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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昨日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進入立法院支持反服貿學潮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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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中國網
2014-6-30
毛澤東論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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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國之賊也。中國歷史上，漢奸危害之大、之深，無不令人驚心。因此，對漢奸賣國賊，人民歷來是痛恨、痛打的，最著名的漢奸秦檜，至今還跪在那兒，漢奸是不能起來的，漢奸要是起來了，那我們的民族就要跪下了。毛澤東主席在對於漢奸也是深惡痛絕的，他在各種場合表達了這種態度以及對於漢奸應該採取的措施，今天讀來仍如警鐘長鳴。

1917年，毛澤東作《心之力》一文，文中多次提到漢奸，「有德者心力難濟，無德者霸擁民眾所賦世權以為私勢，神器私用，貪腐國賊舉家富貴，萬眾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則國力日衰，國力衰則國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內可誘發天在兵禍，朝代更迭，官僚、商賈、農工、學者盡難免沉淪;外可誘引強盜來犯，到頭來看，國賊、漢奸、軍民、學生均家破人亡。 」「 太多國恥未雪，蠻夷、豺狼、凶魔紛遝而至，國民皆因腐敗漢奸、軍閥、買辦所欠洋人無盡之亡國債務而自危。國債深陷，物價飛漲，民眾食宿艱難，災厄連連，何日可止?今滿清韃虜雖敗，可恨國、政、經濟均被愚昧獨夫、洋奴把持，國民心力沉屙羸弱，蠻夷惡敵肆意分割、吞併華夏，萬民為奴，國資殆盡。」「心力變新、強健者首應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懲治賣國、漢奸、洋買辦之洋奴愚眾，明戒不義浮財絕善終。」 「中華古國之敵皆為西方邪惡之魔盜與漢奸，萬勿混淆。」「留學列強之同胞須警惕邪魔強盜對我正義靈魂之誤導、侵擾，則各類洋奴、漢奸將無處安身，中華棟樑亦生自主自強之睿智。」「天之力莫大於日，地之力莫大於電，人之力莫大於心。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換代，為民謀福，懲治貪墨漢奸，又有何難!」「 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農林之福祉，興大國工業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為不可。 」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指出：「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 (無論什麼革命) 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賣國賊的戒嚴令，員警、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勢力、中國反革命勢力和中國革命勢力這幾方面的強點和弱點......就不會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林伯渠受毛澤東、朱德之托，代表中華蘇維在陝西黃陵縣黃帝陵舉行祭陵儀式，宣讀了由毛澤東撰寫的「祭文」：「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共向全國發表了號召抗戰的宣言，宣言中指出「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和一切日寇的偵探，鞏固後方。毛澤東主席于1937年7月23日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文中指出：「近月以來，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的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在需要實行的「辦法」中指出：軍隊方面要「肅清軍隊中的漢奸分子。」政治機構方面要「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外交方面要「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國防教育方面，要「禁止漢奸的宣傳。」經濟政策方面，要「在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主席為中央宣傳部門寫了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個提綱為當時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的擴大會議通過。提綱提出十大救國綱領，其中在全國人民的總動員中要求：「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在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方面，要「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還有單獨一條綱領為：「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提綱最後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願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尋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 (James Bertram) 在延安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的議題是「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毛澤東在回題貝特蘭關於政治上的必需條件時指出：「第六、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後方則肆行搗亂，並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在關於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在回答關於投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佈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在關於民主制度的問題時指出：「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

1937年11月中上旬，上海、太原失陷。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國片面抗戰可能的三個方向：「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漢奸和親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反對。第三個方向，抗戰和投降並存于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和親日派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的目的，因而實行其破裂中國抗日陣線的陰謀詭計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著，這個危險嚴重地存在著。」在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時指出：「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害怕戰爭對於他們的財產的破壞，另一方面害怕民眾的起來，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分子是堅決的。」

抗日戰爭初期，黨內外許多人只把希望寄託在正規戰爭上面，毛澤東于1938年5月寫下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遊擊戰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其中多次涉及到漢奸問題。在關於建立根據地的條件時講：「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要從這種鬥爭中去肅清公開的或隱藏的漢奸勢力，要做到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這個政權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它應該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反動派作鬥爭。」「保護商業應表現于遊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准沒收一家商店。」在論述戰略防禦問題時指出：「在反對敵人的工作中，地方戒嚴和可能程度的堅壁清野兩事是重要的，前者是為了鎮壓漢奸，並使敵人得不到消息;後者是為了協助作戰，並使敵人得不到糧食。」在論述遊擊戰爭的戰略進攻時指出：「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著恐慌情緒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著對於遊擊隊和根據地的仇恨，加緊地準備著對付遊擊戰爭。」

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著名的演講《論持久戰》，指出「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尋方面，人人得而誅之。」在預測戰略相持階段的情勢時，毛澤東認為「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明確了中共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報告中要求反對民族中的奸細分子：「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奸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奸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奸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奸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對於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託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党裡來。對於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鬆。不可因為奸細而把自己的党關起門來，大膽地發展党是我們已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奸細分子和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青年群眾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大會上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精彩演講，關於革命的物件問題，他指出：「現在的革命對象是什麼?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在談到革命的責任時指出：「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在湖南平江製造了「平江慘案」，屠殺了6名革命戰士，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慘案烈士的集會上，毛澤東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他悲憤地說：「現在應該殺死什麼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了兩年仗，還沒有分勝負。漢奸還是很活躍，殺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戰士，卻被殺死了。」「照理說，什麼人要殺抗日戰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殺他們，第二是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要殺他們。但是現在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漢奸佔領的地方，而是在平江這個地方，在抗戰的後方，被殺死的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塗正坤、羅梓銘等。很明顯，是那班中國反動派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來殺人的。」「他們幹什麼呢?就是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應該罰什麼人呢?應該罰破壞抗日、團結、進步的漢奸和反動派。」「同志們還要懂得，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了，國際帝國主義説明日本也更加積極了，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什麼是異黨?日本帝國主義是異黨，汪精衛是異黨，漢奸是異黨。」

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簽訂。毛澤東就此于1939年9月1日對新華日報記者作了「關於國際新形勢」的談話，在談到中國的前途時指出：「第一，堅持抗戰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妥協運動。不論是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打擊。」

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接受了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的採訪，在回答記者關於國民黨的「限制異黨」問題時，指出：「什麼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樣的黨，就應該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

1939年冬，毛澤東與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了一本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對象一節中，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分子當作革命的對象之一。」在中國革命的動力一節中指出：「地主階級是革命的物件，不是革命的動力。在抗日戰爭中，一部分大地主跟著一部分大資產階級 (投降派) 已經投降了日寇，變成漢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著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 (頑固派) ，雖然還留在抗戰營壘內，亦已非常動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一節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份。」

1940年1月，《中國文化》在延安創刊，發表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文章論述了中國向何處去、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及經濟文化等問題。在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于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作實業’。……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在解讀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時指出：「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嫌疑麼?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毛澤東于1940年1月28日向黨內發出指示《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指出：「我們的方針，就在於在全國範圍內一切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極力擴大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宣傳。」「我們應該在反汪運動中強調如下各項：‘(一)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漢奸汪精衛，打倒汪精衛的偽中央;(三)擁護國共合作，打倒汪精衛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衛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打倒暗藏的汪派漢奸;......(八)保證人民有抗日反漢奸的言論集會自由權;(九)鞏固抗日根據地，反對汪派漢奸的陰謀破壞;......(十一)發展抗戰文化，保護進步青年，取締漢奸言論。以上這些口號，應公開發布之。」「延安定二月一日召開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民眾大會。各地應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聯合各界和國民黨抗日派，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

1940年2月1日，延安民眾舉行了討汪大會，毛澤東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 反對反共頑固派》演講，一開始就指出：「我們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這裡開會，為了什麼呢?為了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又是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在聲討那些製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時指出：「不管他們心裡怎麼想，他們是在實際上説明了日本和汪精衛，或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暗藏的漢奸。對於這些人，如果不加懲罰，我們就是犯錯誤，就是縱容漢奸國賊，就是不忠實于民族抗戰，就是不忠實于祖國，就是縱容壞蛋來破裂統一戰線，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其一曰：「全國討汪。查汪逆收集黨徒，附敵叛國，訂立賣國密約，為虎作倀，固國人皆曰可殺。然此乃公開之汪精衛，尚未語于暗藏之汪精衛也。若夫暗藏之汪精衛，則招搖過市，竊據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會。貪官污吏，實為其黨徒;磨擦專家，皆屬其部下。若無全國討汪運動，從都市以至鄉村，從上級以至下級，動員党、政、軍、民、報、學各界，悉起討汪，則汪黨不絕，汪禍長留，外引敵人，內施破壞，其為害有不堪設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喚起全國人民討汪。有不行者，罪其官吏。務絕汪，投畀豺虎。此應請採納實行者一。」在要求政府取締窮凶極惡的特務機關時指出：「為保存政府威信起見，亟宜實行取締，加以改組，確實特務機關之任務為專對敵人及漢奸，以回人心而培國本。」

1940年2月10日，《新中華報》刊登了毛澤東為紀念該報一周年寫的文章《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其中指出：「為了抗戰就要反對投降，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反對汪精衛的偽政府，反對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線中的漢奸和投降派。」

1940年2月20日，憲政促進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其中說：「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對於憲政的概念，毛澤東指出：「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對於政權的性質，毛澤東指出：「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的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但是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不但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作殘酷的鬥爭，而且須同頑固派作殘酷的鬥爭。」在關於建立政權問題中指出：「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只有漢奸和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該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真正的漢奸和反動派，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指出：「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 (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的漢奸等) 是進行鬥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在漢奸親日派中間，「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區別。」關於鋤奸政策：「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指出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派的階級，「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

1941年11月22日，延安《解放日報》刊載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談到了文藝是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指出「象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服務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