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不家庭】
專題導言:酷兒毀家,從位置出發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王顥中

中秋時候,好不容易逃離來自遠方血親家人的召喚,「中秋節回不回來呀?」、「回來看看家人吧?」這些召喚透過通訊APP、臉書狀態分享等等,各式各樣傳遞迅速的資訊,提醒我身為「家」的一部分、某個家族中的成員、誰的女兒、誰的孫女、誰的姪女...。

如果我想,我可以花點錢搭交通工具回老家,與家人共度中秋,烤肉餵食家中老小,然後拍張照片上傳,標題寫「月圓人團圓」。因為透過結婚、生養所構成的家庭,讓我有家可回、有圓可團,然而這個「家」顯然是透過被核可的異性戀婚姻關係所建立出來。我不用任何爭取,便擁有一個家。

與我不同,無家可歸者,沒得團圓;因性傾向被趕出家庭的性少數主體,沒得團圓;承受污名的性工作者,沒得團圓;中秋沒假可放的勞工,沒得團圓。

另一次,因朋友提供免費的公關票券,前往小巨蛋坐在非常前排的位置觀看「迪士尼卡通電影演唱會」,想著自己從小是如何被這類童話故事美好的「擁家護婚」意識形態進行「洗腦」。前面描述了我身為一個有家可歸的家庭成員之一,以下想描述的則是我的家庭實際上所呈現的「不完美」面貌,時間調回20年前,父母在我小學時離婚,血緣上的父親離開了家,他唯一爭取過的是他的兒子、我弟弟的撫養權,此後的所謂的「家庭成員」就只剩下我母親、兄弟姐妹與母親方的家人。

這樣子不符合傳統家庭組成的「單親家庭」,在20年前,小學、國中的我,是會因此被導師帶去面談家庭狀況的,「很擔心」單親家庭成員的不僅是校方,整個社會大抵也是透過各種方式讓人意識到沒有一個「好父親」是多麼的不幸,諸如〈我的家庭真可愛〉的兒歌、大多數童話故事的組成、每個「完整」家庭出身的同學投向自己的眼神...等等。

在跑新聞的經驗中,某次目睹了一位在監察院前陳情的民眾,提出自己「不被政府照顧」的疑問,卻被現場志工雞婆地推導至「為何你的原生家庭沒有照顧你?」民眾被問到啞口無言,只好搬出其生母正在領中度身障補助的現實來正當化個人的貧困處境,兼回應志工的質疑。

我試圖描述家庭價值是如何綿密、細膩地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區分誰有家、誰沒有家,誰又有或者沒有資格成家,以及,照顧責任在這樣的環境中,將優先被歸到家戶中,唯確認其家庭失能後,方才考慮國家所提供的社福制度,凡此種,都構成了家庭價值之惡。

酷兒的戰略位置

完成於1995年的紀錄片《新宿好T們》,刻畫3位公關在東京新瑪莉蓮酒店工作的景況。Gaish說所有女人都會嫁人生子,但是他不會,最後只會剩下他一人,想到此,他就寧願自己沒有出生。

從石牆年代開始,變裝皇后、鐵T、其他性少數及酷兒們佔據了一個與主流異性戀社會戰鬥、叫囂的戰略位置,台灣的脈絡則是在70年後,因應觀光、娛樂等需求而逐漸蓬勃發展的色情產業,gay bar與T吧在當中先後出現,我曾聽經歷過90年代後的T吧公關講到當時如何和警察斡旋,在產業中取得少部分的生存空間,才讓T吧得以經營;同時,台北市公娼抗爭在90年代末打得如火如荼,娼妓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同性戀污名與性污名交錯影響著當時的底層工作者。那個時候,同志酒吧就是一種社群,日常生活中無法出櫃而被壓抑著的情感,只有在酒吧裡可以找到相知相惜的同伴。

「同性戀」這個名詞走過因為性傾向、性癖好而被砸石頭、言語騷擾、歧視的年代,隨著整體社會的文明與進步,逐漸成為「驕傲的同志」,但是區隔從未消失,就在今年8月19日,萬名印尼籍移工齊聚台北車站慶祝伊斯蘭教「開齋節」;9月,台鐵拉起紅龍禁止人在在範圍內席地而坐。這條紅龍,儘管台鐵站長否認是針對移工而設,但卻象徵性地達到了「區隔」作用,而引來移工團體的批評抗議。

「紅龍」其實隨處可見,並時刻發揮著區隔作用,隨著現代文明進程的演進,同志平權成為進步國家的政策方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只看領子的顏色,不看性傾向。性傾向去標籤化現象愈發明顯,也或許逐漸不再是紅龍所欲區隔者。只要有能力當個乾淨、安全的驕傲同志,就不用擔心再被區隔。

如果我們遺忘了90年代,身為性少數,因為與眾不同的性傾向而感受到的強大恥辱感,便是捨棄了酷兒政治的戰略位置。廣大的驕傲同志通過紅龍的篩選,在爭取平權的路上,無論是策略性或者本質上,都不可避免地鞏固紅龍的作用。這個鞏固的狀況,在面對保守的宗教團體試圖以「性解放」、「不忠貞」、「雜交」來攻擊當前的同性婚姻與多人家屬法案時最為明顯,扮演正方角色的同志團體不僅往往無能捍衛上述被用以攻擊的「性少數者」,更透過說明同志其實是如何的「乾淨、安全」來作為回應。可以理解同志團體或將此視為策略性做法,但不可否定的是,各種區隔的效果,於是也在這種過程中被不斷地實踐出來。

爭取平權的路上,我們期待能夠跟異性戀一樣,擁有分享彼此私有財產的權力、醫療決定權、共同的撫養權,而正因為伴侶盟的法條很「進步、多元」,我們好像除了擁有上述利益外,還可以保有「進步、多元」的同志價值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更期待所謂在影集《愛妳鍾情》(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2)裡那種伴侶過世,自己就一無所有的處境能隨著法條制定被改善。

然而,【想像不家庭】這一系列的文章中,作者們不斷試著指出,上述透過法條而爭取改善同志處境的想像,恐怕難以對體制如何篩選並排除特定人的缺陷提出根本質疑;同時,還會在與保守團體論戰的過程中形成「與污名切割」的效果。講白一點就是,我們處理了一部份人的問題,讓一部份的人獲得平等,然後忽略其他人的問題,並任由其擴張惡化。

毀壞體制的必要

如果酷兒的戰略位置和政治意義是重要的,那麼,處理那些不被處理的、別人的問題,就會跟處理自己的問題要來得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這裡所區分出來的自己與他人,很明顯就是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實踐家」、「建立關係」和「領養小孩」的人。

中秋節那晚,我在臉書上看見一張照片,顯示著一個漂亮的家庭──姻親(同志、其伴侶與同志的父母)──中秋團圓上餐廳吃飯的圖象,那是許多人終其一生所抗拒、或者被迫走不進去的圖象。

要成就這幅圖像,得有幾個資格上的優勢。首先,這個同志得有一對在思考層次上漂亮的父母,他們要很文明且明理,接受並認同你的性傾向;再者,同志與伴侶在很多層面上必須符合社會期待,例如有穩定的收入和不錯的工作(如果其中一人是底層勞動者,他通常在節慶時還得工作;如果他是名娼妓,他可能因著職業的污名而根本上不了團圓桌);整個家庭得有點錢,以確保其中有人能夠負擔這一頓餐廳裡的開銷;最後,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要求那時薪不高的餐廳服務生幫忙完成這張合照,替你們的生命留下註腳。同志伴侶與其父母的組合,不言自明的幸福與美滿。

這位同志和其伴侶或許也面臨著「不能結婚」的人生難題,而這正是現在想支持同性婚姻者所欲處理、解決的「部分同志的問題」;那些走不進這幅圖象者,則是現在支持同性婚姻者所無能處理的「其他人的問題」。而婚家運動在爭取平權的過程中,將產生的區隔效果,同志對婚姻/家庭的想望,締結婚姻、組織家庭後受到制度保護與相對多的資源等種種現象,不久的未來,恐怕也將透過制度化無情地掃除所有「骯髒的」污名主體,強迫原來不願意/不能進入制度裡的人都一齊進場消費。

在接下來的4篇文章,作者們將從其位置與經驗出發,進一步論述對於「不家庭」的主張,情僧從農鄉經驗開始談論家與階級之錯綜交雜,點出現下婚家運動如何與污名劃清界限;賴麗芳則透過電影《大逃殺》的敘事與譬喻,映照出一位校園老師面對制度的壓迫性,從而描寫貧窮酷兒的位置,以及為何家庭對其而言並非什麼想像美好的「避風港」。郭彥伯例示了當前支持婚/家論述的一些謬誤,將討論拉回婚/家運動當中看不見的那些主體位置,並重申毀家廢婚的立場。最後,平非將拉出一道長期貼身參與運動的歷史感,從既有婚姻體系出發,剖析當中的特權與壓迫,並對法理女性主義者追求平等時,常忽略階級觀點的狀況提出批評回顧與反省。

【想像不家庭】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