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這一場學運非常不中國

民進黨是社運帶頭大哥？
2009/03/08 中國時報 何明修（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民進黨執政八年，自己搞不清楚進步與保守的差別，結果也將大多數人搞得糊塗了。在陳水扁執政末期，民進黨的改革只剩下國營事業正名、拆「大中至正」牌樓、追黨產等政治動作。國民黨一上台，人民才親眼目睹什麼才是貨真價實的保守政權。新政府對於毒奶受害者漠不關心、縱容雇主實行無薪假、用司法手段整肅異己、用警力鎮壓抗議者、用輕佻作秀來倡導「節能減碳」、積極擴編軍訓教官、將農保與國保脫勾、開放離島賭博。可以預見，隨著不滿的累積，新的社會抗議會持續浮現，但是他們不一定會集結成具有政治影響力、能夠持續動員的社會運動。
下台後的民進黨察覺這個政治氣氛，他們突然發現自己的價值原來是「中間偏左」，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中下階級；黨主席蔡英文宣布今年是「社會運動年」，原先在1996年偷偷拿下來的社會運動部招牌又重新登場。民進黨宣稱要走社運路線，同時運用街頭與議會向馬政府施壓；問題是，他們搞清什麼是社運了嗎？
社會運動不是街頭抗爭，也不能等同於動員群眾來達到政治目的。民進黨所設想的，很有可能是去年11月的反對陳雲林訪台抗爭；在那場事件中，民進黨感受到許久不見的群眾的熱情，彷彿魂魄又重新召回了。事實上，從2005年的反反分裂法遊行、06年的紅衫軍，這種政治性抗爭已經是台灣近來常見的現象；它反映了既有的政治分歧，也進一步深入了社會對立；特定政黨有可能從其中獲得政治利益，但是那絕對不是社會運動，而是政治鬥爭的延伸。
社運是由相對弱勢群體所發起，他們要求更合理資源分配或更自由生活方式。社會運動往往採取抗爭的手段，因為他們在既有的管道中缺乏發言的地位；因此，不得不以體制外的方式喚起執政者的重視、或是迫使對手讓步；頭腦清楚的民進黨菁英應該是知道這一點。但是問題在於，他們輕易地就假定：社運的版圖是民進黨的禁臠，只要將抗爭的矛盾導向馬政府，民進黨的社運路線就能夠水到渠成。
從歷史來看，政治勢力並不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發起者。在解嚴前的抗爭中，黨外人士想插手也使不上力；在解嚴後，是勞工、學生、農民等抗爭活動找上民進黨，而不是相反。如果不是種種80年代的社運風潮，民進黨不會提出強調反核、生產民主的黨綱。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社運才使得民進黨在成立初期呈現出鮮明的「中間偏左」色彩。
在執政之前，社運對於民進黨的支持是明顯的事實；然而其關鍵並不是在於他們說了什麼，而是在於做了什麼。在以往民進黨執政縣市中，地方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廢除校園的情治監控、協助森林小學與地方產業總工會合法化、扶持地方文史社團。換言之，當陳水扁將「綠色執政」包裝成為空洞的「品質保證」時，社運團體看到的是一幅進步政治的雛型，也因此才願意獻上他們的祝福。
事後證明，扁政府拋棄原先信奉的基本價值；再怎麼樣寄望於民進黨，社運團體也跟著幻滅了。更不幸地，部分民進黨人士仍不知檢討，仍是炒作「馬巧光碟」議題，以踐踏同志尊嚴方式來到達其政治目的。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些人權團體、性別團體願意接受民進黨的擁抱？
總而言之，如果民進黨不是走半調子的社運路線，就應該以明確姿態來宣示自己相信的人權、平等、生態等價值，並且制止各種背離這些價值的言行。更重要地，如果民進黨不能以執政縣市長、立委等僅存的政治職位重新勾勒出進步政治的圖像，那麼再如何美麗的甜言蜜語也不可能贏得社運團體的芳心。

沒有中國的烏托邦
2014-06-12 張方遠的博客

台灣的空氣中一直瀰漫著一股微妙的氣息，特別是在反服貿的動員與激情之後，這股味道嗅起來更為具體、更為細緻，也飄散的更為普遍。
早在反服貿之前，台港某些知名的文人（或說「書腰達人」）倡議兩地結為「南方聯盟」，甚至不惜以移居的方式促成此聯盟的形成，衝鋒陷陣爭當盟主。4月下旬，一個大陸2歲小孩在香港忍不住內急，家長讓孩子在路邊便溺於尿布，卻演變為一場規模不小的香港反陸風波。隔沒多久，5月11日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他同樣翻出「內需」來說事：「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陳昇此話一出，和那個稱大陸人「自以為是」、「兜里的錢只夠上個網」的香港演員杜汶澤都成了南方聯盟的英雄，甚至有網路媒體鼓吹學習他們「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
一個藝人說的一句話，其實不算什麼；問題在於，他的這句話被人追捧、成為至理名言，表示他說出了這個社會的精神現狀。最近在PTT出現了一則廣為流傳的「笑話」，問：「為什麼中國人喜歡在廁所談民主？」答：「因為門都沒有啊！」──這則笑話的發想就源於陳昇的那段「玩笑話」。
肉麻當有趣，當然是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但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人與人的關係不斷被以物做為衡量標準的「文明」來模糊與掩飾。《重修國語辭典》稱「歧視」一詞的解釋是「輕視，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台灣這個「多元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所謂「落後」地區的人民，用著不只雙重的標準把他們分類為三六九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問題就不只是訕笑、嘲諷與歧視這般簡單，還包括了欺善怕惡式的霸凌與排他，不見得需要真槍實彈、攛拳攏袖的身體暴力，單用語言與思想就有趕盡殺絕的效果。
反服貿運動過後，有網友發起了公民不服從緩繳稅運動，活動開宗明義把憤怒的對象鎖定在大陸學生：「你辛苦的血汗錢幹嘛繳稅後要被馬症腐拿去補助中國留學生？馬英九每個月還補助中國留學生每人三萬元！……公民們，學會必要的不服從！」不只是這個文宣，現在社會上為數不少的民眾仍然以為陸生每月享有三萬元以上的補助，但這個說法只是兩年前政論名嘴在電視節目煽動對立情緒所編造出來的謊言。其實只要動動手指谷歌一下，或用常理判斷，都能知道這個說法的不實性。但問題癥結就在這裡：台灣社會連闢謠的力氣都省了，先入為主地認為陸生等於特權，而如此社會意識在反服貿之後愈趨明顯，讓陸生身上的「三限六不」枷鎖縮得更緊，基本的健康權與工作權只能葬送於政治追殺的態勢之下。
台灣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毫無「中國因素」的烏托邦，對內清洗，對外抗拒，欲畢其功於一役，宣稱是要「島國前進」。成形中的「島國」，繼承、複製了當年「黨國」的政治肅殺；「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記憶，正在熱衷於「懷舊」的台灣島上悄悄復活。幾個「公民團體」正在力推具有準國安法性質的民間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無獨有偶，最近移民署人事搬風，由擅長情報業務的莫天虎接任署長；移民署原來自我期許打造「陸配之家」，如今「查緝共諜滲透」成為其首要任務。與此同時，長年義務提供台灣學生赴陸求學諮詢的夏潮聯合會，也遭到檢調單位移送法辦；主管機關教育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稱他們的態度是不公開鼓勵台生赴陸就讀。
有學者(何明修)稱反服貿「這一場學運非常不中國」，他說的沒有錯，因為「中國因素」成為所有問題的代罪羔羊：在海峽彼岸的大陸人民，以及生活在島上的陸生與陸配，全部被包裹進排斥的黑名單之中，「不中國」成為台灣維持「文明高度」的唯一手段。
文明的美國在「重返亞洲」，文明的日本則積極地籌組「亞洲北約」，目標當然是要封鎖野蠻落後的中國。台灣處心積慮要躋身文明之列，所以沾沾自喜於空氣中的那股反中恐共氣息；但這是前進的力量，還是倒退的濫觴？霸凌與排他，就是大家引頸翹望的烏托邦嗎？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73期，2014年6月11日出刊）

綠媒不敢正視中國大陸成就
2012-06-18 今日導報 作者：台大博士生嚴明

民進黨自從敗選以來一直在強調要在互動中了解中國大陸，雖然尚未採取真正有效的行動，但起碼做出了一番積極的宣示。但在另一方面，親綠媒體卻並不樂見這一轉向的出現，反倒是接連發表文章警告民進黨不要對中國大陸讓步，從敗選之後不久刊發的(自由時報)《誰要中國民進黨》社論開始，就不斷在威脅民進黨說：如果該黨調整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或者修改台獨黨綱，那麼就會遭到選民的拋棄。這一基調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改變。
作為大眾傳播媒體，具有如此明顯的傾向自然會對它的讀者產生重要的影響，並導致民進黨也被其支持者所綁架，不敢多做調整。不過，綠媒對其讀者的影響還不僅包括如此明顯的言論，更體現在對其支持者的思想觀念、關注焦點等的潛移默化影響上。
長期以來，這些媒體很少關注中國大陸的事務；即便做報導，也基本上以負面為主，從而給讀者營造出一種中國大陸是一個可怕地方的印象，進一步拉大台灣民眾與中國大陸的心理距離。雖然綠媒經常宣稱馬英九或者國民黨在欺騙台灣老百姓，殊不知他們自己做的事也與之沒太大區別。
以此次大陸神舟九號發射為例，作為代表中國大陸航太事業發展的標誌性事件，即便其意義並不足以改變世界航太格局，但對全世界來說都可以算是一件值得報導的事件；更何況這發生在海峽對岸，雖然當前條件下兩岸航太領域的交流尚無實現的可能性。
但是，台灣方面縱使不樂見，也仍然是需要關注的事情，畢竟它也代表中國大陸航太實力乃至軍事實力的進一步提高。但是，綠色媒體選擇了忽視；對比親藍媒體的頭版大幅度報導，前者卻是隻字未提、仿佛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種選擇性報導的結果就是讓親綠讀者看不到中國大陸的進步，更無從瞭解對岸的發展狀況，因此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判斷都停留在幾十年前得到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歧視大陸、排斥大陸也就不奇怪了。可以想見：很多人長期接受到的大陸資訊都是負面的，他們當然不會對中國大陸有好感，更不會產生對後者的認同感，也自然不會有改善兩岸關係的需求。
問題就在於：這種觀感並不是基於正確的認知，而是媒體的選擇性報導；這樣凝聚成的民意自然也不該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意，反而可以算作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洗腦。不僅如此，對大陸缺乏好感的那些台灣人因為看不到大陸快速發展的現狀，也就不知道對岸的眾多商機和其他發展機會，只能停留在島內競爭有限的資源，因此也很容易受到政府改革政策的波及成為受害者，反而進一步強化其反對國民黨以及大陸的觀念，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接受到充分資訊的其他台灣民眾，則認識到中國大陸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機會、以及官方所指定的各種優惠政策，紛紛跑到大陸做生意、找工作，或者建立合作關係、並獲得了很多好處，從而可能進一步拉大其與綠營支持者的收入差距。
如此一來，縱使綠媒經常抨擊「國民黨傾中」、「藍媒變成紅媒」，卻不會改變「親綠民眾經濟生活受到影響」這一實實在在的境況。面對這種狀況，綠媒自然會進一步將之解讀為「馬英九無能」等原因所導致；但就像阿扁執政八年的經驗所昭示的，換人做也不會有所改變，因為尋找原因的起點就已經錯了。

廖永來：台獨如義和團 最終成泡影
2013-05-04 中評社台中5月4日電（記者 鄧木卿）

民進黨前台中縣長廖永來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他贊同前黨主席蔡英文幕僚、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姚人多關於「台獨沒市場」的說法。他覺得，如果基本教義派還是只會利用激烈手段，不會開創新議題爭取更多支持者的話，當然沒有市場。他更大膽批評，台獨基本教義派和義和團沒有兩樣。
廖永來曾任民進黨中常委、台灣省議員、立法委員，1997年至2001年當選台中縣長，連任失利後擔任過台灣省政府省政委員、台灣省政府副主席等職，目前已淡出政壇。
廖永來說，搞政治，不能只談理想，更要考量現實、甚至是背後的拳頭。台獨基本教義派還停留在街頭抗爭的激烈手段，這會嚇跑一大堆人。台灣人口有6、7成是中產階級，這些人要的是維持現狀的安定生活，不是動亂。況且，台獨人士不會創造新議題、新的歷史觀以開拓新路線、爭取更多支持者，只會搞些膚淺的動作，令人遺憾。
他認為，姚人多的意思是：台獨如果再這樣毫無創新的走下去，現狀當然沒市場。他更直言：台獨有如義和團，最終會成泡影。

民主的想像與匱乏：大衛‧格雷伯《為什麼上街頭？》導讀
2014/07/09 苦勞網 孫窮理

【作者按】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行動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論述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思想與行動方法的作品《The democracy project:a history,a crisis,a movement》中文版（譯名：《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7月已由商周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受商周所邀為本書撰寫的「導讀」，於本書出版之際同步刊登於苦勞網。

這是一本書，討論何謂「民主」的書。

格雷伯認為，「民主」不但不是美國立國的精神；相反地，把可怕的民主給壓制掉，避免富人、銀行家的財產給多數人充公、分配掉，才是建立共和制度的初衷。透過選舉，人民把政治權力交給少數的菁英，一個包裝成「企業遊說」的賄賂體系構成「1%」的合法統治。而賄賂是這個制度的本質；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用還的債，和不能不還的債

這讓人想起1961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有名的告別演說中，提出「軍工複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私有的軍火工業資本，與科技、學術機構結合，透過遊說、獻金、旋轉門…等方式，在選舉體制下，掌握美國的國家機器，以軍事行動，維持其產業的運作。

這些軍事行動，又進一步把這「1%」的寡頭勢力伸向全世界的範圍；格雷伯提到：「美國的軍事支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海外的七百三十七個軍事基地，至少維持了兩百五十萬軍力。2011年，格雷伯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談到，美國的國債與軍事支出成長的曲線完全疊合，借錢都是用來擴張軍事，以維持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至今（2013的統計），美國的國債已經超過17兆美元，其中7成以上在美國境外；加上世界各國以美元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為了維持自己本身經濟的穩定性，各國只能幫美元「護盤」，不會拿美債跟美國要求兌換，也不會拿美元換黃金。於是美國便肆無忌憚地借錢擴張軍事，回過頭來維持它在全球的宰制地位。

而相較於美國政府這些不用還的債；美國人面對的是「不能不還的債」，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有關：政府和金融機構串通讓人深陷於債務堆裡，學生貸款使未來的工資一大部分落入銀行口袋。地方財政問題也助長了「金融壓榨」的系統：
「…華爾街金融顧問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勾結，則逼得市政機關陷入破產或瀕臨破產。於是當地警察奉命大舉對屋主加強執行草坪、垃圾和修繕等法規，如此一來，罰金源源不斷的產生，就可增加市府用來償還銀行債務的收入。在每個案例中，一部分的收益透過遊說人士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回饋給政治人物。由於地方政府的每個職務幾乎都變成金融壓榨（financial extraction）的機制…」

這個由賄賂、剝削、利益輸送構成，對抗民主的體制，當然極其脆弱，所以，就像它對外以軍事力量維持霸權那樣，在國內也建立強大的壓制系統，那就是警察、司法以及各種的監視系統。

鎮壓民主的國家機器

格雷伯特別提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假「反恐」之名，對於社會運動的壓制；2009年，紐約市警局出動「四組反恐小隊，其中包括配備了各種科幻小說式的新奇武器、從直昇機垂降而下的突擊隊員」，只為了對付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警方對女性施以公然的性攻擊；據說，這麼做的靈感來自埃及，目的是「使女性社運人士遭受的心理創傷最大化，同時意圖激怒男性社運人士為了捍衛她們而訴諸暴力」。當警方企圖對佔領運動主場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清場時，可以集會，但是不能帶帳篷。只要有人拿個睡袋躺下，就會立即被捕。而無論示威者如何抗議，主流媒體充耳不聞。

警察是這樣子的：
「…行動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慌與混亂，他們會對群眾發動大型且猛烈的攻擊，只因為當中一兩個人做了違法的事情，而這些違法事例其實無足輕重，就像是違反停車法規一樣；而就其定義而言，大規模的掃蕩行動，意味著連無辜的路人也會被逮捕，以及在公共場所使用催淚瓦斯或其他化學武器…」

這種狀況，套句美國政府常常喜歡掛在嘴邊的話：這個國家「人權問題，值得高度關注」。沒錯，對格雷伯來說，就是為了壓制民主、避免「99%」的人對「1%」的人進行財產重分配而設計的。

格雷伯用上了他的專長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了整個被和「民主」掛勾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根本是假造出來的意識形態；而在更多被「西方文明」認為是「原始、不文明」的部落，像是原住民、海盜、古代的社會，反而有更多的制度是更接近民主的理想的。

而這就涉及格雷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組織與行動的信念。格雷伯提出了「垂直派」與「水平派」組織的對比，「垂直派」指傳統有明確的層級、領導人的組織與行動模式，而「水平派」則是每一個群眾平等地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參與的組織、強調「共識決」。

集體的想像力：無政府主義方法

經過「黑旗（無政府）與紅旗（傳統左派）並舉」的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與行動者Jo Freeman曾提出《無架構的暴政》（參閱陳信行的翻譯）概念，從實踐的過程發現：共識決容易出現由於缺乏組織制度的規約，在媒體的需求下產生「明星化」的結果，這些明星變成非正式的發言人與決策者。

結果是水平派的「無架構」，比起垂直派的「架構」更糟，也沒有團體的規約可以約制自然產生的明星，本來追求的「直接民主」、「共識」這些東西被摧殘得更慘。

不過，畢竟1970年代已經過去了40年，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論向前面走了不少。格雷伯在這本書裡面，用了很大的篇幅，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實踐，使得這本書的後半本幾乎變成了類似「（無政府主義）組織方法ABC」。

格雷伯對於決定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的興趣，少於對做出這類決定的工具的興趣，因此才這麼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操作方法。這也是對於Freeman「無架構的暴政」在實踐上的一種回應。

而根本拒絕接受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解決問題，也是格雷伯的重要原則。他區別了「直接行動」與「公民不服從」的差異：
「公民不服從通常不會質疑整個法律現狀，因為它針對的是某項法律或政策；事實上，它往往會很明確地打算在既存的法律體制中進行。這是為何採取公民不服從的人們往往樂於被逮捕：這使得他們可以在合法的平台或輿論的法庭中挑戰法律或政策。」

格雷伯舉了砸毀肯德基行動的例子。印度甘地主義分子質疑各地砸毀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的行動，不是因為這樣做不對（事實上，砸毀行動本身就是甘地主義者帶頭做的），而是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砸了店之後沒有等在那裏給警察抓，因為這樣才有進入體制裏面申辯、表達訴求的機會，那如果你砸了店然後就跑掉了，他們不知道這樣要幹嘛。

對啊，要幹嘛？格雷伯解釋，占領華爾街的原初概念，就是「拒絕承認任何既存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沒有政治主張，會得到群眾支持嗎？他如此辯論著：
「唯有在明白表示堅決不肯走傳統路線、拒絕與潛在腐敗的現有政治體制交涉、並且呼籲徹底改造美國的民主，這場占領運動才立刻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顯然，這場運動的成功並沒有受到無政府主義元素的妨礙，反而是因為它才成功的。」

並以一種「集體的想像力」為這本書作結：
「當許許多多的人們同時開始掙脫那些強加在我們集體想像力的鐐銬時，那一刻，即便是最深刻灌輸在我們腦海中的那些關於什麼在政治上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預設，過去也曾在一夜之間粉碎脫落。」

捍衛民主，誰的民主？

寫到這邊，我想該拉回台灣，去審視一下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發生在今年（2014）3、4月間「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反服貿」運動。

當然，兩場運動有一些相同的背景：個人可以掌握的網路傳播發達，參與者非傳統的組織群眾，還有「1%」決定「99%」、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日益分配不均的環境。但是除了這些客觀的條件之外，我們的運動者創造出的這一場運動，實在跟格雷伯口中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實在太不像了。

在這一波「向西（中國）怒吼」的反服貿運動中，對於美國這一個全球帝國主義的霸權，幾乎毫無意識。

有人將2010年代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抗議事件湊起來，用一個「全球正義行動」的標題來概括。假設真的有這樣一個全球運動的脈絡，那麼它發生在美國的華爾街，與發生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絕對有不同的意義；就如同格雷伯所指出的，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人民共同的敵人，是美國，這個政商一體、以賄賂作為其本質的體制，對內打壓民主，對外以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為金融霸權服務。

美國帝國主義，是許多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反服貿運動的主調，是一場因自由貿易協議引發的反中運動。在這個主調之外，如果這場運動也關心自由貿易問題的話，是不可能不將一直主導台灣自由化發展的美國帝國主義思考進去的；特別是今天，它正面臨區域中的競爭者，並以TPP這個「超WTO」規範的協議，要將台灣推向更加自由化、服膺於「1%」秩序的處境裡。

我們的運動，好像也還有另一個主軸，就是「民主」。但是，相較於格雷伯對於美國制度的根本批判，反服貿的論述，是護衛現有制度的，擔心台灣的「民主」遭到中國（及其代理的馬英九政權）破壞。然而，正是在這個制度下，產生了「1%」的寡占、獨裁，制度本身有沒有問題呢？進一步追問：運動所要捍衛的「民主」有沒有問題呢？會不會（像美國一樣）只是個騙人的幌子呢？

只要對照一下格雷伯對「民主」這一個他的核心關懷所下的功夫，就會發現：台灣的反服貿運動，多麼缺乏格雷伯所強調的對民主的想像。

無架構暴政

美國這個被格雷伯徹底否定的體制，就好像在台灣許多人愛掛在嘴邊的「中國因素」那樣，在內部進行鎮壓，對外則是侵略與擴張。不過，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民主」的謊言；對格雷伯來說，為了打擊民主而存在的美國體制，在逐漸消滅了他的敵人之後，竟然鳩佔鵲巢地宣稱它本身就是民主。

這種對於「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缺乏問題意識，甚至有意無意地為其服務，我們的運動者甚至還到為跨國資本打造的「貿易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制度當中去找「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答案。這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關懷，當然是背道而馳的。

缺乏民主想像的後果，也呈現在運動的組織與決策過程。格雷伯提出「勞工掌握（worker's contrl）」與「直接民主」兩大原則；其中「勞工掌握」指的是「任何積極參與某項行動計畫的人們，在該計畫應如何付諸實踐上，都該擁有平等的發言權」，而其建基於「均衡的工作綜合體」（balanced job complexes）：「每個人都必須擔當一定程度的生理、心理與行政勞動」這樣的基礎之上。

在占領議場行動最後，我們只要看一看勞役與決策權不均的「二樓奴工」所發表的〈退場聲明〉，就可以知道這場運動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揭示的理想的距離有多麼遙遠。

而當格雷伯心心念念以「無架構的暴政」為念、展開「共識程序」的實踐之時，我們的運動者則完完全全掉入Freeman所說的「無架構暴政」之中，在媒體的簇擁下，聚光於學運明星的光彩，不可自拔。

最後，相較於佔領華爾街拒絕體制內改革的態度，我們的運動對於體制順服的程度超出想像：整個佔領行動的過程，出現與警方「共治」佔領現場的現象；而最後的訴求，落在「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訴求上，最終回到國會裡（1%的）兩黨政治邏輯（參閱孫窮理〈法制化、佔領行動與民主的悖論〉）。

運動，或者反動？

在這本書的一開頭，格雷伯曾梳理了「全球正義運動」的脈絡，這一場起於1994年，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行動，至1999年西雅圖反WTO示威帶入美國，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發展出「反樽節（減支）」運動。

而2011年初，從突尼西亞人民對高失業、貧困現象的憤怒發動「茉莉花革命」，接著，一連串的「花系列」、「顏色革命」在全球爆發。這些各有其脈絡與性質的運動，其實已經難以歸結到「同一個浪潮（有一些甚至根本是美國政府趁機鼓動的）」底下。

從格雷伯所揭示出全球正義運動脈絡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看，我們的運動，無論就形式或內容，竟處處站在它的對立面上。當然，如果要斷言反服貿，是佔領華爾街或者全球正義運動的「反動」或「反挫」，那也未免過分。畢竟，本書所關懷的許多事情，似乎從來不曾進入過這些行動者的腦袋裡。

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資本主義由全球化發展到區域經濟體，扯碎了工人階級的連帶，也造成全球性的分配不均現象。對於像格雷伯這樣的行動者而言，已經難以使用在全球資本競租環境下被扯得支離破碎的「工人階級」來描述行動的主體，而採取了「99%」對「1%」這個模糊的概念。

不過，一場全球的行動畢竟是展開了；而對於不管多麼年輕的世代，台灣社會仍沉溺與冷戰話語中，追逐著虛假而空泛的「民主」軀竅、淪入不自知的反動輪迴，而自以為跟上了進步的潮流；對於促成趕上這一個早已跨越國境的對話與行動，格雷伯的諄諄之言應當是重要的開始。

北韓與台灣，哪一個是集權國家？谷歌說是美國！
2014/07/07 王大師論壇

先問各位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集權國家？我想大家提供的答案應該都是肯定的。再問：美國呢？第三個問題是：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們受誰的統治比較多？中華民國政府，還是臉書？
我之所以很少批評中國，是因為：你會嘲笑4年級生不懂代數嗎？小學生還沒成熟到需要瞭解代數，才能平安渡過日常生活。
但台灣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自尊心，又或是被利益集團洗腦『正確獨裁』的定義，會一味的嘲笑對岸活在楚門的世界中，而自己則生長在自由的寶島內。但真是如此嗎？
網路自由就是一個例子。比方說，中國的萬里防火牆就是活生生的網路集權案例，一個中央獨裁的共產黨控制整個內地的網路資訊。雖然大陸有百度、新浪、人人、優酷、土豆、阿里巴巴等網路軟體，但流量幾乎都受北京政府的監控，所以可化繁為簡、甚至化簡為一。
反觀自由的燈塔—美國，雖然這個國家沒有一道自由女神防火牆，但有著與老共一模一樣的網路陣容供全球愛好自由的人民享用。對應上述中國的軟體，美國有Google、推特、臉書、YouTube、與亞馬遜，可以說幾乎無縫接軌。
但你會說：美國所有的網路企業都是上市公司，全都是獨立自主經營，僱用獨立董事，擁有全球龐大投資人，與國際投行監控財務。但這論點有個死穴：這些網路企業的資訊流量，全被華盛頓的美國安局(NSA)監控，很多企業的創投資金則由中情局(CIA)包辦。
至於隱私的部份，美國的《愛國者法案》中有一項硬性規定：一旦有美國政府認為是『恐怖行動』的內容，網路公司就必須提供毫無保留的合作。當然，所謂的『恐怖行動』，全都是由美國情治單位說的算，不然就問問死得無辜的海珊看看。
所以到最後，美國之所以不需建構一道自由長城，是因為根本不需要。全球幾乎所有的網路與電信流量，都需經過美國的電信骨幹。這些骨幹，全被美國安局、CIA與FBI監控。傻瓜才會建一道長城，將自己與全球不請自來的資訊阻隔。
這些資訊包括什麼？張忠謀對台積電下一季的營收預估談話、宏碁新一代NB的製程e-mail、王金平與柯建銘對司法關說的私人通話、馬英九與杏仁果的深夜談話、朴槿惠與三星高層的Line訊息、梅克爾與李克強的Skype會議。
如果這些都是機密資料，誰掌握內線資訊，不就有不公平的商業與戰略優勢嗎？那美國不正是在蓋一個新北韓、或是更新版的1984？能夠建一個生態圈，又定義這生態圈為自由聖地，這才是大聯盟應該搞的。
再來到最後的問題：誰才是真正控制台灣的黑手？
請問各位：想要控制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不就是徹徹底底瞭解你的人民在想什麼嗎？以前的CIA與KGB特務，必須利用刑求的方式逼供，才能辛苦的擠出一些機密。現在不要了。政府如果想要瞭解造反人士在想什麼、或生態圈為何，不就開個臉書、推特、Google+後門就好。老大哥不但可用海量資料（Big Data），精準算出這些革命份子的想法、習慣、組織、地點、活動與領袖為何；甚至可用演算模式，控制這些人的現實認知與情緒起伏。
這些資訊又在誰的手上呢？台灣的行政院嗎？還是矽谷的實驗室內？所以講到最後，是誰比我們的軍情局還瞭解自己人民在想什麼、怎樣想、弱點為何、以及如何顛覆這些不正確份子？是內政部？還是臉書？
很多人以為，法西斯的定義是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這類國家層級的暴力獨裁者；但擔任羅斯福總統副手的華勒斯（Henry Agard Wallace）曾警告，他說：「如果將法西斯的內涵定義在一種『以金錢與權力最大化為終極目標，並不惜利用各種手段達到它』，那美國已有成千上萬個法西斯主義者了。（If we define an American fascist as one who in case of conflict puts money and power ahead of human beings, then there are undoubtedly several million fasc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沒錯，也許華勒斯非常瞭解法西斯主義的內涵；畢竟，歷史學家只要稍微做功課，就會發現：希特勒之所以能奪權，主要是靠歐美企業如IBM、福特、摩根大通、可口可樂、柯達、Hugo Boss、福斯、拜耳、西門子等的贊助，其中甚至包括小布希阿公Prescott Bush的銀行資金。
那還是上個世紀的企業規模，如今則更大百倍：也就是說，與主權政府比起來，真正掌控全球權力的，根本就是跨國性企業，且以美國為主。台灣的馬小九或陳阿扁，充其量只是跑腿的小弟：只要聽話，就可平安下台；如有太多自己主見，則牢獄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