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
自從3月18日，反對《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的運動，佔領國會議場、行政院，運動的強度前所未見。在此之前，所有反服貿的動員，都不超過千人，而3月30日，50萬群眾參與了「公民大集結」的動員，意外地創造了台灣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群眾運動。
運動訴求被收攏到程序問題
在這一場運動裡，《服貿協議》作為一個象徵的意義，要大於它的實質，這可以從運動的參與者，很少看見從《服貿協議》開放項目具體受影響的團體可以看得出來；「反服貿」的動能，是抽象的「與中國經貿整合，以及隨之而來的合併」憂慮，它的對象，除了針對「中國」之外，還有不被群眾所認可的談判代表：馬英九政府。而本來應該具有一定正當性的「反自由貿易」論述，始終難以進入到運動的正式議程當中。
運動的主旋律，是一場以反服貿為支點的反中國運動，由對中國，以及馬政權不信任，而衍生出對程序質疑的「民主」論述；而這近兩週來的發展，運動的訴求卻漸漸被收攏到形式的程序訴求上：要求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並在這個法制下進行《服貿協議》的審議，而所謂「退回」，所指的也不過是將《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而不是退回中國，將之廢棄；不要說「反自由貿易」了，作為主旋律的「反中」、「反馬」，甚至「反服貿」本身，都已經消失，而被收攏在「反黑箱」的訴求中，而「反黑箱」的論述，則收攏在「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這個訴求下面。
只要有一個符合群眾所認可的「民主程序」，《服貿協議》就是可以接受的嗎？這種說法，既便不是倒因為果，也是嚴重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間，韓、美兩國的社會力量的作用。
對運動與民主程序的誤解
2008年，針對在《美韓FTA》談判中，韓國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議題，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5月25日，男子李炳烈自焚，6月10日，百萬人上街頭，以「燭光示威」的方式，表達抗議，這使得當時上台剛滿百日的李明博政權面臨了空前的危機，最後以放棄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平息眾怒。
在美國，同樣地，由於廉價的韓國車進口，將對已經奄奄一息的美國汽車業產生嚴重的衝擊，《美韓FTA》受到美國鋼鐵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Steel Workers,USW）持續的強烈抗議，USW的主席Leo W. Gerard，引用美國總統林肯蓋茲堡演說（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回應說：「美國有一個由一個企業治理、企業享有的民有政府」、「被貿易談判傷害得最重的人，在談判桌上沒有一個位子，而從中獲利最大的企業則有」（相關報導）。
Gerard說的話很清楚，重點在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是民主程序的問題。
而台灣這一波反服貿運動的訴求，對於「民主程序」，還存在著嚴重的誤解。這我們一樣從《美韓FTA》簽署的歷程來看，2002年，美國小布希政府取得國會的「TPA授權」進行包括《美韓FTA》在內的多項自由貿易談判，「TPA授權」指的是依據美國《促進貿易推廣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顧名思義，它是一部促進、推動（Promote）自由貿易的法律，所採取的方法，是經由國會授權，讓總統在一定期限之內，與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帶回到國會內，進行包裹表決，省略冗長的國會程序。
2007年6月，趕在國會授權期結束之前，小布希政府與韓國簽定《美韓FTA》，但是，這種「快速通關」的邏輯，沒有辦法得到雙方國會的認可，談判再起，又經歷了五年，到了2012年，才完成整個程序。也就是說，TPA，這個所謂「特別立法」，根本是一個讓政府可以逃避既有國會監督的設計，簡言之，它破壞了，而非強化了既有的國會監督機制。事實上，自從2007年之後，美國國會就一直拒絕再對美國總統進行任何的授權。
2014/03/24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節目，黃國昌以「TPA法案」作為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例證，與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楊泰順辯論。
民主的悖論
對於此點，力主「監督法制化」的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不知是搞錯了方向，或者是曲解了「TPA法案」，使它變成了一個支持「監督機制法制化」的重要例證，但是，顯然，這個例證，實在太過薄弱。
選擇主打程序問題，我認為有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希望淡化反中、反馬、反服貿，乃至反自由貿易的色彩，以取得群眾的最大公約數；其次，是運動的形勢並沒有如此有利，程序問題容易找到與馬政府間的折衝點，獲得階段性的成果，也容易讓馬政府與運動本身找到下台階。這些理由，我認為可以理解，但如此，卻帶來在這場運動中，對「民主」詮釋的一個悖論。
會產生如此大規模、高強度的社會運動，起因於制度的失效，這個失效，不僅僅是因為程序上的不完備，而且也因為在現在的兩黨政治結構下，無法完成對自由貿易協議的有效監督，一旦制度完成，又回到這個政治結構下，去進行審議，頂多只是提供反對黨一個舞台，而到時結果如仍不樂觀，運動又從哪裡來的正當性和動員力去進行反制？
更重要的問題是，行動者自己是如何看待「民主」，這個在這場運動的檯面上，被唯一高舉出來的價值？運動本身本就是對體制無法實現民主的反制，那麼為什麼是回過頭去要體制自己去修改遊戲規則、再自己重新審議，而不是用運動的力量來監督、壓迫體制，以完成運動的目標—無論這個目標是反中、反馬、反服貿，或者反自由貿易。
為什麼連行動者都不能將社會運動本身視為民主（至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在運動中實現民主，而動不動想要回到體制裏面解決？這種接近自我放棄的思維，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把球做給既存的反對勢力，來進行收割。
棋局已殘
3月30日，當史上最多的50萬人出現，其實完全不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相反地，它已是強弩之末，當人潮散去，馬政府也無須再作任何讓步，而佔領行動在間歇的大雨裡，面臨嚴苛的耐力考驗。在此，我想對仍執守於立院議場內外的朋友說一句，你們辛苦了，兩週來，你們的堅持與勇氣，讓人敬佩，但是，棋局已殘，該是時候重整價值、論述、隊伍，重新轉進出發的時候了。
歷史會如何記住這段時間發生的一切，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必須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