝1974﹞:7-8)。在形式上,培里按照他結合普遍模式與具體實際歷史的方式,既把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又指出其獨有的特點。然而,實質上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必須先全面研究特殊、具體的事物,建立起普遍的規律、模式,才能再反過來將普遍的規律、模式運用到具體事物的解釋上。培里的兄長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中》中,把民族主義分類成三種典型模式:以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為代表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以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為代表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以及十九世紀沙俄政權為代表的「官方推動的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而尤其強調「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為濫觴。班乃迪克認為,日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仿造、組合這三種民族主義模式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參照這三種由美洲與歐洲起源的基本模式就可很恰當地解釋後來在亞、非洲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培里本身並未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作全面的了解,也沒有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與統獨之爭,便想當然耳地把班乃迪克的分類當成普遍適用於全球的模式,套用在對台灣分離主義的分析上,遂造成了根本的錯誤。

美國獨立革命時已形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嗎?

班乃迪克不同於許多由自由主義立場貶斥民族主義的著作,另闢蹊徑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布,使他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自成一說,佔有一席之地,但《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不少論證卻是問題重重的,絕稱不上台灣出版商所誇張宣傳的所謂「經典鉅作」(2)。就以他刻意強調為民族主義起源的美洲「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來說,就缺乏站得住腳的歷史根據。且不談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運動,美國獨立革命之際,北美十三洲殖民地的人民並沒有如班乃迪克所想像的那樣,把彼此想像成休戚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甚至在獨立建國後的數十年中,也沒有形成鞏固的國族認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艾波比(Joyce Appleby)所說:「美國革命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民族,更別提團結一致的人民。」(Applebyet.al.1994:96)艾波比還指出,美國人的國族認同是直到1790年代中期之後,靠一些愛國的史家編造美國歷史神話,把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說成是美國人從移民到革命建國的動力,才逐漸形成的。事實上,要求獨立的革命運動是少數精英發動的,並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當時教育普及率不高,大多數人受財產資格的限制,不具投票權,難以直接表達意志,甚至在地主、商人、富農及律師等專業人士的有產階級之間,對是否需要搞獨立革命的意見也極其分歧,整個社會嚴重分裂,用美國史學家卡爾曼等人的話說就是:「美國的革命是場雙重的鬥爭,既是反對帝國的權威,影響國際權力均勢的叛亂,又是愛國與忠皇兩黨或兩派的對抗。」(Carmanet.al.1967:194)雙方的衝突極為尖銳,「忠皇派不像革命黨人那樣具有組織與進擊心,而愛國派卻對他們發動比對抗英國更加兇猛無情的戰鬥。在衝突的過程中,大量的忠皇派人士投入英軍或自己組織英王授命的軍事團體。……那些沒有受到英軍直接保護的忠皇份子處境極其悲慘。早在獨立宣言簽署之前,每一個殖民地的革命委員會就警告忠皇派人士不得異議,沒收他們的武器,強迫他們支持抵制對英貿易的協會。隨著双方鬥爭的進展,革命黨人眼見一些忠皇人士顯然不會為威脅所迫而支持愛國派的目標,遂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凡拒絕宣示效忠革命者皆不准享有公民權,不能投票、擔任公職或受法庭保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不得自由擇業或獲取、處置財產。他們沒有言論自由,不准旅行或與英軍貿易。在這些禁制的法令多無法奏效時,比較熱衷於支持英國的人則遭放逐。」(Carmanet.al1967:199)一場不具全民共同意志、社會內部極度分裂對立的革命,民心士氣自然渙散不堪,當時各州願受召入伍者寡,兵源嚴重不足,勉強入伍者亦復散漫怠惰,只顧私利,且時有逃亡之意。革命軍總司令華盛頓極為憤慨地指責說:「對公共利益這麼漠不關心,德行如此之差,投機倒把,使盡各種下流技倆謀取這樣那樣的利益的風氣如此之盛,………實我生平所未見,祈求上帝別讓我再遭遇這種景況,全軍瀰漫這樣卑劣、自私自利的精神,來日若有慘敗,我一點兒都不會訝異。」(引自Carmanet.al1967:203)這樣的烏合之眾,要想戰勝英軍當然是不可能的,美國獨立戰爭最終獲勝,其實主要是拜法國派遣陸軍、海軍參戰挫敗英軍所賜〈3〉。

上面引述的這些美國革命史料,不但可用來證明班乃迪克認為美國的獨立革命是由於當時北美十三州人民已具備禍福相倚的手足之情,形成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意識,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對當前台灣因統獨之爭而產生的國族認同分裂,社會內部尖銳對立的亂象,也頗有借鑑意義。

東西方的民族主義沒有重要差異嗎?

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第二版序言中,雖然很謹慎地說:「我對西歐與〈美洲〉新世界的知識仍相當膚淺」,「我的分析能否令人信服地應用於全世界,尚屬未定。」(Anderson1991:XV)但實際上,他2000年在台北的演講卻很武斷地公然宣稱東西方的民族主義並無重要的差異,把台灣、新加坡都劃為所謂「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類型,並反駁東西方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的論點,進一歩強調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分類模式(Anderson2001)。

班乃迪克沒有對世界各地區的民族主義做過紮實而全面的研究,即提出海外移民、語言與官方三種民族主義的基本模式,並貿然認為日後產生的民族主義皆是模仿、修改、改進這三種基本模式,以不同方式加以揉合組成的(Anderson1991:140)。對此印度著名的反殖民主義學者恰太吉(Partha Chatterjee)深表不能苟同:

「西方的大眾傳媒極其無知地把民族主義說成是奇特的異物。安德森所代表的理論傾向與之相反,試圖把民族主義現象視為近代世界全史的一部份。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有個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必須從歐洲與美洲巳備好的某些“模範”形式中取材,選擇它們的想像共同體,它們還留有什麼想像的餘地?這看來就像是歷史已注定,身處後殖民世界的我們就只能永遠充當現代特性的消費者。歷史僅有的兩個真正主體―歐洲與美洲,不僅已代我們編好了通過殖民來啟蒙與剝削的劇本,連我們反對殖民的抗爭與後殖民時期的苦難也得照他們的劇本演出。甚至我們的想像力也必須永遠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一點也不是感情用事。我反對是因為安德森的論點無法與反抗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證據吻合。亞洲與非洲民族主義最有力也最有創造性的成果並不是靠與近代西方傳佈的民族社會“模範”形式一致得來的,恰恰相反,是因為與其不同(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而有的。忽視了這一點,怎麼可能不把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經驗貶低成滑稽可笑的漫畫呢?」(Chatterjee1996)(4)

培里直接根據班乃迪克缺乏堅實基礎的分類方式與論證,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模式來分析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進而評論兩岸關係,焉有不流於膚淺、錯亂之理?

三、台灣民族主義巳蔚為主流?

培里與班乃迪克一樣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蔚為台灣主流,勢不可擋,「一種明確和台灣國族認同正在凝聚成形中」,根據是2000年與2004年的兩次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得票大幅上升,以及民調統計數字所顯示的,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已達40%以上,這完全是皮相之見。何謂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紛雜不一,尚乏定論的各種定義中,我們且用班乃迪克的說法來檢證一下培里(以及班乃迪克)的判斷。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班乃迪克用純主觀意志來界定民族與民族主義,即一群人只要他們相互想像成同屬一個共同體,形成手足般的深厚情誼,並願為共同體的主權而甘冒鋒鏑,萬死不辭,就構成一個民族,具備民族主義的情操(Anderson1991:5-7)。如果國族認同可以依照得票率來測度,那麼去年底的立委選舉有四成左右的選民放棄投票,泛綠的得票數較總統大選大幅下滑二百多萬票,泛藍以及具反獨立場的無黨籍立委則取得立院席次的絕對多數,不過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在未發生重大事故下,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竟可有如此巨大的變化,那麼得票率能說明什麼?意味台灣民族主義陡然下墜嗎?深厚、堅定的台灣國族意識、情感又在那裡?台灣投票行尚且如此,真要到必須為建國而戰時,不要說台灣多數民眾,即連長期支持泛綠的選民,會悍不畏死,挺身浴血奮戰,毀家紓難,表現出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情操嗎?

至於用民調統計數字來測度台灣民族主義,就更難以準確了。除了技術上的樣本選擇問題之外,主要是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易受政治領袖、政黨、媒體的誘導、影響,對比較抽象或複雜的概念並無明辨的能力,碰到必須在短時間內回答的電話或問卷調查,往往憑直覺或感情作答。「中國人」可以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指涉國籍的政治概念,在兩蔣時期,以中華民國為中國正統,因而一般的認知上中華民國國民即是政治涵義的中國人,但自李登輝主政後,漸放棄中華民國的正統定位,把「中國」、「中國人」的稱號搞成對岸的專利。陳水扁當政後更變本加厲,一些分離派媒體也大加配合。「台灣」、「台灣人」本是地域、省籍的概念,但在分離主義者多年刻意偷換概念,極力宣下被賦予了「台灣國」、「台灣國人」的政治涵意,造成許多人認知上的混淆。若說代表地方意與地域情感的「台灣(本位)意識」、「台灣人意識」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下逐年有所提高,或可成立。但要說,自認是「台灣人」的都已具備堅定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肯為台灣國效死而弗去,則是過度的跳躍推論。且舉一個實例,去年中在授課的大學課堂曾作過一次關於兩岸關係的調查,有自認是台灣人的學生卻認為兩岸應該統一,也有自認是中國人的學生則認為台灣應獨立。像這種認知上的混亂,其實並非特例。以台灣民眾的政治的水平之低下,從政治上來說可謂民智未開,論語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用來概括形容台灣的政治氣候,仍很恰當。許多民眾缺乏足夠的政治判斷力,往往跟著政治領袖、政黨的言論、政見隨之俯仰,或者如股市股民般,易受消息面影響而改變投資決定,這就是施啟揚那句:「民意如流水」的現象屢屢在台灣發生的緣由,流動不居這才是台灣民眾意識真正的主流狀態。台灣這種流動不居的主流民意,反映出來的就是所謂「維持現狀」論。對簡單、明確的統、獨與維持現狀三種選項,多次民調顯示了六成以上的民眾選擇「維持現狀」,這中間當然還有等待時機再統一或獨立的區別,但都共同表現了這樣的心理:一、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仍有疑慮,二、不願冒兩岸發生戰爭,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

培里用投票率與含意不明確的民調統計來判定台灣民族主義凝聚成形,實乃不明就裡的浮薄之見。其實,果真台灣民族主義已是台灣主流,陳水扁這次的總統大選大可穩操勝券,根本犯不著玩法弄權,搞公投綁大選與槍擊詐術的卑劣伎倆(5)。

四、獨立與民主的矛盾

培里根據班乃迪克的《想像的共同體》說:「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不必在語言或族裔上與本國故土有重大的差異。反之,新生的國族認同是由地域與歷史來標誌的:地理的距離與殖民的體制造成不同於本國的文化與自我意識,由此而形成集體的認同,構成獨立國家的基礎。」培里把台灣類比於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認為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也屬海外移民型:「就血緣與語言而論,他們是華人,就如同紐西蘭人是不列顛人一樣。但地理的分隔與歷史的經驗經久已使一個移民社會具有了自身的國族認同。」培里又強調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認同是以民主為基礎,而非族裔、語言、文化。

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無共通之處

我們先不談班乃迪克所分類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缺乏堅實的歷史事實基礎,即使按照班乃迪克的定義,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也無共通之處。培里與班乃迪克對台灣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並無深入的了解,因而只能把從美洲歷史抽象概括出來的未必正確的概念類型,生搬硬套在台灣上。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不是以語言、族裔為基礎嗎?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嗎?那麼今天台灣極其嚴重的所謂「族群對立」,社會高度分裂,又是怎麼來的?如果「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民進黨政權何以會視憲法總綱如無物?何以敢為在總統大選獲利而肆意曲解公投法,搞出公投綁大選的卑劣把戲?何以會鬧出行政部門公然對立法院決議成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行使「抵抗權」的笑話?這都是任何一個真正具備憲政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權所不會做,也不敢為的違憲亂法之舉,而民進黨政權俱優為之。而從攸關台灣前途的統獨爭議到重大的公共政策,在民進黨主政下,又何嘗進行過全面、廣泛而理性的辯論?反之,我們所看到的是獨斷專行,毫無證據的「賣台」、「政變」等嚴重的政治指控,漫無節制的肆意人身攻擊與栽贓、誣陷。這是真把「民主」當成核心價值所應有的作為嗎?

從族裔上看,台灣的漢人不論是閩南、客家或外省都是漢族,而就語言而論,閩南語、客家語與作為國語的北京話也都是中國原有的地方語言,但以閩南人為主體的台灣分離運動卻從一開始就宣傳「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台灣民族」,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外來的中國殖民政權,又把國民黨、外省人、中國人三者劃上等號,而北京國語則成了壓迫「台灣話」的中國話。於是,本應沒有根本矛盾的族裔與語言卻成了具有重大差異的對立根據。台灣分離主義雖然也打著「民主」的旗號,但其根本的動力則是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建國意識,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來內而奪權建國,外而爭取國際同情支持的工具、手段。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數十年來,宣傳鼓動的主調就是通過曲解「二二八」事變,把「二二八」說成是外來的中國政權屠殺台灣人的「國殤」,又把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扭曲成外省人、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殖民統治,煽動台灣人反國民黨政權、反中國與中國人的情緒,大肆鼓吹「台灣人意識」,高喊「台灣人出頭天」,挑動省籍矛盾,以獲取政治資本。這種奪權策略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閩南人既佔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只要一方面標榜追求「民主」,一方面以閩南語為「國語」,直接訴諸閩南人的情緒,製造出閩南人的「台灣民族」意識,那麼依照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原則,便可通過普選取得多數選票,順理成章地取得政權,再以所謂「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名義,實行公民自決,達到台灣建國的最後目的。但這套策略並沒有完全奏效。原因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統治階級不都是外省人,有一大批台籍人士被納入了統治集團中。在國民黨用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發展經濟,使台灣獲得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亦培植了大量的台籍資產階級,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執政期內,獲利者不論在數量上或比例上台籍人士都遠過於外省籍人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人是統治民族,徹底壟斷了政治、經濟利益,台灣人則是被統治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就業各方面都受到高度的壓迫、剝削與歧視,兩者涇渭分明,判然二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與此有絕大的不同。台灣分離主義者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為虛構的「民族矛盾」,用來劃分敵我,根本不符台灣社會的現實,自然無法以此獲得絕大多數閩南人的支持,加以運動中充斥著閩南沙文主義的氣息,不僅外省人,連客家人與原住民也深表不滿(這觀諸客家人聚居的桃園、新竹、苗栗與原住民聚居的花蓮、台東始終是支持泛藍的民眾居多數便可明白),加以北京不斷宣告若台灣正式實行與中國脫離的舉措,必將以武力統一,許多台灣民眾唯恐引發戰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也深抱疑慮,致使民進黨長期未能突破發展的瓶頸以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的支持。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高喊「台灣人的尊嚴」,旗幟鮮明地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民進黨內一些新生代要求重新檢討用省籍矛盾動員群眾獲取選舉利益的做法,並質疑「大福佬沙文主義」、「台獨法西斯」的作風。其後並出現「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論,主張所有台灣住民不論省籍、身分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力,力圖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取代前此具有濃厚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特點的「台灣民族」論。「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雖然有利於民進黨以「民主」、「改革」的姿態,爭取省籍觀念比較淡薄又受到自由主義觀念影響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的支持,但實際上並沒有主導台灣分離勢力的政治操作方式。一到重要選舉,擬似族裔的省籍與國族認同問題必被台灣分離主義者拿來充當最有效的動員工具,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尖銳對立與緊張不安。之所以如此,除了因訴諸不用理性思維的地域意識與情感在激發支持情緒上極為省事、有效,還因為即使要建立民主國家,單憑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並不足以構成充分要件,必須要有歷史、語言、文化的認同作為凝聚人心,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用哈伯馬斯〈J. 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的成員。」〈Habermas1996:285-286〉(6)因而強調擬似族裔的「台灣人意識」,力圖區隔「中國人」與「台灣人」,積極推動在歷史、文化上「去中國化」一直是台灣分離運動的著力所在。這就不能不造成客觀上本無族裔差別的台灣漢族內部以及分離派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產生尖銳的「族群」對立(7)。在「台灣人」建國的最高目標下,所謂「民主」、「人權」其實已被置於次要的工具性地位。

台灣分離勢力未能全面推動族裔沙文主義,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2004年的總統大選之爭所以會如此激烈,兩岸關係之所以瀕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境,都與此有關,正如王文光對2004年大選的分析所言:

「台灣分離勢力多年來一直力圖建構一個與中國、中國人對立的台灣國族認同,其手法是曲解台灣歷史、虛構台灣人四百年來歷史的神話,透過選舉與政治集會訴諸台籍人士的直覺感情,大肆混淆「台灣」與「台灣國」、「台灣人」與「台灣國人」的概念區別,利用台籍人士對台灣鄉土的情感,將之轉化為政治性的台灣國族認同,並以「本土化」之名將「中華民國」混同於「台灣國」,力圖袪除台灣居民原有的中國認同,而為了便於贏得選舉掌握政治權力,每至選舉必以煽動省籍情結,強化省籍矛盾與國族認同分歧為主要手段,把不支持台灣建國者打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非我族類,於是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日益嚴重,對立之勢日益惡化。由於台灣分離勢力深恐中國大陸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持續加深,將不利於分離建國,於是訂出2008年制憲建國的時間表,視這次總統大選為攸關台獨成敗的關鍵之戰,卻因選情不利,終於圖窮匕見,卸下戴了多年的民主假面具,演出一幕幕明目張膽的反民主醜劇。」〈王文光2004〉

培里既不了解台灣的政治實情,生搬硬套班乃迪克「海外移民型」的模式來解釋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分析上當然難免錯亂。培里在分析中一方面提到了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典型的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幾個特點,如:要求獨立卻完全依賴一個外國的強權,使用閩南語(台灣話)來形成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感,在公務、教育或文化上推動「台灣化」與「去中國化」。這些特點其實都已說明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根本不符合班乃迪克所定義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作為美國獨立主體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革命建國之際並沒有刻意另創一種區別於英語的語言,沒有宣稱自己是「美國民族」,沒有搞「去英國化」,也沒有完全受一個外國強權支配。但培里既昧於台灣的政治現實,又蔽於套用班乃迪克很成問題的模式,卻把上述特點置於次要地位,而突出民主在台灣國族認同上的首要作用,認為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無不合。培里說民進黨想用「民主」團結台灣人心,並爭取國際支持,故出於策略上的考量,沒有全面推動「本土化」、「去中國化」,讓妄自尊大的族裔沙文主義(ethnic jingoism)在民進黨的全套戲碼中擔綱演出,這也是受到誤導的判斷。可用來證明這點的最新例證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造成台灣社會內部高度分裂,民進黨在各界交相指責其操作省籍意識,擴大「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下,於2004年9月26日在第11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等同於黨綱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在這篇違背史實、邏輯不通的決議文中,標榜要超越「省籍意識」,以「公民意識」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基礎。但不旋踵,由陳水扁掛帥指揮的2004年底立委大選中,民進黨視這篇決議文的主張如敝屣,挑動省籍矛盾的惡習依然未改,致使立委選舉後,立場絕不偏藍的「外省台灣人協會」召開記者會痛切懇求民進黨不要再刻意操作省籍對立,以獲取政治利益。然則,「民主」云乎哉?(8)其實,民進黨之所以尚未全面進行「本土化」、「台灣(閩南)化」、「去中國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能」是因為立法院的多數還掌握在反獨勢力手中,無法突破強大的抵制力量。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泛綠之所以卯足了勁衝刺,目的就在全面掌握立法與行政大權,以便放手大搞「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正名」、「制憲」。然而,事與願違,立委選舉受到重挫,建國大業被迫推遲。

五、民主自決論的謬誤

培里認為台灣民族認同的論述主要不是強調語言、族裔、文化的差異,而是以政治上的民主為立論依據,「台灣獨立的權利來自民主的成就,大陸顯然尚未實現民主。這樣的要求既能統合明確深愛民主的島內居民,又可號召世界輿論支持台灣獨立」。台灣分離主義真正的動力不是民主,以及光憑民主不足以建構國族,也無法統合台灣人心,這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論列,剩下的一個很重要,也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就是國際社會會因為台灣實行民主制度就支持台灣從中國分離嗎?

台灣分離主義長期來用民主包裝與中國分離的訴求:獨立是為了民主,要民主就必須獨立,而通過公民投票,實行自決獨立就是體現民主的原則。自冷戰結束,1990年初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全世界掀起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原有的蘇聯、南斯拉夫聯邦、捷克也紛紛裂解。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F.Fukuyama)揚言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已大獲全勝的「歷史終結」論風行一時。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然也隨之歡欣鼓舞,高唱「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大肆宣傳「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世界站在我們這一邊」,力圖結成「民主─自由」的國際連線,支持台灣的分離運動。這些關於民主、自決的自欺欺人的論調,半是緣於對國際政治、國際法與自由主義理論的膚淺認知,半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除了對台灣島內產生了一些迷惑人心的作用外,卻沒在國際上得到什麼有力的支持。

關於自決、獨立或分離的問題,培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比較實際地分析了台灣通過自決從中國分離的可能性,結論是「從民族國家的立場來說,與大多數人口並無族裔差別的原有省份想要獨立就是分離。迄今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允許這種事。更何況,實際上國際間有反對承認這種分裂的協定,許多國家深恐承認分裂的先例一開,本身可能就會首先受害。」培里有關這些問題的分析與判斷頗有見地,惜乎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

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美者皆高唱以公民投票,住民自決,完成獨立建國的論調,其藍本其實來自1940年代末的美國對台政策。1949年初,當中共在中國大陸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台灣也將不保之際,美國對蔣介石政權喪失信心,唯恐台灣、澎湖落入中共手中,成為中、蘇共的軍事基地,遂圖謀利用台獨運動,控制台灣。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1949年1月19日提出的對台方案中指出:「美國不能忽視台灣人民,及彼等因國府治理不當和壓迫,而強烈反對國府統治的心理。台人之不滿使得中共有機滲透、利用;美國應有準備,如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1949年3月1日的國家安全會議37/5號文件、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巴特沃思致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與1949年6月23日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Kennan)向國務卿提出的《台灣意見書》,都主張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或由美國佔領,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此後,台灣分離運動即忠實地執行美國這一反中國的對台政策。

本文原載於《批判與再造》第二十七期。
註釋

註1:國民黨政權遷台後與日本右翼政權同在美國庇護下,結成親密的反共盟友,自然不可能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在島內亦復優容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台灣的皇民化思想遺毒因而也就不可能徹底肅清,成了台灣分離主義親日勢力發展的溫床。值得注意的是,王育德之流的親日系分離派所謂的「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論調,正迎合了日本極右派的「日本殖民有功」論,使在亞太地區到處受到唾罵的日本極右派卻在台灣喜出望外地找到全世界唯一的「知音」。日本極右派既得到這批自失尊嚴、自甘卑賤的台灣奴才的背書,意氣自然更為囂張,更為振振有辭地大彈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實際上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招魂。有關這些問題,請參閱拙著〈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2002:375-401)。

註2:時報出版公司在中譯本的封底把Neal Ascherson對該書的評語〝a brilliant little book〞,譯為「一本殊為難得的經典好書」,在英國人眼中的〝little book〞,到了台灣卻被奉戴冠冕,身價暴漲成「經典好書」,這麼荒唐離譜的刻意曲譯,不是出於商業利益,就是盲目崇拜的心理作祟。

註3:關於美洲殖民地發起獨立革命的原因及其過程,請參閱(Carrmanet.al1967,第6、7章)。

註4:班乃迪克不僅對印度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認識有誤,他尤其是個中國史盲,他在《想像的共同體》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幾乎無不錯得離譜。因本文評論的重點不是班乃迪克,故此處不予細論。

註5:培里的文章開頭便用不算短的篇幅來描述、分析槍擊案,說來说去,卻未有定論。其實,不用細究槍擊是否自導自演這類技術性問題。光憑陳水扁與保安單位對槍擊現場與事後的處置方法、態度便可確認其中有詐。古今中外沒有元首真遭刺殺而不立即封鎖現場,緊急緝凶,雷厲風行地徹查刺客,並嚴懲有誓死護衛之責的隨扈者。從整個槍擊案來看,陳水扁身為總統的性命,竟被視如草芥,受重視的程度,還不如一遭砍殺的普通路人,天下寧有此等不合情理的怪事!民進黨為抹除槍擊案的政治色彩,始終堅持此案是一單純的刑事案件,但刑事警察局卻遲遲無法查出真兇,在各方的強大壓力下,檢察署與刑事警察局竟於2005年3月7日聯合召開記者會宣稱槍擊案兇手為已畏罪自殺的陳義雄,企圖以死無對證的把戲,遮掩天下人耳目,成了中外媒體訕笑的拙劣謊言。不唯一般人難以置信,就連當事人之ㄧ的呂秀蓮也不能接受,認為有栽贓無辜之嫌,強調應繼續偵辦,不可就此草草結案。剩下的問題便是,陳水扁為何懼怕全面深入調查真相?個中玄機豈不昭然若揭?

註6:對台灣分離主義較詳細的批判性分析及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闡述,請參閱拙著〈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何以不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反對台灣與中國分離。

註7:培里在分析台灣的「族群」對立的原因時,也犯了錯誤。一、他說外省人主要講國語,其實第一代外省人來自中國各省份,講的是南腔北調的各省方言,而不是國語。第二代外省人在台灣同樣接受國語教育,絕大部分也已不會說他們父母的「母語」。最能說明語言問題的是,蔣介石、蔣經國是浙江人,但蔣家的第三、四代使用的也不是浙江話,而是國語了。外省人第二代,除了北京人,在台灣也都不能在學校、正式場合使用父母親的語言,這與台灣人並無二致。二、培里認為南綠北藍的現象部分是因工業化發展程度不同,造成南北差距,因而也有階級的成份,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北部的桃、竹、苗地區(尤其是苗栗)會比高雄市、台南市的工業化、都市化程度更高嗎?東部的發展比南部還落後得多,為何花蓮、台東也是泛藍天下?原住民又為什麼要如培里所說,害怕綠營而投給藍營?這不都證明台灣分離勢力閩南族裔沙文主義的排斥作用嗎?

註8:值得注意的是,每當民進黨違背所請「公民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仍大肆操縱省籍矛盾之際,卻鮮見曾主張要以「公民意識」取代「省籍意識」的黨員或親綠的知識份子發出強烈的譴責聲浪加以糾正,而像沈富雄這種敢於冒泛綠之大不韙,公開要求泛綠陣營不可以「愛台灣」之名,任意質疑、攻擊競爭對手為「賣台」、「中共同路人」的人,卻慘遭圍剿,被泛綠選民遺棄,在這屆立委選舉中落選。台灣分離主義到底是以「民主」、「公民意識」為主軸,或是以省籍、「族裔」為基礎,豈不彰彰明甚?

對比了2013兩岸服貿協議承諾清單與2002台灣對WTO服貿協議承諾清單後...
真正可以體會到馬英九的納悶...
我都把綠營執政時期對WTO開出的承諾清單照本宣科的放到兩岸服貿協議中了
為什麼兩岸服貿協議還要在立法院躺了九個月???
為什麼對大陸的限制都比入WTO承諾的還要高了 服貿還過不了......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 評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
2013/05/16 台灣立報
趙剛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4286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9539

與我之前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

島嶼上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

在分析與批評之前,我有責任陳述我努力順著作者的理路所得到的理解。

一、
應該是對流行於當代台灣(尤其是文學界)的「後殖民論述」的浮華無根有一種深深的不滿,吳叡人要為他自己的後殖民論述尋根定錨。他的意思很簡單、也很合理:現在的後殖民論述必需要和之前的反殖民經驗/論述有一個深刻的連結,唯有在此一連結上試圖超越之前「反殖民」的種種限制,才真叫做「後殖民」。這個意思被紀錄在他的「論綱」中的第一條。

因此,吳叡人相信有必要回到過去,重新檢視台灣的「(被)殖民」與「反殖民」經驗。而他發現台灣的殖民經驗有兩大特徵:貫時性的「連續殖民」經驗,以及共時性的「多重殖民」經驗,前者指的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後者指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的多重,例如漢人既是被殖民者──相對於「清帝國」,又是殖民者──相對於原住民。而漢人之間又因先來後到而有「土著化了的」漢人(即「本省人」)與「正在土著化中的」漢人(即「外省人」)。這造成了台灣社會的認同分歧,但他估計分歧不會長久。

島嶼上可以分辨出三種不同的「後殖民觀點」,分別是「原住民民族解放運動觀點」、以「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觀點,以及「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它們分別表現了三種反殖民經驗:原住民未完成的「去漢化」、「本省人」未完成的「去中國化」,以及「外省人」未完成的「去日本化」。

吳叡人書寫出了這三方,不僅指出了「吾人難以使用單一觀點來界定台灣之『後殖民』」,並同時也指出了這三方還可以為台灣帶來「多元的歷史教訓」。他似乎對這個「多元」是重視的,因為他反對「融合說」,而要「尋找這三種互有矛盾之歷史意識之間論述結盟的可能」──雖然,他強調這個結盟的尋找得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這是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核心,他試圖超越既存台獨派以「本省人」(或「福佬人」)為單一主體意象的共同體想像。他要將原住民,以及「外省人」,給納進這個他所欲求的「台灣民族主義之重構」。這個重構是「激進的」,因為「它試圖經由吸收異質乃至他者之核心要素以重構傳統。」

台灣:普世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這三方都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教訓」。

「本省人」的台灣民族主義,從歷史上看,有兩大「積極的歷史教訓」:「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以及「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前者指的是在台灣反殖的歷史中有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傳統,用西方人的進步的現代性(所謂「作為解放的現代性」)來批判殖民政權傳統性或是來自西方的反動性(所謂「作為規訓的現代性」)。吳叡人說,這是一個「混血」的策略。至於「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吳叡人的理解是台灣在1920年代以來右派吸收了左派的階級觀點,把民族解放也加入了社會與分配意涵,而非只是國家打造。

而1980年代以來的原住民運動的重要歷史教訓則是:「在論述上確立了原住民之『民族』地位」──「『台灣人』如今是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構成之雙民族共同體。」
而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是有用的,因為它「提醒」了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性論述必須同時建立在相對於中國和日本的自主性之上。」
在這三種「歷史教訓」之上,吳叡人提出了「相互解放論」,其內容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相互解除殖民,對等結盟,共同建構開放主體──「期待台灣人全體的相互解放」。而這個工程的核心則是「解構多重殖民中心」,台灣不必把自己想像成是中國的對反、日本的對反、漢族的對反,或西方的對反──「台灣就是台灣」,而這個台灣是「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

二、

在努力貼近著吳叡人的理路進行理解之後,我是能稍稍體會為何我的學生會說:「總覺得吳叡人的文章看來很有道理,但又覺得很有問題,而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下面,我要指出問題出在哪兒。我相信,我的批判性分析對於那些不僅僅是依賴感情或是信念而行的人,或許會有些參考價值。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關於「連續殖民」這個提法。吳叡人說:「『連續殖民』是台灣在地緣政治上作為多中心之共同邊陲的結果」,是「三個帝國或次帝國核心──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先後將台灣吸收為帝國之一部」。而冷戰則又使「台灣置於美國保護下自中國本土流亡來台之國民黨政權的少數統治之下。」

吳叡人的這個說法遭遇到相當多的嚴重困難。首先,他任意使用「帝國」這一概念,將非常不同的政治宰制型態混冶一爐,好比,作為一個傳統政體的帝國如清朝,如何能和現代的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如日本,雞兔同籠,均謂之「帝國」呢?在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民族國家體系,以及以現代合理性為基礎的高度治理能力……之下的殖民,和在頹敗的古老帝國的清朝統而不治之下,在人口巨幅成長之下,在耕地極度不足之下,而進行的維生的、「自發性」的流亡與遷徙的民眾行動,可以併為一談嗎?

如果渡海來台的先民可以理解為清「帝國」所推動的殖民人口,那麼整個清朝中後期的歷史是不可解的。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能怎麼看待呢?他是清帝國從廣東動員到廣西的殖民者嗎?「跑關東」的河北山東民眾,是「清帝國」動員漢人到他們滿人的「龍興之地」的殖民者嗎?還有,整個清中末葉的往東南亞的大量福建廣東移民也可以如吳叡人這麼看待嗎?吳叡人的概念任意性,讓我們反省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西方概念的「帝國主義」或「現代帝國」很難就這樣拿來讓我們隨意亂套歷史。這樣亂套,本身就是知識被殖民的病徵展現。吳叡人的歷史想像與書寫,似乎與他自認的「解放的歷史政治學」有一深刻矛盾。

吳叡人混淆了「帝國」與「帝國主義」。而正是因為他的概念使用是如此之任意,我們似乎也就不必驚訝於他,為了辭氣的緣故,把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率爾牽拖為「次帝國」──那個疲竭崩離於對日抗戰、國共內戰、正當性垮台,與金融崩潰的政權嗎?又,它「次」於那樣的帝國呢?隨即,我們更驚訝於,美國並不在這個帝國家族中,而只是那置台灣於其「保護」之下的那個國家。因此,當吳叡人將台灣比喻為「帝國夾縫中之碎片」時,擠壓台灣的斷層並不包括美國。

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感情結構

其次,就算是史學門外之人,也不免會順著吳叡人所給出的說法,追問「明鄭」的問題。但吳叡人令人好奇地避不談明鄭。什麼原因呢?是否是因為明鄭恰恰是「中華帝國」將西方帝國主義荷蘭殖民者給從東亞島嶼驅逐出的一個中國政權呢?吳叡人無法或不願面對一個問題:清帝國「吸收」台灣為其一部之前,「台灣」是什麼?難道不是中國人打敗了西方殖民者之後所經營的一個奉明帝國為正朔,保留華夏衣冠的政治實體所在之地嗎?

不提明鄭,他就可以把「反殖民」的歷史起點訂在清帝國將台灣「吸收」的這一時間點上。這個「起點」提法很有趣也很複雜,因為吳叡人似乎處於一種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有可能有一種漢族中心主義的對滿族清朝的鄙視,類似明清之交時日本與朝鮮的「華夷變態」立場,對於明亡以及同時的「台灣陷落」有一揪心之痛(註)。但他又時刻禁制自己面對並處理自身對「明帝國」或「明鄭」的歷史與認同問題,因為一旦那樣做,那就將和他「論綱」的基礎「台灣主體」,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台獨論述裡頭那非常內在但又極端被壓抑的一種「漢族帝國文明」認同,是迄今沒有被展開的一條探究線索。

的確,即使是在明鄭治台的過程中,漢人對台灣原住民一定也展現了某種類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宰制關係。因此,如果要邏輯通透地論述台灣史裡的「殖民與反殖民」,且能夠首尾一貫展現吳叡人「連續殖民」這個概念的一致性的,唯有從一種原住民史觀才能說得通。但可以想到,這個史觀在這個「論綱」中只被「拿來」當作花瓶。

人們率爾以現在的政治立場論述台灣,但一旦認真將這個論述接連上歷史,那就經常難以自圓其說了。這是「回溯派史學」或是「歷史政治學」的共同難題。

在吳叡人沒法把歷史說清楚時,他選擇的方式是拒絕歷史且拒絕分析,而退隱到一種文學手法──「隱喻」(metaphor),因此,他的「連續殖民」說法所依賴的不是具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的群體間的歷史與社會關係,而是台灣作為一個抽空歷史與社會關係的「空間」概念或隱喻。當他說「台灣經常是母國同時進行剝削與移民的對象」時,我們要注意到「台灣」二字的非歷史性、非社會性,與拒絕分析性。以空間隱喻代替了歷史的、社會的關係時,所有需要知識與思想介入的困難問題,就被一種感情超載的圖像或圖騰所替代,從而使「歷史書寫」賴以出發的動力只能從感情與感受汲取──這個島嶼如「孤兒」般的苦難、沒人「疼惜」的悲哀,以及一種背負十字架的道義……,而凡此恰恰是這些年來被台灣民族主義所建構出來的一整套感情結構;它形象地表現於民主進步黨的黨旗上。

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

三、

之前我在整理「論綱」的主旨時,感覺到吳叡人想要進行的是一種超越獨派的思想工作──他要「激進地改造台灣民族主義」。他要在三種「族群」的三種歷史意識之間進行「論述結盟」,找到「可以相互連結的」理解與教訓。但同時,吳叡人再三強調這樣的一種「結盟」是有前提的──是在「台灣主體」的前提下。於是,我們突然瞭解了,誠實的吳叡人為何會為這個「論綱」下了一個他從來沒有加以解釋的副標:「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因為畢竟,「台灣主體」這個核心名詞是有「黨派性的」,它不指涉原住民,更不指涉「外省人」,而是指涉「以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它「源起於192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

因此,吳叡人所謂的「對等的」「論述結盟」其實是一個無法成立的說法,而僅僅有修辭上的意義,禁不住分析。不算是玩笑話: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的「後」不是「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之類的「後」,而是「後生」的後。當吳叡人在「論綱」的開頭寫下「後殖民主義源於反殖民主義;它是反殖民主義的延伸」時,我們起初的一種理解──後殖民主義應該尊重殖民與反殖民時期的歷史對自身的構成或限制效用時──其實是個誤解,他真正的意思是,再怎麼「對話」或「結盟」,也別忘了我們當今的「後殖民」是有父系繼承的,是有爸爸的,而爸爸即是「漢族裔『本省人』為主體的台灣民族主義」。

因此,吳叡人的「後殖民論述」是一種認「族群民族主義」為父的後(生)論述。因此,當他說「相互解放」時,他必然是矛盾的,因為誰解放誰畢竟還是不能亂來的!睿智的吳叡人,是自知他是大隱於「對等」修辭之後的那個黨派性(partisan)立場的──可別說我沒有跟你說喔!

這個父系繼承的堅持,使得吳叡人或許真正想要達成的對「台灣民族主義的重構」與「激進的自我改造」成為了不可能。何以故?有兩層原因。首先,這個美學化與宗教化的「台灣主體」將會政治無意識地封閉於任何嚴肅的改造與重構的契機之外。吳叡人在「論綱」的最後,竟然提出了「台灣就是台灣」。試問,這樣的一種「同一性邏輯」和你宣稱的「重構」與「改造」不正是矛盾觝牾嗎?拒絕了「否定」(negation),吳叡人又如何能「重建非本質的、開放的台灣主體」呢?吳叡人陷入了無法解開的自我矛盾的危機中。

其次,這個不可能是由於吳叡人的世界觀──或,「台灣」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的圖像理解。吳叡人將「台灣主體」的本尊架置在「本省人」上的立論,倒不是根據族群或血緣本身,而是根據他以為的1920年代以來的台灣人反抗運動中的兩項寶貴累積,其一是「反殖民的現代性」的主體建構,其二是「台灣人全體的解放」的視野。後者已有了邱士杰以史學為基礎的批評,他精準地指出了吳叡人「以『階級』為中介所欲求的,恰恰不是『階級』,而只是『民族』。」此處我們就不再談,只把焦點擺在第一項。

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

吳叡人要談的問題很重要,也就是「台灣主體」的「主體性」何在?而他是如此「透過歷史」來說明這個「主體性」的。他說,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都是「殖民的現代性」的體現,都想要調和傳統和現代以圖建立「民族的現代性」。在此條件下,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於是遠交近攻,援引了西方現代性,批判「不完整的」日本殖民現代性。「戰後台灣民族主義」也以「日本現代化成果為基礎」批判國民黨的「新傳統主義」。

於是,吳叡人認為他將西方或日本「去本質化」,指出現代性是二元的(因此西方有兩個、日本也有兩個),包括了「作為解放的現代性」與「作為規訓的現代性」。而「台灣主體性」就是棄西方的「規訓現代性」,而取西方的「解放現代性」。但無論是棄或是取,吳叡人雙目所視雙耳所聽的,也處處無非還是西方。這於是呼應了我之前在對〈賤民宣言〉的批評中所指出的:賤民也者,無非是不能沒有主人,最多只是在不同的主人之中選擇主人而已。這即是韋伯在論及現代無產階級時所說的「形式自由」。吳叡人應該是自覺到這樣的一種「殖民關係」,因此只有透過修辭方式,把「不得不」說成「選擇」。但修辭並無法解決主體性淘空的問題。

吳叡人沒有解釋「規訓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各自所指為何。這是一個奇怪的巨大疏漏。表面上看,因為他似乎有一種左右通吃的慾望,他似乎有可能是把左右翼的現代性規定或想像,都視為「解放的現代性」吧!但我懷疑。因為如邱士杰或是我都曾指出的,吳叡人是從右翼的「民族」立場來把左翼的「階級」立場給整編掉、給吸納掉,而非反之。他當然也不是真誠地在兩種競逐的世界觀中矛盾且焦慮地存在。

吳叡人對「階級」、「社會」、「分配」的處理是「拿來主義的」,是和他的論述架構缺乏有機關係的,例如他在「論綱」的第24/25條裡談到階級,但在之後的討論又完全丟棄了「階級」視角,從而,效果上使得他的「台灣人全體」變成了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這三個族裔的總和罷了。由於這個只有「民族」或「族群」的主導分析架構,我們不得不相信他所謂的「解放的現代性」其實並不包含那個左翼的、社會主義的解放傳統。

吳叡人想像他是在解構「東/西二元對立架構」,但事實上,他真正在做的還只能說是再度強化此一架構,因為他想像中的對立是「(台灣民族主義+解放的西方)vs.規訓的西方」。這,稱得上是他所樂於引述的Nandy的所謂的「對殖民主義之跨文化抵抗」嗎?哪兒也沒跨,一腳又跨到西方去了。但這對吳叡人而言,是必然且不需抱歉的,因為「東亞論述」其實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滾他這些窮鄰居的蛋吧!賤民,你必須得選擇一個主人,而那就是比較好的西方,或真正的西方。事實上,吳叡人的後殖民的「混血策略」,說到最後,是台西(美)混血而已,因為他所認同的世界並不多元,只有台、西二元。

殖民並不曾「後」過,正在殖民中。

後記兩點:

1 以後還有機會的話,我想就吳叡人所提到的由原漢雙民族「對等結盟」所構成的「雙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的虛妄性。也許下次吧。

2 在我寫這兩篇評論時,我心裡有一個真實感受:為何像吳叡人這麼優秀的學者(至少相對於我所批評過的很多學者與「文字工作者」),會讓他的書寫產生這麼多的「問題」。我不認為這是個人的,最終而言,也不是「學術的」(當然就不純粹是「邏輯的─理論的」),而是一個時代的知識狀況以及一種知識─政治位置所制約的。在這種狀況下,「讀書、讀書、再讀書」,似乎也是無所助益的。我這樣寫,很容易被批評為「自大」,但知我者謂我心憂吧。

【註】我這不是自由解讀,是有文本證據的。無論在〈後殖民論綱〉或是〈賤民宣言〉中,吳叡人都沒有將台灣史上溯到明朝,但意味極其深長的是,〈賤民宣言〉的最後一節(XIV)出現了這樣的一段文字:「『風吹自由心』──南明朱氏的最後血胤在1683年台灣陷落之際寫下的絕筆。請容許我將這句詩,獻給這個不道德的世界中所有受困的,並因此被迫向善的,堅強而驕傲的賤民。」

Taoyuan People's Association
桃園愛鄉協會
http://blog.udn.com/tpa285

反服貿奇觀,將台灣推向下ㄧ個烏克蘭?
http://blog.udn.com/tpa285/11833988

【王大師/部落客】2014.3.19

你今天反壟斷了嗎?喔,那是前年喔;那你今天要真相了嗎?Sorry,這也炒過了;那……你今天當過人了嗎?啥……反核四已經縮了10分之1的人口?那就拆政府…不是、不是,是拆立法院吧!但別忘了帶iPhone打卡喔。

昨晚跟太座去士林買相機時,我站在一旁,瀏覽著手中的Smartphone,彭博外電顯示歐美等國,準備針對克里米亞半島的獨立公投制裁俄羅斯。我心中呢喃著:「真有趣,你們西方國家一向仗著『民主自覺』的思想消費品,蠱惑全世界窮國的民主思潮。」

之前又金援一堆所謂的「民主基金會」與「社運組織」,試圖左右他國民意。搞到最後烏克蘭陷入民運火海,歷經政權顛覆。但克里米亞的公投不合你意,就要制裁人家。我之後暗自讚嘆,好在台灣是個理性的國家,否則我們搞不好也會全國陷入一片混亂。

剛對自己打完氣後,突然下一篇新聞就是之前一度要反壟斷、反核四、要真相、拆政府的陳為廷,已經猶如攻進巴士底監獄似的,站上了立法院的講台,揚言:「請拍下這一刻,我們勝利了。」

我不確定他勝利了什麼?但細觀諸項去年蛋塔式的抗爭後,幾乎所有訴求到最後,不但問題的主訴沒遭解決,反而衍生出更多的副作用。

反壟斷搞掉旺中集團,卻搞來一個控制8家新聞台的年代。要真相運動不但疑雲更深,還放走了一堆甲級軍犯。核四則多花了400億台幣到國外找顧問搞「安檢」。而大埔外加文林苑抗爭案,紛紛拖垮了當事人的家庭成員。

而就在這一堆炒股似的抗爭後。每次都會見到蹤影的蔡英文宜蘭競選總部青年軍—陳為廷,率領著辣妹、酷哥子弟兵,浩浩蕩蕩的堅持著革命Wet Dream。當陳小弟踩上演講台的那一剎那,我想這群人高潮了。

當然坐在立法院外的蔡英文與謝長廷則嘴角上揚,獨留主席蘇貞昌頭朝一旁的游錫堃望去,彷彿訴說著:「阿布拉!挖耶主席位仔,不保囉。」

再回到服貿議題。到底這是個怎樣的洪水猛獸?為何在大部分台灣人民不懂的情況下,一堆政治事件投資者(我稱為社運IPO),卻會紛紛搞大筆費用製作懶人包,調配組織動員,甚至上傳CNN的iReport,急著對西方國家報備,台灣的民主陷入危機,老共要來佔領我們了。

但經過EFCA三年多的運作後,我沒發現有人的「仔做兵愛去黑龍江」。但發現台灣的軍購卻依然不斷湧入。西方國家藉由來自老共入台的恐懼,強勢銷售發不動的阿帕契直昇機。蘇貞昌則呼應老美命令我們將國防預算提升至佔3%的GDP比例,未來甚至希望能建造8艘潛艇。當然,帳單還是你我負擔。

這些議題,都是獲利了誰?這是典型的「問題—反應—解方」的議題操作。也就是同樣是製造問題的這幫政客,提出問題的解方,藉以壓榨更多利益。這讓財富由底層納稅人,流向高層的軍工複合體,或是企業主。而目前的服貿IPO,有著濃厚的上述教戰手冊。

許多目前反黑箱的民主與社運團體們,所主張的訴求全都是正確、且有理由的論述,然一旦將其延伸至其他事件、尤其與中國無直接關係時,卻又馬上站不住腳。如果讀者細看近10年來的兩岸趨勢,兩黨皆從對岸佔盡各種好處。

蔡英文去年還大邀人民幣專家來台解說兩岸金融合作的利多。各個金融大老與陽信銀行皆早已跑去大陸生根。而謝長廷、陳菊、賴清德、柯文哲等政客,皆是對岸座上賓。他們為何會反服貿呢?

我的判斷是,他們不但不反服貿,對於「黑箱服貿」也不真正想反。否則前天就不會搞一個「美牛模式」的劇本,讓服貿法案暗渡陳倉的送出委員會,以防逐條審查。

因為這套模式有跡可循,兩黨皆有共識與演練,可預防未來少幾天的睡眠不足,並將熬夜Quota轉嫁給精力較佳的學生們。

此外我常在想,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南美五國FTA,是否也是黑箱作業?之前與新加坡及紐西蘭的貿易協議,是否也是黑箱作業?甚至連美國自己的TPP,也被該國稱作黑箱協議。但為何我們的反對黨與社運IPO們,都沒有任何針對這些FTA的抗爭呢?

因此我被逼迫的認為,這與本年度的七合一選舉恐脫不了鉤。在野黨想利用無痛式的各項抗爭,將社會議題操控到利於抱怨現狀的氛圍。可在不失自身利益的當下,將議題主控權狡猾的送入自己手中。

但真正的服貿,或是FTA對國人影響的討論,從未發生過。比方說目前的反服貿團體,好像很少人提到資產佔GDP兩倍大的金融業。卻一直主攻印刷、美髮、塑膠業等擦邊球。因為這些學生們,搞不好沒有被指示能夠提這個金融大肥肉。

但師出總要有名,那就來個「黑箱服貿」好了,反正其他口號在別處都喊得差不多了,這個所謂的「黑箱」還沒使用過。

但我想了又想,立法院是國家設施,其中的費用是你我等納稅人所繳納,那你們這些民主XX、或是學生反XX的IPO團體,在沒經過我同意前,強行拆掉我繳過稅租的門窗,還讓警察伯伯送去急救插管,醫藥費用還是要從我的納稅中繳。這是否也是「黑箱反服貿」呢?

你看,話語權就是這麼容易的好操作。夠廉價吧!

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造成小資產階級的沉淪,因此臺灣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也本能地陷入呂西安(Lucien)現象(即法西斯化),而形成當前全球興起的右翼群眾運動在臺灣的支流。請讀薩特(Sartre) 小說《牆 》(Le Mur)中的 「一個領導者的童年」( L'Enfance d'un chef )。
L'ENFANCE D'UN CHEF de Jean Paul Sartre
http://francesginerrios.blogspot.com/2010/04/tv5monde-tv-internationale-...

現實生活就是這樣,不然經濟蕭條一樣會反

中國的最大籌碼有兩個,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金,缺的是資本化的手段,包括技術、市場化的經驗與商業模式這些東西,而《服貿協議》顯示出中國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籌碼、補足其不足之處,就拿「電子商務」來說,中國不對台灣開放「跨境服務」,要的就是台灣把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帶到中國去。

笑掉大牙。作者知道中国大陆的淘宝、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嘛?

本人讚成台灣應該要開放,提昇競爭力。
但是,不是直接將一個還不會游泳的人推下水,然後去參加世界賽。那會死人的。
感謝那些學生運動,讓我們開始去注意服貿這些事。
表面看起來,服貿內容有輸有贏,台灣好像佔了便宜。但是總結是,輸了大部份在台老百姓,卻讓大財團與政客贏了。因為,所開放的項目都是台灣老百姓,在台灣賴以為生的項目,而大陸卻沒有對等開放。而大陸開放的項目,只有對大陸、對大財團、對政客有利。簡言之,又是一樁,政客幫富人洗劫窮人的戲碼。如果你要將台灣老百姓賣了,也要透過民主程序公開透明走,老百姓輸了,那我們也認了。為何要黑箱作業呢?

民進黨不但不反服貿,對於「黑箱服貿」也不真正地想反對。否則前幾天就不會搞一個「美牛模式」的劇本,讓服貿法案暗渡陳倉的送出委員會,以防逐條審查。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南美五國FTA,是否也是黑箱作業?之前與新加坡及紐西蘭的貿易協議,是否也是黑箱作業?甚至連美國自己的TPP,也被該國稱作黑箱協議。但為何我們的民進黨與社運IPO們,都沒有任何針對這些FTA的抗爭呢?

台灣立報
社論:打開服貿的黑箱
2014-3-2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8587

立院服貿戰役,因學生奇襲占領立院,搶盡國內外版面。一時間,殘局難以收拾,僵局又短期難解,服貿這把火已經燎原。

服貿之所以爭議,可分兩個層次來談。一是實質層次,服貿究竟是誰的「毒藥」?誰的「解藥」?二是程序問題,國民黨在立院快閃過關,自然惹來「黑箱」質疑。

對於後者,相信多數人都有共鳴。即便是支持服貿者,也很難硬掰立委張慶忠的作法值得喝采,畢竟民主的本質不是「效率」,而是審議,磨是必要之惡,說服則是高明的藝術。

但程序的粗糙,甚至粗暴,未必能直接得出實質層次必然邪惡的結論。不諱言,服貿爭議纏鬥至今,但多數人對服貿究竟是圓是扁?恐怕還在五里雲霧。或許說得武斷,但實情或許就是,當前台灣知服貿者少,但多數人還是表態甚於理解。

但這並非否定抗議無理。實際上,由於資訊的不對稱,「無知」本是人民的常態。透過衝撞,確實能引起更多人關心、發問,進而讓被過度包裝的服貿慢慢露出它的本色,未嘗不好。

疑問在於,為何服貿會戰情不斷加溫?台灣,從來不缺「自由化」的意識型態,從早年的國營事業再到加入WTO,接著又到晚近的ECFA,其實「自由化」一直是主流意識型態,縱有抵制,也只是螳臂當車,充其量只是政治噪音而已。

更何況,馬英九今年元旦講話已經表示,在他所剩任期,將全力衝刺FTA等更大規模的自由化。若真一致,則反對壟斷資本鯨吞蠶食的「起義」早該號角響起,不必等到此刻。若干「左派」見獵心喜,以為反服貿是反資本主義或占領華爾街的異地重演,恐怕是陷入了用原則指導現實的政治單戀。

可能的解釋是,除了要求程序透明外,反對服貿的能量之所以一再蓄積,乃是宣洩對馬英九政府執政失敗的不滿。這才是從點,投射到面的擴散效應。服貿未必人人都懂,但對馬英九執政的失望、絕望,乃至於不信任,卻是眾人皆可參與的有感議題。服貿,只是一切執政矛盾的集中表現罷了。

「人對了,什麼都對」,反之亦然。如果服貿的球在蔡英文身上,或許今天的解釋就是她成功帶領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務實轉型」。相形之下,一個施政滿意度只剩個位數的跛腳總統,其實最合適的角色是看守。偏偏現階段的台灣不能不動,故形成了細漢扛鼎的超荷悲劇。這是台灣現階段的宿命。

CIA 透過「勞聯-產聯」、「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及其他 CIA 的外圍組織,積極滲透台、港、大陸工運、社運,企圖將工會、社運團體導向反共反華方向,進行右傾的「和平演變」,並伺機引發「顏色革命」,以強化親美政治力量或建立親美政權。

「勞聯-產聯」黑史 AFL-CIO's Dark Past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htm
AFL-CIO's Dark Past 1-6
1.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1.htm
利用共黨叛徒清洗工會
2.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2.htm
全面地公開地和CIA密切合作
3.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3.htm
秘密地干預戰後歐洲的勞工運動
4.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4.htm
在拉丁美洲的顛覆活動
5.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5.htm
控制外國的勞工運動
6. http://www.laboreducator.org/darkpast6.htm
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
Harry Kelber
http://www.laboreducator.org/bio.htm
AFL-CIO
http://www.aflcio.org/
Solidarity Center
http://www.solidaritycenter.org/index.asp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http://www.ned.org/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ttp://www.usaid.gov/

AFL-CIO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FL%E2%80%93CIO
「勞聯-產聯」即「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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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Federation_of_Labor
「勞聯」即「美國勞工聯合會」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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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gress_of_Industrial_Organizations
「產聯」即「產業工會聯合會」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7%E4%B8%9A%E5%B7%A5%E4%BC%9A%E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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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Endowment_for_Democracy
「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5%AE%B6%E6%B0%...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Agency_for_International_Deve...
「美國國際開發署」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9%99%85%E5%BC%...

Falun Gong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lun_Gong
法輪功-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BD%AE%E5%8A%9F

和平演變-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5%B9%B3%E6%BC%94%E5%8F%98

Colour revolution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our_revolution
顏色革命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9C%E8%89%B2%E9%9D%A9%E5%91%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