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資/中國因素與港台媒體」研討會

趙剛
〈危險的「中國因素」〉
《隋大每月評論》(SD Monthly Review) No.2

昨日，吳介民教授在《蘋果》上發表文章〈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但早在2009年，吳介民教授（以下敬稱免）就寫了〈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一文，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具有斷代性的危機宣稱：「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處在歷史變化的交會點上」。他指的危機是什麼呢？是指2008年5月「二度政黨輪替」後，馬政府所欲展開的大陸政策。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作法，吳介民指出了：『「中國因素」正在沁染台灣日常政治的運作，並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如果吳介民還記得他的這段「危言」的話，那麼，這個「中國因素」現在應該已經上幼稚園中班了，但昨天他卻分明指著這個五歲的孩子(或狼子)說：2012是你的元年。政治社會學者一般都不太注重歷史，但吳介民教授卻公正地連他自己的書寫史也遺忘了。

為什麼要化五為元？我不知道，這得問作者。但我猜測，可能還是為了修辭吧！但為修辭故，分析是可以模糊，歷史可以不顧的。但轉而想想，也的確，如果不高喊「狼來了！」、「狼此刻來了！」，而非得說照顧到歷史，說「歲月悠悠，轉瞬狼至五年矣」，不也太沒勁了嗎！人家還以為是動物園管理員的工作報告呢。
幸或不幸，「中國因素」這個名因此在它實證的堅冷外表上，閃著恐慌與煽情的跳動七彩。在缺乏對複雜現象的複雜理解之下，吳介民拋出的更多是恐慌、猜忌與指責。例如，他說：『歸根究柢，「中國因素」讓人驚覺：誰在「統治台灣」？民主生活在台灣，會不會毀在「跨海峽政商聯盟」手裡？』。又例如，他說：『誰來守護台灣民主？誰來維護媒體言論自由？別讓每個編輯台，都駐守著一個「小國台辦」』。

「中國崛起」是一個重要問題，是一個特別是在東亞區域內的所有批判知識分子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這中間牽涉到很多非常複雜的問題，包括，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與危機、中國大陸在這個體制中的位置以及其發展路徑、台灣社會以及「台灣民主」在新舊冷戰格局下的社會性質……，這些大結構問題，以及比較歷史也同時比較規範的問題，好比，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該以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政治姿態與身份認同去介入這個現實……。凡此，都是複雜無比的問題，需要的是我們永遠嫌不足的知識、思想與智慧。但在吳介民等人的感覺結構中，這些都不是問題──「台灣人」身份不成問題、「台灣民主」不成問題、全球資本主義不成問題，出問題的只是一種陰謀論範式下的「中國因素」。「中國因素」被擬人化了，是一個惡棍或是惡狼，它要來破壞我們的道德、正義、貞操與幸福。

為了民主的緣故，請不要再這樣訴說「中國因素」了吧。為何呢？因為這樣的一種反智的、化約的知識慣習，只是在把我們自身的真實苦悶越過結構與歷史，短路地找到一個立即宣洩口而已。當「中國因素」這樣被論述時，我們所需要做的也不外乎是找出「中國因素」的「具體代理者」，然後對之妖魔化，同時呢，呼喚天兵天將的「誕生」來對抗「妖魔」。而台灣這麼小、社會互信這麼差，我們哪有能耐承受這樣的一種政治感覺的操作方式？現在，「中國因素」論者軟土深掘，找出一些「親中台商台幹」扣他們帽子，之後呢，要是掘上癮了呢，凡是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就都也有可能被扣上帽子了──「小國台辦」。「扣帽子」在台灣由來已久，但從來沒有像2012所展現的扣得如此義正辭嚴！以前，進步教授與學生們還在「普世價值」下言說指責，現在，則乾脆化暗為明，祭起了「中國因素」。因此，我不同意有人說，把隱藏的掀開來講至少是一種進步，這樣說還太早，那還得看如何講。至少，我們不應當以法官或調查局的姿態講。

這難過地讓我想起了「麥卡錫主義」。根據維基百科，麥卡錫主義是「在沒有適當的證據下，對他人進行不忠、顛覆或是叛國等指控的行徑」（McCarthyism is the practice of making accusations of disloyalty, subversion, or treason without proper regard for evidence）。在那一波惡名昭彰的「恐紅」（Red Scare）清算中，多少人被那個惡名昭彰的「非美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所迫害，而使那個年代成為「美國民主」的一極黑角落。「中國因素」是很有理論潛力可以帶我們達到那個黑暗角落的，因為，對「中國因素」論者而言，不接受他們對於情勢的定義的人，都甚有可能是「非台一族」(Un-Taiwanese)。

改編何明修的話：希望歷史不要記得2012是「非台調查委員會元年」。

張錦華版恐怖主義
中國時報 馬歷伏 2014年2月26日

中研院社會所日前舉辦「中資─中國因素與港台媒體」研討會，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稱：台灣媒體已從「第四權」淪為「宣傳工具」，有中資背景的媒體不賺錢也無妨，還可透過中共國家銀行挹注資金，用各種補貼方式達到其政治宣傳目的。
張錦華並以疆獨相關報導為例，說明部分媒體已淪為中國喉舌。她聲言：《中國時報》以恐怖分子形容疆獨，那是中國定調的說法；《自由時報》稱「動亂」、《蘋果日報》稱「官方武嚇」，這才是從人權角度出發。
張教授對於中國滿懷敵意，與她對美國的完全接納，形成強烈對比。
911之後，美國發起反恐，它的西方盟友不假思索，自然跟進；而俄、中等國也表示支持，同樣跟進。原因無他：恐怖主義之所以恐怖，在於其乃非國家的政治組織為達成宗教、政治或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藉由對平民的無差別攻擊，製造恐慌。一個對平民生命財產安全負責的政府，都有義務防範和制裁這種暴力。
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因防杜恐怖主義，對外攻擊很多中東、西亞的伊斯蘭國家，對國內的穆斯林社區，也採行過度防範以至歧視的措施；不過，美歐這些國家在世界上也同情和支持另外一些穆斯林。這是否意味著美國人只問是非、不問顏色呢？不是的！相反，美國及其盟友在反恐議題上，長期抱持雙重標準。美國判斷應該反對誰，應該支持誰；誰是「好的穆斯林」、誰是「壞的穆斯林」的標準只有一個：是否有利美國國家利益。
在美國看來，凡是反美、反以色列的穆斯林，都是「壞的穆斯林」，是恐怖分子的來源。凡是與美國和西方政治觀點不同，被美國貼上「非民主」標籤的國家之內的穆斯林，只要他們在政治上挑戰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好的穆斯林」；若他們發動完全符合恐怖主義定義的暴力殺人行動，也必定情有可原，不能算是「恐怖主義」。
準此，從車臣、伏爾加格勒、烏魯木齊、喀什、阿克蘇直到北京，一些自稱穆斯林的人隨機殺戮非特定平民的行為，必定有值得同情的「反專制」背景，也就不能算是恐怖主義。同理，親美親西方國家的選舉「民主」，必定神聖；非親美親西方國家，同樣由人民依照源自西方的選舉辦法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政府和領袖，則仍然可以被稱為「獨裁者」，任由美國動武推翻。
美國統治者的邏輯，在西方和美國國內的知識界、輿論界其實受到不少質疑；我們的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未必一致，請問張錦華教授：全球是否必須遵循美國雙重標準下對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的定義，否則就不是「從人權角度出發」？
（作者為大學教師）

張錦華要管制新聞？
中國時報 高初旭(大學講師) 2014年2月28日

中研院最近又關切「中資、中國因素與港台媒體」，指出：我國大陸地區現在國力強大開始瘋傳媒，透過其經濟實力購買、影響、操縱，使得港台地區新聞自由國際排名都倒退，很丟臉。對這種瘋傳媒很關切的新聞人張錦華更憂慮：中國風影響下媒體第四權淪為宣傳工具，不計成本虧錢也要置入性行銷中國因素，這很危險，這危及國家安全。
問題是，這種說法根本不通：如果媒體不賺錢，代表它沒有讀者觀眾，不會有影響力，那就算有外界不安關係介入，也毫無作用，因為沒人要看，那又何必為此空穴來風憂心緊張呢？
賺了錢，說是因為壟斷的關係；不賺錢，說是外面黑手在撐著；那媒體要怎麼做，才能被允許存在？還有，這種「虧本必有匪諜」的憂慮要如何防止？由誰來檢審媒體的盈虧？勒戒？這不是要恢復比以前警總還要大幾倍的思想控制機構？
張錦華對新聞管制的構想實在細微到恐怖的程度，她說：根據報紙對「疆獨」的用詞，就可區分敵我：若以恐怖份子稱之，就是中國的喉舌；若稱「動亂」、「官方武嚇」，就是人權角度出發，就是言論正確，就是真正的第四權。最後，對每則新聞都要打分評比，作為對媒體勒戒的根據。這種比以前戒嚴時期都嚴苛的瘋狂想法，令人哭笑不得。
再扯下去，則推倒國父銅像的那批台獨要如何用詞？是義士？暴徒瘋子？鬥士？難道都要由「民間記者處委會」來決定，那不是回到了全無言論自由的悲慘世界？就在這時，美國因素出手了，指出台灣媒體這種空穴來風的亂象。其實這些傳媒人與台南公園那批向國旗裸身撒尿的人是聲氣相投、互為表裡，只是前者戴著道德假面具而已，蠻恐怖的。

港學者提醒:從文攻到暴力 台灣勿視若無睹
2014年2月27日 風傳媒 姚惠珍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重襲事件越演越烈，受到國際媒體高度矚目。香港網民的「反中」聲浪高漲，質疑十餘起媒體人遭暴力事件與中資掌握媒體攸關。對此，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有關聯，因未被打壓的媒體或是遭暴力傷害的媒體人都是比較敢言、勇於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所以很多香港人會覺得這是在中國後面操控媒體有關。」
成名指出：過去21小時，香港另類媒體都提出質疑，被打或是被攻擊的媒體人都是比較支持民主自由、敢於批評政府；而近期發生的十多起案件，沒有一個案子破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訊，許多香港人也都在網路上表達擔憂，覺得這一連串的暴力事件都跟中國箝制新聞自由攸關。」
成名表示：過去幾年，香港很清楚感覺，媒體自我審查情況越來越厲害，很多報紙都變成很傾中、傾北京，只要不符合中央的報導出現，就會面臨抽廣告或是總編輯被換掉的情形；最近明報跟ICIJ（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合作報導中國前領導人海外秘密資產等新聞，劉進圖也被換下來，而從馬來西亞空降到香港的新任明報總編輯鐘天祥過往紀錄上則是傾向保守派，「如今劉進圖又遇刺重傷，很難跟中國控制無關。」
相較於國際媒體同聲譴責，台灣主流媒體相對冷漠，尤其電子媒體對於此事報導少之又少。對此，成名表示：台灣媒體沒有大篇幅報導，可能也與台灣讀者有沒有興趣有關，「但是我要特別提醒所有台灣人：中國對於香港新聞自由的箝制，早在回歸之前就已經有了，剛開始也只是採取比較文明的就是報紙上攻擊特定人；到了這幾年，攻擊手法就變成肢體暴力相向。台灣新聞自由已經遭到威脅，不能視若無睹。」
成名以中國時報一篇「張錦華版恐怖主義」的評論為例指出：「這篇評論完全沒有立論基礎，就是一個攻擊，無理地攻擊張錦華教授；這跟早年中共透過香港一些傾中媒體來抹黑、攻擊特定學者是一樣的。中國已經開始透過經濟力量來控制台灣，經濟控制到最後就會變成政治控制，台灣民主也就不存在了；香港已經是這樣，台灣也不會例外。」

批评成名的文章踩了谁的痛脚？
2011-12-12 鳳凰博報 刘梦熊(百家战略智库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铜紫荆星章获得者，东方明珠创业有限公司副主席)

　笔者上周一在本栏发表《成名是科大副教授还是极端职业政客》，受到许多社会人士关注和认同。有政界、学界和商界的朋友致电笔者，认为此文剖析了本港社会存在的部分「学者政客化」的症结和危害，并预告笔者说此文可能踩了极少数人和个别政党的痛脚，或会有反应。果然，上周四《苹果日报》专栏文章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在报章发表的文章，一边回避本人文章所指出的事实，一边对本人的文章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为「以言入罪」，「大搞政治迫害」、「其余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独善其身」，证实了友人对本人的预告所言确实不虚。
　《成名是科大副教授还是极端职业政客》之关键，是指出「成名不得用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的名义在政坛招摇撞骗、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强调：「成名如果对当政客最有兴趣，他可以辞去科大教职，去加入某个反对派政团特别是社民连和『人民力量』这样的政团，......《苹果日报》和蔡子强的文章恍若「抓住罪状」般节录这些内容，并以「朕即知识分子」的「口气」，断言这些句子「展现出他（指本人）与知识分子的真正差距」云云。
　姑且不论蔡子强有无特权钦定谁是或不是知识分子，若论蔡子强所谓「我相信其余的香港人也都不能独善其身」，似乎是反应过敏或透露他与成名「心有灵犀一点通」。此中奥妙要从体现西方大学的基本特征和教授们行为标准的「三A原则」说起。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教育思想确立了三大原则，即著名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三A原则」意味着学术工作必须重新划定自己的疆界，大学学者要在敏感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态度和立场。
　哈佛大学第二十五任校长博克（Derek Bok）的《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ry Tower，1982年）一书，对「三A原则」作出重新肯定和完善，力图「使大学在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的条件下，较为长久地、稳定地发展学术和思想，在超越社会纷争与一时倾向的同时，对社会和民族履行应尽的义务」。从世界主流大学的「三A原则」以及博克的重新肯定和完善来看，本港大学部分学者政治化乃至「政客化」的现象令人惊讶。
　本港公民党向大学渗透的情况是严重的，例如：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2006年－2011年）曾担任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公民党现主席陈家洛（2011年－2013年）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公民党核心成员陈文敏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公民党前秘书长郑宇硕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公民党创党党员和执委麦伟年是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法律系教授，公民党前副主席和执委张超雄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此外一些大学学者如成名之流是「公民党友好」，蔡子强等大学学者亦是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的学生。部分大学学者与公民党如此盘根错节，实在蔚为奇观。
　问题不在于关信基等大学学者是公民党创党主席或核心成员（其它政党亦有少数大学学者），而在于他们的表现与包括学术中立在内的世界主流大学的「三A原则」背道而驰。例如，在诸如抄袭陈水扁「公投绑大选」的「五区公投」、祸港殃民的港珠澳大桥案和外佣居港权案，与政治暴力同流合污，以及「逢融合必反」的「反高铁运动」、「反被规划运动」中，这些「学者政客」不是参与其事，就是随波逐流，「展现出他们与知识分子的真正差距」，令人质疑其知识分子的识见、良知和风骨何在？在这些事件中，蔡子强是否展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表现与乃师却「难分轩轾」。
　本港大学如博克所指「承受来自各个组织或派别的压力」、「各个组织或派别都希望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强加于大学的各项活动」的情况，令人叹为观止。早年的「锺庭耀事件」，就是「来自各个组织或派别」假藉「学术自由」问题而发难的政治闹剧，导致港大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黯然请辞。今年8月港大风波，反对派政党和喉舌将不守秩序、强闯禁区的李成康捧为「民主斗士」，「八二六」晚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自由地大骂警方，自由地批斗校长；徐立之校长「秀才遇到兵（红卫兵），有理说不清」，导致他黯然请辞。
　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也有激进学生，一觉睡醒后扬言要火烧校园里最大的瓦德纳图书馆—却没能够毁及片纸只字。因为出师那天，有一列白发苍苍的哈佛教授排在高堂玉阶之下，标语牌上只写了三个英文字：Walk upon Us（「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激进学生在良知受责下知难而退。当时饱受麦卡锡反共迫害和激进学生暴乱两头夹击的哈佛大学第二十四任校长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字字珠玑地告诫后人：「学校生来就免不了要为社会作各种杂差琐事。但我们一刻也别忘记，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的本身—而不是去追随任何党派。」
　但今天香港的大学，在「政客学者」的荼毒和煽动下，「踩着正直校长和教授老骨头过去」的学生如锺庭耀（黄绍伦是他的恩师）、李成康者不知凡几。类似成名那样打着大学学者幌子，贩卖其作为极端反对派政客私货的「政客学者」，亦如过江之鲫，他们不仅玷污了大学的形象，而且与包括学术中立在内的世界主流大学的「三A原则」背道而驰。
　《苹果日报》和蔡子强的文章，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笔者批评成名言论的文章，有哪一点不是事实？难道只允许成名假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之名行恶，而笔者没有激浊扬清的言论和学术自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的名言：「啊！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成名的问题，就在于假言论和学术自由之名行恶。成名利用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的名义在政坛招摇撞骗、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他根本就是戴着学者头衔的长毛，只不过是利用学者的身份去鼓吹激进路线。成名假言论和学术自由之名，攻击和诬蔑国家执政党和内地的社会制度......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这是哈佛大学第十九任校长昆西（J.Quincy）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祝福。笔者提出，科大校董会应研究成名的所作所为，是否亵渎师德和影响学校形象，是否应容忍这样的所谓教授继续误人子弟？这实际上涉及的不仅是成名，也踩了极少数心有灵犀者的痛脚。但笔者出发点是为维护本港大学的清誉，避免莘莘学子受「政客学者」荼毒，「让上帝的归上帝，让西泽的归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