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從《左工二流誌》談「組織生活」

2014/06/23

責任主編:孫窮理

【編按】本文中的「工作室」係指90年代台灣重要工運組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的核心機構;而「工委會工作室」即《左工二流誌》一書作者吳永毅早年參與台灣工運的實踐場域。

工委會的工作方法指導與實際組織的領導者,為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及其夫婿鄭村棋)。夏林清的學術背景是心理諮商、團體治療…等心理學與社會工作的領域,而夏與鄭在美期間,曾經受到70年代保釣運動後,滯美台灣左翼知識分子,以及在美進行串聯與鼓吹工作的社運先驅蔡建仁的影響。

夏、鄭返台後,積極從事社運組織的工作,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輔大培養出一批由大學時期開始,就進入工會「蹲點」的組織者,他們由基層的廠場工會,到區域性、產業的工會聯合會的位置,參與了90年代初,台灣工運的大小戰役,當時工委會與主張統左路線的勞動人權協會,以及由民進黨新潮流系所主導的台灣勞工陣線,並稱為「三大工運派系」。

工委會的組織也擴展到如工作傷害人受害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蘆荻社區大學、基層教師協會…等NGO組織,在全盛時期,如台灣倉儲業工會聯合會、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全國自主工會聯盟、中時工會…等都屬於工委會所組織的工會體系;而由具體個案,上升到整體的政策,工委會所發動的「春、秋鬥」也是當時重要的工運年度集結行動。

2003年之後,工委會開始朝向政治運動的面向轉型,歷經「百萬廢票」運動、「人民老大」參選,到「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與「人民民主陣線」,至今已有十餘年的時間。

《左工二流誌》一書的作者吳永毅,早期為「工作室」的核心成員,與夏、鄭的「學生」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年紀長於這些「學生」,他與夏、鄭同樣有過「美國經驗」,又是鄭村棋在中國時報的同事以及工會的戰友。

吳永毅個人自傳體的《左工二流誌》原本為其博士論文,經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出版之後,使得過去特重內部組織,甚至被批評為「密教」的工委會內部運作曝光、被更大的圈子檢視、討論。不過,吳永毅半生參與社運的工作方法,本養成於工委會,即便歷史的情仇糾葛,也終究是連串「內部」對話於人前,除了滿足「獵奇」式的觀看之外,如何開啟更具公共性與社運路線辯證意義的對話,實在需要更多面向的介入。

工委會向為社運界所批判的一個重要特質,是「缺乏政治主張」,過去在「等距外交」、「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操作下,提出「底邊政治」以及「人民(直接)民主」等形式的主張,但是沒有實質內容。

如此,產生如王顥中在〈「左工」與「世代」時間觀的商榷〉中所提出的,與台灣1920到1980,半世紀的左翼歷史,簡單地切割(夏林清語:左翼的人「一整代的人都死掉了」),以及本文作者蔡志杰所提出的「描繪社會圖像以尋求共同利害」,以面對群眾與社會,而不僅僅是在內部組織上,進行排外式的「認同/認異」這樣的過程。

「屁股決定腦袋」、「蹲下來做做你就知道」,乃至於《左工二流誌》中所標舉的「二流人」這樣的語言,也就是工委會所慣常操作「認同/認異」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如果《左工二流誌》果然如蔡志杰所說的,是工委會「內部矛盾的外部化」,那麼,這些「外部」所首先注意到的,是這些「內部矛盾」本身,或者其他的什麼事情,也許是今天想要把這些對話,賦予更多公共性的一個通道。

書名: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 作者:吳永毅 出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發行:唐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868673595

這是一個戀愛的季節 空氣裡都是情侶的味道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 生命像鮮花一樣綻開 我們不能讓自己枯萎 沒有選擇 我們必須戀愛
──張楚〈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2001年,剛從「工作室」裂解出來的本書作者吳永毅,有著寫作台灣自主工運史的計畫,但這個計畫因為若干緣由而一直沒有實現。後來吳永毅到香港讀博士、必須寫作博士論文,於是工運史轉化為他的自傳,也就是《運動在他方:一個基進知識分子的工運自傳》,這本論文經過改寫,就成為今天我們要談的這本書─《左工二流誌》。

這本書因為是自傳,所以包含了吳從小到大的經歷,包括其家庭背景、求學歷程,一直到出國留學開始接觸左翼知識圈,以及回台之後被捲入工運的過程,但其中大部分的篇幅,當然是集中在其參與工運的過程,還有就是與「工作室」之間的關係。

吳自己為這本書列了幾個關鍵字:知識分子、組織、身體[頁10]。吳永毅認為,知識分子擁有主流價值認可的文化資本,而取得並佔用了「領導權」,所以需要特別討論其在社會運動中的身分;社會運動是一種動員群眾改造社會的過程,它需要以集體、組織的方式來進行,當左翼知識分子成為運動組織者時,必須面對改造群眾、改造社會必須先自我改造的問題,因此本書要討論的不是常見的如何組織群眾的問題,而是如何組織組織者的問題。

要讓群眾組織起來,組織者首先得過組織生活。組織不僅是達成某些目的的手段,組織本身就是目的。於是,如同副標題所呈現的,「組織生活」相當程度是本書的重點所在。我這篇文章也將由此為切入點,談談我是如何看待「組織生活」這回事。

一、組織的「路線」問題

吳永毅在本書第八章〈去組織化:領導與挫敗〉,較完整地敘述了工作室的運作樣貌。吳說:

「工委會/工作室」和工運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勞陣/新潮流」與「勞權會/勞動黨」──的路線差異有好幾層向度,包括:左右之分、統獨認同、與主流(藍綠)政黨的關係、組織的工人對象、組織手法、組織本身的成員性質等,但最根本的路線差異,仍是由「二流人‧蹲點」哲學切割出來的。(頁379-380)

所謂「二流人‧蹲點」哲學,其中「二流人」是說,因為「一流人」(尤其是菁英知識分子)擁有太多選擇機會,不會花長時間從事基層工作,所以「二流人」才會是自主工運的主力;「蹲點」是指,需要較長時間待在基層工會從事單調、死板、一成不變的事務性工作,以貼近基層生活世界。「二流人哲學」與「基層蹲點原則」兩者合在一起,就不只是一個選人的標準,還是一個運動的時間尺度(scale of time)標準;參與運動不是投入一個事件、一個月份,而是去經歷一個歷史階段、年代或世代。運動的核心價值就是和弱勢者建立日常的緊密互動,貼近群眾的直接現實利益和困境,一種生命的投資、交換和糾纏,不是資歷(或資料)的取得。(頁379)

吳進一步開始區辨工作室和其他兩個競爭對手的差異:工作室是將新人優先送到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基層工會;勞陣的方式是學運社團菁英進到國公營事業工會,幾年之後這些人就會經由各級選舉轉進政治部門,他們發掘可以政治化的頭人,再透過頭人掌握工會;勞權會不常參選也不太「蹲點」,他們從服務對象中吸收黨員,再以黨員影響群眾。吳永毅認為,不同團體的工作者進場的位置,「相當程度決定(至少強烈影響)了她/他生涯中的行動取徑。」(頁382)

我個人有這樣的想法:吳這本書是以自傳的方式呈現,但如前所述它的緣由部分來自撰寫台灣自主工運史的計畫(吳的大半生經歷也是鑲嵌在自主工運史裡),自傳比較是以個體經歷、自身所在位置出發,而工運史則需要較宏觀、全觀性的角度(雖然我們必然也都會有主觀的部分),吳這本書顯然以自傳為主、所以交代不清其牽扯的所需宏觀部分。這本書已經很厚,我們很難求全要吳處理更多宏觀面的部份,但在這種情形下,如同來自潘毅般的疑問也就不奇怪了:「為什麼大篇幅處理個人與組織間的微觀衝突事件,而沒有描述工運的行動、戰略、歷史與政治?」(頁18)

吳寫到他當時很想回答潘毅說:「論文想解決的就是你煩惱的服務據點怎麼留住人的問題啊」(頁19),這使我忍不住想說,上述的路線區辨,其要旨就是在於「我們和其他團體有什麼不同」、「如何留住人」這樣的問題嗎?如果是,則我還是必須要說,這樣答案的確太過於「膚淺實務」。

吳上述的路線區辨相當程度回應了,在組織的必要性上,要改造群眾必須先自我改造這回事,但這樣的區辨在工作室的蹲點哲學相比於「勞陣/新潮流」的路線是更持久的而非搵豆油、不依附主流政黨取得政治資源以外,有沒有給我們更清晰的改造社會圖像?蹲點哲學如何可以不只是許多人都批評過的「自我標榜」、「站道德立場」的問題而已?

進一步說,改造自身、改造群眾、改造社會,那必然得回答,要往哪裡去。打個比方,不少宗教團體也都有關於改造自身、改造群眾、改造社會的教義,若干團體甚至也要求教友信眾必須身體力行、甚至是苦修苦行。他們找到的貼近群眾、發動群眾的方法,甚至比運動組織更高明,所以宗教團體可以比運動團體從群眾身上取得更多資源。如果只是以基層蹲點原則來檢驗,這些宗教組織可說是符合這些操作原則的,那麼,如果沒有對於改造後的個體與社會圖像,也就是要往哪裡去的問題,則運動組織與宗教組織的根本差異到底在哪裡?

回到三個工運團體的路線區辨。我覺得「勞陣/新潮流」之所以能掌握國公營工會大部分頭人,不僅是他們與綠營的關係、能夠提供工會頭人政治資源,還包括「勞陣/新潮流」發展出一套社會圖像,這套社會圖像或可含混而不精確地被稱為是西歐的社會民主模式,其內涵包括折衷性的、可將工會頭人納入體系的統合式作法,例如所謂產業民主就化約、折衷為勞工董事、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等建制化的管道,進而將統合式的資源分配稍微外溢給這些主要是國公營企業群眾,從而消解了群眾動員的能量。它的社會圖像跟它的操作手法是搭配的,不能不說它的確是一套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理論,只是我們贊不贊同它。

吳永毅說,工作室跟其他兩個工運團體間最根本(黑體是我加上去強調的)的路線差異,是由「二流人‧蹲點」哲學切割出來的。但就我的眼光來看,「二流人‧蹲點」哲學比較像是一個操作形式,它需要更多內容,如果沒有社會圖像的配合,形式如何確保內容的原真性呢?如果缺乏社會圖像,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論證何以展開來,而跳脫個人衝突的困局呢?

二、「人的狀態」:在集體與個體之間

吳永毅在本書一開頭,很快就談到從口試起每次要簡報論文時都會引用的一個小故事(頁9-10):1986年時,年輕的楊照參加了一次當時黨外民主運動的街頭抗爭,在群眾的狂亂口號聲中,忽然有一人過來拍他的肩膀說「革命嘍」,他當時想都沒想就回那人一句「民主萬歲」!但當12年後楊照回顧這件事時,他卻驚異於那種在群眾當中失去自我的感覺。

吳引用這個小故事是要反問,為何是「失去」,而不是「找到」自我?我們應該可以說,吳的反問是要呼應貫穿本書的一個主題:個體的改造、解放,要在集體中進行。

吳在第八章繼續描述了工作室的運作型態,他談到至少有兩個向度的機制,會把工作者鑲嵌到複雜的「社會學習」的脈絡裡。第一個向度是外在的各種場域,從基層工會、行業或地區總工會、跨區域結盟,到跨團體的結盟關係。第二個向度是內部組織生活,其中最內層、最核心的即是「大團體」,介於內外之間的則是各式各樣的督導會議或小組會議。

最核心的「大團體」基本上由幾塊主要內容組成:一、各區塊工作報告和督導;二、當前重要運動情勢分析(通常是鄭報告後帶討論);三、成員之「人的狀態」的檢查與處理;四、各不同區塊間訊息交換和工作交辦…大團體不只是層次較高的學習和督導平台,也因為只有正式入會的成員才可以參加,所以也是組織認同和界線的最高形式。(頁383)

吳永毅提到,工作室和基層工會是工作室早期成員在家庭和學校之外,真正被「社會化」的兩個主要場域:「工作室的實驗社群和基層工會蹲點,兩個場域交互作用且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社群的烏托邦實驗,可能產生熱情青年的過度自以為是(『新世代青年團』式的狂傲);如果只有蹲點,可能淪為『盲修瞎幹、頭腦簡單』,或另一極端的新潮流菁英,僅能練就選舉政客式的世故與圓滑。」(頁388)

關於「人的狀態」,吳談到他進入工作室後,親歷幾件工作室成員重大的人事處理程序,包括成員的婚姻與情感狀況,以及成員的退出等。吳認為在「自我改造」的過程中,還有動態的位置移動作為改變人的方法,在工作室內以「上位子」稱之。

所謂「上位子」,最簡略的定義是指成員主動拿起她/他所在工作位置的總體「政治」責任。「政治」在工作室的語境下,指的不是政黨、國家、選舉、路線鬥爭等狹義的政治,而是指「涉及最核心利害衝突的抉擇或行動」。(頁388,黑體字是原文既有。)

工作位置的調動不必然是直線的,不一定是向上一層移動。吳提到這個方法是要藉著換了屁股來換腦袋:「用理論語言說就是將行動者放置到不同的結構位置,行動者必須依照她/他所面對的生存處境來行動,所以就可以改變她/他的行動模式,以改造自己和增加能力。(頁390,黑體字是原文既有。)

吳永毅在本書較前面的的地方,另外談到了工作室的組織手法與小蔡(蔡建仁)之間的差別。在新光士林廠關廠抗爭以及密謀成立「新左陣線」兩個事件中,吳認為小蔡展現出的是粗暴的趕鴨子上架方法,小蔡的策略是試圖營造出既成的形勢,然後以形勢來滾動事件當事人繼續前進行動:

他覺得營造形勢(或鼓動運動浪潮)來改造形勢下的人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用改變結構來改造人;而我後來經歷的鄭村棋與夏林清的「工作室」路線,卻更著重於改變人如何面對自己在結構中行動的選擇與意義。我不會把這兩個改造人的面向對立起來,因為這其實應該共存,如果只有小蔡面向單獨操作時,它才會變得粗暴。(頁182)

在我的解讀裡,吳大致把小蔡回台灣後試圖組織化一支隊伍的失敗,在小蔡面向上找出兩個弱點:1. 缺乏「讓改變集中指向行動者自身的『方法』(know-how)(頁98,黑體字為原文既有)。方法指的大約是鄭夏兩人的社會心理學實務專業訓練。2. 小蔡在美國的《台灣思潮》以及高雄的社會工作室,尚且有一群夥伴或門徒與他進行分工,或代為處理後勤、行政、協調等繁瑣的事務,但如果要拓展至更大規模的組織,則小蔡單兵衝鋒陷陣的缺點就會徹底暴露出來。

我認為吳永毅在本書前半段對於工作室與小蔡面向的比對,對照於後半段執著於「換屁股就會跟著換腦袋」這種徹底「唯物」的提法,算是「更著重於改變人如何面對自己在結構中行動的選擇與意義」,但我覺得其介紹的工作室路線還是讓我有一種形式凌駕內容、太過格式化或說工具化處理「人的狀態」的問題,它像僅僅是一種較不粗暴的趕人上架的方法。

近年來,除了吳永毅這本博士論文改寫的專書之外,工作室其他成員也發表了不少主要以自傳形式呈現的碩士論文或其他文章。雖然我閱讀上述自傳的範圍有限,但我有一種感覺是,這些自傳相當部分是在處理或可稱之為「運動傷害」的問題,而這些「運動傷害」的問題,除了與當事人的家庭(包括原生家庭及進入婚姻之後的家庭)因素有關之外,「上位子」是其中一個重點:在這些自傳體的敘述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作者自覺不夠上位子,或被同志質疑不上位子,或在敘述中提及同志不上位子的問題。

如果說,工作室摸索出處理「人的狀態」的know-how,而且工作室曾如此頻繁地進行「人的狀態」的檢查的話,那麼,我覺得同樣頻繁出現的不上位子的問題,是因為運動營造形勢以改變人的驅力不夠持續,還是know-how在改變人如何面對自己在結構中行動的選擇與意義這件事上的技術仍待深究呢?

我之所以會覺得吳永毅介紹的工作室路線太過格式化處理「人的狀態」的問題,其實更多是來自直觀以及實際互動經驗。在工運圈待過一段時間且非工作室系統的人,或許會有與我一樣的感受,那就是:工作室成員的確都受到相當完整地訓練甚至內化至身體裡,因為他們對於事情往往有相同的反應與行為模式,簡直每個都像是用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機器戰警。(這是吳所說的「工作室衝擊」之一嗎?)

而吳永毅這本書的最大價值所在,除了提出組織生活的必要性、組織作為方法之外,另外有一個面向,那就是(連同工作室其他成員的自傳)揭示了在人前就算不能說是趾高氣昂、至少也是自信滿滿的工作室成員們,竟然也都有不上位子、徬徨挫折的時候,我們透過這些窗口在機器戰警身上看到「人的狀態」。

三、認異/認同

真正的社運「團結」從不是透過壓抑個體差異而得到的,因為個別行動者有解放自己的慾望時,她/他才會以其整個個體性投入抵抗,從個體行動到集體認同的緊張過程,反而是集體行動的力量來源。所以「團結」是對內部不同成員的個體性「認異」(recognition)的過程,遠比共同對外(面對他者)時需要的「認同」更優先。(頁15)

我們都知道上面這段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一點都不容易。我們今天之所以有緣看到吳永毅的自傳,說穿了是因為工作室無法處理內部矛盾,致使它的前成員藉由自傳的形式將矛盾外部化來解決。這就說明了,即使是像工作室這麼一個曾經嚴密且運行有年的組織,都不見得能夠達到「認異」的過程。

如果在同志之間尚且如此,就更別提在不同的團體之間如何「認異」了。

運動這回事本質上就不適合個體戶參與,因為它需要人力與資源的投入,又要面對與敵人對陣時的傷亡,大家自然傾向於結伴同行、人多好辦事。但可獲取的人力與資源終究有限,在不同的組織、隊伍出現之後,這些人力與資源歸屬何方,如何爭奪分配,有時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沒有另立一條路線,只在下盤做苦工,就會被別人從上面收割(或吃掉)。」(頁415)這句話雖說是由經驗中獲取的血汗教訓,但也因為在這樣的陰影底下,往往由於避免被吃掉,組織本身的的確確已經不僅是改造自身、改造群眾、改造社會的手段而已,它本身就是一項目的:我要跟別人不一樣。

建立團體、組織,意味著畫出一條界線,線內的是同志,線外的頂多是朋友,更遠就是敵營了。在其間,如何將他人、其他團體劃分歸類,這就是認異/認同的問題所在。察覺差異的目的往團結面看是為了不掩蓋差異、要異中趨同,但它在實際運作中卻往往成為確認差異以另立路線。我想我這樣形容應該不算過分:以往有些團體為了要加強內部認同與內聚力,刻意誇大與其他團體間的差異並貶低他人,甚至是以「仇外」的方式來進行「路線」區辨;或是,我們也都曾經在自己的團體內犯過誇飾與他人差異的錯誤。

吳永毅或許會說,不同路線間的爭議,本身就是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的過程,組織就是一場實驗。就歷史長河來說,或許如此,但每個工作者都只有短暫數十年的有限生涯,我們是否有可能盡量避免團體間的傾軋消耗,而將爭鬥的對象上昇至更共同的目標。當組織者面對群眾時,會引導群眾了解彼此間的個人利害差異,而試圖導向更大的共同利害;如果說組織者要改造群眾之前必須先自我改造,那麼組織者是否能夠先學會理解不同團體間的利害差異,從而找出更大的共同利害呢?

組織的分化向來是左翼/進步運動的軟肋所在,我沒什麼可多說,只是依照前面的脈絡再作一些整理。1. 回到本文第一節所言,一個清晰的社會圖像、社會綱領是必要的,它告訴大家我們打算往哪裡去;2. 組織的內部操作方法,我們如何看待「人的狀態」、如何進行「人的工作」,或者換句話說,如何建立內部組訓、內部民主機制。至少要有這兩者,我們從形式與內容的搭配之中,才有可能在不同組織之間看到「路線」差異,從而找出可能的共同利害。

我是覺得,任何想要標舉路線差異的組織,在社會圖像及人的狀態這兩件事上,都必須採取更透明而開放的態度,如此方能爭取更多願意過組織生活的人,而非傳統那種必須人先進來再說的「關門拜師傅」方式。

四、結語

誠如吳永毅所言:「社運倫理的重新建立,有時必須在後現代潮流下勇敢堅持某些古典的美德,不能猶豫、遲疑。」(頁15)我這篇與其說是回應文、倒不如說更像讀書筆記的文章,其主旨就是要呼應:即使當打開組織的黑面紗之後,暴露出來的是「『不足為外人道』的衝突、糾結、矛盾、爭執、暴力、背離、出走與愛恨情仇」(頁1,陳光興語),即使在「集體廢了(failure)又總是社運帶來『運動傷害』的主因」(頁27)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繼續爭取更多工作者願意過「組織生活」。

吳永毅在本書高雄場座談會上,談到他擔心繼「政治好可怕」的庶民式反應之後,本書會帶來「組織好可怕」的效應。這是本書將組織內部矛盾外部化的必要代價。我們不必然預設民眾都是素樸純真的,但社運分子有時過度「謀略」的外在表現,的確會讓組織者與政客或頭人間的界線曖昧不明。

圍繞著同一個事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敘事文本,但這些不同文本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它們何以達到「互為主體」的溝通效果,而不是「互為客體」。這就是我所說,描繪社會圖像以尋求共同利害的重要性。

延伸閱聽:

1.《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張育華、王芳萍、拔耐‧茹妮老王(秋月)合著,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出版,2013年12月。

2.〈孤獨的人是可恥的〉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