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忘了野百合的學運(何明修)

2014/03/22

如果你去了一趟被學生佔領的立法院,你肯定不會認為這是一場已經造成憲政危機的反政府示威。從濟南路、中山南路、青島東路繞一圈,看到許多不同場次的活動:大學教授講授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社會衝擊、NGO人員宣揚各種社會倡議的理念、反對黨領袖批評馬英九倒行逆施,也有生嫩的大學生分享自己第一次走上街頭的心得。

與我同行的好友提出他們獨特的觀察。郭國文曾參與二十四年前野百合學運,現在是台南市議員,他認為這場學運好像是廟宇的迎神賽會,有不同攤的陣頭、戲劇表演,相互拼場爭面子。張之豪是五年前野草莓學運的領袖,他認為更貼切的比喻是野台開唱,只要買了一張門票,就可以聽不同場次的樂團。

無論是宗教節慶,亦或是搖滾音樂會,這場國際關注的學生抗議就是無法令人聯想到1990年抗議國民大會濫權的野百合學運,亦或是2008年抗議陳雲林訪台期間人權侵犯的野草莓學運,儘管導火線有高度相似性。

有三個主要的不同之處。首先,你看不到一條區隔學生與市民的糾察線,學生證也不再是某種通行許可的文件。事實上,18日當晚衝入立法院議場時,除了帶頭的學生之外,還有NGO成員、公民記者等人士。運動的主導權還在學生手上,只不過他們變得更有自信了,不再需要用學生身分來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學生不再排斥其他社會群體,而是有能力來領導政黨與NGO。

「自己國家自己救」

其次,好幾百位學生自發從事志工服務,他們熱心地發放保暖衣、礦泉水等物資,引導人潮動線。在一些不易看到的角落,你會發現他們彎著腰,默默地進行資源分類與回收。我彷彿是看到莫拉克風災時,大學生集體投入救援的場面。事實上,對這一群以奉獻心態來參與的學生而言,黑箱立法的服貿就是一場國難。他們或許沒有林飛帆、陳為廷等人的膽識與口條,但這就是他們最真誠的共赴國難的方式。

最後,「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句救國團時代的口號意外成為這場學運最動人的訴求。在以往,這種口號是說,即使你不能投票選總統,你還是要愛國、效忠領袖。年輕的學生沒有經歷那個荒唐的年代,但是當他們發現一項攸關自己前途的經濟協定,就這樣草率地審查,那麼就再也沒有不站出來反抗的理由了。

很明顯,這一群學生已經不再背負著歷史的陰影。當野百合學運佔領中正廟廣場,前一年坦克車血流天安門廣場的記憶仍揮之不去,誰也不知道當時保守派會不會乘勢再度戒嚴。野草莓學運也是處於類似的夢魘,當時保守政權復辟不久,「戒嚴傳統全新體驗」是令人擔心的演變。

媒體重施抹黑奧步

最可笑的是,當我們學生都漸漸遺忘那些沉重的歷史,政治人物與某些媒體卻仍停格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他們用來攻訐學運的招式,不外乎是抹黑(學生是暴民),抹綠(學生是被民進黨煽動),要不然就是叫一些流氓混混來滋事生非。這些老梗之所以紛紛出籠,原因正在於學運不斷地帶動台灣民主化,這正是反動派難以抹平的心頭創傷。

馬克思指出,1848年法國革命中左派之所失敗,在於一直忘不了之前的經驗。在整個局勢都已經改變的情況下,他們試圖扮演以往的角色、採取相同策略。因此,馬克思才說,歷史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會是鬧劇。就這一點,遺忘了野百合與野草莓的學運,將非常可能地為台灣帶來完全不同的歷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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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是社運帶頭大哥?
2009/03/08 中國時報 何明修(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民進黨執政八年,自己搞不清楚進步與保守的差別,結果也將大多數人搞得糊塗了。在陳水扁執政末期,民進黨的改革只剩下國營事業正名、拆「大中至正」牌樓、追黨產等政治動作。國民黨一上台,人民才親眼目睹什麼才是貨真價實的保守政權。新政府對於毒奶受害者漠不關心、縱容雇主實行無薪假、用司法手段整肅異己、用警力鎮壓抗議者、用輕佻作秀來倡導「節能減碳」、積極擴編軍訓教官、將農保與國保脫勾、開放離島賭博。可以預見,隨著不滿的累積,新的社會抗議會持續浮現,但是他們不一定會集結成具有政治影響力、能夠持續動員的社會運動。
下台後的民進黨察覺這個政治氣氛,他們突然發現自己的價值原來是「中間偏左」,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中下階級;黨主席蔡英文宣布今年是「社會運動年」,原先在1996年偷偷拿下來的社會運動部招牌又重新登場。民進黨宣稱要走社運路線,同時運用街頭與議會向馬政府施壓;問題是,他們搞清什麼是社運了嗎?
社會運動不是街頭抗爭,也不能等同於動員群眾來達到政治目的。民進黨所設想的,很有可能是去年11月的反對陳雲林訪台抗爭;在那場事件中,民進黨感受到許久不見的群眾的熱情,彷彿魂魄又重新召回了。事實上,從2005年的反反分裂法遊行、06年的紅衫軍,這種政治性抗爭已經是台灣近來常見的現象;它反映了既有的政治分歧,也進一步深入了社會對立;特定政黨有可能從其中獲得政治利益,但是那絕對不是社會運動,而是政治鬥爭的延伸。
社運是由相對弱勢群體所發起,他們要求更合理資源分配或更自由生活方式。社會運動往往採取抗爭的手段,因為他們在既有的管道中缺乏發言的地位;因此,不得不以體制外的方式喚起執政者的重視、或是迫使對手讓步;頭腦清楚的民進黨菁英應該是知道這一點。但是問題在於,他們輕易地就假定:社運的版圖是民進黨的禁臠,只要將抗爭的矛盾導向馬政府,民進黨的社運路線就能夠水到渠成。
從歷史來看,政治勢力並不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發起者。在解嚴前的抗爭中,黨外人士想插手也使不上力;在解嚴後,是勞工、學生、農民等抗爭活動找上民進黨,而不是相反。如果不是種種80年代的社運風潮,民進黨不會提出強調反核、生產民主的黨綱。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社運才使得民進黨在成立初期呈現出鮮明的「中間偏左」色彩。
在執政之前,社運對於民進黨的支持是明顯的事實;然而其關鍵並不是在於他們說了什麼,而是在於做了什麼。在以往民進黨執政縣市中,地方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廢除校園的情治監控、協助森林小學與地方產業總工會合法化、扶持地方文史社團。換言之,當陳水扁將「綠色執政」包裝成為空洞的「品質保證」時,社運團體看到的是一幅進步政治的雛型,也因此才願意獻上他們的祝福。
事後證明,扁政府拋棄原先信奉的基本價值;再怎麼樣寄望於民進黨,社運團體也跟著幻滅了。更不幸地,部分民進黨人士仍不知檢討,仍是炒作「馬巧光碟」議題,以踐踏同志尊嚴方式來到達其政治目的。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些人權團體、性別團體願意接受民進黨的擁抱?
總而言之,如果民進黨不是走半調子的社運路線,就應該以明確姿態來宣示自己相信的人權、平等、生態等價值,並且制止各種背離這些價值的言行。更重要地,如果民進黨不能以執政縣市長、立委等僅存的政治職位重新勾勒出進步政治的圖像,那麼再如何美麗的甜言蜜語也不可能贏得社運團體的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