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諸葛俊先生在「時論廣場」發表〈當馬英九碰上三鳳宮〉一文，有部分觀點委實值得商榷。

從諸葛先生文中，似乎可以看到對於後現代思潮的推崇，並指涉高雄是個「距離後現代甚遠」的都市。「後現代」的程度，是不是個有意義的評價標準，這容有討論之處，但它常常淪為價值混淆者的自我遁詞，在貌似多元的背後，隱藏著虛無主義的一元性，壓抑社會改革的能動性，卻是習見的事情。再者，在真正的後現代倡議者概念中，所謂的後現代，是以去中心化、批判啟蒙理性的思考，來達成對多元性的真實尊重，但在諸葛先生文中，一方面鼓吹後現代的價值，一方面卻又顯然以「再啟蒙者」的姿態，對高雄人的民主素養加以指導，難免讓人有一些錯亂之感。

更重要的是，在諸葛先生文中，對高雄人民理性的預先否定，並非單一現象。近幾年，在台北的政經座談中，在談話節目的資深媒體人口中，更在蓬勃的新街頭運動中，我們不時地可以聽到批評南部賣藥電台肆虐，進而傷害民主的話語，這其中顯然暗示了南部人閱聽品質、及對公共事務辨明能力的低落的評價。

但在訕笑南部「賣藥的」地下電臺的同時，以台北為中心地的電視台，卻天天播出著缺乏醫學根據的油切綠茶廣告，擔綱演出的還是曾經批評布袋戲沒文化的女星，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光鮮亮麗的「賣藥電台」？這種不甚公平、缺乏自省的指責，又透過眾多具有媒體優勢的大知識分子們，用修養良好的話語，委婉卻強勢地傳播著。南部鄉親們，陷入難以自辯的氣悶之中，故充滿了對台北政治菁英的「不爽」情緒，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諸葛先生將南北隔閡的擴大，歸咎於高雄人的民主素養，是否過於片面與武斷？

根基於族群與地域主義的政治對立，近年在台灣急遽滋長，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必須嘗試去解決，這更是人民全體的責任；我相信理性溝通的政治模式，是台灣當下所亟需建構的，也的確應該減少彼此間的情緒堆積，而擴大對話與相容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當一群人概括地指責另一部分的人「民主素養有落差」、「缺乏公共性」、「昧於理性批判」，或指責在三鳳宮廣場的政治言說是「民主開罵」，縱使言詞委婉，難道不是另一種經過包裝的地域主義嗎？這又豈是民主素養的高度表現？難道民主素養所指的只是優雅的姿態與語言的講究而已，至於實質上是否淪為阻卻溝通的本質性謾罵，則不是我們要去關心的嗎？

相信久居台北的知識菁英，對於薩依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耳熟能詳，也大多理解其所要表述與批判的，是一種非東方甚至反東方的東方觀，更是西方世界從自己的框架出發，而將「東方」視為蒙眛的心態；這樣的心態，在台灣資源失衡的內國殖民結構中，似乎也正以輕蔑、賤視南部的「南部主義」的形態呈現出來。

如何解消三鳳宮鄉親在內的「南部人」對於這種「南部主義」的疑慮，相信比起一時一地的黨派歧見，更是馬英九等諸多政治人物，所須嚴肅面對的問題。也期待如諸葛先生這樣的評論者，能擺脫「南部主義」的視角，對台灣的地域對立提出更加公允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