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不家庭】專題系列六
農村+貧窮+酷兒=我不配

詮釋酷兒(Trans-Queer)成員、中央大學英美所碩士生

責任主編:王顥中

【編按】現代被視作「私領域」的家庭,實際上為資本主義所穿透並作為再生產社會關係的領域而存在。歷史地來看,當代「公/私」領域的分離,對應著生產的社會化與集中化,逐漸將工業與物質生產從家庭轉移到工廠與生產線等集中的工作場所,是一資本主義發展下特定歷史─時間的人為構造。家庭內無償的家務勞動(domestic labor)作為生產線外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支撐了資本主義的延續與循環,但家庭的意識型態卻又被認識為是照顧與撫慰的淨土,是勞工在生產關係中受剝削後獲滋養補給的溫馨幸福空間,繼而遮蔽了家庭的剝削性質,以及家庭與資本主義的辯證關係。這個系列專題,試圖以婚姻/家庭為批判對象,重新開闢一條論述戰線。

 

【想像不家庭】專題

 

 

荷安珀:「當人們一貧如洗時,他們距離違法和監禁就只有一步之遙,這就是現實,他們也知道。如果我們想要建立對種族和性別的新理解,就必須面對上述現實。」[1]

 

自同運婚/家辯論以來,毀(家)廢(婚)派一直被指為「很會用理論」、「過於學術」、「太過抽象」、「不切實際」等等。透過這篇文章,我要提出的是:毀廢派事實上不難懂,也不那麼知識門檻過高,邊緣性實踐者早已實踐出了家庭婚姻以外的生活可能。外遇第三者、濫交者、援交者、群交者、換偶者、師生戀、家人戀、不倫戀、動物戀或各種獨特性癖好者,這些人實踐出的生活方式早已是對體制最直接的對抗。他們之中很多人面對的不僅只是人際關係的決裂而已,嚴重的還得面對司法的懲戒。當社會運動還在夸夸而談動員抗爭之困難的同時,早已有人在格格卡卡的邊緣角落抗爭許久。

比起扣敲家國婚姻之門的訴求,或許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把這些主體放入眼界?如何把他們早就在挑戰日常婚家體制的反叛動能納入考量?與其建置層層法律,守住法律的安全界線,為何不能像荷安珀(Amber Hollibaugh)說的那樣,去面對那些偏離法律、偏離正軌之人的生命處境,以及吳永毅在秋鬥論壇上所強調的「尋找與體制決裂的方式」[2]?主流同運雖然宣示要為這些人平反人權,卻只是一味將他們弱化成體制受害者,實質上拒絕看見不婚不家者身上邊緣戰鬥的酷兒動能。另一方面,總有人不斷要求體制改革或社運方向要廣納所謂的「人群」(或「公約數」);然而「人群」到底都指那些人?追根究柢,所謂「人群」,要不是刻意對邊緣性實踐者進行忽略排除,就是不願接受酷兒們早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抗爭的事實。如果邊緣性實踐者的日常抗爭動能在階級或道德上都無法被承認,那麼,體制改革或是社會運動所訴求的「人群」,將只是個不會在日常生活中採取任何行動與抗爭戰鬥、人人各求自保、只求仰賴體制保護(例如:同婚提出婚姻家庭作為保護性少數的訴求),或者冀求和平理性的社運組織去為「人群」爭取權利、然後回頭繼續苟安苟活的空無集體而已。

毀廢派在大家瘋同婚的同時要堅持的,就是邊緣戰鬥的抗爭位置。

本文改寫自真實校園中所發生的同志師生不倫戀。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我將採取日本電影《大逃殺》故事中的北野老師為敘事要角,以寓言體的方式將現行於友善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類比為電影中的《新世紀教育法》(Battle Royal Survival Program,簡稱BR法)。「多元性別」與「性霸凌」定義在友善校園中的具體操作,再搭配通報系統的篩選機制,這套實施在現行校園中的系統,與片中《BR法》揀選「沒有用」的青少年來進行淘汰賽,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都透過現代的進步法律,將多元邊緣主體(例如不符合進步文明史觀的落後者、失敗者、暴力者、書呆子、懦弱者、霸凌受害者、濫交者、援交者、投機取巧者等邊緣主體)標示出來後再丟棄到荒島上,讓他們進行自相殘殺的遊戲。全片並以一句「你要加油」來貫穿主旨,意即,主流當局勉勵邊緣主體應朝向可資認定的「有用」價值來奮鬥求生。能夠順利爬升的邊緣主體得以生存,其他人(包括北野老師在內)都必須在劇中一一死去,他們的死代表的是這個社會對不入流、不合格的他者所進行的排除與肅清。最終活下來的邊緣者──孱弱的美少年七原與(曾遭霸凌)純潔的少女中川──踩著遍地遭到整肅的無數屍體而活下去,他們得以長大成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殺死其他更邊緣的人。而邊緣者倖存於難的故事情節,正猶如性別主流化中「多元性別」接合全球同志人權的大敘事,其所精挑細選的正典同志男女,透過《性平法》與性別平等教育在友善校園中誕生,他們的差異得以藉由(受到認可的)LGBT多元面貌倖存於屠殺災難之後,攜手邁向城市中心,積極索求他們理應活下去的權利,因為他/她們終將長大成人,終將擺脫過去,活下去[3]

性平法所建構出的友善校園,揀選並教誨合格的多元性別主體「要加油喔!」,宛如《大逃殺》電影裡的情節般,被棄置孤島的人還須經過自相殘殺的遊戲才得以倖存。

 

「活下去」對酷兒來說一直是生死存亡的重要課題,然而,就酷兒邊緣的戰鬥位置而言,以什麼樣的身分與方式活下去卻是個更大的問題。當全劇即將結束在孱弱美少年與純潔少女攜手邁向城市中心之時,螢幕最後又再度跳出北野老師與他那些遭到社會排除的學生們,他們在照片中顯得幽暗而詭譎,魅影般不斷複誦著:「汝不得忘記。」這個「汝不得忘記」的提醒來自於過往的死難者,比起簡單地讓記憶結束在倖存於現代城市中的少男少女,這個聲音提醒我們要記得那些被進步的現代性所不斷整肅、洗淨並且遺忘的過去,而這個「過去」歷史中所蘊藏的「倒退」動能才是支撐酷兒們得以不需妥協、毫不羞恥地活下去的動力[4]

關於這個「倒退」的動能,請容許我再多解釋一些。讓我們將影片倒回至北野老師死前的那一幕,他充滿愛地看著純潔少女說:「中川,你要加油,你要加油,你要加油。」畫面中不斷逼近的中年變態大叔,引發七原與中川兩人的無限恐懼,手握機關槍的七原終於忍不住地開始掃射,變態大叔倒地時也順手扣了板機,結果射出來的竟是像精液般濃稠的液體(原來只是玩具槍)。變態死了,眾人呼了口氣,正在享受放鬆的時候,北野老師的手機響了,原本已死的北野老師竟然從地上爬了起來,嚇壞了在場所有人,只見他接起電話,終於不耐煩地破口對著電話中的女兒大罵:「我不會回家了,知道嗎?如果你憎恨人,便要對後果負責!不負責任?我不管,死八婆!」語畢把手機摔在地上,掏出真槍(這次是真的了)憤怒地把手機射爆。然後,舒服地躺下,吃下中川親手做的餅乾,「最後一塊了」,嚥不下地死去。

我在本文召喚的是北野老師的亡靈,讓我們聽他/她說說那關於「心愛的中川(們)與最後一塊餅乾」的故事,藉此揭露發生在他/她身上的社會排斥與隨之相伴的痛苦。他/她是個怎麼都死不了的鬼(酷兒=鬼兒),來自主流價值叨叨絮絮的電話不斷撥來的時候,他/她最終會從死亡中站起,反身控訴這個不斷進行排斥的體制,他/她要對體制說的正是:「我才不管,你這死八婆!」然後憤怒地把象徵體制的手機給爆破粉碎。這段寓言故事雖寄身在日本的電影敘事之下,卻也可以是一段遭到進步女性主義+性平法+友善校園+通報系統所共同交織媾和後放逐驅離的孤島紀實。

農村敘事:階級上升的失敗者

電影開始的時候,北野老師落寞地坐在講桌後,教室裡半個學生也沒有,學生因拒絕上他的課而自動放了假。他是個不受歡迎的老師,學生嫌棄他又老又醜又古板,看起來一臉衰樣又變態,他落寞地低著頭、收起書,走出教室的時候,隔壁班一個小子忽然衝出,與他撞上,這個名叫國信的少年手裡握著一把刀,順勢應聲劃破北野老師的大腿。北野的大腿滲出大量鮮血,捂著傷口跛著腳走回辦公室。隔天,他遞出了辭呈,就此消失在校園裡[5]。女學生中川典子目睹了這一幕,對於北野身上透露出的「孤獨」氣息,她感同身受。

以下我將以北野和中川為人物名稱,所分析來自台灣農村的某個校園現況與個案。沿著電影裡中川同學對北野老師的「感同身受」,我提出一個試圖理解台灣北野處境的方式,循著歷史回到他的家鄉與他的上一代,試著去了解孕育北野這樣的人背後的「孤獨」結構絕非個人因素也非歷史偶然。

北野的母親來自九彎十八拐的山上,家裡的經濟情況十分貧脊,身為長女的她從懂事開始就要負責家務、照顧弟妹,從她口中不時聽到的故事多半與食物相關,下雨天在屋外撿拾蝸牛、排水溝邊摘蕨類植物、草叢間找野生果子,碗裡的番薯簽總是比米粒還要多。她在家裡做的事比其他兄弟姊妹還多,但是她卻喜歡念書,看著經濟比較好的小孩每天下午都可以到福利社買一碗貢丸湯,她總想著,等她可以賺錢的時候,她要離開那個貧窮破敗的家。而最接近她也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努力念書,她得想方設法在山間與家務的勞動過後,盡可能壓縮時間出來念書。每天早上,當同班同學們已經沿路走去學校的時候,她還在家裡洗一家大小的衣服,洗完後,她用全速衝刺的方式奔跑到校。她加入學校田徑隊,並不是因為她愛跑步,只為了每天早上運動員都可以喝上一瓶免費的牛奶。好不容易念上了高職,她半工半讀加減賺些學費和生活費,然而,她的母親是個粗魯且毫不含蓄的女人,大老遠從山上坐車下山到學校,花一趟車錢就只為伸手跟她要更多錢,貧窮逼得人縱使血緣相親,也高雅文明不起。高職畢業之後,她進入大企業上班一段時間,一直到結婚懷孕才辭掉工作。她嫁人的時候,以為後半輩子有了依靠,沒想到卻是困在另一個家庭裡照顧幼子,繼續延續她做了一輩子的洗衣婦、煮飯婆的角色。

北野的父親也來自農村,他是家裡最小的兒子,在人口眾多的大家庭裡,他說,在他國中畢業後,家裡湊得出錢供他唸上高中,然而同輩的兄弟姊妹都僅有國中畢業,為了將來不落人口舌,他選擇放棄就學。當時農村裡已漸漸沒活可做,他於是到鎮上當學徒做裁縫與西裝。他父親憶起過去老家門口成片的稻田,田裡可以釣青蛙、抓田螺,堂姊還是個三歲的小女孩時,就得穿過黑壓壓的竹林走在田埂路上回家,屋內外的地板上沾滿了雞鴨糞便,嬰兒在地上爬,食物掉了,撿起來隨便拍掉灰塵繼續吃。農忙的時候,男人下田收割,女人在家打點伙食、照顧幼兒,中午的時候送茶與午飯,年紀夠大的孩子則暫停學校課業、跟老師請假,在家幫忙農作物收成。農村裡的勞動、生產與再生產藉由明確的分工來維持,每個人──不管年紀多小、性別為何──都有事做,堂哥六歲時就得學會燒柴、用灶、煮飯給一家人吃。

北野出生在八零年代的農村,當時已進入工業發展期,以大家族為單位的農忙景況已不復見,青少年大多流動到鄰近城市去求學或就業,農村裡漸漸失去生機,留下來變得越來越沒有可能、越來越沒有希望。輪到北野就讀國中的時候,一位老師告訴他的父母說:「如果你們要讓孩子脫離你們的處境,走一條跟你們不一樣的路,你們就必須供他唸書,讓他可以離開這裡。」此後,父母親用他們後半輩子的勞動來墊高下一代子女的階級,北野沒有挨過他們記憶中幾近赤裸的餓、窮、苦,父親在田裡勞動,母親在家庭代工廠縫紉的時候,他只管唸書就好。大學畢業之後,他回到家鄉教書。

父母的階級勞動將北野墊上了教職的中產位置,使他有幸脫離了父母底層勞動的貧窮,然而,當他站在一個看似中產的教職位置上,他心裡著實明白自身帶有的文化、情感與這個地方十分格格不入,他感覺無法融入。他常常做出有違中產身分的事、說出有違中產道德的話,他常常感覺到他不屬於這個階級。不管他再怎麼努力,他的身體、語言和情感結構都一再背叛著中產價值,但是他也回不去父母親的底層勞動。正是這種卡在中間無法動彈的感覺,使他無法真正融入周遭的人事物。他常想:他是個階級上升的失敗者。

我不配:酷兒身體與壞情感

中川:「我造了一個夢...在無人的河邊...只有我和北野...」

 

電影裡,中川典子在屠殺遊戲的過程中做了一個夢。在夢裡,她與北野老師獨自走在河邊,這個夢境使得中川與北野的關係顯得格外曖昧。中川嗅得到北野身上「孤獨」的味道,那是被群體排擠的人身上特有的共感。中川差點被殺的時候,北野出現,救了她,北野對中川說:「如果只有一個人可以活下去,我希望那是妳。」這句話說出了老師對學生(或者是互相)的孺慕之情。以下的書信來自我想描述的北野老師,是日本電影之外的台灣情節,也是《性別平等法》與友善校園建構出的正典敘事下無法容納的弦外之音。

北野致心愛的中川:

「不屬於」的壞感覺在我的教職生涯中如影隨形,或許也正因如此,我多了一雙眼看見各個班級中「不屬於」、「不合格」、「不入流」、「無法被接受」、「說不出口」的性、性別、身體──貧窮與階級。

因此,我看見了你,你在未滿16歲的時候母親離開家裡,你曾告訴過我,年老的祖母不斷將對母親的怨恨發洩在你身上,你無法忍受長久待在家裡面對家人間複雜矛盾的情感,但又苦於對家庭的經濟依賴而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國中開始出外打工,有了自己的薪水之後,你終於可以拿錢回家,也不需要任由祖母予取予求。我問,我們的社會究竟可以提供一個未滿16歲的青少年什麼工作,以支撐他可以拿錢回家的能力?這中間有很多事情,你不願意透露清楚。然而,從你片片斷斷的說詞中,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你後來結識了黑道分子,有段時間過著躲避警察、走私槍械的生活。有一天你被抓了,送到了感化院,在感化院中,你努力表現良好,後來以保護管束的身分進到學校就讀。

你是個講江湖道義的人,但是看在現代文明的眼裡,你所呈現出來的樣子是令人感覺害怕的暴力,學校老師要花時間跟你建立關係,隨時提心吊膽你在學校裡打架鬧事出亂子。你花很多時間在外面處理朋友發生的問題,晚上夜校放學後,常常打電話來說你要去台中。我問你是什麼事情?你總說:你最好不要知道。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你住家裡,你常說爸爸其實對你很好,奶奶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對待你了,但是以你強悍的個性而言,與家人之間最親密的關係就是保持著若有似無的冷淡距離。回家對你來說有著沉重的壓力,我記得,你每天會帶著一瓶烈酒回家,靠著酒精讓自己睡著。每日每夜,你都要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罪惡,感覺你不是個合格的孩子、孫子、家人、朋友、伴侶。

 

北野致心愛的中川:

這是我給妳寫的最後一封信,當妳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代表我早已離世。然而,在我離開前,我想再一次仔細地回憶妳的樣子。

妳在國中的時候知道自己喜歡女生,開始在人群中找「跟妳一樣」的人,聽說這種人那時已有個名字叫做「T」。妳先辨識出「同類」,然後再從「同類」之中擷取經驗─如何交女朋友?如何跟女生調情?如何做愛?我認識妳的時候,妳的身分認同明顯,妳說妳是鐵T:「意思就是,做愛的時候可以不用脫衣服。」這說法竟詭異地在羞恥中又顯得有些驕傲。
妳的母親在妳還小的時候離開,妳常開玩笑地說:「或許我就是缺乏母愛,才會變成這樣吧!」妳的父親是底層勞工,為了賺錢常常不在家,無法、不能、沒力氣、或許也不想約束小孩。妳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打工賺取零用錢、生活費,妳很獨立,也想往上爬,可是妳的出生似乎早已命定了妳的階級。加上妳不愛唸書,靠身體勞動所能打拼出來的成就十分渺茫,找工作的時候無法擁有太多選擇,也沒有太多談判籌碼,不管怎麼拼了命努力,總脫離不了「我好衰」的感覺。妳的夢想是有朝一日能當上廚師,但是這樣的人生,連擁有夢想都感覺奢侈。

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在學校裡,我教書,妳學習;晚上的時候,我們互相陪伴、相擁入眠。那時候的妳在大賣場工作,工作內容從櫃檯、搬貨、補貨到點鈔,責任制超時加班不加薪,過年的時候不得休假,公司頂多發購物禮卷補貼了事。平常上班耗掉的體力,休假時靠一整天的睡眠也補不回來。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妳努力想做好「我要加油」的上進模樣,卻又總是邊讀著西餐丙級檢定的筆試題目時一邊睡著。

我知道跟我在一起,妳的壓力很大,我應該照顧妳,但是我無法做到,我們必須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地,把這一切都當做是秘密。我心疼我為妳帶來的一切壓力,然而,我們誰都無法處理這些壓力。妳離開我的時候,我只想立即死去。人生是場廝殺的競賽,而我們都被淘汰到了垃圾區。假若有場敗部復活的機會,而我們之中只能有一個人活下去,我希望那個人是妳。

 

挫敗、沮喪、失望、無奈、無力等負面情感充斥在北野與他/她學生[6]的生活中,無產階級上升之無望,巨大到若北野企圖伸手拉起他/她們,單憑他/她只比學生們好一點點的位置,他/她根本拉不了。貧窮的拉力總將勝出,它會將人都拖垮,這就是貧窮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一無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非但無法累積私有財富,貧窮的加乘更會使得他/她們之中勉力維持的人也要滅頂。他/她們的選擇很少,即使有,也是極端:在一起共同貧窮,否則,就是分離。冥冥中彷彿早已注定,像他/她們這類不合格的人,就該分散不合格的失敗風險,而這個世界正指著他/她們的鼻子說:「滾吧,你/妳們不該聚在一起。」

性─貧窮─階級:憤怒與反身指控

2004年,台灣公布實施「性別教育平等法」[7]

 

預計2014年6月修訂「性平法」完成:「第15條是性與性別的互動,教師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的關係,若發現有違反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8]

北野遇見中川的時候,才剛轉換到新的工作環境,也正遇上教職糾紛。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他/她的不滿未被正視,校長、主任與組長在會議裡擺出陣仗,圍著威脅他/她:「我們會告訴你/妳的父母親,你/妳可以想像他們會有多失望,而且我們也可以召開教評會把你/妳開除。」在那個場合,學校主管教導他/她什麼叫做階級,若一個人的出身貧窮,那他/她就更該聽話,校長、主任與組長可以大方地在背後詆毀他/她,讓他/她在黑名單裡孤立無援,而他/她卻什麼也不能說。

或許是同樣身為酷兒的嗅覺共感,中川嗅得出北野身上熟悉的孤立味道,他/她知道一個人既沒有資源又害怕失去工作又被大環境棄絕的滋味。過得很好、不須焦慮階級向上的問題、生活品質穩定的人們都不願搭理像北野這樣的人,即使他/她曾經試著講述遭遇,這些過很好的人也不具備任何知識理解,甚至更多人帶著批判的眼光,要求他/她必須調整自己、拒絕理解他/她。在北野最絕望的邊緣,是那個同樣被社會排除的中川站出來偷渡支持的力量,酷兒生存的動能在主流社會激烈的排他鬥爭與肅清屠殺中救了他/她,可是,酷兒們也同時盤算著離去,離開前,他/她們紛紛喃喃地說:「如果只能有一個人活下去,我希望那個人是你/妳。」

當人們質疑台灣學院裡頭生產出的毀家廢婚論述與酷兒理論有階級限制,而無法有效理解「現實」的時候,難道台灣當前的社會運動就沒有階級侷限嗎?可以從事社會運動的是哪些人?社會運動想要教邊緣弱勢者「組織工會,對抗低薪」,但是卻沒有想要正眼瞧過他/她們的社會處境,他/她們不是只有薪水低、沒有資源又輸不起而已,他/她們沒有固定的假可以放,他/她們沒有多餘的體力走上街頭,他/她們之中有更多人連最為日常的性與性別差異都負擔不起。台灣的勞工運動與同志運動看見這些了嗎?工會有能力去理解、幫助、解決的究竟是屬於哪些階級的問題?北野老師的性與道德屬於工會所支持協助的那個階級嗎?他/她或許可以談談面臨解聘的問題,但是,躲在這個問題背後的農村貧窮與永不合格的向上流動又該怎麼談?如果連這些都無法談,他/她做為同志的身分又該怎麼談?他/她和學生間的性與情慾又該如何在《性平法》日漸擴張、校園裡益發友善,實質上卻益發保守的現況下讓人理解?

這幾年的同志遊行中都紛紛拉出伴侶盟提倡的多元成家為主軸訴求,然而,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運動方向,究竟有沒有看見北野與他/她的學生在邊緣的掙扎?《性平法》對他/她們造成的壓迫,證明的正是:透過法律途徑來解決邊緣現實貧困的不可能。他/她們所共同面對的農村貧窮與性/別壓迫,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她們彼此都面對著不同的社會負擔與經濟壓力,他/她們都很努力地想要勉力撐過每一天的生活,當外面承受的壓力過於巨大卻又無處發洩的時候,回「家」時這些情緒總壓縮轉化成憤怒、忌妒、怨恨、悲傷、自責,再堆疊上原生家庭帶給他/她們的情感建構,使得他/她們不擅長在「家」裡處理情緒,我們可以認知到的是,當這個「家」的基本成員依舊貧窮,而他/她們都不會是那些在「家」裡可以自在分享自己的合格成員,為了不讓貧窮的壞情感彼此堆疊而互相傷害,他/她們必須保持距離,過分地靠近只會讓彼此互相傷害,更加卡死在彼此的情緒裡。

在今年一系列同家會與毀家廢婚的對話中,吳紹文曾在〈毀家廢婚?保家廢婚?保家保婚?〉這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吳說,同性婚姻是個願景,弱勢者最後的一道防線將是這個改革過後的「家庭」。吳也批評,如果有人可以不要婚姻不要家庭,那麼「不需要家庭和婚姻的人,也許還不夠弱勢到認為『家』是退無可退的最後立錐地。」[9] 站在社會運動與組織工作者的位置上,關於什麼叫做「弱勢」,我希望吳可以再想多一點。「弱勢」之所以會變成「弱勢」,是因為他/她們在各個層面的性、性別、文化、情感、政治上都沒有資源;簡單來說,就是他/她們「很‧貧‧窮」,而這個貧窮還不僅僅只是沒錢而已。他/她們對家庭或許也有想像,他/她們或許也想要讓家庭裡的生活變得不一樣,多點平等、多些正義,但平等與正義是過分高尚的道德,對貧窮的人來說都是奢侈的東西,貧窮帶給這些人的生命意義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生存鬥爭。貧窮酷兒在貧窮之中學會算計、學習自私、撒手不管、狠心離開,他/她們之中即使有人想扮演菩薩,無私者的選擇也很有限,因為那代表的是,你得拖著跟你一樣窮或是比你更窮的另一具軀體,彼此糾纏過著向下沉淪、無法翻身的生活。當你想像家庭做為避風港的時候,對貧窮酷兒來說,家庭裡所聚集起來的貧困,在更多時候,正是他/她們急著想要逃離、拋棄的地方。

貧窮酷兒談不起愛、和平、正義、平等,他/她們沒有正確的階級意識與相符的情感資源可以談論,而令人感覺更加擠壓的是,一個主張婚姻平權的同志運動正一步步地佔據著這個闊談愛、和平、正義、平等的階級與道德位置。

【註釋】

 

* 「我不配」是周杰倫2007年專輯《我很忙》中的一首歌(MV連結)。原曲描述一段巨星與平凡女子間隱密不可公開的戀情,巨星因為太忙了而忽略女子乞求平凡的願望,在女子離開後,巨星唱了這麼一首歌哀悼這段愛情。在這篇文章中,我用文本分析來處理我的個案資料,「我不配」所包含的壞情感則與階級、貧窮、不可言說的性相關。
[1] 引述自Amber Hollibaugh今年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第八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研討會:小心公民社會」上所的分享文章,全文亦刊登於苦勞網,見〈性、勞動與新工會主義〉。會中她一再強調「我是酷兒,也是性工作者」的邊緣性政治身分,她如何將個人在種族、階級、性實踐上皆屬邊緣的生命經驗在公領域中以政治性的方式公開展演,其中的酷兒戰鬥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專書《My Dangerous Desires》紀錄了她參與各項社會運動時所面臨的挑戰與質疑,她以生命敘事的方式進行對話,用她的酷兒邊緣「性」(sex)無時無刻挑戰著社會體制、既定文化,甚或是社會運動中鮮少自察的階級道德位置。她不斷自我揭露的酷兒生命敘事給了我重新整理手邊資料並著手書寫這篇酷兒寓言的敘事動力。[back]
[2] 參考「2013秋鬥『左翼集結』論壇」中吳永毅的發言(錄音 sess.1sess.2sess.3)。[back]
[3] 2013年暑假,我試著編寫適用於課堂上的性/別英文教材,感謝何春蕤花費時間幫我校稿,在討論同志與死亡等議題的時候,她提示了這個逆讀《大逃殺》的可能。[back]
[4] 關於「倒退」的說法,我參考海澀愛(Heather Love)《Feeling Backward》一書。海澀愛以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的方式回顧美國酷兒運動史,她從中擷取出的倒退、負面、不能動的情感主體,他們無法被逐漸邁入陽光正向、驕傲出櫃、看向未來的主流同運所吸納(feeling backward)。2013年4月13日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舉辦《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新書座談會上,以「污名與倒退」為主題討論在地污名與倒退情感,邱妙津的死亡書寫又再次被提起,拒絕看向未來的鱷魚拉子站在過去的歷史遠端對著在場的人們說:「我無話可說,祝你們幸福快樂!」負面、倒退、不能動的情感瞬間漫延擴散全場,終至攀爬上每個憂鬱失落之人的肩膀,就如海澀愛在書中所描述:「往後看向那遺落的世界,自己也跟著陷落」(Love, 5)。本文所追尋的酷兒存活位置須在這般階級、性、性別、種族、文化、情感的「陷落」(向下流動)中翻找,也就是海澀愛書末所提示的:「建構一個夠落後的未來,讓我們之中再怎麼不情願的人也願意在那裡活下去」(Love, 163)。[back]
[5] 在電影裡,北野老師辭職後,拿刀劃傷老師的國信也在之後遭到退學而離開校園。畢業旅行的時候,中川寫信叫國信回來,因此加入了殘殺遊戲。遊戲開始前,北野老師斥責國信說,國家就是因為有他這種敗類才會衰敗滅亡,國信不服從地激烈反抗並置疑體制,老師做為體制的代言人,終於忍無可忍地直接拿出遙控器引爆國信脖子上的項圈。國信這類的反叛者、搗蛋份子,成了青少年殘殺競賽中死亡順序中的前三名(第一名是反對遊戲的導師、第二名是上課愛講話的女學生)。他死前不斷掙扎,但是人們由於害怕受到牽連,而紛紛將他推開,北野老師與班上所有同學即使再怎麼言不由衷甚至階級邊緣,都始終擺脫不了成為幫兇的事實。[back]
[6] 由信件所拉出的寓言故事,雖帶出了老師北野與學生間的戀情,卻刻意模糊他們的性別,除了藉此指出個案的複數性之外,同時也希望故事中呈現出的「同志」面貌能夠跨越僵化的LGBT身分認同政治。[back]
[7] 有關《性平法》的建制化簡史,可參考「維基百科」。《性平法》在台灣的推動與道德進步的女性主義相關,除了以反色情、反娼的忌性論述反對邊緣性實踐者之外,更以「保護婦幼」之名訂立各項「性侵害」、「性騷擾」等相關法律,而「保護婦幼」的道德價值又時常與鞏固婚/家的保守價值互為疊合。[back]
[8] 參見《台灣立報》對修法的報導〈修訂性平法 在校園學會尊重〉。《性平法》近年來不斷修法,將人與人之間的性互動規範得更為細緻;此外,任何疑似與性相關的蛛絲馬跡,在尚未確認性權力不平等之行為是否屬實前,該法嚴格要求基層教師無論如何均須善盡通報責任。根據《台灣立報》這篇報導,所謂「有違專業倫理的關係」指涉的是師生戀,師生戀在《性平法》日漸擴張下,成為需要「主動迴避或陳報」之行為,儼然成了這個號稱「進步」又「多元」的現行法底下所拒斥的必然之惡。[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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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生戀不被認可,是為了保護未成年的學生,與同性或異性無關。
2·無論性別或年齡,或性傾向,所有貧窮的人都屬於社會弱勢,也都有屬於社會問題中有待解決的"貧窮問題"
3·社會邊緣人,也屬於社會學範疇中想要解決的,其原因來自社會功能的失調。並不因性別傾向而有更邊緣或更不邊緣之分。
4·不分同性戀或異性戀,人人都有愛和被愛的能力與權力,其實現在的社會上對於同性戀有比以前更大的包容度,而且看起來只會往更開放的方向走,也許大家能找到不以攻擊異性婚家制度為手段來達成平權訴求的方法?
5·家庭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它的背後有生物學丶人類學丶心理學丶社會學⋯⋯等背景因素,並不是資本主義造成。在台灣與歐美不同的文化下,即使同為一夫一妻的異性婚家,其內涵和運作模式仍具有差異性。

1.師生戀與酷兒、非正典同性戀的性同樣位於性階序的下層,起初不是為了保護什麼未成年的學生,而是一種關係階序的外延。這是異性戀社會內部的性-權力結構作用使然,同為性難民,當然有關係。
2.性別、年齡、性/傾向,這些人在貧窮的弱勢範疇中會被外於弱勢者的觀看、認知決定其性質,某種符於中產正典道德想像的貧窮弱勢主體傾向容易被幫助,但逾越這個道德想像的他者卻會被認為淪落貧窮是活該。貧窮問題是階級、族群、性/別的複合性因素使然。
3.同上。如果真要扯社會學,去念清楚「認同政治」跟「差異政治」的差別。
4.你完全搞錯重點了,婚家制度的剝削性及壓迫性完全不會因為現下的婚姻平權訴求通過就被解決,這不只是攻擊,這是解放,不要老拿「愛」當政治正確的話語,有很多家庭內部的愛很可怕。
5.家庭跟社會的制度性、結構性是互為影響的,我們現在所談論的就是一種歷史-物質(唯物)分析底下的現代性核心小家庭,而就算不同,在效仿西方的現行體制下的台灣婚姻家庭之路,也不會讓現代婚姻家庭的剝削跟壓迫走向瓦解。不要用那種多元文化主義的迷思去遮蔽現行全球化下的跨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操盤的現代性入侵及其壓迫。還有,家庭制度不是建基在「什麼學」上面,而是家庭制度是諸多學科必然會涉及的領域;它當然不全由資本主義造成,但資本主義確實改變了婚姻家庭制度,讓剝削壓迫更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