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本全球化以來，世界各地普遍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物價飆漲、生態環境惡化等現象，2008年爆發資本主義全球危機後，更是每況愈下，為此世界各類的群眾抗爭運動此起彼落，層出不窮，幾乎無日無之。台灣身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當然無法倖免資本主義危機的荼毒，民眾深為失業、工資縮減、工時加長、住房與日常用品的價格上漲所苦，乃至食品安全也因貪婪的資本家為圖暴利而飽受威脅，造成民怨沸騰，頻起抗爭。但由於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大眾傳播長期來俱由資產階級主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了整個社會，絕大多數人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卻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徒有不滿情緒，然無法認知本身受害的根由，遇有不平輒錯指矛頭，但知責罵政府、政黨、政客或個別資本家，發動的抗爭、運動毫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問題，自易淪為零散、局部的情緒發洩行動，效果也就極其有限。現重刊十一年前剖析資本全球化的舊作[1]，或能有助於更多人了解今日處境的由來，文中引用的數據雖舊，但所作的分析仍未過時，只須將數據放大倍數，便能符合情況已更加惡劣的現實。──作者
一、何謂全球化？
二十世紀七O年代末、八O年代初，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上台執政後，開始推動「保守主義革命」，推倒二戰後統治西方經濟理論與政策數十年的凱恩斯主義，重新抬出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新古典經濟學，奉為指導經濟政策的圭臬。自此，放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解除政策、法令對資本的限制之論，逐漸大行其道。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紛紛資本主義化，市場至上論更勢如破竹，橫掃世界，促進了資本的全球化。二十多年來， 「全球化」日益喧騰於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學術、文化各界人士之口，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但對「全球化」一語的含義及其影響卻認知不一，立場迥異。
關於何謂「全球化」，英國學者David Held等人有如下的概括描述：
Held等人還指出，這個全球社會密切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全球化現象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移民、法律與環境各個方面，舉凡人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概莫能外。
這個囊括宇內、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現象固然是由經濟、科技、意識形態與政治等多項因素共同推動的，但主導的動力應屬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市場的無上律令事實上主宰了全球化的趨勢。要掌握全球化現象從經濟全球化或說資本的全球化入手，最能探驪得珠。
經濟全球化按照一般的說法是指，商品、投資、生產和技術跨越國家疆界的流動（Petras1999）。具體說來，所謂經濟全球化其實是壟斷資本家佈署戰略，在全球攻城掠地的代名詞。法國的經濟學家弗朗索瓦．沙奈對此明白指出：
二、全球化的玫瑰園？
多年來，積極鼓吹經濟全球化的人士一再宣揚，只要政府放棄貿易保護，解除對投資的各種法規限制，實行自由貿易並讓資本自由地在國內、外尋求低成本、高利潤的投資機會，放任市場通過自由競爭發揮調節供求的機制，就能刺激投資與貿易，強化經濟活力，增加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確保個人選擇的自由，實現自由民主的社會。英國《金融時報》國際版主編彼德．馬丁?1997年6月為經濟全球化辯護的一篇文章很可說明這樣的觀點：
這種崇奉市場無上律令的自由經濟論認為，只要讓市場機制自由無礙地運行，資源就能得到最優的配置，從而資本家得到最大的利潤，消費者得到效用的最大滿足，整個社會則得到了最大的經濟福利，可曰：皆大歡喜。在對外貿易上，自由經濟論根據靜態均衡的比較優勢理論，力倡自由貿易，認為各國應依照本國的資源稟賦與生產條件專門生產所費成本低，具價格競爭優勢的產品，再以之交換在本國生產成本較高的外國商品，從而貿易雙方都可得利。通過這樣的國際分工，各國資源都可獲得最優的配置，都達到最大的產量，世界同蒙其利[2]。
這些論點主要承襲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其立足點是，根據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與機械的均衡論，認為追求個人最大利益的商品所有者，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換，即可自動達到市場供求的均衡，外力特別是國家的干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國家被視為不利于個人自由與私人經濟的邪惡巨獸（leviathan） ，整個國家機器的成員則是不生產價值，仰給於別人勞動產品過活的非生產勞動者。國家的開支因而是非生產的費用，應該越少越好，從而政府應該是廉價的，規模越小越好，管的事也越少越好，以免有害於資本積累，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自由經濟論者看，國家的職能應限於提供國防、成立司法、警察機構以維護社會治安確保人身、財產安全，提供建立公共基礎設施，或在市場失靈發生經濟的外部影響時，實行補救措施，此外皆屬多餘。換句話，國家政權應該全面鬆開加諸資本的束縛，盡力提供最有利的投資環境，任資本自由翱翔於國內、外的世界市場上，覓取獵物，充實壯大。
亞當．斯密等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經濟論者雖然極力主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愈少愈好，但還承認民族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近年來，一些像大前研一這類過度強調經濟自由化的全球化論者走得更遠。他們不僅主張國家政權徹底放開對經濟的管制，還認為經濟全球化後，資訊、投資、消費都已跨越國界，在全球市場上自由流動，對無國界的經濟來說，民族國家已不合時宜，不但無力管制市場的力量，甚至會造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參考：Ohmae 1995）。用S.Strange的話來說就是：
按照這些過度強調經濟全球化論者的想法，民族國家應該放棄在一定疆界內擁有最高權力的主權地位，服從資本在世界市場上自由追求最低成本、最高利潤的﹂全球邏輯」（global logic）。這樣，才有利於全球經濟的繁榮與人民的福祉。
在歌頌經濟全球化的人士口中，只要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不再胡亂干預，任由資本的騎士在國內、外的世界市場上縱橫馳騁，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發揮神奇的魔力，使追逐最大私利的個人活動，有效地促進整體的利益，造就一個普世繁榮，人人受惠，粉裝玉琢、和諧美麗的新世界。用1996年6月美歐日等七國高峰會的說法就是：「全球化的勝利會使所有的人受益」。然而，由這些經濟發達國家的統治集團、壟斷資本及其意識型態宣傳家所許諾的花團錦簇、芳香四溢令人心曠神怡的玫瑰園到底在哪裡呢？
三、誰的玫瑰園？誰的失樂園？
如果我們認真審視當今世界的實際狀況，經濟全球化的謳歌者用華麗的詞藻編織出來的玫瑰園，頓如絢爛多彩的海市蜃樓，剎時化為幻影，轉成森羅可佈的現實景象：全球不同地區在收入、財富、消費、科技發展、生活品質等各個方面都產生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貧富差距極不合理的持續惡化；空氣、土地、水源的汙染有增無已，全球暖化氣候異常的惡果日益明顯；各國失業率節節攀升，勞工工資降低、工時加長、福利縮減，社會保障體系崩頹；種族、宗教的流血衝突不斷，排外情緒高漲；全球販毒、走私、色情的犯罪行為激增；全球經濟增長趨緩，金融體系愈形脆弱，不穩定性與風險增高，進而激發整體經濟的震蕩不安；如此等等。這幅圖景對全球大多數人民來說，更像失樂園而不是玫瑰園。
1999年發表的《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世界最富有的三個家族全計的財富比最不發達國家的六億人民的年收入還多，經濟全球化正不斷製造危險的兩極分化，貧富之間荒誕不合理的鴻溝日益擴大。《報告》說：「全球收入與生活水平的不平等已達到不可思議的比例。」三十年前，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與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差距是30:1，到1990年擴大到60:1，如今則高達74:1。《報告》還指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是現在能充分利用遍及世界的市場販賣毒品、武器、娼妓的罪犯，黑社會老大運用遍及全球的多國公司掌控組織，六個主要的國際犯罪集團據信每年從犯罪行徑可獲利大約1 兆5 千億美元，《報告》說，「他們正建立起全球網絡，發展戰略聯盟，獲取全球化的好處。」聯合國在《報告》中呼籲改寫全球經濟規則以避免窮國與富有之間的不平等，並且要求成立一個更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體系，以緩和暴起暴落的經濟所造成的後果。《報告》的主要執筆人Richard Jolly說：
全球範圍的景況如此，個別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呢？我們不妨看看世界最富裕的美國、歐盟國家的情況：
資本家以軟硬兼施的手段大幅裁員以增加盈餘，並促使股票市值上揚，賺進大筆利潤，卻在低稅國註冊，逃避本國較高的稅率，於是數千萬勞工失業，陷於貧困、流離失所，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勞工的醫療、退休、失業保險各項社會保障一一遭到嚴重削弱，越來越多的財富卻集中到少數逃避納稅義務的富豪手中。這就是美歐經濟發達國家的實況。「民主、自由」的美歐尚且如此，經濟、政治環境更糟的地區就越為不堪了。
四、民族國家會衰頹嗎？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個等級分明而且不斷趨向兩極分化的不平等結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於不同國家、地區、階級的人，其生活機遇不同、處境相異。因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利或受害的程度也就不一。如David Held等人所說：
正如阿明（Samir Amin）所指出的，一個國家在全球的等級結構中居於何種地位取決於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但國家競爭力絕不是依據所謂「市場的客觀法則」判定的。阿明認為，競爭力是由諸種經濟、政治與社會因素綜合構成的。他指出，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國家利用了「五種壟斷」來打贏世界市場上的不公平戰鬥。這五種壟斷即：（1）技術壟斷；（2）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3）對地球自然資源的壟斷；（4）媒體與通訊的壟斷；（5）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壟斷。美國等中心國家的資本正是利用了這五種優勢才能在全球競爭中斬將搴旗，把世界大部分財富集中到手裡，從而確立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擴大全球的貧富差距，使全世界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Amin 1997:3-5;1999）。
讚頌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人士往往脫離政治與社會脈胳，片面誇大所謂「看不見的手」 的市場法則與科技自動開疆闢土、攻城掠地的神威，忽視了社會生產關係、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的作用，淪為「唯經濟論」（economism），因而不了解最終表現在經濟上的競爭力其實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下產生的。所謂民族國家衰頹論、國家無用論即緣由此而生。
民族國家會隨全球化而衰頹嗎？不容否認，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下，各國紛紛降低限制投資。尤其是國際投資的障礙，在電腦等資訊科技的助威下，資本可以輕易在世界各地流動，尤其已佔主導地位、以短期金融投機為主要目的的純金融資本，更可在彈指間以鉅額資金衝擊各國的貨幣、證券市場，造成金融以至整體經濟的動盪，常令國家猝不及防，因而喪失經濟上的主動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即是個顯例。而隨著全球生態惡化、跨國犯罪日益猖獗、資訊科技無孔不入的滲透造成的文化入侵等各種全球化現象，確實也加強了各國協調、磋商共同面對難題的必要性。這些狀況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民族國家主權的行使。但也不能忘記：第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是以具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為單位構成的國際體系，國際間有關經貿、政治、軍事、生態、文化等各種商議、協定，主要還是通過國家權力實行；再者，各國根據政治、經濟、軍事等力量構成的綜合國力的大小，而具有不同的國家能力，因而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相異，在面對全球化時的自主性也就有強弱之別；第二、特別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商品、資本、技術的跨國流動上，各國絕大部分的勞動力卻仍然束縛在本國土地。這既造成世界勞動力市場的切塊分割，助長了世界經濟不平等的發展。再者，這些絕大多數無法跨國流動的勞動力，其生存、勞動、收入，禍福休咎，無不與民族國家密切相關。因此，只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沒有被解構，民族國家的作用其形式雖會有所變化，但當不致削弱。 （參考Held etal.1999;Amin 1999;Hirst and Thompson 1999;Petras 1999）
事實上，資本並非無國籍（stateless），作為經濟全球化主體的多國公司大多植根於母國，常藉由母國強大的國力為其打破外國的投資障礙，爭取有利的投資條件（Hirst and Thompson 1999；沙奈著齊建華譯 2001）。經濟全球化更不是由抽象的所謂「市場法則」自然發生的作用，而是由美國運用其無與倫比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霸權主導推動的（參見馬丁與舒曼著 張世鵬等譯（2001）【1996】297-298;Petras 1999）
五、全球化的惡果
經濟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論指導下，把市場供奉為神，凡事都被送上市場的法庭裁決功過是非。競爭是動力，效率是最高的道德，利潤則是最大的目標。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都在強調競爭力，都在追求最大的利益。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瀰漫於整個世界，於是乎就如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人對人像狼一樣」。「全球村」（global village），實則已淪為殘酷的「全球掠奪」 （global pillage）。
新自由主義哲學掛帥的結果就是人與自然環境都成了市場的俘虜，都只是創造利潤的工具、材料，國家也該俯首甘為市場牛，向市場稱臣拜服，為市場機制服務，按全球競爭的邏輯辦事。於是我們看到，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下，各國紛紛解除對市場的管制措施，資本掙脫了束縛後，如雄鷹、如狂馬、如猛獅、如惡虎般，縱橫四海，在全球市場上相互拼搏、撕殺。為了克敵制勝，不惜裁員減薪砍削員工福利來降低成本，以輕裝上陣，凌厲出擊；復四處尋覓價廉物美的勞動力與稅輕利重的豐腴之地，以飽饜膏脂，充實壯大。歐美戰後實行三十多年的社會福利體制在資本步步進逼，政府撒手下，遂節節敗退，政府社會福利支出銳減、勞工失業率急遽上升，社會不平等加劇，社會日趨分化，國家內部的裂痕日深，治安惡化，深懷挫折、不滿的民眾排外情緒日增，等等問題叢生，從而侵蝕了民主的基礎，市場與民主遂出現了深刻的矛盾[3]（參見Habermas 1999；貝克 哈貝馬斯等著 王學東、柴方國等譯2000；馬丁與舒曼著 張世鵬等譯（2001）【1996】）。經濟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境況更糟，為了招商引資，以補本國資金、技術之不足，競相提供低廉的勞動力、土地，鋪設基礎設施，減免租稅，期求國際資本的眷顧，這就必然要壓制勞工、降低環保標準，以犧牲人與自然為代價。
這樣的經濟全球化到底於人類發展何益？聞名於世的金融炒家、翻騰股海多年的股市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在1997年、1998年亞洲與俄羅斯相繼發生金融危機後，也不能不驚呼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稱：1989年以前，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是共產主義，而現在最大的敵人卻是資本主義。德國《明鏡》雜誌的記者漢斯─彼得．馬丁與哈拉爾特．舒曼合著的《全球化陷井─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一書中，也有如下的報導：
這，確實是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法】弗朗索瓦．沙奈（Francois Chesnais）等著 齊建華 胡振良譯（2001）《金融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法】弗朗索瓦．沙奈著 齊建華譯（2001）《資本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德】漢斯─彼德．馬丁 哈拉爾特．舒曼著 張世鵬等譯（2001）【1996】《全球化陷井》(第二版)，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德】貝克(Ulrich Beck)著 孫治本譯（1999） 【1998】《全球化危機》，台北：商務印書館。
【德】烏．貝克(Ulrich Beck)、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等著 王學東、柴方國等譯（2000）【1998】《全球化與政治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德】烏爾里希．貝克 約翰內斯．威爾姆斯著 路國林譯（2001）【2000】《自由與資本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英文部分
Amin,s.(1997)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New Jersey:Zed Books.
───(1999)‘Capitalism,Imperialism,Globalism.’in Ronald H.Chilcote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onthly Review,vol.52,no2,1-17.
Chilcote,R.H.ed.(199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abermas,J.(1999)‘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New left Review no.235:46-59
Held,D.and 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
Held,D.ed.(2000)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The Open University
Hirst,P.and Grahame Thompson(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2nd edn)Cambridge:Polity Press
Thompson,G.(2000)‘Economic globalization?’in David Held ed.A Globalizing World?.
Ohmae,K.(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New York:The Free Press.
Petras,J.(1999)‘Globalization─A Critical Analysis.’in Ronald H.Chilcote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