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勞動與新工會主義:
荷安柏與辛尼帕爾一席談(下)

2013/10/08

責任主編:王顥中

翻譯:楊雅婷/校訂:何春蕤

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是社會運動組織者、作家,也是製片,致力耕耘愛滋與情慾議題;辛尼帕爾(Nikhil Pal Singh)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

Amber Hollibaugh

【編按】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在今年10月6日的「小心公民社會」研討會上請到了紐約追求酷兒經濟正義組織(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QEJ)的領導人Amber Hollibaugh來台進行主題演講。作為一個貧窮背景出生,吉普賽─愛爾蘭混血的前性工作者,Amber在過去40年來關注同志、愛滋及經濟正義的問題,並強調應從種族、階級、性別和性等不同視角,看到其間的交會複雜。她同時是運動組織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家,也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

她要求激進政治必須將「性」與「情慾」等等傳統上被視為是「私領域」的經驗跟需求納入討論與關切的範圍;而同時又要求去看見「性」當中的階級。這對於無論是階級運動或者性/別運動,事實上都構成重要的挑戰。這些要求放在台灣,同樣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荷安柏:我們已經覺悟了,平板單調、缺乏想像力的「階級」定義沒法促進組織工作;它有可能暫時因為有個特別優秀的組織者、或者當時有些極端的需求而在特定的運動中獲得成效,但長此以往終究會失敗。能不能創造新的組織和壯大工會,有賴於人們動態的去理解到底是「哪些人在這個階級裡」。

工會運動需要認清,人們所過的物質生活是非常複雜的,身分認同並不僵固,也不總是以顯而易見的方式被界定,因此工會需要去複雜的理解多樣性。如果你想把所有的玩家聚集起來共商大事,那就必須了解這些玩家是誰,他們的議題是什麼,他們個別的議題如何影響他們看待共同議題的方式。工會運動要是沒法認清這一點,就等於侷限了職場的意義,坦白說,這種運作模式跟雇主沒兩樣:兩者都不想要差異,只想利用差異來分化勞工,總是想剝除勞工的個別性,以便把工人搞成能被控制和操弄的「純粹勞工」。

工會運動想要組織的新對象在人口分布形態上和疾病防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簡稱CDC)所確認的愛滋病毒感染高風險族群幾乎一模一樣,也就是──貧窮的勞工。那是愛滋病毒肆虐的地方,是單親教養發生之處,是生養小孩或試圖墮胎的地方,也是種族歧視或非法移民之所在。

辛尼帕爾:也是犯罪議題浮現之處。在此,我們面對了新工會運動的極限和考驗。在美國,種族化(racialization)和各種民權的剝奪主要是針對非裔美國人,今日延續這種迫害的首要場域便是違法(illegality)與監禁(incarceration),攻擊的是有工作和沒工作的窮人,也因此明顯威脅到勞工運動,特別是半強迫性質的監獄勞動此刻也有逐漸增長的趨勢。然而,大多數工會卻極力迴避這些問題,堅決排除罪犯。

荷安柏:我從事監獄工作至今已30年,在和那些服刑的婦女一起工作時,你就會看到人們在別無選擇之下所過的絕望人生。「我能怎麼辦呢?難道要因為害怕一旦提供口交賺進250美元就有可能被捕,所以就不幹,讓孩子們挨餓?」當人們一貧如洗時,他們距離違法和監禁就只有一步之遙,這就是現實,他們也知道。如果我們想要建立對種族和性別的新理解,就必須面對上述現實。

問題還是一樣:工會運動能否從各種細微複雜的角度來了解經濟正義與不正義?抑或它還是要自我設限,迴避監獄的議題,說它「跟我們無關,沒什麼好說的,我們也不願意介入。」

辛尼帕爾:你把這個面向和你稍早提到的疾病防制中心統計數據擺在一起,就會看到相當值得注意的匯聚。性工作、街頭毒品交易和嗑藥是愛滋病傳染風險最高之處,過去20年都被警方鎖定施以各種形式的嚴密管制,而在這些場域裡總是有大量婦女與有色人種。這種集中不是什麼巧合,而是很可怕的趨勢。

荷安柏:萊克斯島(Rikers Island)監獄的婦女區有500名囚犯,其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愛滋病毒檢驗結果呈陽性。這些女人未來都將回到社區裡,都會需要找工作,她們將是工會運動未來要組織的對象,可是各工會將如何看待這些婦女的愛滋感染狀態?又將如何處理那些掌握她們孩子養育權的寄養計畫?

很有意思的是,在墨西哥邊境那些美國工業設廠的小城裡,許多在裝配線上工作的婦女也兼差從事性工作,以補貼她們低到不可思議的薪資。坦白說,那種情況不只發生在美墨邊界,也出現在紐約州的首府阿爾巴尼市(Albany)和紐約市的南布朗克斯區(south Bronx)。人們就是得做必須做的事,好讓自己有個遮風避雨的屋頂,或為小孩買雙鞋。在我看來,工會別無選擇:如果它想要組織各行各業因為沒被組織而受苦最深的人們,就必需處理種族、移民、愛滋感染狀態和性等等問題。

最近,我一直在從事婦女的愛滋病預防工作,在男同志健康救援中心(Gay Men's Health Crisis)的愛滋病毒預防婦女服務處(Women’s HIV Prevention Services)擔任全國實地執行主任。但是,要等愛滋組織來做預防工作,那就已經太遲了,當一名婦女找上某個愛滋組織的時候,她已經感染了病毒。所以,要真的徹底做預防工作,就必須搭配在這些婦女生活中可能並不與愛滋病有所牽連的主要機構──像是教會、工會運動、髮廊、街坊公園、乾洗店。你必須到人們實際過日子的地方去。如果工會訓練計畫納入關於保健和積極預防的健康維護,而且如果在訓練中積極討論結成性伴侶、性病、愛滋病毒、懷孕,以及懷孕後的選項等議題,那麼愛滋便會是職場上可以討論的話題。

辛尼帕爾:在目前的雇主─員工戰爭中,健保是個首當其衝的議題。對工會來說,激進的健康計畫至關緊要,不僅要爭取那些正在被蠶蝕的權益,更是為了保衛勞工的健康。如果我們向大家都生活在其中的企業文化掀起一場更深刻的戰爭,那將會為許多人省下許多不必要的醫療花費。

荷安柏:不只省下一大筆錢,也會救活許多性命。例如我們很需要談健康方面的問題,可是人們不想談,要是在職場中承認你有酗酒問題或憂鬱沮喪,那會很難,也有挑釁意味。然而在白人勞動階級社群裡,酗酒一向被承認是問題,因此,過去20年戒酒方案在工會中已變得相當常見。如果涉及更具社會爭議性的議題,例如和種族、性別和性有深切關聯的嗑藥、愛滋病、或家庭暴力,工會就不會願意優先談它們。以家庭暴力來說,這個問題必須和種族歧視一樣被納入工會的訴求中,因為它會分化職場;男人要是不把自己的太太當人看,相信我,他也不會對手下的女同事有多好。這些議題是不可分割的,社會態度自然會反映在人際關係上。如果我在家裡或街坊鄰里中是個種族歧視者,那麼我在工作上大概也差不多。要是沒人當面質疑我的態度,而工會也不予追究,那麼工會便失去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機會。

當你說出自己的看法時,人們可能不會贊同你。但是若你已經建立起真正的人際關係,讓人敬重你的人格,那他們就有可能和你討論,而不同意見也可以表達出來。雖然既不簡單也不容易,我們還是需要創造這種交手(engagement)的場合。

辛尼帕爾:我們談的就是在工會運動裡創造一種改造自我的政治文化。這就像激進教學(radical teaching)一樣,為人們提供「出口」(exit),使他們得以脫離各式各樣對自己和別人造成嚴重損傷的行為、態度與身分認同。「出口」代表某種可靠的替代選擇,是一種不一樣的、令人能力增長的存在方式,而且你必須能夠展示、再現、並不斷重新表述。當然,首先你自己就必須擁有真正的可信度才能做到;這不是由上到下的立法(legislation),而是平起平坐的說服(persuasion)。

荷安柏:是說服,也是交手。我並不要人們贊同我,但是他們必須跟我對話。作為好的組織者,我能做到我所做的事,不是因為我有能力解決任何問題,而是因為我願意開誠布公的討論困難的問題,讓人們有機會分析為何有些事情深埋人心,卻又同時深深困擾。

辛尼帕爾:當工會不和群眾對話時,良機已經錯失,而工會組織群眾挑戰經濟體系時最怕的就是這樣。有些人以為和群眾對話時必須維持其他因素的穩定,否則就沒辦法打這場仗,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我們的性格可以在瞬間完成驚人的改造。事實上,人們在抗爭時可能被徹底改變,當他們看到別人積極舉牌抗爭時,突然間,整個世界就被重組了。而如果你已經設法把種族、性別和性等事項串連起來,顯示它們是核心議題,而不是試圖將它們再私密化,推得遠遠的,那麼當場確實就會出現一個「替代的社會世界」。相反的,如果你僅僅籠統的說:「我們抗爭的對象是一樣的,所以我們都來到這裡,而我們想要的東西也一樣」,那就浪擲了大好的機會了。

荷安柏:的確,工會運動應該已經見識過工會主義最缺乏想像力與最現實的時候會形成什麼後果,那就是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而只有某些白種男人被視為工會政治唯一可靠且重要的發言人。我覺得耐人尋味的是,工會運動往往喜歡呈現其激進的歷史,但是卻不想保留它任何激進的政治主張。舉例來說,人們會談論當年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靜坐罷工事件[6],但若你提議在自己的工廠靜坐罷工,工會就會給你一大堆不能這麼做的理由,要你與管理階層保持對話。但是你也知道,如果你想為爭取經濟正義而發聲,就必須正面迎戰那些製造不義的力量,這表示你必須願意提出人們在日常生活現實中經歷的那些違反正義之事。不具遠見的工會運動或許仍能為沒有經濟權力的勞工爭取某些東西,然而唯有當運動給予人民改善生活的真實希望時,它才能持久並成長。

我們大多數永遠不會成為創意工作者,不會去拍電影或寫書,不可能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獲得自我滿足。我們大多數會在職場裡非常投入,而我們的工作品質與我們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當我們的勞動為我們帶來光榮時,我們也以身為勞工為榮,我們就在這個職位上感覺自己的工作還不錯。對於我們這些出身貧窮、在成長過程中飽受驚嚇的人來說,工會運動代表一種可以開始為自己發言的方式──在這個我們以為自己毫無權力的地方。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漠視其他也代表我們的場域而只認定這個違反我們意願、令我們噤聲之處?如果工會運動能涵容攸關個人身分認同的所有場域,人們在情勢困厄時才會想要留下來,他們會幫忙在工會運動中建立信心,相信工會運動能把職場重組起來,其核心不再是激烈對立,而是我們共同經驗中最寬厚慷慨的部分。在那種運動中,勞工為了付房租而被迫接受某項工作時,再也不必因此受辱。

工會運動必須勇敢擁抱個別勞工通常不敢堅持的遠見,而這種遠見的政治主張並不只是就某個主題做些微小的調整而已,其重點也不在於我是否可以在上班時牽女朋友的手──儘管這種事也並非微不足道。重點其實不是那些象徵的動作,這個運動應該反映出人類生命和潛能中最棒的部分。你必須捫心自問:除了工會以外,這樣的遠見還可能在哪裡出現?

辛尼帕爾:我們今天的討論聚焦於目前工會運動的狀況以及上述議題,這是正確的,因為眼前是非比尋常、極度令人興奮的時刻,它衍生自勞工運動所激發的新思維、新行為和新認同,然而同時我們仍然還有倡議政治(advocacy politics)以及新的、超越工會主義範圍之外的訴求。既然你從事過關於愛滋病與性的組織工作,對於這些場域的運作,特別是關聯到我們所討論的議題與工會運動方面,你有什麼看法?以同志權利運動目前的具體展現而言,在何種程度上它處理了階級政治與就業的議題,而且把它們視為核心議題?同志運動是否需要往這個方向努力?

荷安柏:我們今天之所以進行這場對談,不僅是因為現在的工會運動創造了一場關於希望與組織的新對話,也是因為驅動各種社會認同運動的階級、種族和性別政治因素已經愈來愈明顯暴露其侷限。對我們這群曾經因為不知道如何以出櫃的身分參與工會運動因而加入認同運動的人而言,上述限制尤其明顯。各種具有倡議性質的社會運動──酷兒運動、性權運動、愛滋運動──愈來愈在根本的層次上由屬於支配階級的人士來表述,以一種無止盡令人生氣的方式來鼓吹它們自己的階級訴求。就拿軍隊的議題來說好了,那些與柯林頓總統「不問就不說」政策對立的酷兒組織說,該政策歧視了西點軍校的男同志。他們沒想的是:「軍中同性戀大多數是什麼樣的人?」其實大多是貧窮、有色人種,這些男女之所以加入陸軍或海軍或空軍是因為他們老家沒有其他的就業選擇。對軍隊裡的同性戀政策感受最深的其實是底層的步兵,是駕駛直升機的死破璃男同志(faggot),或是開補給卡車的歹客女同志(dyke)。不讓這些人有代表性成為軍隊同性戀權益運動背後的驅動力,正恰恰反映了這些運動的階級政治以及在背後推動宣傳活動的經濟利益。

我們很多人之所以投入愛滋運動,就是要回應社會運動的階級政治,因為在愛滋工作中,你必須有能力應付種族、階級與性的複雜糾葛。根據我的經驗,同性戀運動主要的實質討論都侷限在小部份享有特權的同性戀社群所關心的事情上,這些同志運動的政治主張都是由主控運動者的經濟地位來決定,而他們眼中的同志議題在在充斥著矛盾:你問,移民是同志議題嗎?「不是!」組織職場是同志議題嗎?「不是!」監獄是同志議題嗎?「絕對不是!」

對我們來說,之所以對新的工會運動報以強烈的厚望,是因為我們希望「歸家」,我們想要把自己所具備的技術和才能帶進更大的組織運動中──工會運動必須接納各種勞動階級的社群,而我們也是那些社群的成員。至少在我的人生經驗裡,如果做女同志,你只有兩個選擇:保持沈默或離開。在我出身的那些底層社群裡,老實說,那就是你全部的選項;你可以做同性戀,但是在工作場所動不動就被找麻煩;要不然你就選擇離開,試著跟其他同志生活在一起。現在,情況已經大不同了,職場的互動模式已經變了,而這正是因為我們做了許多努力去改變有關女同志與男同志生活的說法。如今,同性戀議題嵌植於十分廣大的世界中,大多數同性戀屬於勞工階級,他們在生活中所面對的所有議題都是勞工階級的議題,因此他們需要能夠將酷兒身分的、勞工階級的自己坦然展現在工會中,展現在職場中,展現在愛滋病防治中,展現在對於性的討論中。我們不是在這些場域「外面」的積極份子;就我們的性別、我們的膚色、以及我們的性傾向而言,我們絕對是這些運動的骨幹。那麼工會運動究竟要不要我們這些勞工?這才是真正的關鍵。如果想要我們在工會裡安身立命而且能夠坦然出櫃,工會就必須認識到,我們的諸多認同也反映了我們做為勞工階級的生活方式。

另外,將性工作者組織起來也必然是勞工運動的一部份。像性工作這樣的議題並非無關緊要、只對少數人產生影響;它們是廣大的社會議題,牽涉到許多勞動階級的窮人,我們需要能夠如實再現我們自己真正的身分與生活。我在進行愛滋病組織工作時面對的婦女們,大多是那些在居家照護運動(home health-care movement)中被組織起來的婦女,她們在醫院裡做著報酬少得可憐的工作,或者正在設法拿到高中同等學歷(GED)只因為她們高中時期在牢裡待了六個月而沒能畢業。那就是她們的真實階級面貌,但是她們也是歹客女同志,兩者同時存在,沒法二選一。她們需要的是薪資說得過去的工作,大部分曾經歷歹運而手裡沒有高中文憑,18歲前就生了兩個小孩,正努力在因為自己女同志身分而引發衝突的家庭裡生存下去。工會運動必須幫助她們應付上述所有問題。她們是一群對於「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或「全國男女同志工作小組」(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一無所知的人,也許她們每年參加同志遊行(Gay Pride)只是因為地點方便或者剛好有時間去,大部分根本不知道天下還有男女同志社區中心這種東西。

辛尼帕爾:我們需要認清,作為抗議動力的一部份,同志運動與黑人民權運動率先推動的各種形式的文化創新與認同展演(identity performance)已然改造了公領域,創造了情感與氣質傾向的空間(emo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space)讓「差異」得以公開展現。這是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但是同時令人驚異的是,各種政治運動卻日益窄化,將其關注逐漸侷限於婚姻保衛戰、平權行動[7]、以及被極端淡化的非歧視政治(nondiscrimination politics)事務。

荷安柏:如果我們要有進步的政治,那麼工會運動就必須參與這場對話,探討在目前這個歷史時刻「進步的政治」究竟是什麼意義。「進步的政治」現在所含的意義,部分是指投入平權行動與非歧視等事務,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它也關注我們的文化如何僵閉、化約、和疏離人類表達與經驗的各種可能。我認為美國文化即將針對這些議題經歷一場大爆發,而關鍵在於工會運動是否能掌握此爆發的威力,並將它表達出來。

辛尼帕爾:在「正常」的面紗之下掩蓋著含有各種負面元素的文化:種族仇恨與暴力、自我厭棄與絕望、缺乏處理差異或揣摩差異的能力、對於軍國主義的絕對執迷……

荷安柏:而且它們正一起扼殺工會運動明知自己應該去組織的多樣文化與社群。正因為這樣,各工會必須面對愛滋病以及監獄的問題,因為監獄反映的正是我們文化裡的種族歧視,它體現了種族歧視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

辛尼帕爾: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談論的議題都無可避免地必須超越平權行動的眼界。重點並不僅是針對二十世紀後期的諸般反動限制(reactionary constraints)構想出一種恰當的回應,而在於積極辨識當前這個時刻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已經轉變了的具體形式和狀態。

荷安柏:是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已經有了全球性的轉移與改變,而美國很少有機構能從全球的觀點來代表階級發言,但是工會運動可以,因為它知道自己必須應付全球市場的衝擊。美國境內的工會組織工作很根本的受到全球事件的影響,因此必須學會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階級問題。目前,世界正環繞著種族、性傾向與性別等議題進行激進而極端的改變,這種改變並不只發生在美國。開發中國家正受到愛滋病毒蹂躪,非洲南部的勞動力逐漸被徹底摧毀,因為死於愛滋病的就是勞動階級;橫越中東地區的貨運業也因愛滋病毒而蕭條,勞工丈夫感染愛滋病毒,其妻子則產下愛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小孩。這一切都會反映到美國這裡,也會反映在別處,但是這些複雜的議題卻被精巧的呈現為好像落在一般討論的界線之外。這樣一來,愛滋病就只是一堆秘密與禁忌,就只是糾纏在欲望中的無力感。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在工作場所做的事和在臥房裡做的事有這麼大的區別和距離?

有件事總令我驚奇不已。人們之所以願意對我傾訴,是因為我是同性戀,也因為他們對於同性戀的想法:他們覺得同性戀是被禁止的,所以就可以和我這個被禁止的人分享他們覺得自己身上被禁止的事。你從這種對話學到:每個人都在做一些被禁止的事,而我們都深刻的活在這種被禁止的主體性(forbidden subjectivity)裡,都背負著或幻想或秘密的重擔。在我想創造的政治運動裡,這些眾人皆懂、日日活著的體驗將不會被預先設定不屬於職場對話的範圍,反而有可能因著它們與當下發展中的趨勢相關與否而被賦予價值。如果這些經驗可以被納入職場,那麼「偏離常軌」(deviance)所指涉的就不會只是同性戀,而是所有的欲望。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的文化從未給予人們任何有關欲望的權利──只給了某些男人慾望的權力──我們的文化也從未提供相關的智識或訓練或教育讓我們認識彼此的身體,認識我們各自以何種方式活在自己的身體裡,以及我們如何透過自己的身體來感受欲望,結果到頭來總是女人、窮人、酷兒們被迫付出慘重代價。如果這些人是工會運動想要組織的對象,那麼工會就必須處理這些具體的身體、及這些身體所承受的文化影響、以及我們透過身體所體驗到的願景。工會運動絕對不能自外於上述這一切。

辛尼帕爾:說得真好。我們就此打住。

(出處:Hollibaugh, Amber and Nikhil Pal Singh. “Sexuality, Labor, and the New Trade Unionism.” Social Text 61, Out Front: Lesbians, Gays,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kplace Rights (Winter, 1999), pp. 73-88.)

【註釋】
[6] 譯按:1936至1937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在通用汽車公司大廠所在的密西根州Flint市,以突破傳統、靜坐佔據工廠的方式,對抗其雇主通用汽車公司。最後在州長調解下達成協議,獲得公司承認,開啟工會主導的新紀元。[back]
[7] affirmative action,譯按:指美國政府機構、企業和學校優先雇用或錄取少數民族、女性等弱勢族群以反制歧視的積極行動。[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