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二
透視「讓利」政策下的兩岸服貿協議

林柏儀為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陳書涵為工會工作者

責任主編:孫窮理

【作者按】這一系列有關《服貿協議》的評論,是由王顥中、林柏儀、胡清雅、陳柏謙、陳書涵、盧其宏(按姓名筆畫排序)等人分別完成。幾位朋友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關注這項密集盤據公共輿論空間的議題,其中也有人參與在反對協議的行動抗爭中嘗試介入。

在肯定議題應由更多人參與討論,而非被掌權者、既得利益者單方面逕自決定的基礎上,我們初步的共識是,雖然市面上廣泛流傳著各式看似分雜並陳的反對意見,但又缺乏一種能勾勒出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同時,由於無法提出對現象具有根本解釋力的論述與替代方案,也導致許多人只能將自身焦慮投注在形式與程序等等浮面問題之上。試著指出這一事實,決非只是為了要控訴特定個人與團體的缺失,也同時是對自我的要求與砥礪。這一系列評論,是嘗試也是開端,希望能引發討論、促使前進。

【兩岸服貿協議】評論

ECFA架構下的兩岸《服貿協議》是否該簽訂,近來引起台灣政壇的喧然大波。《服貿協議》下的得利者或受害者真正為誰?始終眾說紛紜。

主張簽訂《服貿協議》的馬政府主張,這是ECFA架構下「幫助台灣人做生意」的具體化措施,將能強化台灣對外出口、幫助產業進中國大陸佈局,對全體台灣人民都會有好處。反對陣營指出,《服貿協議》牽涉的行業廣大、決策過程卻缺乏和產業溝通,且擔憂中國大陸將挾資金優勢大舉進入台灣、導致台灣服務業產業凋零、勞工失業。

究竟主流意見中的兩造,孰是孰非,不容易一時看出。我們以為,將已進行20年以上的兩岸經貿整合狀況整體觀之,並納入階級視野,或許才能較清楚理出其真實面貌,提出合乎左翼觀點的主張。

中國吸引台資與讓利政策下的《服貿協議》

首先,《服貿協議》不只是一項單一事件,而是兩岸經貿整合的一環。所謂的兩岸經貿整合,除了指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更頻繁外,更牽涉到的是兩岸間的資本流動與整合。

歷史上來看,它至少包括了兩項關鍵:首先,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大量的資本外移,至中國大陸設廠、生產。這過程中,「台商」成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開路先鋒,也同時受到中國政府諸多優惠,而能持續順利佈局、擴大規模(此部分可參考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

再者,近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兩岸經貿合作的談判中,北京政府更是屢屢拋出「讓利」、「惠台」措施,在WTO的規範之外,給予台資更佳進入中國市場的種種優惠,並協議早收清單,強化兩岸的互相貿易和資本整合。

在中國官方有意的對台讓利措施下,不論是自2004年後,台灣農產品得大幅銷往中國大陸、中方大舉推銷各省陸客來台旅遊,以及ECFA中的多項早收清單較有利於台資,2009年海峽論壇以來中方拋出的多起「惠台措施」(如2012年中方宣佈,給在大陸的台灣企業提供6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額度,積極進口台灣稻米,增加大陸到台灣旅遊的人數……等,細節可參考「相關剪報」),諸多協議或措施性質上屬於「中國大陸向台灣『讓利』」,基本上是不爭的事實。這在香港與中國大陸簽訂的CEPA和諸多合作關係中,也多是如此;儘管是積極反中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一般也難以否定這事實。

擴大台資登陸的兩岸《服貿協議》

儘管此次《服貿協議》談判草案曝光後,部分業者、經濟學者以及民進黨人士跳出表示:「對台灣企業的利益不夠多」、「部分中小企業可能受害」,這在諸多具體細節或有討論餘地。但若將分析視角往前放大,過去10年來的中方「對台讓利」政策方向,也需被納入脈絡中來觀察,才能掌握服貿的完整性質。

基本上,《服貿協議》不像是一個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的貿易談判結果(如同美國強逼台灣開放美牛一般),而更像是特殊政治考量下的產物。這判斷包括一些初步觀察:

(一)ECFA與《服貿協議》中,中方對台方所開放的項目、範疇、行業,的確比起台方對中方所開放的來得更多與更深,這透過比較雙方的開放項目可以清楚得知。(儘管有論者批評,單看開放項目的數量並不足夠)。

(二)開放某一產業貿易與投資後的實際影響,還要考量雙邊既有的的資本佈局狀況。當前台資在中國大陸的佈局、數量、網絡,遠勝於中資在台的規模。這導致若兩岸同時開放某一產業接受對方來投資,通常是將更加有利於已有佈局和準備的台資一方為多。

(三)服務業不同於製造業,基於服務提供與服務使用原則上需要在同一地方的性質使然,服務貿易較不會產生低工資國家產業取代高工資國家產業的現象[1]。因此儘管兩岸進行某些服務業自由貿易,中國大陸的勞力價格優勢,並不會導致中資服務業能取代台資服務業。相對地,跨國服務業競爭的關鍵在於know how、管理技術、品牌、資本規模、文化優勢……等,而這方面台資基於發展位階較早前,反而較有優勢。這有如歐、美、日資的金融、教育、餐飲、零售業……等服務業,若與台資競爭往往較握有優勢一般。

(四)中方對於台灣政府提出的「與證照相關的產業不談」(例如律師業),中方並未大幅施加壓力,而是予以接受。也接受儘管約定開放產業投資後,中資是否能順利進入台灣,仍要受到台灣政府審查。種種跡象多少顯示「讓中資前往台灣開拓市場」,仍不是北京政權著眼的重點。

就是不看具體的各產業協議細節,從大方向來看,兩個區域、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不論是降低關稅或是開放資本流動),通常的效應都是對經濟發展領先、技術先進的一方資本有利。這道理不難理解:先進經濟體更可能有高生產力和高技術、品牌優勢,甚至有財政餘裕對產品進行高度補貼,使得落後經濟體難以與之競爭。也因此,WTO、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等「自由貿易」協議的推動者,總是歐美先進國家,而非第三世界國家。

而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仍是台灣屬於相對先進的經濟體,中國大陸儘管總體規模龐大,依然是後進國。這一事實可從台灣資本在中國大陸的投入,遠遠超過中國大陸資本對台灣的投入看出,例示了兩者間的先進後進關係。北京政權或許相對台灣政權更是個「強國家」,但這無法扭轉這一發展上的現實關係[2]

換句話說,倘若前述的分析基本上正確,我們可以推測ECFA、及其架構下的《服貿協議》,至少在目前的狀況下,主要的影響並非是讓中國資本大幅長驅直入台灣,反而是會加深台灣資本進入中國擴大積累[3]

而要如何解釋北京政權積極促成和台灣簽訂一項更對台灣(多數)資本有利的協議?除了是北京有意要進一步吸引外資(台資、港資)來提升中國服務業技術,關鍵大概還是北京既有的「讓利」政策使然。

實際上,也因此一「中國大陸向台灣讓利」的事實存在,部分言論指稱北京政權這是在「以商逼政」、「以商促統」,此邏輯才可能成立。否則,兩岸經貿整合若是一種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掠奪關係(例如,在北京的壓力下,台灣政府得要被迫向中國大陸大幅讓利),結果是台灣資方與勞方都受害,試問,北京一方又如何能有效「促統」呢[4]

讓利?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或許有人會問說,兩岸經貿整合的種種協議,如果是種「中國大陸向台灣讓利」的展現。那麼,台灣經濟應當會蒸蒸日上才對。怎麼兩岸經濟日益整合,台灣勞工的實質工資水平停滯,甚至是下滑的?

這牽涉到了一個根本現實:兩岸經貿整合,儘管是中方對台方讓利居多。然而,主要能獲得此一讓利的是台灣「資方」(特別是大資本),而非台灣「勞方」。舉例來說,金銀會(「兩岸銀行監理合作平臺」第三次會議)、《服貿協議》通過之後,能因此大幅長驅直入中國市場獲利的是台灣的金融資本、大型服務業資本,而非台灣的服務業勞工。

再者,儘管中方對台讓利措施中,有部分措施的確可能改善台灣的整體經濟狀況,而不只是圖利少數台灣大資本(例如:擴大陸客來台刺激台灣經濟、大舉購買台灣農產品等),但台灣整體經濟改善的獲利者,也主要是台灣「資方」,而非「勞方」。

實際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所能獲得的薪資,一般來說就僅是他足以再生產自身、繁衍後代所要花上的費用。所謂的經濟成長,未必就會回報到勞工身上。除部分有堅強勞工抗爭傳統、或位處戰略性技術或資源要地的區域外,諸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過去20年來的「經濟持續成長、但實質工資停滯不變」現象,說明了這一現實。勞工運動實力薄弱的台灣,自然儘管經濟成長,但成長果實並不會分配到勞工身上。而全球化下資本得以自由流動的今日,則更是助長了這一資本利潤與勞工薪資脫鉤的現實[5]

儘管主流意識形態宣傳著:資方獲利,勞方也會跟著雨露均霑。但這一「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的假設,在資本得以全球流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今日,早已被現實所證偽。因此,兩岸經貿整合或《服貿協議》儘管對台資有利,也不會就此合乎台灣工人階級的利益。

為何工人階級的利益能被束之高閣?北京政權實際上很清楚,要捍衛官僚政權的繼續穩定統治,面對香港、台灣問題,首先要拉攏的是其資產階級──這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握有權力的階級。工人階級在這些地方無權無勢,就是空有選舉制度,基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沒有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自然在統戰上是次要的對象[6]

回過頭來看,倘若「讓利」政策得利的是台灣資產階級,台灣工人階級不會就此得利(儘管未必嚴重受害);但在這之外,真正可能將被出賣的,則是包括了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是台灣當前反對服貿論述中,始終被遺忘的一項關鍵群體。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在台資、港資開路下的全球資本引入中國,中國的確經濟大幅躍升。然而,這過程中卻是以勞工受剝削、環境遭破壞、城鄉不平衡發展為代價。中國勞工的工資狀況確有提升,但除了物價高漲外,種種生活基本需求的費用持續攀高──高房價、高醫療費用、高教育費用──已成了壓迫中國勞工的「新三座大山」。

長期以來,中共官僚層與知識界當中有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支持將公營事業私有化),也有強調公營體制、政府社會責任的某類社會民主主義。兩者間的路線鬥爭日益白熱化。當前習李上台,汪洋(廣東)模式獲得肯定,加上薄熙來事件的效應,透露出中共黨內右翼取得主導權的狀況日趨明顯。

值得擔憂的是,搭著兩岸《服貿協議》的浪潮,中國的種種公共服務(例如金融、電信、醫療、社福、教育、住宅……等)私有化,可能將會越演越烈[7],既有的國有產業也可能面臨新一波的「民營化」浪潮。且在台、港資產階級推銷「台灣經驗」、「香港經驗」下,私有化模式被視為正當、進步。而首當其衝受害的,就將是中國的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可預見,隨此發展,高房價、高醫療費用、高教育費用……等「大山」恐將越築越高,國有產業民營化後將帶來「下崗工人」失業問題更形嚴重,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將積重難返,而得利的,是能藉此私有化過程牟取暴利的兩岸資產階級。

不要誤以為中國工人階級受害與台灣工人無關。一個倚賴剝削與掠奪中國工人階級而更加壯大起來的台灣資產階級,回過頭來對於台灣的資本主義秩序將會有鞏固的效果,台灣勞工將更無議價能力,而郭台銘之流則將更加囂張橫行。這絕非台灣工人階級之福。

也因此,我們初步總結來說,一、《服貿協議》依循的主要依然是台資進入中國大陸擴大獲利的路徑,而非相反。二、中國大陸開放外資,及其對台的「讓利」政策,得利的是台灣資產階級,特別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台灣大資產階級。三、台灣工人階級在這過程中並不會因此獲益,但立即可能受害的,是將更日益受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掌控、宰制的中國工人階級,而長期這必然也將惡化台灣工人階級的處境。

反對官僚統治利益下的「親資促統」邏輯

接著,我們繼續需要討論的是,中國政府這「讓利」吸引台資政策的背後,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先前提到,中國政府吸引外資背後的考量,一部分可能來自於有意要進一步吸引先進外資的經營能力和技術,來提升中國整體服務業的水準;這在中國政府開放外資以來,仍有計畫地要求採用外資與中國本地資本採取「合資」模式、以獲取關鍵技術和經營know how中,可以看出[8]

然而,中國吸引外資以提升技術,是對所有外資一般性的戰略。若比較北京政權對待「一般外資」以及港資、台資,的確仍有所區別。不論是CEPA對港,或ECFA對台,其中的種種讓利優惠,並非一般西方國家資方能夠享用。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對港、台資本各種檯面下的行政協助,例如諸多地方政府為富士康在廉價人力與廠房空間上積極開路;或者對其他外資反向的積極懲罰,例如日資不定期地遭受中國官方鼓動抵制。這都再次顯露了,台資、港資等華人資本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總的來看,讓利牽涉到北京政權對台灣、香港的「統戰」策略。對北京官僚來說,如今要繼續其在中國的穩定統治,促進對台灣、香港(以及西藏、新疆等)關係的和諧穩定,是基本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倘落該地的分離主義、反中勢力得勢,中共官僚層的現有利益,隨時可能受到接踵動亂所挑戰。這並非如一些言論所稱,北京對台灣有強烈的「併吞」或「殖民」慾望,例如不惜以戰爭來奪取台灣政權使其「亡國」,或基於資本輸出考量而遂行「帝國主義」。但「統戰」的確是存在的[9]

而如前所述,北京政權清楚地理解到要掌握台、港,就要先掌握其資產階級。順此邏輯,「讓利」政策的大方向,即隨之推出。例如:種種經貿協定上主動讓出特許市場;各省份積極向港資、台資招商;地方政府主動協助排除總總困難(例如協調處理勞工抗爭、環境抗爭)……。廣大的中國大陸勞力市場和消費市場,自此成為台、港資產階級的新沃土[10]

另一方面,北京對台、港資產階級的讓利政策,除了有「統戰」以鞏固其在台、港影響力的考量外,部分中共黨內右翼官僚也有透過拉攏台、港資產階級以遂行將公有生產體制徹底瓦解、讓公營事業私有化以藉機牟取暴利的盤算。於是,表面上的主動讓利,同時也是在營造一個能與中共右翼官僚互通有無的華人資產階級,與其合作推銷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倘若此類中共黨內右翼官僚確定取得主導地位,不得不讓人嘆息:一個以官僚層統治利益為優先、支持大規模公共服務私有化、不惜與華人資產階級高度合作的中國共產黨,儘管的確在經濟發展上有所成效,但它還是「共產黨」嗎?它還有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嗎?還是已站在資產階級復辟的弦上!?

站在國際、兩岸工人階級一方的左翼立場

我們以為,倘若是站在工人階級、甚至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中國共產黨應當拉攏的,絕非是香港或台灣的資產階級。恰恰相反,真正共產黨人應當採取輸出革命的立場,支持台、港工人階級的組織與抗爭,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邁向社會主義過渡為目標。

然而,如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台灣大資產階級互動融洽的景象,不論是看在台灣或中國工人階級的眼中,實在難對其有所認同。北京政權依然是追求兩岸統一,但過去基於「反美帝」、「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介入東亞」,而可能帶有進步意涵的兩岸統一志業,已日益淪為僅是維護中共既有官僚層利益、養肥台港大資產階級的不顧原則統戰,甚至將以中國公共服務事業崩壞、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受損為代價。

因此,我們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這樣親近資產階級、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政策,不論是站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左翼立場,都要予以批判和反對。

站在國際、兩岸工人階級立場來反對服貿協定,不同於民進黨人士妖魔化北京政權、而漠視台灣資產階級的種種掠奪剝削行徑;當然也不同於急著登陸撈金、宣傳兩岸經貿整合就是台灣人民出路的台灣大資產階級或國民黨人。

《服貿協議》或兩岸經貿整合需要予以批判的原因不是因為「賣台」──它事實上圖利了台灣大資產階級,而是因為它「賣中」──恐將出賣了中國工人階級利益。而順此邏輯的長遠發展方向,將是不分兩岸的「賣工」──令兩岸工人階級都更受逐漸壯大的資產階級所宰制。

不論是ECFA、《服貿協議》,作為北京官僚層長期以來拉攏、引入台灣、香港資產階級的一環,隱含的是中國當前急速市場化的種種惡果,可能將此更加惡化。台灣資產階級對工人的種種剝削、掠奪、壓榨惡行,可能將更加延伸到中國工人階級身上。試看:過去是「把員工當動物」的富士康大肆剝削中國製造業工人,如今可能是壓榨非典人力成習慣的統一企業登陸欺壓中國服務業勞工、熟稔官商勾結以併吞公股銀行聞名的富邦金控大舉進入中國大陸布局。而當它們能登陸積累資本、壯大自身勢力,也更將能回頭欺壓台灣工人階級。這是我們深切批判與反對此種資產階級優先的兩岸經貿整合的原因。

站在左翼、國際工人階級的角度,正是因為我們將中國的工人階級視為和我們有共通利害的一分子──這是客觀上的事實,而未必要以國族認同為基礎──我們要大聲說出真相:服貿協益將加深台灣資本入侵中國,強化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我們不分國界工人階級都應當反對的。

反對服貿只是這樣左翼運動中的一步。長遠來說,運動進展的基礎和目標在於,兩岸工人階級更認識到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和處境,一同團結來反對兩岸的資產階級與官僚政權,而不受到兩岸統治階級或國族想像差別所分化。在中國大陸反對右翼化的中國共產黨、或掃除黨內右翼官僚層,杜絕資產階級復辟,奪回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在台灣則以反對資本主義、超克藍綠右翼政權,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並且,以世界為範圍推展國際社會主義,產生國際工人階級連帶。

這些遠大目標看似不切實際,宛如烏托邦。但任何的根本改變本來就不簡單。沒有勾勒出目標,分辨清楚利害,面臨看似對立實則雷同的右翼親中、右翼反中劇碼一再上演,又如何能讓台灣工人階級看到共同的階級利益?

在泛藍統派或維持現狀派主張大力促進兩岸經貿整合、泛綠獨派聲嘶力竭這是賣台亡台的序曲時,我們能看清楚這背後真正該團結與批判的對象是誰嗎?

【註釋】
[1] 例外主要在能夠透過資訊設備,使服務提供與服務使用能跨境運行的部分服務業,如電話客服中心、電話或網路行銷中心等,的確可能如製造業「外移」或「外包」至低工資國家。但這原則上仍是服務業中的少數。其他如餐飲、旅館、零售、乃至金融、法律諮詢等服務業,原則上無法也不會被「外移」,頂多能「向外擴張」。[back]
[2] 雖然有人擔憂中、台兩者間的先進後進位階,恐在不久未來就將翻轉。但一方面,這明顯仍不是短期就得以發生,二方面儘管中方將大舉對外輸出資本,鎖定的對象也應當是比其明顯更為後進的國家,如越南、印尼,而不會是台灣。儘管基於「政治考量」,北京政權可能將有意布局資本進入台灣,但在經濟面向上,除非其真正位處先進發展的頂端、有台灣非依賴不可的技術或品牌,否則也難以達到經濟上掠奪台灣的效果;而在政治面向上,此種「以商逼政」手段對普羅大眾是否真有實際正面影響效果,或是將造成反彈情緒,也不無疑問。無論如何,或許更需要反思到的是:「以商逼政」的根本前提,來自於台灣採行資本主義制度,開放有權有勢者能夠「買下一切」,才有可能。因此,倘若真要抵抗北京政權透過資本介入台灣政治,也得從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特權、朝向社會主義下手。而要長遠地朝向社會主義邁進,台灣工人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合作,則是必不可少的。缺乏兩岸工人階級的合作,不論是帝國主義的圍堵、或中共右翼官僚的介入,隨時都能阻斷台灣超越資本主義的任何可能。將視角放大到思索兩岸工人階級的共同處境和共同利益,則是這種合作可能與否的起點。[back]
[3] 服貿協議主要還是對台灣資產階級有利的事實,不分藍綠的右翼政客實際上都了然於胸。也因此,和國民黨同樣也得親近本土資產階級利益的民進黨人士們,除了動員反中情緒宣染問題外,對服貿協議的批評主要僅是「程序性」的,例如批評談判前沒有和業者代表(即為資本家代表)溝通、或沒有國會妥善逐項討論(即由資產階級民意代表能參與談條件),而非根本反對服貿協議,更不反對其將助長台資登陸以(剝削中國工人階級)獲利的可能。[back]
[4] 換言之,目前部分反對服貿協議的論述中,經常混雜了「服貿會讓台灣經濟完蛋」(主張北京對台是掠奪或帝國主義的侵略關係)以及「服貿是中共在以商逼政」(主張北京對台以讓利換取其政治效忠),基本上是採用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論述,或許只能被解釋為是一種妖魔化北京政權的意識結果。[back]
[5] 不過,服務業資本流動的可能及其對勞工的影響,還是小於製造業。如前所述,「產業外移」至低工資國家的邏輯,仍主要在於製造業,而服務業基於其「產品」──服務──不容易跨國運輸使然(除少部分得透過資訊傳播設備履行功能的服務產業,如call center),儘管服務業資本可能流向新興後進國家市場,卻不會替代掉在原本區域的就業機會。例如說,星巴克大舉至台灣、中國開設分店,並不會讓美國的星巴克倒閉。台灣85度C至中國展店,也不會讓台灣的85度C得關門。換言之,服貿協議儘管讓台資能更進入中國市場,卻未必是直接以台灣勞工的就業機會為代價的;而台灣(服務業)勞工的被剝削處境,則是資本主義下受雇者的基本狀況,而非受中國磁吸所導致的特殊問題。舉個現實的例子:85度C打工族不論85度C有無「登陸」,薪資依然都始終頂多只有基本工資,甚至不到,而這是台灣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通常現象。[back]
[6] 而北京政權就是真有心要拉攏台灣的工人階級進行統戰,這在當前對台政策支持台灣繼續實施資本主義、與台灣資產階級合作的戰略下,恐怕也是緣木求魚。現實點來看,例如台灣青年勞工當前面臨的22K、高工時、高失業、高房價、高國債……壓力,這些階級社會矛盾而來的苦難,若要改變,哪一項改革不會觸動到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若選擇與台灣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這自然是中共當前對台政策下難以(也不會)處理的問題。[back]
[7] 一項很具體的例子是,兩岸服貿協議簽訂後,預定將允許台灣獨資醫療產業前往中國大陸營運。過去20年來在台灣不斷擴張的台灣醫療產業集團,目前正積極準備登陸布局,甚至將聯合中國大陸的親資親私有化勢力,推動中國醫療服務的私有化,大賺中國老百姓的醫療錢。2013年3月30日,《工商時報》即有報導〈觀光醫療業登陸 邁入第2階段〉:「根據統計,2012年共有超過10萬人次的海外人士來台進行醫療服務,其中陸客約占4成。台灣貿易中心更估計,隨著自由行人數增加,來台進行健檢醫美的人數將持續上升。……浙江迪安診斷公司的董事長陳海斌指出,大陸的公立醫療目前正在進行改革,將逐漸開放,有很大的發展潛力。而大陸的醫療業者了解當地的政策與市場,台灣業者則具有技術與豐富的服務經驗,雙方應該共同合作來拓展商機。他這次來台也希望能尋找併購機會,藉此把台灣醫療產業的人才與經驗帶到大陸。」近來大肆流行、屢傳糾紛的台灣醫美產業,想必也將順勢登陸大發利市。而面對缺乏管制、醫療商品化的種種惡果,則是由中國大陸老百姓承擔。[back]
[8] 對於後進國家而言,要能引進外資但不因此成為被掠奪的對象,關鍵點也在於政府引入外資後對其的管制與學習技術計畫。有論者指責中國政府對外資登陸須採「合資企業」的要求,是一種把外資技術學完就丟的「陰謀」;本文以為,這其實是後進國發展經濟上的必要與「陽謀」。很明顯,同樣是引進外資以發展,有管制策略的中國和相對自由放任的印尼、菲律賓、墨西哥等,其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相當不同的。[back]
[9] 中國大陸尋求和台灣政治統一,儘管是長期以來北京政權不變的訴求。然而,這背後的政治意涵或有變遷。基於其根本目標差異,可將其區分為「基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而尋求兩岸統一」與「基於官僚層繼續統治的利益而尋求兩岸統一」。在中國大陸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美國介入下導致兩岸分立的1950年代來看,當時以來中國共產黨訴求的兩岸統一,的確具有前者反對帝國主義介入、以及反對資本主義的進步意涵;也因此,推翻國民黨政權、尋求兩岸統一,成為了當時大量台灣左翼人士的共通訴求。然而,隨著中國共產黨反資、反帝的聲浪退潮,與美國修好,以及對台訴求的「一國兩制」統一,竟已成為容許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台灣資產階級能繼續剝削工人,甚至主動和台灣資產階級合作……,如今北京政權(特別是中共黨內右翼)主張的統一訴求,成為後者基於官僚層繼續統治利益的意涵恐怕更為濃厚,而已日漸尚失前者反資反帝的進步意涵。[back]
[10] 或許有人好奇,習近平上台後,對台資讓利的政策,是否將有所改變?若僅以習近平過去的對台舉動來研判,習近平上台後,拉攏台資、以經促統的對台政策路徑,應相當有繼續的可能。其個人與諸多台商也有深厚的互動關係。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即寫到:「在福建工作長達 17 年半的習近平,對兩岸事務知之甚詳,特別是在引進台資、禮遇台商的工作上,為台商創造優質的投資環境,而且推動「小三通」、「宗教直航」等等,建樹很大。在任職福建期間,儘管巨額貪瀆案接連不斷,「遠華案」走私案,荊福生腐敗案、周金伙外逃案,但都沒有影響習近平的仕途,習近平反而建成了中國大陸第一家台商會館-「廈門台商會館」,並為了預先為「三通」做準備,不計虧損建成了專門服務台商、超前規模的福州長樂機場。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座由地方政府自籌資金興建的大型現代化機場。習近平是提出「以經促統」的第一人,據說,很多福建台商至今還留有習近平的手機號碼,隨時可以聯絡。只是因為習近平不招搖、不誇功,以致予人政績平平、守舊保守之感。」引自宋國誠(2012)。〈習近平時期的對台政策〉。台北論壇[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