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爭議引發家長抗議,有家長為了孩子的志願選填與排序問題,在鏡頭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家長聯盟甚至喊出「自己的孩子自己救」動員上街。究竟如何理解這股來自家長的集體焦慮與氣憤?說到底,還是階級晉升的企圖或者維持階級位置的慾望使然。在所謂入學制度「缺失」這個表面問題背後,反映的是整體中產階級對於自身前途的無望乃至於徬徨,在看不到其他辦法的情況下,孤注一擲地逼上自己的孩子,也同時逼上自己。
既說是免試入學,卻仍有「榜」可放、可落,十二年國教實為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免試」已是不爭事實。但是,我們若不試圖對於這些確實存在且為數不少的追求明星學校的家長(與學生)進行理解,爭辯焦點恐怕就永遠只會沉陷在「政策失當」與「家長觀念」孰先孰後,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上。
目前為止,市面上針對這群家長連同升學主義提出批判的普遍說法,似乎是提倡某種適性教育的想像。例如就在家長遊行當晚,名嘴林火旺在政論節目上所再三強調的:孩子無需非得成為很會念書的菁英,學藝術、學人文、學一技之長,只要投自己之所好便是人生幸福,而幸福不只一套標準云云。這話說得實在不錯,也正確極了,但他的正確也同時是他的不食人間煙火,因而與家長的慾望恰形成兩條平行線,永遠不可能交叉,也不可能對上話。
對於這些普遍的「家長」而言,升學背後象徵的是再現實不過的的鈔票問題,是律師醫生一個月能賺多少的物質問題,以及身分與人際資源等圍繞著這些物質問題而衍生出去的階級問題。在這個「22K」社會,林火旺的說法在這些家長看來,意思彷彿就像是「領22K但心靈富足也是種人生幸福」般──很療癒,但也絕對只可能當作馬耳東風。「適性」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奢侈的想望,他們所設想的競爭對象,是那些口袋隨便一掏就能把孩子塞進私立學校甚至送出國的真正社會上層。而一個僵硬呆板但卻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便是這些中產家長所能看見的唯一出路,當這路被封死時,他們要跟你拼命。
我毫無意願去取消各種改良教育制度的議程之重要,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當前階級社會的條件底下,教育無論如何促進「流動」,最理想的狀況,也就不過是「中層」與「下層」位置的輪流交班。而這種往上層攀附(卻始終不可能企及)的慾望,除了家長外,也早已內化到許多學生的內心──那些自願補習,說什麼都要抓緊時間讀書的學生,早已把自己的性格、興趣與愛好整合為讀書(俗話說的升學機器)。而即便我們可以更為後設地去理解他們又是受到如何如何的價值觀所影響,卻無法否認,他們現在的作為,就是出於一種自主意願,而那便也是他們的「適性」。
促進學生(與家長)破除升學主義的迷思,應該是根本地聯繫上對於社會分層的批判,並且拒絕讓教育機制成為這個分層的鞏固與維持。當教育機制總是緊密地鑲嵌在社會結構當中,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只是教育改革,也必須同時是社會改造,而社會改造沒有捷徑可以抄。
- 林柏儀〈揭穿假的12年國教〉,2012/08/30,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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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臉書網友林宜靜說:[爛政策造成家長之間分裂、互相攻擊,真的很糟糕,大家不要中計,該負責的絕對是施政者。]
人人都罵天龍國,人人想當天龍人,該負責的絕對是施政者??果然是人民推卸自己責任之詞啊。
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很簡單
台灣家長的水平
丟給家教補習班
外加媽祖神棍給它拜下去!
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5834611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6379283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6801198
階級複製或說階級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lass)的概念一直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受到廣泛的討論,馬克斯曾說:「每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都同時也是再生產的過程」。近幾十年來,特別有許多學者專門研究這種,在教育制度裡,藉著精心安排的機制,產生階級複製的現象。葛蘭西(Gramsci, 1971)首先識破說,意識形態的霸權維繫著強勢階級的宰制,政府的學制都是階級結構,以便製造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為促成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代理人(p.3-12);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7)提出符碼理論(code theory)說,要能區分工人階級受到侷限的符碼和中產階級精緻講究的符碼,也要細究社會階級、家庭及語義架構的複製(reprod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之間的關係。他接著努力將宏觀的權力階級關係和微觀的學校教育過程結合,結果發現工人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與中產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之間有很大差異,而這差異透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ing),反映在勞動力的社會分工上,也反映在家庭裡、社會中的階級與權力的關係上(引自Apple, 1982, p.304-352)。
布歐日和金提斯(Bowles & Gintis, 1976)則認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要靠意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nsciousness),而意識在經濟體系裡再生產,是由一系列制度促成的,其中包括家庭和教育體系,他們並且提出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說,教育體系的階層制與勞力市場的階層制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p.47 & p.126-131),他們下結論說,教育體系透過這種對應關係,再生產了經濟的不平等,扭曲了個人的發展(p.48);莫理森(Morrison, 1995)在分析哈伯瑪斯的知識社會學時說,伯恩斯坦力言,學校該學什麼知識是由有權的社會菁英決定的,而哈伯瑪斯則表示,學校的知識——哈格里夫日(Hargreaves)稱之為霸權學術課程——只提供技術性的、封閉性的趣味,不提供解放性的趣味,從而促成社會現狀——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的複製(p.186)。
布迪厄(Bourdieu)(1973)另外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資產,只有識得其符碼的人,才能理解及擁有該項文化資本,它在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p.73),他和帕塞隆(Bourdieu & Passeron, 1991)繼續申論說,有權勢的人,往往盡量利用他們的行為慣性(habitus)〔它是一種認知架構,吾人藉之周旋於社會,筆者註〕,佔盡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便宜,在一向有利於他們的場域(fields)中獲取更多的權勢;依邱天助(1998)闡釋,這種強勢宰制的行為慣性,體現在學校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資本形式,使學校成了社會複製的最佳過濾器,而教育系統以其中立的外貌,卻在複製原有的社會階級結構(p.231-232),例如他們(1990)說,考試成了最靈驗的工具,方便進行灌輸強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功業,他們套一句馬克斯的話說,「考試只不過是官僚的知識洗禮」(p.141-142)。這與阿圖塞(Althusser, 1971)所說,學校是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工人階級也不是任由宰割、毫無抵抗,威禮斯(Willis, 1977)研究來自工人家庭的十二個少年,發現他們有自己的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以拒斥隱藏於課程中的、官方的那些標籤、意義和價值觀,因而使文化複製的機制失效,可是正因為拒絕融入主宰的文化、卻淪為邊緣化,實際上反而強化了階級複製(p.171-183)。季胡斯(Giroux, 1985)批評說,凡課程都是政治性的,學校是為了複製美國生活中一般的價值觀而設,抗拒複製的概念無法適切描述或分析有助益的環境,其實人類機構在其中是可以相當自主地掙脫霸權文化的控制,因此他主張,抗拒複製應該放在政治運動中,或真實政治行動的情境中來討論,應該瞭解如何利用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可以不受宰制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自我反思、自我賦權及解放社會,要走出複製理論,去發展一個批判性的課程。激進教育學派(radical pedagogy)也提議,分析社會複製與文化複製,應該同時分析社會文化的產生與公共領域中反對勢力的歷史沿革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批判運動的浮現之間的關係,這些運動正是為了提供條件,給那些有積極性的、有建設性的改造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意指其思想是解放的、批判的,筆者註〕(Aronowitz , 1993:126-130)。
在台灣,十二年教改以前,也不乏學者研究教育機構裡的階級複製,他們的討論多半放在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正向關係;有些則是指出傳統的因素,如父母對孩子升學的期待,也就是許宏儒(2004)所說,由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士大夫觀念,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屬於漢人的行為慣性,即使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願接受並迎合主流文化的教育,寧可縮衣節食,堅送孩子去補習,只為了學到主流的文化資本,以通過聯考,進入上層階級(p.185-187);他引用杰尼(Geny, 2000:2)的研究以資佐證,認為「缺乏文化資本的孩子,能在學校教育中成功,是因為父母甘願投資,並認同學校的要求」,但這還是在台灣的學費遠比西方便宜,而台灣又沒有品質優良、收費昂貴的貴族學校的條件下形成的(同上,p.187-189)。當補習費加上學費已經昂貴到弱勢父母前胸貼後背都無法支撐下去的時候,當比較便宜的公立學校的招生制度明顯極不利於弱勢學生時,他們僅餘的那一點漢人的行為慣性,就無法再發揮吸收文化資本,加入上層階級的功能了,而這正是我們十二年教改所加速邁進的方向。
本文旨在觀察自1994年以後,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供應所產生的前面學者們提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不過要在一個更大範圍的脈絡中來討論,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以便解釋原有的社會階級在十二年的教改當中,如何被加強複製,並顯現在高等教育的各種層面上。
一、走樣的環境,變調的教改
1994年至今,從表面上看,台灣教改好像是一個島內孤立事件,所提出的訴求無非是,打破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禁忌,要求教育從政府的控制中鬆綁、釋權、交棒給廣大人民,要求保障教育體系裡的多元、自治、與民主,賦予老師教學上自主的能力和創造的空間,開放給家長自由選擇的權利,去除一言堂、獨家攬得教科書編輯與出版,廣建高中、大學,提供更多的升學機會,舒解學生讀書、考試的壓力,減少班級人數,配備寬裕的、e化的學習環境,發展終身教育,營造學習型社會,鼓勵活到老、學到老,提升全民競爭力,最後還要打造國際一流的大學。好像只要舊政權不再專制壟斷,只要我們自己努力改革,《禮運篇》的大同世界自然水到渠成,又好像這改革與外界毫不相干,完全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更好像忘了強調一個問題,就是錢從那裡來?錢又到那裡去?似乎資金不是大問題。
其實這十二年教改,既不是個別偶發的、也不是自動自發的事件,更不是簡單的政黨輪替的結果,它一方面外在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一方面內部受到新興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爭取權、利的進逼,哪兒有利潤,哪兒就得改革,所以資金才是大問題,只要追蹤錢何去何從,就可以把整個假像給拆穿,只要不斷追問,鬆綁以後誰獲利?釋權以後誰攬權?以何種方式獲利攬權?發達到什麼程度?多元入學對誰最有利?誰進入最理想的學校?課程改革有沒有新的意識霸權取代舊的意識霸權?誰接手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是不是完全專業的編輯?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誰負責設立新的高中、大學?品質如何?財務結構又如何?誰在廣開終身教育和EMBA的課程?收費如何?課程內容如何?諸如此類,那麼教改的圖像就會漸漸由模糊而變成清晰,對教改種種的紛擾,也就會了然於心。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
(一)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來勢洶洶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肇始於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當時各民族國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安全及發展的機會,全籠罩在一片疑雲之下,福特主義的量產方式不再能支持工人家庭的生計,新科技的革新加上運輸成本的降低,讓西歐、北美的多國公司能將生產轉移到有利競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形成了布朗與勞德(Brown & Lauder, 1996:2)所說的資本、職業、及技術的「全球大賣場」(global auction),從而打破了各國的民族經濟。它對各民族政權的影響,根據黑歐德等人(Held et al.,1999)分析,有三派說法:(一)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sts)認為,全球化促成貨暢其流,聚攏了人類的活動,卻免不了打破國界,削弱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同上,p.3-5);(二)懷疑論者(skeptics)認為,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政府,反而被利用來增強權力,以管制經濟交流活動,不過有引起文明衝突之虞,尤其在西方國家壟斷管理之下(同上,p.6-7);(三)轉型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s)認為,全球化是驅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力量,但會導致全球階層化,犧牲了弱國的經濟,民族國家的政府仍保有執法權力,可是得因應來自國際強權的壓力(同上,p.8-9);總之,三派都認為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各個層面有一定的影響。
對歐美國家的資本家而言,一方面受制於國內的福利政策、上漲的工資及工會的力量,一方面受誘於資本能「進出」國界、跨國公司的興起及電子通訊的革新,便更加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在國內推動刪減社會福利,和反工會立法,因而造成貧富懸殊及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減少(Murnane & Levy, 1988),令失業率增加,並深深波及弱勢兒童的教育(Halsey&Young, 1991),在國外則設法去除貿易障礙,並將同一套意識形態推動到他國。到1980年代中期,蘇聯的土崩瓦解和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英國及紐西蘭首先推動私有化政策(Pitelis et al. 1993),帶動這些國家跟進,採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打開市場,並將國營企業私有化,以解救岌岌可危的經濟(Byocko, 1995),從而掀起了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布朗等人(Brown et al. 1997)便指出,這浪潮反映到教育層面上,除了使教師職務被無產階級化以外,在民族經濟遭到瓦解之餘,連帶也破壞了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流動的理想(p.7)。
(二)中共走資,兩岸同成新自由主義的俘虜
最近中共國台辦與中台辦針對陳水扁決意廢統,聯名發表譴責的聲明中,罕見地正式提到,兩岸同胞已經結成實實在在的「命運共同體」,提法的確中肯真切,其實何止十幾年,盱衡歷史,兩岸命運從來就是很難切割的。遠的不談,從鄭成功戰敗,退守台灣;到清朝戰敗,割讓台灣;到大陸抗戰,台民抗日;到蔣介石戰敗,退守台灣;台灣簡直無役不與。政治經濟的變化,也是密切相關,國共內戰,大陸經濟惡化,台灣也跟著惡性通貨膨脹,用劉進慶(1993)的話說,不得不捲入與大陸同一命運的浪潮中(p.31);中共進行土改,國府只得推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同上,p.286);中共搞文化大革命,國府搞文化復興運動;大陸實行共產主義,教育免費,工農階級優先,國府也讓小學教育在1964年達到95%的普及率,國中升學率到1980年達到97%,並堅守聯考的公平性,讓三級貧戶能考上台大、當上律師、最後還選上總統。
如今中共搞改革開放,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我們看到了大陸經濟朝向資本主義急速前進,經哈特藍司伯格與博凱特(Hart-Landsberg & Burkett, 2004)的分析,已經呈現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症候群,像失業率高攀、經濟不穩定、貧富懸殊、剝削加深、健康與教育惡化、財政赤字暴增、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外債累積、加速私有化以及工農抗爭問題等等(見《批判與再造》第10、11、12期的連載譯文)。台灣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李登輝政府和陳水扁政府,正好趁此機會,順勢擺脫「共產主義夢魘」,今後不再有後顧之憂,不再有來自對岸堅守平等原則的壓力,其表現在教育政策上,放手大搞階級複製,也就肆無忌憚了;如果說兩岸同胞的「命運共同體」,是這般的福禍與共的話,倒還真是諷刺。
(三)從節制私人資本到發達私人資本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根據民生主義「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原則,全面接收了日本戰前所壟斷的產業,包括糖業、肥料、石油、鋁、機械、造船、鹽業等,並將水泥、造紙、工礦、農林等官營企業,轉移給因農地改革讓出土地的地主,加上一些由大陸移來的紡織業,形成了劉進慶(1993)所描述的,「由官營企業嚴密支配著產業和金融的經濟體制」(p.134),外資企業是後來美國政府強力介入,才得以發展的(Ho, 1978:177),但是繼續發展下去,公營企業變成了蔣介石屬下的官僚資本體系,經營上受到了限制,民營企業反而相對增長,尤其是中小企業(工人數500人以下),在政府的獎勵政策下,成了出口和經濟增長的主角,至於能夠與國營事業相抗衡的大企業或財團,要到1975年以後才出現(同上, p.134-140),1979年,國民黨財經小組為了因應美國斷交,提出了許多對策,省屬銀行民營化是其中唯一不被蔣經國接受的方案,理由是不讓財團壟斷(孫震, 2003:173)。
從1976年到1986年的十年間,大企業的資產額佔全國私人資產額的比率,自58.2%掉到49.1%,而中小企業的資產額,卻從41.8%升到50.9%(劉進慶, 1993:149),從表(一)我們可以看到,1989年到2004年的15年間,200名員工以下的中小企業家數,佔全部企業總數的比例都在96%以上,所擁有員工總數在1995年達到最高峰,佔全體企業員工數的79.75%,資本額在六千萬元以下的企業家數,在1991年1995年期間,都佔99%以上;與他國相較,亦屬少見,表(二)顯示,各國員工數在200到300之間的中小企業所擁有員工總數百分比例,只有日本(75.2%)是超過台灣(70.7%)的。
正面來看,台灣社會在解嚴以前,貧富懸殊相對是比較不嚴重的,表(三)的吉尼係數顯示,從1980年的財富最平均的0.277,逐漸升到2001年財富最不平均的0.35,之後就維持不墜;但恰好到了1994年前後,也造就了一批財力雄厚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姑且不論最高所得組的可分配所得,從1980年最低的36.8%,一路攀升到2001年最高的41.11%,反而特別要注意,第三、四分位組的可分配所得,在1993年正達到顛峰的17.65%和23.44%,可是相對地,第二分位組的可分配所得,則從1980年的最高13.9%,跌到2001年的最低12.08%,而最低所得組的可分配所得,更從1977年的最高8.96%,一路落底到2004年的6.67%。因此,就在這一起一落之間,財力顯著不斷增加的最高所得組的資產階級,和第三、四分位組的中產階級,在解嚴以後發揮了要求釋權與改革的強大力量,其中包括對教改的要求,教改是為誰的利益,就不言而喻了。劉永華(Law, 2002)也提出七項類似的有關台灣教改的「社經因素」:(1)成功的經濟發展;(2)企業家的要求;(3)生意人和專業人員要更多的自主權;(4)中產階級的興起;(5)人民識字水平及教育水平的提高;(6)透過國際貿易認識民主價值;(7)一批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官僚(p.64)。
(四)教育部的內憂外患、上下夾擊
李登輝上台時,剛好遇到台灣的中產階級轉入顛峰時期,而民進黨的核心支持者正是那些反對偏袒大型企業的中小企業業主(Rigger, 2001:40),他一面為了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一面為了迎合反對黨及反對運動的訴求,便採取了葛蘭西等人(Gramsci et al., 1972)所謂的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亦即由上而下地建立新的霸權,但並不變動基層的社會關係(p.107-120),傅雷德曼(Friedman, 2005)申論說,這種霸權是靠結合統治階級和從屬階級兩方的利益,形成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 bloc)所致,台灣人新霸權則是建基於結合國民黨新當權的本土領導階層的利益和民進黨的利益,形成兩者制度性的根本關係,而新的意識形態就是用來使這層關係合法化(p.40-41),所謂「去中國化」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教育部事實上是被挾持著行動的,就在1994年「410教改大遊行」之後,教育部立刻於6月召開已六年未舉行的全國性會議,討論教育改革,然而李登輝卻迫不及待地透過行政院,於9月任命李遠哲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進行體制外的討論,其成員被批評「不僅同質性太高,而且缺乏教育專業及基層教師代表」(周祝瑛, 2003:32),反要讓教育部淪為執行單位。這種內外夾擊的作法,劉永華(Law, 2002:67)稱之為「鉗子途徑」(pincer approach),潘慧玲(Pan, 1999:75)稱之為「三方力量倡導為了教改」(three forces advocating for educational reform),教育部無法主導全局,卻要負起最後的成敗責任,這樣的戲碼往後還不斷重演,例如由副行政院長劉兆玄負責的跨部會「教改推動小組」,在教育部長吳京的極力反對之下,依然於1996年底成立了(周祝瑛, 2003:57)。
二、不公平的多元入學方案
現今台灣的升學體系乍看之下,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的,仔細檢查卻發現有兩個決定性的關卡,一個是國中升高中、職,一個是高中、職升大學,所以這兩個關卡的升學管道顯得最為複雜,愈是複雜,就愈能關,愈能卡,而且每每關住、卡住的都是資訊不靈通的弱勢家長及學生。在2000年以前,這兩個關卡都是以一年一度的聯考來把關的,聯考「窄」門是因為僧多粥少而被嫌太窄,但其考試方式及內容卻可一目瞭然,教科書只有一種,考試科目是固定的,考試題目仍有跡可尋,也經得起公評,考生無論出身豪門或貧戶,一律得經此窄門,雖然也有補習或不補習、具不具有文化資本的問題,但大致上公平性較不受質疑,對弱勢家庭而言,就算要改,也要改得更公平,而不是愈改門愈窄。
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於2000年開始實施,管道有六種之多:(1)基本學力測驗(又稱基測)分發;(2)推薦甄選;(3)申請入學;(4)自願就學輔導方案分發;(5)資賦優異及特殊身分學生保送;(6)直升入學等。每一種管道都有其不同的施行細則,密密麻麻、洋洋灑灑,家長、學生、老師、學校為了找出最合適的入學方法,忙成一團,補習班的各類解說專家及代替報名服務紛紛出籠,為了滿足各種管道所要求的條件,家長與學校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花樣不一而足,一個考季下來,果然問題重重,在輿論的壓力下,六項升學管道即被簡化為三項:(1)推薦甄選;(2)申請入學;(3)登記分發。到最近再併成兩項,即推薦甄選與申請入學合為一項。
但是根本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例如基本學力測驗原來只是鑑定學力的門檻,如今卻成了鑑別錄取成績的標準,比起過去的聯考,其鑑別力當然不如,而且以前聯考人數最多時,頂多十萬出頭,現在一次基測集合全台三十萬學生,愈改規模愈大,「聯考怪獸」變成了「聯考大怪獸」,何改革之有?再者,原欲採計國中三年在校成績,卻因懷疑其公平性而作罷,各高中、職校為了鑑別優秀學生,則盡量加大推薦甄選和申請入學名額的比例,以2003年為例,原則上登記分發佔當年新生的70%,但如果該校同時採取上述三種方式分發,則登記分發比例就可降至60%,於是篩選機制就落在甄選或申請時所需的資料審查和面試上,而這40%的名額正是弱勢學生可望而不可及的,因為甄選入學要評量才藝表現、綜合表現、發表作品、參展紀錄、社團表現、實地操作、特殊事蹟、寫作、口試、表演及各類術科等,而申請入學則要評量在校成績、特殊才能、優良品德、綜合表現等,這些都是優勢家長和補習班能輕易安排的,並且可能從小學就開始安排了,假設甲學生所送審的是,一大疊自小參加各類校內、校外比賽的獎狀,而乙學生送審的只是幾張成績優異和品德優良的獎狀,評審老師明明看出乙學生很優秀,卻很難將乙學生評分得比甲學生高,更不用說來自各方面的關說壓力,以及考慮到有錢家長將來對學校的貢獻等。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情形更複雜,一年兩次基本學力測驗換成高中學科能力測驗(又稱學測),入學管道也是推薦甄選、申請入學、聯合分發等三種,但是要外加一次各大學合辦的指定考試,考試科目數由學校自訂,分甲乙丙三案,甲案考零到三科,採計學測成績作為校系檢定及一般檢定,乙案考三科,採計學測成績作為一般檢定,丙案考五到六科,不採計學測成績,只依指定考試成績分發,今年還要加考一科公民與社會,指定考試遠比學測難得多,因而比較具有鑑別力,也較受明星學校青睞,其實經由丙案聯合分發的就等於過去的聯考,只是錄取名額已少掉了許多,此三案直到最近才並成一案。至於推薦甄選與申請入學的篩選機制問題,則完全與高中、職入學一樣,只是審查資料和面試的權力,由學校旁落到各科系,其複雜的程度是可以想見的。現在來看看一些統計數字和學者的研究,以了解其不公平制度的內涵。
(一) 明星高中的學生進明星大學
明星高中是明星大學的先修班,這已不是新聞了,只是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可能沒有很清楚的概念,由表(四)顯示,2004年17個明星高中佔滿了公立的四大名校台、清、交、成的名額,它不僅意味著學費便宜,師資、設備優良,而且也代表未來就業的容易,17個明星高中只有三所是私立的,換句話說,大部分這些學生連續享受了七年公立明星學校的優厚待遇,這與就讀英、美的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超級昂貴的精英學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駱明慶(2002)的研究亦指出,台大的學生有82%是來自20個明星高中,北一女畢業生有一半進台大,而且台北市學生進入台大的機率是台東縣的15倍,不僅可見階級複製的問題,更顯示城鄉差距的問題。可以推想一個國中畢業生,如果沒考上這20所明星高中,若還想進台大,就必須與全台所有的其他學生去爭取剩下的18%名額,其難度也是可以想見的。蔡美華(2002)從六所明星學校(北一女、建中、中一中、中女、南一、南女)取樣545個數理資優生,發現他(她)們父母具有高社經背景的佔58%,中社經背景的佔31%,低社經背景的只佔11%(p.80);薛承泰(2003)研究台大社會系的學生發現,他(她)們父親80%高中以上學歷,有一半是大學以上學歷(p.81),比起與他們大約同年齡50歲男性的平均學歷(國中二年級)顯然高出了許多(p.37)。
(二) 弱勢學生進職業學校
另外應該注意的是,表(四)中沒有一所是職業高中,陳建州和劉正(2004)在分析了「台灣教育長期資料庫」的統計數字(見表五)之後下結論說,在多元入學方式下,家庭收入每月在10萬元以上者,以及父母教育程度在專科以上者,其兒女就讀高中、職的排序是,公立高中、私立高中、公立高職、私立高職(p.123);楊瑩(1994)和薛承泰(1996)也發現,家長教育程度高的學生多半選擇普通高中,而不選擇高職;陳怡靖(2001)研究高中/技職分流的結果是,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學生讀高中的比率越高,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學生讀高中的比率越高(p.268);表(六)是2003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所提出,低所得家庭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之比率,明顯可看出,讀公立高中學生的家庭每月收入,從最低不到2萬者,只佔四類中的20.72%,到最高20萬以上者,佔50.39%,而讀私立高職學生的家庭,從最低收入者佔34.98%,到最高收入者佔10.26%(p.196);黃燕飛和周談輝(2003)認為,精英學生多數進入普通高中,成績不佳的窮家子弟只能求其次選擇高職,大學錄取率達八成時,高職升技職學院的比率卻僅有五成(p.155);升學及職業期望應是家長不選高職的理由,以1996年為例,只有17.71%的高職畢業生升大學,同年高中畢業生升大學的則高達58.88%,另外表(七)的六項教育水平裡,自1979年以來,高職畢業生的失業率,不是最高,就是次高。
(三) 推薦甄選與申請入學的玄機
許多學者都提到推甄與申請的入學程序是不公平的,黃昆輝與郭生玉(2004)的分析認為,(1)多元入學方案複雜難懂,除了管道複雜之外,學測檢定標準又分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底標五種,指考檢定標準也分高標、均標、低標三種,採計科目還有加權比重0%、25%、50%、75%、100%五種,往往與校系特色毫無關係,偏離適性選材的目標;(2)公平性受到質疑,甄審過程人情關說、徇私舞弊時有所聞,甄審標準缺乏客觀公平的原則,有些學系口試成績竟佔總分比例70%以上;群策會2002年民調顯示,受訪者認為推甄與申請方式公平的僅有17.47%,不公平的有65.45%,家長認為公平的僅有17.04%,不公平的有67.8%,教師認為公平的僅有12%,不公平的有77.14%;(3)推甄與申請定位不明,推甄是由學校推薦二、三人至某一校系為限,申請則一人可申請至多八校系,家長誤以為這是入學的多次機會,結果產生多次考試、多次挫折的負面效果(p.7-9)。綜上所述,弱勢家庭根本很難在這麼複雜而昂貴的遊戲規則裡討得便宜。邱淑惠等人(2003)對中興大學 新制入學大一新生的調查也發現,贊成多元入學的僅26%,不贊成的有42%,認為它公平的僅10%,認為不公平的有71%。王雅蘭(2003)對高高屏地區國三生的研究也類似,57.7%不支持推薦甄選,五成以上不支持申請入學,僅30.6%支持,但卻有49.7%支持恢復聯考(p.134-5)。
周祝瑛(2003)指出,整個甄選過程加入許多考試技巧、資料準備、學生特殊才能等,使家庭因素便得更重要,有人認為,對很多弱勢子女相當不利(p.193);陳建州和劉正(2004)的訪談發現,有學校參加推薦甄試者大多是資優班學生,有學校將他們集中輔導,加強補習,各校顯得無心照顧課業較差者(p.124);蔡宜芳(2003)的研究發現,經申請入學的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指數(38.16),顯著高於舊制聯考(33.50)、新制甲案(33.28)、新制丙案(33.40),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以申請入學進入公立大學的相對優勢,顯著高於考試分發和推薦甄試入學的學生,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以考試分發入學進入公立大學的相對優勢,顯著高於申請入學的學生,她提醒當局,應注意申請入學的招生流程是否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p.132)。
(四) 升學壓力不減,經濟壓力卻增加
黃昆輝與郭生玉(2004)也提到學生壓力不減反增,台師大教研中心2001年的調查結果,僅18%教師認為多元入學可紓解升學壓力,80%教師認為無法減輕壓力,69.62%家長和86.28%教師認為升學壓力比聯考增加,原因有二:(一)校系都會以學測成績與指考成績搭配選材,學生只好兩種考試都參加;(二)半數以上的校系指考都採取丙案,學生只好六科全考,學測五科加指考六科,最多可達十一科(p.8);如果加上最近教育部要加考的公民與社會,則可達十二科,每考一科需繳150元。周祝瑛(2003)認為,花許多報名費南北征戰,所費不貲,能夠負擔的家庭勢必只有中上階層(p.194);秦夢群(2004)提出報考費用的數據,一次聯考約1,030~1,510元,一次考試分發1,250~2,700元,一次推薦甄選1,650~3,150元,一次申請入學510~2,870元,還不包含審查材料製作費、車馬費、住宿費等,他認為這對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是不小的負擔,使多元入學成了多錢入學(p.74-75);王雅蘭(2003)發現,有51.6%同意多元入學加重了家長的經濟負擔。
此外,由於教科書市場化,家長需付更多的錢來買教科書,而且參考書是由出版商壟斷的,價錢沒得商量,加上一綱多本,要買也買不完,只好去補習,補習班老師才能提供綜合所有版本的講義。雖然2003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提出的數據顯示,見表(八),升高中、大學的補習人數從1993年逐年遞減,並結論認為這與擴充校數及擴大招生有關,但如果考慮戰後嬰兒潮消退,以及近年台灣家庭少子化的嚴重情況,這結論則很難站穩,例如該數據中升高中重考班和國中家教班補習人數,十年共減少92,600人,但黃榮村也宣佈,在同時段裡,國中畢業生減少了88,000人(周祝瑛, 2003:179),如果再算進移民、小留學生和台商帶到大陸讀書的孩子,兩相抵消,實在看不出補習風氣有消退,何況不補習未必就因為容易升學,有可能是因為沒錢,遠見雜誌2003年「全國大調查」顯示,48%的學生沒補習,是因為屬於中低收入家庭,沒錢繳補習費。教育部最新公佈資料也顯示,全國共有14,000多家補習班,十年間增加了5.5%,可見過去包山包海的大型補習班,已經被數倍的社區型的小型家教班取代了,補習風氣依然興盛。
三、不公平的學校財務基金制度
學校的財務基金制度也是很複雜的,不過我們大略可將其財務基金來源分成兩類,一類是學校管理階層所籌集的款項,一類是學校直接受到政府補助的款項,自行籌集的款項包括學雜費、捐款、對外營收、產學合作計畫、及理財所得等,政府補助對公、私立學校是完全不同作業的,公立學校是每年由教育部直接編列預算並撥款的,私立學校則必須事先提出申請,經過冗長批准程序撥款的。劉秀曦(2002)認為教育部之所以願意補助私立學校,其理由有三:(一)憲法及私校法明文規定,教育部得獎助辦學優良的私立學校;(二)政府鼓勵私人興學;(三)政府採低學費政策,未經許可禁止調漲(p.117)。這也映證所謂完全自由的教育市場化機制其實是不存在的。
(一)公、私立學校間的差別補助
陳麗珠(2000)推論認為,由於私校學雜費收入佔其財務基金高達60%到70%,而公校學雜費收入只佔15%到20%,低學費政策自然造成私立大學的低品質(p.88);此外,政府提供給公立大學的經費,往往是私立大學的好幾倍,湯堯(2003)所提供表(九)顯示,公立大學每年所獲補助佔GDP的百分比為私立大學的倍數,從1993年的4.83倍逐漸降到2000年的3.01倍;但是如果個別把公、私立大學學生人數作為分母,見表(十),卻發現每位公、私校學生平均分到的補助相對比例,一直維持在5.8倍與6.7倍之間,並沒有距離拉近的現象,這正是近十年不斷放任私立大學及技職學院擴張的結果,見表(十一),而教育部每年增加私立大學的補助總額,是因為學校變多、學生增加的緣故,絕非真要拉近距離。另外,教育部對私立大學有獎助與補助之分,1993年兩者比例為20%與80%,1997年調整到50%與50%,其用意就是減少例行得發的補助金,增加操之在我(教育部)的獎助金,名義上可要求私立大學進行各項改革,實際上卻以此大砍補助金額,秦夢群(2005)認為,用意良善卻造成部分私立大學獎補助金減少,學校設備低落的狀況(p.49)。
(二)學費上漲仍有利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學費上漲一直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一方面各校財務吃緊,要求提高學雜費,一方面家長、學生抗議不停飆漲的學雜費,此議題又是教育差別待遇的另一個指標。1998年以前,學雜費收取的規則是由教育部直接決定的,上漲幅度本來依當年四月物價上漲指數調整,1998年以後,教育部放寬了漲幅,規定上限11%,附帶條件各校必須撥5%學費收入來獎助清寒學生,然而實施結果卻走了樣,劉秀曦(2002)指出,有學校將5%學費收入用作吸引優秀新生的獎學金(p.199);公立學校因每年補助漸少,傾向採取11%的上限漲幅,私立學校則寧願只調5.5%,甚至根本不調(p.121)。看來似乎很吊詭,Lin(2005)提出兩個原因,(一)私校面臨招生壓力;(二)教育部進行道德勸說(p.92)。
其實私教體系已經進退維谷,教育部預算年年緊縮,雖不再阻止學費上漲,但由於私立學校不斷增設,而台灣正面臨少子化,大陸學歷又不被承認,無法招收對岸財力夠、能力強的學生,市場競爭益形激烈,又要應付教育部各種減縮補助的壓力,學費的調漲只好採取保守政策,勉強度小月的辦法就是縮衣節食,而這一縮就縮在教學與設備的品質上;何況,壓低私校學費並沒有真正縮短公立學校優勢學生與私立學校弱勢學生之間的差距,表(十二)顯示,私立大學的學生平均負擔的學費,到2003年仍接近公立大學學生的兩倍,比十年前也漲了20%,依行政院主計處及教育部的新近統計,20%最低所得組可支配所得到2004年已降至297,305元,假如一戶有兩個子女在讀私立大學,每年學費將高達208,164元,佔這些最低所得組每戶收入的七成,剩餘不到9萬元要一家四口過一整年,真是情何以堪。難怪家扶中心去年籲求援助,因為在他們扶助的1,041個案例中,有284高職學生考上大學,卻被迫要放棄註冊,其中多達77%上榜私立大學,只有23%獲讀公立大學。
(三)被壟斷的就學貸款
就學貸款是否有助解決這個問題?高中校院以上申請就學貸款的人次,從1994年的4萬人次,暴增到2004年的70萬人次,同一時期申貸金額從14億6千萬暴增到1,300億,申貸人次增加17.5倍,申貸金額增加89倍,貸款利息在1996年到2002年間,維持在7.5%至8.1%上下,2002年以後才降至3.175%,該年正因為有抗議高學費的運動出現,例如「反高學費聯盟」的抗議活動,此聯盟的四項訴求可見這個問題的核心,(一)學貸零利率;(二)開放承辦銀行;(三)延長還款年限;(四)提高私校補助。當首購房貸利率可以低於3%,台銀給高鐵的優惠利率甚至低到1.546%時,弱勢學生的貸款利率竟可高達8%!美、日的同類貸款利率也只有2%到4%而已;而且承辦銀行只有台銀、北銀、高銀及土銀四家,利率和各類手續費由這四家銀行說了算,形同獨占,趙守博(2002)引述東吳大學學生洪浦釗的計算,單單2002年一月到九月,四家銀行從學貸所賺利息收入,就高達25億3千萬元(p.8);此外貸款年限8年也確實太短,日本為10年,美國長達12年至30年不等,目前房貸還款年限也是20年至30年,何以獨苛弱勢學生?一個私校畢業生,學貸負債約42萬元,加上8年利息(以利率7.5%計)12.6萬元,共54.6萬元,平均每個月要還將近5千7百元,其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環顧現在大學文憑貶值的情況,如果他想再讀研究所,則負債將更加倍。
(四)私校募款,人間冷暖
募款的表現各校差距很大,通常受到巨額捐款的大多是歷史悠久、校譽卓著和校友有錢有勢的知名綜合大學,公立大學普遍也比私立大學表現優勢,表(十三)是湯堯(2005)提供9所國立大學2002年受贈收入較預算增加的情形,清華大學 募款績效甚至成長2.23倍,連新設立的國立大學也都比預期高出一倍以上(p.331);表(十四)則是湯堯參考潘淑婷所整理近年企業家巨額捐贈大學的情形(同上,p.364),其中也不見私立大學,湯堯更感慨的說,在企業巨額捐贈的市場光譜裡,幾乎看不到科技集團或金融控股以外的企業,也沒有文化、藝術、體育、教育等團體,就接受捐贈的學校而言,更見不到尚在起步的新學校、非綜合性或單科的學校,大學是不是也將踏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地步?(同上)
林孟潔(2005:94)與湯堯(2004:198)兩人都提到捐款者有「寧捐寺廟,不捐學校」的觀念,私立大學募款成功者,也是靠宗教力量,劉秀曦(2002)指出,1997年給私立學校的最大的兩筆捐款,都來自佛教團體,一是給南華大學,佔該校那年總收入94%,一是給慈濟大學,佔該校那年總收入77%,其他的私立學校則捐款有限(p.122)。雪上加霜的是,所得稅法對私校也不利,蓋浙生(2005)指出,個人對私立學校所為之捐贈,在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時,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之20%,為營利所得申報時,不得超過申報所得總額之10%;而私立學校法則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校興學基金會對私校捐款,個人捐款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50%,營利事業之捐款不得超過所得總額25%,但捐給政府(含公立大學)則不受此限,使私立學校募款不易,而公立大學獲大幅成長(p.387)。
校友常是捐款的主要來源,蔣安國(1998)提供某校捐款者分配比例為,校友(61.69%)、財團法人(12.19%)、企業(10.67%)、董事(7.78%)、家長(6.78%)、教職員生(0.56%)及社會(0.053%)(p.121),表(十四)也顯示巨額捐款有三分之二來自校友,事實上,明星公立大學的校友也比較力量雄厚,尤其是政界位高權重者。
(五)師資公、私懸殊,技職偏弱
教職員人數也是一項檢視財務金制度的指標,表(十五)是1998年到2001年公、私立大專院校教、職員與學生比例之比較,雖然公立學校的師生比在降低,私立學校的師生比在提高,公校師生比在2001年仍是私校師生比的1.75倍。黃燕飛與周談輝則指出,技專校院約有2萬名專任講師,講師比高達65%,師資素質有待提升;且師資大多來自普通大學背景,並不具產業實務經驗,以致教育內涵與業界需求落差甚大;教師升等亦多比照普通大學,技術專門性著作升等不被肯定,因此技專校院無法發揮務實導向的特色(p.154)。這正是造成技職學院畢業生失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窮家子弟的悲歌
在做結論之前,筆者再引用兩項數據,來看看教改12年後,教育體系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情形有多嚴重,先看彭森明(2005)所提供,2003年清華大學 教育研究中心,對台灣大學 校院一年級學生調查的結果,表(十六)為不同家庭收入的大一新生就讀各類校院的分布比率,彭森明表示,家庭年收入低於50萬元的學生,只有11%上品質優良而學費低廉的公立大學,而家庭年收入在115-150萬元、151-300萬元、301-500萬元之間的學生,上此類公立大學的比率都在20%以上;另外家庭年收入低於50萬元的學生,就讀學費較高的私立科技大學、私立技職學院及私立專科學校的比率,要比其他學生的比率高,依次是12.1%、29.3%和6.4%。表(十七)是不同父親教育程度的大一學生,在各類校院的分布比率,彭森明分析,父親教育程度在國小及國中的大一學生,只有9%-10%進入一般公立大學,而父親教育程度在大學及研究所的大一學生,卻有30-40%進入一般公立大學,父親國小教育程度的學生,上私立技職學院的比率,要比父親研究所教育程度的學生高很多,31%比7%(p.7-8)。
其次黃昆輝與郭生玉(2004)引用2003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實錄說,中低收入家庭(指全戶收入在114萬元以下且申請學雜費貸款者)子女進入私立大學就讀的人數愈來愈多,2002年約佔84.6%,就讀公立者僅佔15.4%,他們批評說,私校收費近乎公立的兩倍,但教育設施、環境及師資素質,遠不及公立學校,品質好的學費較低,品質差的學費反較高(p.11)。
表(十八)是馬信行(1997)提供關於工人學歷背景與不同職業類型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一個人擁有愈高學歷,比較能獲得愈高階的職位(p.46);由快樂工作人雜誌2005年所做的一份問卷調查,見表(十九),全台灣前1000大企業徵才時,五大工作類別中,有四項類別的前十大最愛大學生十分之七屬意公立大學,所餘一項類別也有十分之六屬意公立大學,至於技職學院,無論公立、私立均不在被考慮之列。華特斯(2000)說,教育膨脹(education expansion)未必帶來經濟成長,但卻是經濟變遷的回響,而且肯定會導致文憑貶值(p.241-251);前面表(七)中我們已看到,大學畢業生現在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對私立學校的畢業生而言,上帝關了一扇門,卻沒有打開另一扇門。用高強華(2004)的說法「三度懲罰」(p.204),只因貧窮。第一度懲罰,窮家子弟在不公平的升學制度中,拚死拚活才考進學校;第二度懲罰,讀的學校卻是高學費、低品質的;第三度懲罰,畢業以後手上的文憑已經貶值,無法找到像樣的工作,還背著50萬元的債,往後八年內要還清,一切只因為自己出身貧窮。這就是12年教改所採行的不義機制造成的後果。
請參考表格 一 至 十八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5834611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6379283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6801198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雅蘭 (2003) <高中多元入學方案意見調查之研究> 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快樂工作人雜誌 (2005) <2005年台灣1000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
調查> (台北)
邱天助 (1998) <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 桂冠書局 (台北)
邱淑惠、陳吉仲、曾偉君、李佩倫 (2004) <用經濟學的角度看新舊制度之大學入學方案-以中興大學 為例> 發表於第十屆台灣教育社會學論壇「變遷中的社會文化與入學制度改革」學術研討會
周祝瑛 (2003) <誰捉弄了台灣教改?> 心理出版社(台北)
林孟潔 & 吳金春 (2005) <台灣高等教育在追求國際競爭力下潛藏的發展失衡危機> 載於教育研究月刊133期
侯念祖 (2004) <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與市場化> 載於批判與再造5期
馬信行 (1997) <1990年人口普查中教育與職業資料分析> 載於政治大學學報 75期
陳怡靖 (2001) <台灣地區高中/技職分流與教育機會不均等性之變遷> 載於教育研究集刊47輯
陳建州 & 劉正 (2004) <論多元入學方案隻教育機會均等性> 載於教育研究 集刊50輯4期
陳麗珠 (2000) <我國教育財政改革之研究 (三)-高等教育財政改革> 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秦夢群 (2004)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實施與改革之研究> 載於教育政策論壇 7卷2期(台北)
秦夢群 (2005) <我國獎補助私立大學政策之分析> 載於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63期
孫震 (2003) <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 三民書局(台北)
許宏儒 (2004) <Bourdieu 文化資本思想再教育機會均等議題上的闡釋>
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
彭森明 (2005) <台灣高等教育應如何進一步落實公平化的理念?> 載於教育研究月刊 137期9月號(台北)
湯堯 (2004) <高等教育經營>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台北)
湯堯 (2005) <籌資募款與大學發展> 載於陳伯璋、蓋浙生(主編),新世紀高等教育政策與行政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台北)
黃昆輝 & 郭生玉 (2004) <教育問題的解決途徑> 載於黃昆輝(主編),教育政策與教育革新,心理出版社(台北)
黃燕飛 & 周談輝 (2003) <技職教育:找回技職教育的光榮與尊嚴> 心理
出版社(台北)
楊瑩 (1994) <教育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 師大書苑(台北)
蓋浙生 (2005) <學費政策與大學經營> 載於陳伯璋、蓋浙生(主編),新世紀高等教育政策與行政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台北)
群策會 (2002) <民意調查> 載於邁向正常國家(2002群策會編)(台北)
劉秀曦 (2002) <我國大學教育財政改革之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台北)
劉進慶 (1993) <台灣之經濟> 人間出版社(台北)
趙守博 (2002) <「不要讓我被錢當掉,給我公平的就學機會」記者會實錄> http://www.npf.org.tw/Symposium/s91/911109-IA.htm
蔣安國 (1998) <大學公關與募款策略研究:組織與捐款者的交易觀點> 載於 廣告學研究10期(台北)
駱明慶 (2002) <誰是台大學生?> 載於經濟論文叢刊30輯1期(台北)
蔡宜芳 (2003) <公立大學校院入學機會之調查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高雄)
蔡美華 (2002) <高中資優生之生涯發展準備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彰化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系博士論文 (彰化)
薛承泰 (1996) <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 載於台灣社會學刊20期
薛承泰 (2003) <十年教改為誰築夢?> 心理出版社(台北)
英文部分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y apparatuses. In Cosin, B.R.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England: Penguin Books Inc.
Apple, M. W. (1982).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London:Routlede & Kegan Paul Ltd.
Aronowitz, S. & Giroux, H. A. (1993). Education Still under Siege London: Bergin & Garvey
Bernstein, B. (1973).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urdieu, P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J. Karabel &A. 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91).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Exclusion and selection - p.141)
Bourdieu, P (1973).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urature. Cambridge: Polity
Bowles, S. &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ycko, M., Shelifer, A. & Vishny, R. (1995) Privatizing Russia. Cambridge: MIT press.
Brown, P. & Lauder, H. (1997)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lsey et al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P. K. (2005). ‘Learning local languages: passive revolution, language markets, and aborigine education in Taiwan.’ A Dissertation of Temple University
Gates, H. (1981).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In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Gates, H. (1996).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roux, H. A. (1985). Education under Siege: The Conservative, Liberal and Radical Debate over Schooling. Massachusette: Bergin and Garvey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Gramsci, A., Quintin Hoare, & Geoffery Nowell-Smith (1972). Selecti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nal Publishers.
Halsey, A.H. & Young, M. (1991) ‘The family and social justice.’ In Halsey et al.(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t-Landsberg, M. & Burkett, P. (2004). ‘China and socialism.’ In Monthly
Review Vol. 56, (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 Pa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Ho, Samuel P. 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960~1970.
Conne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w, Wing-wah. 劉永華 (2002). ‘Education reform in Taiwan: a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Taiwanisation.’ ompare (Vol. 32- 1)
Lin, Men-jie & Wu, Jin-chun. (2005). ‘The development imbalance crisis in higher education by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wer.’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May, 2005
Morrison, K.R.B. (1995) Habermas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Durham). Chapter 10 and Appendix A.
Murnane, R. & Levy, F. (1993) ‘Why today’s high-school-educated males earns less than their fathers did: the problem and an assessment of responses?’ I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3/1:1-19
Pan, Hui-ling. & Chien Yu. (1999). ‘Educational reforms with their impacts on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in Taiwan, R.O.C.’ In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Vol. 10, No. 1, p.72-85.
Pitelis, C. & Clarke, T. (1993).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Clarke, T. & Pitelis, C.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Rigger, S. (2001).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Walters, P. B. 華特斯 (2000). ‘The limits of growth school expansion and school refor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 T. Hallinan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1-263).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 Plenum Plushers.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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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戥
教育市場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可見的教育政策發展現象,其理論就是要政府放鬆管制,讓教育回歸市場機制,自行運作,優勝劣敗、自然淘汰,不但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彈性,而且還可以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更優品質的商品和服務。台灣當然也不落人後,自解除戒嚴以來,一波接著一波的教改運動與措施,也是朝著鬆綁及市場化的方向前進,從多元入學方案到廢除聯考,從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到教科書開放民營,從廣設私立大學院校到公立大學法人化,無不依循這個思想脈絡去設計與推動。然而十年教改的結果,不但家長沒有獲得更多的選擇,教育品質也沒有提高,這一點筆者在本刊創刊號中已有提到,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教育市場化之後,到底哪些人獲利?
一、多元入學變成了「多錢入學」
(1) 有錢能使鬼推磨
先從兩年前喧騰一時的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弊案談起,報載台北地檢署起訴書指出,原台師大生物系教授曾哲明,89年12月擔任該競賽總召集人,透過建國中學生物老師湯炳垣,涉嫌接受參賽學生家長陳家偵招待喝花酒及召妓,為擔心醜聞曝光而竄改該生初試成績,讓該生有資格參加複試,破壞競賽正確性與公平性,並重挫多元入學方案政策威信,依貪污治罪條例中的賄賂罪提起公訴,分別對三人求刑兩年。(中時,2002.08.23) 若曾、湯涉案屬實,此處便值得加以細究。
此案之所以會牽涉到多元入學方案,正因為多元入學方案中,容許奧賽得獎者保送大學,並有利於參賽者申請入學及推薦甄選過關,記者陳榮裕有幾段精確的描述:
⋯⋯其他家長可能還搞不清楚「奧林匹亞」和「奧林匹克」有什麼不同,還忙著打聽「甄選」和「申請」的差異時,陳家偵已藉著建中校友的身分和雄厚社經優勢,熟識建中指導老師,並循此取得和奧林匹亞競賽評審選拔計劃主持人的關係。
⋯⋯誰握有資源和工具,誰就擁有較多參賽權。建中指導教師湯炳垣有推薦學生權,師大教授曾哲明有評審學生權,握有如此大權的人,卻與學生家長糾纏著金錢債務和聲色招待的複雜關係,即使他們聲稱如此關係並不影響競賽成績,但誰會相信呢?
⋯⋯陳家偵扯出案外案,他的兒子參加國際科展時,曾因誰掛名而引發一連串爭鬥劇情,作品是誰做的難以釐清,但清楚的是,從找作品題目和實驗過程,以及實驗場地和工具,博士級的家長都有「介入」的痕跡。
⋯⋯家長拿出證據,抖出一連串科展黑幕,學校涉嫌虛報科展參賽名單,學生作品抄襲台大教授論文,並連帶指出,一名前部長級政務官女兒就讀國中時,也因此被「夾帶」過關。(中時,2002.03.21)
我們看看陳案的內容,其心思之細密,手法之靈巧,背景之雄厚,關係之複雜,便明白這不是一般升斗小民、工農大眾所辦得到的,可是多元入學方案偏偏就有這種後門可以走,使得許多家長和學生陷入「收集資料、包裝資料」的瘋狂狀態,充分發揮了「造假文化」的本質,為了取得優勢列入這十分之二的「甄選」或「申請」名額,也從而讓人見識到五花八門、淋漓盡致的「多元能力」,這不但沒有改革教育,更是十足的「反教育」。台大社工研究所教授林萬億直指,多元入學方案不利窮人,他以台大社會系91年度約50名申請的學生為例,個個都有厚厚一疊獎狀、證明,包括直笛、鋼琴等才藝獎,如果家境不好,怎麼可能參加這麼多的才藝補習。(聯合,2002.04.20)
(2) 校門八字開,沒錢莫進來
其次我們再從多元入學的申請費用來看,92年3月台聯立委蘇盈貴指控,部分私立大學科系,藉申請入學斂財,他點名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招生只要30人科系,初選錄取900人,第二階段僅考智力測驗,每人要交500元,該校15個系,因此海削考生540萬元;蘇委員指出,許多科系光是報名費就收入近百萬元,每年多元入學制度創造商機超過10億元,利用甄試進大學學生,每人平均花費2萬元;而稻江在回應該指控時說,他們是依教育部招生規定,提高入學學生刪選倍率,且其收費是全國最便宜的。(聯合晚報,2003.03.08)
於是我們看到了,是教育部的招生規定開了這一扇門,而這還是最便宜的,假設有一個學生兩次學測成績都考得並不理想,千方百計獲得了推薦去參加甄試,同時又去申請了最高限數的八個系,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初試、複試、淘汰,最後回頭還得參加指定考,結果被分發到一個勉強選填的學系,因為他所最想讀的學系,全都被重複錄取的名額佔據了,算算他所花的費用,想想他所歷經的心理及生理的折磨,真是情何以堪;回到家經濟拮据的父母,還一昧地把過失歸咎於該生的成績太爛,殊不知多半的問題是出在我們的入學制度,它肥了學校,瘦了孩子。
(3) 學測大怪獸,吃乾又抹淨
除此之外,負責這種超級大聯考的大考中心也是吸錢機,90年末代大學聯考時,投考人數也不過12萬人,現在的大學學測人數卻已超過16萬人,隨後做為分發依據的指定考人數也約有11萬人,第一次國中基測人數更是超過30萬人,隔年也有19萬人,以前末代大學聯考報名費是800元,現在參加大學學測則漲到950元,是高普考的兩倍,另外申請入學的報名費是100元,第二階段甄試要再繳600到1500元,指定考科報名費是100元,每報考一科多加收150元,報考六科則加收900元,如此一次考試下來,該機構收入必然相當可觀。
收了錢好好辦事也就算了,偏偏他們又有出書斂財之嫌,立法委員程振隆於92年4月公開質疑,大考中心出版的有些書籍,售價都是印刷成本的8、9倍,明明是公益單位,怎麼可以賣得比民間的教科書還貴?他估算了一下,若所有考生都買了其相關的出版品,銷售總額應接近2億元,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學生購買,也有2000萬元,但該中心連續兩年編列的服務收入,卻只有700多萬元 (聯合,2003.04.01),多的錢都到哪去?
此外還傳出洩題嫌疑,李慶安等多位立委於91年5月向教育部檢舉,該中心研究員陳坤田任職長達11年,該年4月30日離職後,5月1日馬上到劉毅英文家教班,開設英文講座,講授指定考科英文作文,及閱讀測驗解題技巧,家教班甚至在廣告宣稱,陳是「大考中心靈魂人物」,曾在闈場負責組合題目,研究出閱讀測驗答題技巧;教育部長黃榮村認為陳坤田行為不宜,但不代表有洩題,他將請政風等相關單位追查,並希望大考中心訂定類似旋轉門條款的規定,督促離職人員適度利益迴避。據了解,陳坤田的離職真正原因是,他在職期間幫出版社編高中英文參考書,違反了工作內規,而遭人檢舉。(聯合,2002.05.30)
有一種說法認為,申請與推甄只佔全部名額的五分之一,仍有五分之四可依考試分發,它不會影響整體的的公平性。筆者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因為五分之一的名額,就已經夠那些排名前十分之一最有權勢、最有資源的富爸爸們長袖善舞、上下其手了。或問說,難道大學的老師就這麼不值得信任嗎?筆者倒要反問,既然要學西方的申請入學制度,為何一直不敢採計學生的在校成績?難道國中、高中的老師就這麼不值得信任嗎?既然要提升大學生的素質,就應該讓學生入學容易畢業難,何以大學由你玩四年的風氣依然如故?難道大學教授就這麼愛給營養學分嗎?其實應該說,歐美國家的老師,在給評分時,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申請入學制度可以行之有年,而我們在老師們還沒建立這種公信力之前,談多元、談開放,則只會把後門開得更大而已。
二、新課程修訂,修肥了學者與商人的口袋
(1) 建構式數學先肥了始作俑者
針對教科書的修訂與民編,我們也從一件令人咋舌的事件先談。建構式數學的興廢,已經造成了整整一代白老鼠小學生數學成績的低落,而這項禍害的最大獲利者,卻可能是一些當年推動此項教學的學者們!親民黨立委李慶安91年10月提出質疑,該年國小課程修訂小組召集人、成員,且是國立編譯館數學教科書編審主委、委員的黃敏晃、朱建正,長期應聘在中華少年科教公司舉辦的安親班教師在職進修營等課程,擔任建構式數學講座、教具推廣,頒發學員結業證書,有違利益迴避原則。(中時,2002.10.24)
堅決反對建構式數學的資優出版社社長林貴榮指出,教育部於一年前便掌握黃敏晃、朱建正在外斂財的事實,卻遲遲沒有動作。林貴榮說,黃敏晃、朱建正在外刊登招生廣告,以3000元一堂課的費用,散發建構式數學的相關證書,而且兩人推動的建構式數學,需要藉助大量的教材輔助教學,所以兩人從台大退休後,開設教材教具公司,推估每年光是賣教具就賺進2億6000多萬元。(中時晚報,2001.08.12) 黃敏晃的反駁是,他純粹幫忙朋友才擔任這賣科教為主的公司講師,當時民間教科書商因買書送教具,造成經營困難,他才開課,1小時鐘點才1600元,⋯⋯他主編國編版數學教科書,只拿稿費,沒有版稅,他絕無主導課程標準,靠賣教具謀利。(聯合,2002.10.29)
換句話說,到該公司任課是事實,不過鐘點費只有林貴榮所說的一半,球員兼裁判既編書又審書也是事實,只是沒拿版稅;至於他那些來繳費上課、買教材、買教具的徒弟們,領了血統證明書後,自然就可以到各地補習班去桃李滿天下囉!據相關業者估計,數學教材費和補習市場,一年至少有100億(中時,2001.02.19),以黃、朱兩人的身分背景,介入這市場這麼深,分享其中一點肥水,其實也不為過;也難怪當教育部長曾志朗,見美國教育界決定停止建構式數學教學時,便再三喊停台灣的建構式數學教學,卻仍被多拖了三年才停辦,100億的商機畢竟不是區區一個教育部長所能擋得住的;只可惜180萬國小學童卻錯過了他們學習數學的黃金時段。
(2) 教科書市場,任你巧取豪奪
至於全部的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金額則遠大得多,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民進黨立委余政道92年1月指出,根據統計估算數據顯示,以91年度國中一年級九年一貫課程主科國、英、數教科市場分佈,康軒版的部分,國文科市場佔有高達52%,訂購冊數達16萬餘冊,英語科市場佔41%,訂購冊數12萬餘冊,而數學佔有市場分佈41%,冊數為12萬餘冊。以此推估,康軒公司在國中一年級的國、英、數三科參考書市場,已佔有近五成的「先天佔有率」,若以一科參考用書單價380元價格相乘,其潛在市場收入高達1億5400萬餘元。而此與教科書市場收入2400萬餘元相比,高達6倍的利差,恐有交叉補貼之嫌。(聯合晚報,2003.01.11) 這只是一家出版社國一主科的一年可能銷售量,故有人估計,91年九年一貫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超過300億。(聯合,2002.04.16) 而全部國中、小加上高中的教科書參考書市場,則一年約七、八百億。(聯合,2002.12.26)
市場這麼大,自然各大書商便卯足勁來搶食大餅,其促銷手法既讓人眼花撩亂,也讓人目瞪口呆。最常見的是,一、贈送教具、教材,甚至連觀察自然生態的青蛙也都送;二、捐贈設備,只要學校開口,就為學校裝置電腦設備或外語資訊教室;三、配合學校活動,提供物品或金援;四、開出「試教費」行情,爭取老師試用其教材;五、免費為老師舉辦新課程研習活動;六、有時送些根本與教學無關的東西,如礦泉水、烤麵包機、電視、冰箱、光碟機等;也有請吃飯、招待出遊的。(聯合,2002.04.16)
台中師院國教研究所許淑玫,90年於「國民教育研究集刊」第9期,所發表論文『一幅課程改革實施現象的圖像』中提到:
最引學校注目的附加價值是,「協助學校完成總體課程計畫暨規劃課程統整方案」,在這份「物超所值」的大贈品下,學校須提報教育局審核之總體課程有了著落,很多行政人員及教師頓時覺得心頭大石落地,而這份遠比教科書更重要的附加價值,形成了許多學校遴選教科書的「重量級考量」。各校立場或因不清楚統整概念、無心進行,或因人力不足、缺乏自行規畫時間等因素,最後接受教科書商所提供的「五星級服務-編製課程計畫」者大有人在,而根據書商提供之光碟範例,依樣畫葫蘆亦多矣。
(3) 學者也愛來插花
在教科書市場中,學界與商界掛勾的現象本來司空見慣,但是有兩個單位是特別讓人無法容忍的,一個就是大考中心,另一個就是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而偏偏這兩個單位都傳出不顧利益迴避的新聞。91年12月,中央研究院 史語所研究員盧建榮出書爆料說,清華大學 歷史所教授張元,身為教育部聘請的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綱要制訂委員,參與制訂綱要,卻自己又寫教科書,所寫章節雖有不符綱要,卻仍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同時,他參與91年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命題,卻又是龍騰版歷史教科書的作者,違反利益迴避原則。(聯合,2002.12.30)
立委李慶安於91年3月指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前任校長歐用生,不但獲聘擔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小組的委員,也是新課程綱要的審訂委員,未顧及自身角色,卻擔任國內最大書商康軒公司的董事,也是該書商籌辦康橋中小學的董事,另外,歐用生也擔任「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的理事長,但這兩個單位卻竟然設在康軒公司的大樓裡!(中時晚報,2002.03.27)
(4) 聯合壟斷,你奈我何?
當少數書商經營了足夠的人脈,募集了充裕的資金,佔據了大半的市場,一朝利益與共,便可形成市場的壟斷,進而與公權力對抗,下面這個案例可為見証。自從91年7月辦理國中小教科書聯合議價之後,業者為彌補教科書減價所遭損失,9月開學後大幅調漲參考書價格達35-38元,引起各界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經過數月的密集調查,公平會於92年1月9日決議:康軒文教、南一書局、育橋文教公司非法限制經銷區域,扣留經銷商合約書等不當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合計處罰575萬元罰鍰。公平會還認定:康軒、南一、翰林等事業,在教科書市場佔有率合計達四分之三,實際銷售額已超過10億元,屬於獨占事業,乃訂出「行業警示」,業者必須積極修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聯合採購作業目的因應行為,不宜有獨占事業的禁止行為、聯合行為,包括不得再聯合抵制議價。(聯合,2003.01.10)
其實,依公平會的說法,無論聯合抵制議價或集體漲價,違者最高可罰2500萬元,三家書商若兩者皆違,合計應可罰到1億5000萬元。然而三家書商於91年暑假被檢舉時,正是因為台北縣十七所學校辦理國中小教科書聯合議價,遭書商聯合抵制並干擾其他同業到場,未出席書商更被教育部發現,於會後聚會,集體重貼參考書價格、提高售價。(ibid) 教育部把鍘刀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不但聯合抵制議價部份不罰,集體漲價部分也以十五分之一的金額意思意思了結,相較於書商一次漲價所獲利潤,這麼小的罰鍰能起什麼作用,實在令人懷疑。
就在公平會決議之後,康軒文教事業在無預告之下,突然將下學期的國小英語教科書漲價四成。(聯合晚報,2003.01.11) 不僅無視正將被罰的事實,而且違反其與台北縣、市教育局所簽「共同供應契約」,言明調價不得超過10%的約定,更不應該在約定一年的中途漲價,結果激使台中近百所國小開會決定串聯抵制。 發起抵制的台中縣烏日鄉五光國小校長黃銘傳指出,康軒出版的國小英語課本每套有課本、習作、音標、二片CD,一至三年級一套從280元漲到440元,四至六年級一套從300元漲到460元,以前國立編譯館的課本,一本才23元,每位小朋友一學期課本費才170元,現在則2700元,改革讓家長負擔沉重,不如回到從前。(ibid)
(5)一魚六吃,卻不顧品質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課本、習作、音標根本可以編成一本,CD也不需要兩片,而且多半學生不會去聽它;這種拆冊灌水的手法在其他科目也很常見,例如康軒版國小一年級上學期國語就分成,首冊課本、首冊注音詞語簿、首冊多元習作、上冊課本、上冊生字詞語簿、上冊習作,一共六本,這在過去,單單一本國語課本就可解決了。還有課外參考書、評量、測驗卷,更是種類多如牛毛,恨不得讓家長們買到手軟,再加上一綱多本,學生在面臨學測時,真是書海浩瀚,就算買得起,也不知從何讀起,只好上補習班,靠老師整理分析了。
那麼教科書品質有沒有好一點呢?仔細檢查卻發現金玉其表、敗絮其中。教育部92年2月委託桃園縣國教輔導團,針對一、二、四、七等四個年級,共151冊九年一貫教科書檢閱錯誤,結果發現70幾個錯別字,800多處有疑義內容。(聯合,2003.03.20) 同年五月起,教育部便推動「教科書抓錯,老師有獎」機制,只要是最先檢舉,確認無誤,老師記功,還可以累計。(聯合,2003.04.16)
(6)教材DIY,價廉又物美
民營教科書既然又貴又差,又灌水又壟斷,學校及家長就任由宰割了嗎?來看看一則DIY的故事,台北縣頂溪國小一群老師,自行研發教材、編印教科書及習作,一學期費用才350元!教材內容貼近學生生活,習作與評量也精心編制,具有啟發作用,獲得不少學生家長好評。該校擔任第一線教師工作已有27年的王修亮老師說,她和其他9位老師,從88年10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公佈起,犧牲所有課餘時間及寒暑假,一反過去照本宣科的教學方法,而將遊戲融入學習,自行增修、編訂教材,並情商台灣藝術學院教授謝如山、花蓮師院教授廉兮擔任顧問,協助他們建構教材的理論和知識架構,以及學童的人格建構過程,於90年開學前,完成小一課程編訂工作。(聯合,2003.04.16)
王修亮說,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是爭取家長支持。他們先寫信向家長說明,再一一打電話聯繫、溝通,最後並舉行座談會,當面交換意見,結果4個班132位家長,只有3位缺席,經說明後,只有1 位家長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擔心小孩將來到大陸無法和大陸學生競爭,但經過一個學期的的授課後,再也沒有家長提出反對意見。(ibid)
全國教師會肯定這種教材DIY的作法,並希望政府訂定獎勵教師自編教材辦法,鼓勵校內自編或跨校合編,徹底切斷書商和學校間的關係;秘書長吳忠泰表示,雖有不少教師有意自編教材,但受限於上課時數過多,和缺乏相關資料,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希望教育部能增加教師人力。他說很多老師質疑,不知道政府推動的是「常人教改」還是「超人教改」,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與改革,要求老師自編教材,卻只能利用課餘及休假,然而,並不是每個老師都能像王修亮等人那樣完全奉獻的。(ibid)
(7) 教育不是數字,不要加減乘除
筆者認為應該叫做「疲人教改」,其做法乃是典型的「又要馬跑,又不讓馬吃草」,而這種思維可一直延伸到最近教育部的一項規畫。由於今年國小一年級新生人數,40年來第一次跌破30萬,教育部規畫釋出部份國中小教師名額,改聘兼任教師,以解決「流浪教師」問題。例如,一所編制10名專任教師的國小,若釋出一個員額,即可增聘4.5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名兼任教師每週授課14節,餘下9名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可減授五節課。(聯合,2003.02.23) 這種規畫剛好顯示出,把教育商品化的荒謬性。
它就好像說,一斤鱈魚(專任)等於4.5斤吳郭魚(兼任)一樣,只顧把專任教師的薪資、授課節數(鱈魚價格),換算成兼任教師的薪資、授課節數(吳郭魚價格),完全不把專任教師對學生的輔導、與家長的互動、批改作業及聯絡簿、建立學生生活規範、承辦校內外的活動、結算總成績等等繁重的工作列入考慮,外加例行的校務工作、教學研討、行政會議等,全都落在裁員剩下的專任教師身上,不使他們「心力交瘁」才怪呢!更不用奢談騰出人力去自編教材了。
兼任教師的教學品質,也無法等同於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通常是只會更差不會更好的,因為兼任教師不必負責班級的經營,也隨時可以跳槽,更可以到處兼差。如果說教育部官員們,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懂,筆者是不相信的,真正的動機應該是為了選票與財務的考量,每釋出2個員額,便可換來9張「流浪教師」的選票,同時還省掉各種福利、保險、及退休金的支出,太划得來了。這一點還可以從近來登報支持320公投的學者名單中看出端倪,許多因教改而崛起的文教基金會的成員都名列在內,其中曾為文批評此次公投者大有人在,但是還是得支持公投,因為大家屬於同一個生命共同體,都已被綁樁了。
三、升學壓力不減反增,造就了補習班的第二春
本來教改是為了紓解學生的升學壓力,寧可讓此壓力延伸到考研究所的階段,也不要叫國、高中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就面對殘酷的升學競爭。然而,結果不但青少年的升學壓力沒解除,反讓此壓力一面向上延伸到研究所的階段,一面還向下延伸到國小,甚至學齡前,從而造就了各類補習班的蓬勃發展。
(1)國中生請假到補習班「朝七晚十」
從今年二月教育部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全台灣補習班總數有11,990家,是十年前總數(1,900家)的6倍多,其中文理補習班已超過5,000家,約十年前的9倍,外語補習班增加7倍,連技藝補習班也增加了3倍半多。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也針對台北市國中生統計發現,國中生補習率為63%,平均每週6.6小時。而遠見雜誌2003年所作「全國教改大調查」則顯示,那些沒補習的,有48%是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沒錢繳補習費。
由聯合報民調中心所作民意調查發現,高達81%的國中生曾參加補習,其中有86%從國一就開始補習,為了讓升學的道路更順暢,還有16%的國中生特別去補習才藝課程,18%去當義工或做其他社會服務工作,平均每位國中生睡眠時間為7小時,國三生則只有6.5小時。(聯合, 2002.04.14)
不但補習盛行,而且還補到日夜顛倒、本末倒置,台北市議員王浩調查發現,國三學生為了因應多元入學方案,出現「國三假」風潮,相當多的家長利用醫生證明、親自到校請假等手法,讓學生請假不上課,前往補習班「朝七晚十」或在家K書,有一位國三學生一學年曠課高達一千節,校方提出的曠課原因竟然是「不明」;另一位學生一開學就請一個半月假,請假原因直書「準備學力測驗」!(中時晚報, 2002.04.30)一位沈姓國三學生家長表示,他女兒班上有時超過一半學生請假,班上鬧空城計。這些請假的國三生,多半是到補習班「隨班附讀」,即和重考的國四生一起接受密集的複習功課及模擬考。(聯合, 2002.04.14)
(2)高中生集體到補習班報到
高中生也不惶多讓,聯合報記者張錦弘指出,2002年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因為考試及招生方式都改變,很多明星高中學生求好心切,擠向補習班求個心安,補習班也樂得重金利誘,將來可以有活廣告。他們以全班集體報名則減收學費的方式,招攬生意,更有人設下十萬元獎金,頒發給報名人數最多的班級。北一女三年級就有一班獲獎,該班46位學生有31位報名此家補習班,其他同學沒補習的不到5人。(聯合, 2002.06.12)也有補習班讓學生憑學校成績單領獎學金,台南女中有一名學生連續三次段考都第一名,就領了八千多元的獎學金;也有補習老師購買價值六萬多元的電腦當摸彩品,只要學生小考100分就可參加摸彩。(聯合, 2003.04.07)一名建中高三學生說,班上40人,沒有補習的不到5人,現在教科書版本那麼多,學校頂多教一兩個版本,補習班老師會綜合各家版本,重點整理得好好的,複習功課有效率,讀起來也較安心。(聯合, 2003.04.11)
這些菁英學生況且如此,一般程度的學生不補行嗎?其實,補習班設獎金也不是什麼不惜血本,羊毛出在別隻羊的身上!他們用菁英學生的在校成績和考試錄取率,大肆廣告吸引一般學生來跟進,至於這些學生的補習效果(用教菁英學生的教法,來教一般程度的學生,效果當然不好!),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了,換言之,他們用從一般學生身上賺到的錢,來補貼所發出去的獎金。
另外,參加補習還有一項附加價值就是,目前多元入學的管道複雜繁瑣,申請或甄試的規定紛亂如麻,家長與學生在一片茫然之餘,只好依賴補習班的特殊服務,代填志願、代選科系、代替報名等,別無選擇,其服務費用有的補習班會自行吸收,有的補習班則利用家長的無知,巧立名目,藉機撈本,例如,包遊覽車集體參加考試等等。
(3)研究所是補習班賺錢的新天堂。
據教育部統計,從2000到2002年,國內研究生人數增加約38,000人,成長45%。記者林志成等人估計,報考研究所的人數現在已高達13萬人,僅錄取3萬5千人,錄取率不到三成。(中國時報,2003.11.03)於是升研究所的補習班就成了補習界的一枝獨秀,其補習人數由十年前的3萬多人激增到現在的7萬多人。(聯合, 2003.04.10)由Career 書籍館透過網路民調所做的「研究所報考熱度調查」發現,一、尚未具備研究所學位者,高達90%目前或未來有唸研究所的打算;二、考研究所是因為升遷遇瓶頸,或自感學歷不夠;三、70%選擇補習準備考試;四、大學生提前到大二開始準備,至少想報考5間研究所;五、80%要先唸研究所,再入社會工作;六、50%認為,念一個研究所還不夠;七、電機資訊與商管所人氣最高。
現在升大學的錄取率已經達到100%了,正如前教育部長吳京所預見,讓每個人都有大學文憑時,文憑就自然無用了。但不知他有沒有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人們已經更往上追逐碩士文憑了,小至大二的學生,老至壯年的社會人士,全都蜂擁到補習班來充電。報載目前市場行情,補習一科的費用是六千到一萬,一個人可能補一到三科,每年市場規模達好幾千萬,甚至上億。大碩補習班董事長邱昌其說,去年非常不景氣,但升研究所的補習班的整體業績仍成長5到10%,真是難能可貴。(中國時報,2003.02.09)
記者楊欣怡報導,這類補習班有兩樣特色,其一就是,老師多半由大學教授兼差。國內知名的升研究所補習班大碩集團,旗下共擁有300名教師,其中三分之二的老師,同時在公私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副授教、或教授,有些甚至是系主任或院長等重量級學者,其餘三分之一則是博士候選人。其二就是,這些兼差教授的收入都很高,大約都是在學校任教的2倍,例如副教授本薪7萬,在補習班可賺到14萬,教授本薪10萬,其外快可賺到20萬。為了怕被批評不務正業,多半行事低調,不用真名。(中時晚報,2003.12.27)
楊欣怡另外又報導,某國立大學法律教授指出,國內補習文化猖獗,大學教授要負最大責任,因為許多出題的教授均與補習班形成共犯結構,學生不去補習,根本考不上。補習班為了招生,會極力拉攏出題教授,例如幫他出書、辦研討會、請吃飯等,雙方建立出題默契,補習班猜題便神準,學生非得補習,才能拿到資料,補習班因而聲名大噪。(中時晚報,2003.04.06)
(4)學才藝不怕累死在起跑點上。
再來看看小學兒童的補習狀況,兒童福利聯盟於日前公佈「台灣都會地區兒童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五、六年級的學生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兒童都有學才藝,學一至兩種才藝者約佔46%到67%,但有9位學童同時學習10項以上的才藝,台北市有53%的學童同時學習三項以上的才藝。英語是最熱門的補習項目,有76%的兒童補英文,其次是珠算(心算)及數學。 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表示,由此看來,才藝還是以「智育」為主,應該說是補習。希望不要為了培養多才多藝的孩子,而剝奪了孩子休閒和遊戲的權利。筆者倒認為,這與多元入學方案是息息相關的,家長為了讓孩子在面臨甄試時,能夠有多一點的才藝及專長表現,多一些獎狀呈審,只好得從小多學一點。
今週刊86期劉萍的文章「教英語 台灣最賺錢的行業」指出,台灣近200百萬名小學生,原本已有50%在補英語,自教育部宣布2001年起,英語將列為國小新課程必修科目以後,另外50%的小學生也要跟進了。如果依據兒童福利聯盟所說76%的比例來計算,假設每人每月繳2000元學費,總計市場將超過300億。何以小學正式開辦英文課程,反而會助長補習風氣呢?道理很簡單,家長擔心孩子會輸在起跑點上,尤其在全球化、國際化的呼聲叫得喧天價響之際,有些家長甚至於將孩子送至全美語或雙語幼稚園,每學期繳近兩萬元也在所不惜。
另外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的雜亂無章,把英語當母語,母語當國語,國語當外來語,也是造成家長心慌的一大原因,教育當局為了扭轉過去國民黨政府,讓北京話一語獨大的偏頗措施,加上本土化、去中國化等意識形態作祟,便一方面推崇英語教學,以沖淡國語的份量,一方面加入母語教學,以鞏固新執政者的統治基礎。但是將國語課程,腰斬到只剩原來節數的一半,則是屬於矯枉過正的做法;同時又放任英語教學風氣氾濫到,容許幼兒接受全美語教育,直到最近才喊卡,則是屬於遲來的正義。
以筆者長期從事英語教學工作的經驗,覺得語言學習要順乎自然,一個小孩在其智慧成長當中,需要而且只需要一種母語,來發展他的語言邏輯,這項母語的內涵越豐富,且小孩學習此母語越專注,他的思考邏輯和語言表達,就會越豐富而清晰。至於第二種、第三種或更多的語言,則都是多學的,它們雖不見得會嚴重干擾主要的母語,但卻不應該佔用或甚至剝奪孩子學習母語的必要時間,換句話說,除了這項母語之外,其餘的語言都只能當作工具來學。
台語和國語其實都是內涵很豐富的語言,由於台語(福佬話或客家話)的年代比較古老,其內涵可能還更勝一籌,可惜台語在化為文字的時候,有其現實的困難度,這雖然是語言學家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卻緩不濟急,不能因而斷送小孩子發展語言邏輯的黃金關鍵期。何況北京話已經成了世界公認最具代表性的華語,精通北京話等於省掉像韓國人、越南人現在拼命學習它所耗費的力氣。所以台語只能當工具,眼前無法取代北京話成為國語。
至於英語呢?它更是只能當作工具來學,台灣並不存在把英語當母語的環境,除非家長立刻要移民英語國家,否則送小孩上全美語幼兒園或全美語小學意義不大,其後續衍生的問題可能會更為棘手,如果這些學校只注重英語教學,而忽略了幼兒教育與兒童教育的部分,則更是不足為訓。既然英語只是工具,就不該喧賓奪主,佔用了發展母語的時間。僅需注意英語老師的發音要標準,教學方法要生動活潑,能激發孩子們學習的興趣便可,學多學少家長其實不必太在意,語言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及的。
四、研究所是大學的新錢坑。
前面提到補習班靠研究所賺錢,其實大學也靠研究所賺錢,記者林麗雪指出,國內碩士班研究所約達2000所,學生人數從80學年度的2萬多人,增加到10萬人以上,即使如此,競爭還是很激烈,例如台北科技大學 光電研究所,2002年的錄取率只有1.6%,頗多知名國立大學熱門研究所的錄取率都不到5%。考生在優先考慮「國立」「古老」「口碑」「校友影響力」等「品牌效應」之下,寧可捨棄提供高額獎學金的私立大學。每名考生南北奔波應考,報名費加食宿交通費,常要花2到3萬元。(民生報,2003.12.19)
還有三個現象值得注意,一、錄取時講究血統;二、學費昂貴;三、可拓展人脈與商機。記者林志成等人提到,考研究所有甄試與考試兩種管道,在每年三萬個參加甄試的考生中,許多血統不符者落榜,各大學平均有50%是錄取本校的畢業生,國立大學尤其明顯,有些所比例高達80%,北部某知名國立大學管理學院的研究所,20個甄試名額中,竟然有19名是自己大學部的學生,連有一個來自美國名校的學生也被槓龜。(中國時報,2003.11.03)這等於是說,只要高中讀的是明星學校,就較有機會考進台大,從而也較有機會考進台大研究所,最近台大教務會議更通過「跨國雙連學位辦法」,未來台大學生將可免經托福考試,直接到美國馬里蘭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念書,真像買了一張直達車票那麼方便,一路通往李遠哲的美國母校。
由記者蘇岱崙和高琇芬所提供的資料(表1)顯示,台大去年單單EMBA的學生就收入近8千多萬元,政大EMBA收入也達6、7千萬元,中山大學近4千萬元。教育部日前又通過「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未來國立大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外界捐贈等收入,可不受「預算法」限制,於是EMBA收入將全由校務基金統籌使用。(蘋果日報,2003.11.02)
現在來看看幾個統計數字:
一、教育部2003年4月的調查,全國共有17,374名國中小學生繳不起午餐費,經過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補助,仍有6,341名學生沒錢吃午餐,其中4,622人士原住民,約佔73%。(聯合晚報, 2003.04.25)(弱勢族群的窘況亦可見一斑。)
二、教育部2003年6月預先調查,該學期估計有三萬三千多名小二到小六生繳不出代辦及書籍費,其中花、東、南投及澎湖較嚴重,金、馬、及北高兩市較少(表2)。(聯合, 2003.09.12)(這裡可以看出城鄉的差距,雖說有些家庭可能故意不繳,但這種家庭北、高兩市一定也有。)
三、教育部2003年1月分析,90年各大學總退學率為1.7 %,其中因經濟因素退學者所佔比例激增,由上學年的約兩成增為三成。(聯合, 2003.01.05)
四、教育部2002年5月統計,申請就學貸款的人數,84年只有約4萬1千人,89激增為近40萬人,五年內增加快10倍,90年將破50萬。(聯合, 2002.05.21)
五、記者江昭青指出,第一次全國英語基測平均最高分的學校,應屬於北市某私校,在滿分60分的英語基測中,該校考生平均成績都在50分左右,北市最低分學校平均成績卻不到30分,而部份外縣市學校平均成績則低到10分左右,與全國最高分的學校差了40分。(中國時報,2003.10.11)(此處又看到城鄉差距。)
六、由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分析,(1)、若將台灣所有家庭依所得高低排序,並劃分為五個等級,對最貧等級的家庭而言,家庭教育支出佔可支配所得的百分比,已由83年的8%上升至90年的12.5%;(2)、全國五百多萬戶家庭中,最貧的130萬戶家庭的平均消費支出,高於平均可支配所得。(換句話說,這些家庭已經是赤字財務,如果連溫飽都發生問題,還能談教育支出嗎?)
七、政院主計處公佈國富調查,台灣地區首次出現家庭資產淨額衰退現象,即家庭平均每月收入,由89年的9萬1千元,降低到90年的8萬9千元;貧富差距更拉大到6.39倍的歷史新高。
當富人家庭汲汲營營正在規劃,如何透過多元、鬆綁的教育市場機制,順利進入理想的精英學校時,窮人家庭卻寅吃卯糧,四處貸款,也許勉強能進入三流昂貴的私立高中職、私立院校,幸運撐到畢業的話,將來還得面臨就業困難,和還不清的貸款。
六、結論
教育市場化的虛假面具其實是很容易拆穿的,從多元入學所引來各種光怪陸離的多錢入學手法,和看管入學大門各機構所表現的難看吃相,從課程改革所引發的學者自肥和教科書開放民營所孳生的學商掛勾現象,從升學壓力向上、向下延伸所供給補習班蓬勃壯大的土壤,從全球化、國際化所孕育的去中崇洋、捨本媚外的語言政策,無一不是島內優勢階級,從自我的精英視角,全盤否定傳統教育文化的內涵,設計成漏洞百出的解決方案,而導致如今進退失據的混亂狀況。
最後筆者要引用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副教授邱天助,於「教改,弱肉強食的文化鬥爭」一文中所說的話:
二十世紀末台灣的教育改革,表面上爭取的是人本教育理念的實現或不良教育制度的根本變更,實際上,具有階級批判意識的人都知道,那是赤裸裸的文化鬥爭,涉及日常生活世界裡,某些族群文化合法性的主張與社會結構的再製,在文化霸權的殖民法則下,呈現的是優勢階級對弱勢階級生活文化的排擠與壓迫。
十多年來,在教育改革的實踐與論述領域裡,握有主導權的菁英份子,由於他們文化形式的優越地位以及實踐上的正當性,在整個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獲得充分曝光與表述的機會,因而也展現他們的權利,整個教育改革事實上投射的是,優勢階級的價值領域和生命法則,對於邊緣的弱勢階級而言,在默默無語情況下,仍然離不開被宰制的宿命。……
在教育改革的理念上,菁英份子往往高喊「快樂學習,快樂成長」的口號,然而勞動階級的生命法則中,唯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他們明白要改變階級地位,除了「三更燈火五更雞」以外別無他途,……在他們的經驗裡,窮人往往沒有快樂的權利。
在教改的措施中,菁英份子極力想要打破聯考,他們將它貼上封建時代科舉制度遺毒的符號,免得考試領導教學或一試定終身,扼殺青少年的創造力,然而實際上勞動階級只有參加考試,窮人才有翻身的機會。……
菁英份子常常高呼「孩子不是你的財產」,主張孩子是自由的生命個體,窮人階級的感受頓失所有,因為對於優勢階級,他們已經擁有很多的「財產」,然而對於窮人階級,孩子真的是他唯一的財產,除了孩子以外,他們真的是一無所有。……(聯合, 2002.03.25)
廣大的工農弱勢階級毫無必要隨著精英份子的教改起舞,無論人本主義也好,新自由主義也罷,新興民族主義也行,一律採取嚴格批判的立場,保持嚴格批判的眼光,凡是不利於工農弱勢階級的政策,都要徹底揭發,堅決反對,直到糾正過來。
請參考表格 一 至 二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3545496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3556498
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聯合報 黑白集
2014-11-17
教改廿年,問題叢生。當年教改召集人李遠哲喊冤說,社會上習慣把教改失敗的責任都推給他,「這是不對的」。他說,教育部長換得太快,許多政策沒準備好就上路,才是問題所在。
李遠哲說得沒錯,教改的失敗,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一個人頭上,並不合理。若要論責任,當時授與李遠哲「超體制」權柄的主政者、歷任教長、呼風喚雨的教改團體、迷信超人的社會、唯唯諾諾的教育工作者,都有不同的責任。但無論如何,李遠哲以「化學」諾貝爾獎得主的身分,越俎代庖領導教改,甚至插手國內政治,為台灣留下了不少傷痕,他也有難以推卸的責任。
今天回看,教改失敗的主因包括:一,迷信改革:認為原有的東西都是壞的,必須全部推翻重來;二,迷信超人:以為一個專業高超、形象清新的人,即有能力治療社會百病;三,迷信政策:把教育問題皆歸諸政策欠佳,以為政策更張即可帶來改變,卻忘了教育現場的執行及條件差異;四,政治夾帶:廿年教改其實是政治「本土化」的附屬品,而非著眼教育的本體,走上岔路是勢所必然。
教改落至今天的地步,各方都在推卸責任。教育次長陳德華說,當初教改訴求廣設高中大學,沒料到有「少子化」現象。但少子化發生已超過十年,這不是集體盲目是什麼?李遠哲則稱,要改革成功就得先讓社會公平合理,若存有不公不義,問題就難以解決;這種說法完全倒置了教育的手段和目的,李遠哲的反省邏輯令人駭異。
更別忘了,當初發起「四一○教改運動」的團體,在歷經廿年引領風騷、影響決策後,至今仍是左右教育的主要力量,卻不必負任何責任。這部分若不檢討,如何對得起教改的犧牲者?
Re: 家長的升學焦慮
路仁教授談教育
柯文哲教育局長遴選委員,李遠哲系統勝出
2014-11-16
柯文哲公布教育局長遴選委員,總召集人是遠哲基金會董事長,副總召集人是李遠哲當初在教改會的執行秘書,亦即柯文哲教育政策,將由李遠哲系統掌舵。此結果筆者曾於一年前預測。李遠哲最近想發動社會改革,台北將是他的新實驗基地,後果如何,請看下文分析:
李遠哲將推動「社會改革」,與誰聯手滅台?
http://blog.udn.com/mybook678/18961335
另個預測是,柯文哲萬一當選,會回歸本色,從其肢體語言,可見他在壓抑內心感受,但無法持久。過去他說一生最討厭蚊子、蟑螂、國民黨,其實現在內心還是。不用等選後,11/13這場音樂會,我到現場觀察,仇恨已快壓不住了。
他提到愛滋移植失誤懲處,是「國民黨迫害」,其實在說謊。處罰他的機構與國民黨無關,而醫療失誤造成5名無辜者罹愛滋,他被罰每月減領5千元薪資,但教授與主治醫師資格不變、退休福利不變,在國外都罕見如此輕微處罰。
預測他上任一個月內,所謂超越藍綠立刻不見。他目前控制不住嘴巴,得到權力後會很難控制行動,會出現比目前反覆失言,更嚴重的行為。比如,用剪刀剪破國旗去製造社會對立,或以台語髒話罵習進平,刺激兩岸兵戎相見。台北的未來,需要更多的祈福。
柯文哲在音樂會批愛滋疏失為國民黨迫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XRTdVpL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