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我路經香港，有緣順道去了東莞一趟。目的無他，據聞「中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場罷工」，正在東莞發生；我希望能親身來到現場，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要錢，更要尊嚴！
從東莞市中心搭乘公交車往北，約莫廿五分鐘，就來到了罷工現場的高步鎭。發生罷工的企業，是在當地已經營二十多年的台資企業——裕元製鞋厰。裕元在當地僱傭的工人就多達五、六萬人，分佈在三個以上的厰區。
發生罷工的原因在於，已經準備要退休的員工，前往申請社保退休金，才發現過去許多年公司都沒有依法幫其納保，嚴重影響年資；或者是資方「高薪低報」，使勞方的退休金大幅縮水。而這樣的狀況，發生在絕大多數的裕元勞工身上。
社保權益遭侵犯，並不罕見。為何會引發成大規模的長期罷工呢？我帶着這樣的疑惑，在現場和當地的工友們持續聊了起來。從幾位一起討論開始，不知不覺，許多人都圍了上來，似乎有許多想說、但彷彿說不完的話。
「這次，之所以大家都會站出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位皮膚黝黑，已經工作二十年的工厰幹部，和我慢慢地說明。「第一個就是因為，4月14日勞工集會罷工那天，警察居然打人！大家很不服氣。」
「第二個原因是，罷工開始後，厰方的台灣幹部，居然有一個姓蕭的協理，出來對着我們說：『你們大陸人，就是要錢不要臉！賤！』這一駡，全部人都覺得非站出來不可了！」
他一說完，周圍很多人就重複着這一句，「對，他就說『你們大陸人，就是要錢不要臉！』」、「連『賤』這種字都駡上了！」、「根本是污辱人！」，群情鼓譟，看得出來工友們相當在意。問題不只是錢，而更是尊嚴。
旁邊同時也傳來了另一位工友說：「而且還有個台灣的厰方幹部說，『你們要罷工就罷，反正我看你們不可能罷超過三天的……。』聽這種話，我們當然就更要堅持。」
這回，大放厥詞、瞧不起人的資方管理幹部，的確踢到了鐵板。他們面臨的，是中國近十多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場罷工，將這佔全球20%球鞋來源的工厰生產線，硬是給停了下來。
長達十四天的數萬人罷工，如何可能？
這場由三個以上的厰區進行，參與者多達四至六萬名工人的罷工行動，自4月14日起算，至4月28日多數人回歸復工，長達至少十四天。許多人都相當好奇，這樣大規模的罷工行動，如何可能？
是透過網路嗎？我一開始抱着這樣的想法。但仔細觀察，絕大多數的裕元工人，平均年齡大約在四十歲左右，甚至許多接近五十歲，可說是中國第一代的農民工。對他們來說，網路似乎不是經常使用的媒介。
中國大陸網友熱門使用的社交通訊軟體QQ，上面的確有「裕元維權」、「寳成維權」等群體，但最多也僅有一千人之多，多數僅有百餘人，這明顯不足以撑起數萬人罷工的通訊。
是透過工會或相關組織嗎？似乎也不是。裕元厰儘管有工會，但根據現場勞工的說法，「根本不知道工會的存在」、「工會好像只會負責做一些生活輔導的事情，不是眞的在幫勞工爭取權益」、「中國大陸這邊的工會，拿的是資方的錢，當然不可能幫勞工做事。」
自罷工以來，他們表示，也沒有見過裕元工會或上級工會的身影。顯然工會不是此次罷工的發動者或支援者。甚至，有一位工友知道我現在有在台灣從事「工會的組織工作」，反而是有點緊張地回應我：「那我什麼都不能跟你說了……」我連忙表達和台灣厰方無關，而且不是那種站在資方一邊的工會，才稍稍紓解了現場的緊張焦慮。
那麼，究竟罷工是如何發起的？在追問之下，我得到的多數答案是，「這次眞的是自發的」、「是自發的！大家圍着在講這社保的問題，人就越來越多……」、「社保沒有保，和每一個人的權益都相關，當然會站出來。」
除了共同利害關係迅速將人串起外，人人緊密相連的宿舍生活體制，加上農民工許多是舉家一同前來打工、本有着密切的親族連結，使得勞工的串聯能夠更加方便有效率。「大家都住一起，消息一下就傳開了」、「我們透過電話，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消息」、「我的親弟弟就在另一個裕元厰工作，晩上通個電話，不同厰訊息流通很方便，一下就一起動了起來！」
這是場相當傳統的「野貓罷工」。但也相當有效率。它代表着，儘管在網路化的時代，傳統的勞工生活緊密連結，還是集體行動中最不可或缺的資源。
在對談之中，我同時感受到，中國當代勞工相對其他地方（如台灣、港澳、東南亞），面對資方侵害自身權益，似乎有更強烈的「不義感」，敢於採取行動捍衛權益。中國勞工較不存其他地方常見的「勞工也要體諒僱主」、「勞資各退一步、追求雙贏」想法，而是講究「該有的權益就該要有」。就連「再這樣下去，工厰可能就要外移，大家都沒工作」的資本流動威脅，對他們似乎也沒有多大施壓效果。勞工要的就是把錢爭回來。工厰要外移？「大不了，再找下份工就好」、「反正，到處都在徵聘勞工」，他們毫不畏懼地說着。
勞工的組織出路在哪？
經歷了十四天的罷工，最後裕元勞工們爭取到，資方承諾自5月1日起加薪二百三十元，以及倘若勞方願意補繳過去社保費的勞方負擔，資方也會補繳社保費的資方負擔，以恢復應有的社保年資。
表面上看起來，勞工訴求似乎有進展。但其實，絕大多數勞工根本無力負擔過去沒有繳交的社保費（平均約要二萬元人民幣以上），以致資方很可能並不用多補繳多少錢，就能夠忽悠過去，開始聲稱「我很願意補繳，但是你們勞工自己也不想繳的」。而勞工現實中短少的退休金，依然沒有着落。
「裕元罷工之所以最後沒成功，就是因為缺乏組織」，在罷工浪潮之後，網路上開始出現了類似的反省文章。這也的確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
然而，為什麼「缺乏組織」？問題還不只是在於，所謂的裕元工會，在現實中並沒有代表勞方利益與資方談判、也並非由勞工選舉產生、勞工繳納會費來運作。
更根本的一個問題在於，當我問說，「你們有考慮過，自己推派或選舉一些代表，和資方談判你們要的訴求嗎？」許多位現場工友都回答：「根本不敢這麼做」、「如果由誰出來代表，他很可能會被抓的。」
這些回答一開始讓我有些驚訝。「數萬名員工連罷工十多天都敢了，為什麼會不敢推派代表談判？」但聽了幾位工友的回應後，漸漸確認了的確是有原因的。「像是4月14日那天，我們只是一群人出來罷工集會，帶頭的幾個就被抓了」、「光我們這棟樓，就大概有十個被抓。六、七天後才放出來。」
「好在放出來了。他們現在人呢？還有參與罷工嗎？」我連忙問。他們吿訴我：「回來後，這些人根本就不敢在勞工聚集的地方出現了。他們原本都很積極的，現在什麼都不敢講……」我再問，「到底是被抓去哪裡？」他們說：「聽說他們是被送到『管敎所』，進行勞動改造……。」
「站出來就被抓，有誰還敢出來？」的確，最基本的言論、集會、結社、團結、罷工自由，如果都不能被捍衛，怎麼能期待廣大勞工能有效組織起來？罷工的實踐經驗，讓我們看到了曙光，但也看到了限制。而突破限制的希望，還是就在這群前仆後繼的行動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