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想像與匱乏
大衛‧格雷伯《為什麼上街頭？》導讀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
《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第12至25頁 作者：趙定一（陳映真筆名）

美利堅：超級的帝國

做為一個帝國，美利堅共和國，在一次大戰中和二次大戰後，有急速的擴張和發展。她遠遠地壓倒了歐洲，成為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長。美國一國的總消費量，等於全世界其他各國總消費量的總和。美國一國所使用的銅、鐵重要稀有金屬、石油和能源，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或十數個民族和國家所使用的總和，她的陸海空軍基地遍佈全世界，和40多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只有另一個霸權蘇聯可以匹敵。她的投資遍佈全世界，不論在西歐，在第三世界，星條旗總會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上的基地和企業大樓上，迎見不沒的太陽。她的大學吸引來自全球的知識份子，世界上不論富國貧國，都有受過美國大學、研究所、研究機構訓練的知識份子，位居政、經、學、商和軍界要津。美國製的武器、彈藥、制服、軍事編制，作為美國對各該國的軍事控制和影響力的明顯象徵，遍佈全球。美國的政治貸款、經濟壓力、國際特工，控制著好幾個民族和國家。

精巧的新式殖民主義

以美國為母國的國際性企業，壟斷和支配著全世界的資源、市場、政治和外交、軍事。美國的「工業、軍事」複合體，對世界上反對美國經濟、外交利益的國家，施行殘酷的鎮壓。美國的國務院、五角大廈、跨國企業、新聞處、中央情報局、軍事顧問團和學術基金會，所執行的環球策略，基本上與舊式殖民主義政策性格相同，但範圍極大、內容極精巧，即所謂的新式殖民主義。美國的新聞社、電影、電視、全球性企業公告和遍佈各國的美國新聞處，對全世界進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國化工作，製造對美國和世界體系的優美形象，相對地消滅、破壞其他各民族悠久、優美、深厚的傳統文化⋯⋯。代替了過去的「白人的負擔」論、「文明的使命」論等，今日美國以「大國的責任」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進行不知饜足的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經濟上之擴張。以無數原料國的貧窮、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內戰為價，美國支配全球各地的資源，以維持美國的「富強」；美國也以顛覆、暗殺、鎮壓為手段，支持許多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的外交、經濟的利益。美國不惜支持她的傀儡政權，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血腥的鎮壓，來保障在各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遠、廣泛地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人民、民族和國家。在有些國家中，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政策簡直和自己的近現代史分不開，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戰後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日本戰敗以後，美國軍方為了接運來台接收的國軍和遣返在台日本僑民和軍隊，美國海軍艦隊進駐高雄港。當時，由於台灣當局對美國海軍的驕橫作風有所不滿，不予合作，美國竟派遣數千名陸戰隊非法登陸台灣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僑民的任務。
為了台灣做為美國空軍不可或缺的中繼站，戰後，美國迅速修復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軍用機場，並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達站，進駐美國第13航空隊。早在國共戰爭在大陸結束之前，台灣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了。

美陸軍「駐台辦公室」

美軍在戰後的對台任務，是在台灣建設美國在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的支配。當時駐台「陸軍顧問團」在台灣當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組成美陸軍「駐台辦公室」。美國的台北領事館成立後，這些軍人轉隸這領事館的武官處，繼續活動。在同一時期，美國駐台軍事和情報單位，並完成對台灣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調查。
在國民黨於大陸節節失利的情況下，美國原先支持國府剿滅中共的政策開始轉變。
1949年，《中美關係白皮書》發表，正式宣告放棄國民政府，並且企圖以遺棄國府為代價，向中共示好，以利繼續維持美國在「革命」後中國的利益。1950年，杜魯門總統宣布：承認中國對台灣的宗主權；美國不圖佔有台灣或在台灣建立基地，享有特權；美國不圖在台另建親美獨立政權，並不再為國府提供軍援；最後宣稱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至此，美國全面、徹底遺棄了國府，暗地裡準備向中共伸出「友誼」之手。

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美國以縮小韓戰的戰爭面為言，宣告「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國府反攻大陸，一方面以美國海空軍力進駐台灣嚇阻中共對台進攻。10月，中共揮軍渡鴨綠江與美軍對峙，美國開始改變對國府的遺棄政策，恢復了有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軍經援助，以增強國府三軍和培植親美政權，使台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組成部分。
從此以後，大量的美國軍隊進駐台澎和金馬地區，美國的軍事、經濟、文化、政治和情報勢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CAT〕），隨著中美協防條約、美國軍援和經援在台灣的介入，大量、廣泛地滲入台灣的生活。在越戰之前，國府和美國的軍事合作在八二三砲戰時達到了高潮。而這期間美軍事情報單位直接介入國共雙方在外島上的幾次砲戰和海戰，已是公開的事實。越戰則造成美國與國府軍事合作的另一個高潮。這時清泉岡大型軍機場的建設和啟用，使台灣成為美國越戰的後勤基地。駐台美軍激增，而對台軍援也由贈與性的改為貸款和軍品、軍火廠銷售的性質。
197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它新的全球戰略，開始轉變對中國的政策。隨著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調整，停止對國府外交承認，美國撤廢了協防條約和台海決議案，並撤走了駐軍和軍援單位，但以《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國與台灣間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利益。

國府的美國經驗：求全與委曲

1950年，在大陸戰爭全面潰敗，美國宣布對國府遺棄政策下，國府面臨著旦夕間破滅的危機，卻在韓戰中全面扭轉了危機。美國對國府也因中共的悍然參與韓戰，對國府政策也從遺棄主義逐步轉變為支持和美國化改造的政策。

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在台灣「反美」是個禁忌

於是，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今天，親美、揚美、依美成為台灣30年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因此，台灣30年間，政治上、知識上反美和對美國的批評，基本上是一個禁忌，極容易和「破壞中美友誼」、「共匪陰謀」排上關係。30年來，美國在台灣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樣；美國是「自由世界」偉大的領袖，是對抗邪惡的共產主義的世界盟主；美國是富裕、有正義感、慷慨、友好的國家；美國是一切進步學術、藝術、文學的來源；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技術與科學的總本山（這一點是有部分真實性的）；美國社會是一個開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會的最高榜樣。⋯⋯
在政治上，對美國全球目標的依存，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方針。跟隨、配合美國的全球外交政策，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性格。在軍事上，台灣明顯地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中的一個基地。1950年以後，在美國大量軍援下，國府軍隊得以存在、改造。美式軍事裝配、制度、管理，深深地改變了國府軍隊的面貌和品質，並且配合美國軍方，執行美國在韓戰、越戰和其他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政策，盡了一定的任務。在經濟上，美國的經援穩定了50年代台灣瀕於破產的經濟，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國的援助和投資，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使美國商品、資本和技術，深入地在台灣各處擴散，造成台灣在市場、資本、技術上對美國愈來愈深的依賴。
在文化上，美國在戰後根本改造了我國教育結構，透過教科書、派遣研究人員、到美留學，完成了我國教育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中的美國化改造。美國新聞處、好萊塢電影、美國電視節目、美國新聞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著台灣文化，並且持續、強力地塑造著崇拜美國的意識。在6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被當時「進步」知識份子奉為經典，美國的流行音樂、美國的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藝術和文學支配台灣的文藝界達十數年之久。大量的留學生從60年代起湧向美國，並滯留不歸。甚至在台灣的英語教育，也是純粹的美國腔調。台灣的宣傳機構，甚至在70年後美國展開新的「遺棄」主義時，也一再悲忿地宣稱台灣戰略地位在美國利益的重要，宣稱自己是美國再也難以找到的最忠實的盟友。

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但是，在這一切前台的「中美傳統友誼」的背後，卻隱藏著國府和美國之間暗潮起伏的鬥爭。從1949年之前美國軍方顧問在台的專橫的情報、軍事行為與當時台灣當局的矛盾開始，1950年重新開始的美國對國府軍援，夾帶著國府軍隊的美國化及美國支配的目的，而和國府當局展開頑固的鬥爭。傳說中的美國支持下的反政府軍事政變，經國府逮捕孫立人將軍而失敗；在國府對日本和約中，壓迫國府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條款；以中美協防條約制止國府反攻大陸，卻同時從1954年起以美國CIA情報結構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間諜和軍事行動。除此以外，從戰後美國在東京的麥帥總部對當時台灣分離主義運動者廖文毅的支持開始，美政府當局一直和台灣分離運動保持著祕密和公開的聯繫。此外，美國政府、情報當局對台灣30年來各階段反國府的政治運動及其中的活動人士有各種連帶，其實早已是一項公開的祕密了。30年來，國府就是這樣地和美國過著明裡握手擁抱、暗裡做著艱苦的攻擊鬥爭的生活。回想起來，台灣終究沒有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淪為美國更為徹底的新殖民地，國府獨到的政治手腕有它的「功績」。
然而，不論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和國府圖存的政治方略間，在暗地、在幕後，如何在30年來的台灣進行著長久的陰謀與反陰謀的鬥爭；國府長期、公開的親美、從美政策，在台灣的朝野間形成了一股深遠的、複雜的崇美、媚美、揚美的氛圍，並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對美國、西方的崇拜、和對自己的自卑所構成的複雜「情緒」。而不論國府當局和批評國府體制的黨外，儘管互相批評和攻訐，卻同時對美國表現出同質的對美爭寵、諂媚和依存的態度。這無寧是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近代史中的美國對台灣政策

台灣的制式歷史教育中，美國被描寫成對中國沒有領土、政治和經濟野心的國家。在19世紀凶惡的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據說美國是唯一主張中國的「門戶開放」、制止列強在中國劃地獨佔的國家。在台灣的反國府體制的民主活動中，也把美國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國，在想像和實際上引為奧援。
國府和黨外對於美國對台灣接觸史的本質有意、無意的無知和歪曲，其實是兩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國結」的主要原因之一。

遲到的侵略者

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對台灣抱著領土、資源、政治、軍事的野心，與荷蘭、西班牙、英國等殊無二致。1850年代中葉，在美國水師提督倍里叩關日本的同時，即曾奉命調查台灣資源，主張美國佔領台灣，並且主張台灣在當時國際貿易與交通上對美國有實質上的利益。同時，當時美國駐遠東外交人員哈利斯，極力蒐集有關台灣資料，向美國外交當局力陳美國佔領台灣之利。美國商人黎基敦，力陳台灣對美國之利益，主張美國派兵佔據台灣。1860年代末，美國曾一度以應懲殺害美國水手商人之台灣山胞為理由，派兵登陸鵝鑾鼻。這些與當時西、法、英各國在東亞的帝國主義行徑殊無不同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因為美國對中國事務介入嫌晚，加以美國國內黑奴問題而形成分裂、引發內戰而沒有具體的結果，但美國對島嶼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早在19世紀業已形成，事實俱在。
1875年，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外交接觸，當時列強早已紛紛在中國劃地獨佔，美國成了一個遲到的侵奪者。為了阻止列強在華繼續瓜分，以便為美國找到插手中國事務的空隙，美國倡言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其實只是為了能使美國在中國與列強爭分一杯羹罷了。

美國和台灣分離主義運動

接著，從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後以來，美國和中國、從而和台灣發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觸。但做為19世紀美國對中國、連帶地對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延長，使得先是在中國或是在台灣建立和培養一個親美、聽命於美國的政權，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主要核心部分。

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0年，美國對國府「恢復」軍經援助的同時，主動、連帶地執行著台灣政權的親美化改造政策。以軍援、美援為手段，美國企圖支配國府三軍系統、企圖培植親美將領顛覆國民黨政府。在此同時，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支援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統治，一方面早在50年代初，即由駐東京盟軍總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離行動。一方面對國府恢復軍援，促成國府與日本和約的簽訂；訂立中美協防條約，通過台灣海峽決議案，一方面又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不但為了為美國軍事力量進出台灣和台灣海峽製造法的根據，一方面也是用來製造各個階段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政策。
而正是在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陰影下，滋長了30年來各派別的台灣分離主義。

林林總總的挑撥手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30年來各種主要的台灣分離主義理論，主要都先由美國或日本政客和「學者」率先提倡。1955年，有名的賴旭華倡言協助一個「民主台灣」之發展；同年，美國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國府，建立獨立的台灣。60年，美國副國務卿倡言一「獨立的中台國」之利益；60年代，美國人柯爾（葛超智）拋出了「台灣人在人種上並非中國人」之論。另外，以賴旭華為首的美國「現代化」派學者在肯定日本戰後「現代化」成功之餘，連帶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從而謂台灣已因50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張台灣與中國的分離之論；孟德爾有推翻國府而使台灣獨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從而可維持台灣海峽之和平論；有國共和談將危害美國在台灣之利益，而力主台灣獨立之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最近兩三年間流行於北美的「台灣民族論」，實也無非以上諸論的一個延長。
70年代以後，美國對華政策進行重大改變，在轉移對國府之外交承認於北平前後，私底下美國拋出了更多支持台灣成為一「獨立政治單元」以永久分離於中國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論。雖然一直到兩年前，美國才公開地拋棄了「台灣地位未定論」，承認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並且公開放棄了對台灣獨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實際上，支持台灣自中國永久分離以確保美國之台灣利益的政客、議員、商人和學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灣分離運動，其右派如「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者，固然公然採取對美附傭的立場，以促成如「台灣前途決議」案之帝國主義法案以驕人；即連自稱馬克思派的「左」翼分離主義，對美國的對台灣之帝國主義歷史和政策，也睜眼、閉眼、裝聾做啞。

台灣民主運動和美國

如果國府是一個親美的政權，那麼，何以做為國府的對立側面的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也抱持著絕不亞於國府的親美、媚美、美國傭屬的立場？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至少可以舉出兩個因素：
第一，在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兩手主義」。美國一方面為了壓制各地反美民族主義，不惜以維護政治上不穩定的政權，以交換美國在各該國之政治、外交、軍事及經濟利益。但在同時，美國也深知這種政府不能長期穩定，為了避免被當地反美勢力顛覆，美國總是同時和當地親美的反體制運動保持密切的連絡。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援助支持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壓制其反馬可仕民主運動；但一旦看見馬可仕政權已無法強予維持，美國就會轉而支持像阿奎諾那種基本上親美的反馬可仕勢力，就是一個實例。
因此，是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過去的原來地主——中產階級的屬性，及今日台灣中產階級的社會屬性，規定其親美性格，促成美國對他們的支持；而這美國支持的自身又對其親美，美國附傭性格，促成擴大再生產。

台灣知識界失去對美的批判力

第二，是30年來台灣在文化、宣傳和思想上掩蓋美國對台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卻同時大力提倡親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灣知識界、文化界失去對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帝國主義因素的批判力。對國府體制的不滿情緒，竟而不但沒有造成連帶地對國府表面所親倚的美國之批判，反而成為支持國府爭奪美國支持的競賽。
在5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中，殷海光不論在民主理論、反對風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惡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沒有依據力（美國）以達成台灣的民主運動目標之想；美國對當時著名的民主反對派領袖高玉樹的政治和經濟支持，早非祕密。1960年代末，美國中央情報局公然私運當時分離主義民主運動學者彭明敏出台灣，在美國進行分離主義運動；同時期，美國使館介入一個地下分離主義運動案件。

美國人愛我不愛你

1970年代，從《台灣政論》系開始的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對美國依恃的、親美、崇美的性格。美國對康寧祥的支持與重視，表現在美國與國府斷交時將消息同時通知國府當局和康氏一事表露無遺。康系三議員於1981年訪美言行，及返台後發表的聲明，表現出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在「美國支持台灣合於美國利益」等言論上，和其所反對的國府有共同的論理和語言。在近年黨外內部「批康運動」中，自稱在運動中更為純粹和徹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內容中，也絲亳不曾觸及康系的親美方針與立場。
1982年，以《美麗島》系家屬為中心的黨外立委訪美，在美遍訪支持台灣的美國「自由派」參議員如羅勃甘迺迪、索拉茲等；回台以後，在各自的政論雜誌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國政要、學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82年底的大選中做為競選的號召。同年，美國眾議員索拉茲訪台，為了爭取參加他的演講餐會，黨外內部竟產生了爭執和矛盾。
幾年來，黨外和國府一樣，為美國是否堅定支持台灣而心煩慮亂，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流淚。他們同為美國與中共間各種公報、文件中的措辭，各搞各的拆字遊戰，各自尋找「美國人愛我不愛你」的證據，悽悽惶惶，不可終日。

「美國結」—台灣結的根本大結

同在一個美國依附的社會基礎上，國府和黨外同時培養並且發展了親美、崇美，對美國基本上沒有批判意識的相同體質，並且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美國結」；而這美國結的具體情感，不論在國府或它的反對體台灣黨外，都表現為下述六種心態：

美國使人陶醉悲傷

一、各自認為自己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都認為自己最忠實地信仰和服膺美國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則；都認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完全符合美國當面戰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
二、都對美國懷抱著哀怨卻熱烈的情感。都關心上海公報上「認知」和「承認」的差別；都希望美國為台灣「1,800萬居民」的「幸福」與「自由」介入台灣事務；在美國與中共眉來眼去之時，都表現出哀怨的沉默、一廂情願地抱著美國「不會遺棄我」的熱情，而不敢發出怒聲。
三、都私下堅信「美國最愛我」。有人憑著在台灣實際有效的統治和30年來各種具體合作的歷史經驗，有人憑著30年來美國「暗」中伸出來的手，各自相信美國「對我最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驗，都忠貞不渝。
四、都對美國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強大的國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發自內心最真實的崇拜。美國國會、輿論對自己的一褒一貶，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傷。與美國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與美國政界、商界、學界相接，則欣然有驕美之色，不知不覺間，在美國人面前自動地流露出諂笑之色而不自覺。

不論國府或黨外，都忽略了世界視野

五、都對貧窮的中國大陸有鄙夷之情。有人對「匪區」的貧窮落後、專制暴政，長期做鄙夷的宣傳；有人對「中國民族」傳統中落後、「殘暴」、「黑暗」，恆有深刻的蔑視和敵意，甚至發展成一種反華的情感。這種對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和文化的鄙視，和50年代冷戰時代由美國推動的反共論調，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不知不覺間，在這種宣傳下，中國大陸竟成了他國，大陸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對美國文化、政治、國力的崇拜，造成了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並且同時在它的對立面，都發展出對東亞鄰近窮國、第三世界貧困國家的輕蔑意況。因此，不論國府或黨外，對第三世界都不約而同地忽視、鄙視：在他們的眼中，能說歐美語、日語的人種才是高等的民族；他們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亞洲，除了日本，他們只看得起會搞獨裁、也會搞錢的新加坡⋯⋯總之，崇拜歐美、輕視第三世界，成為同時並存的二重結構。

眼中只看見一個巨大的美利堅

在這樣的「美國結」的世界中，人們在偌大一個地球上只看見一個巨大、光輝的美利堅共和國，以及在這共和國旁邊的台灣。除此而外，對整個歐洲、東亞、中東、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國大陸，皆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此，雖然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這個思想體系中，很早地表現出掙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遠見；今日的國府，甚至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對廣受第三世界詬病的美國、以色列和南非的「親善」態度；而黨外的視野，在這個問題上，也決不比國府當局高明。把落後國家的疆界胡亂重劃，任意促成許多不必要的「獨立」國家，以利對它的控制和掠奪，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傑作。非洲大陸上無數「獨立」的國家彼此互相殺伐，正是非洲大地上從前的殖民母國一手炮製的。不認識在這「世界體系」下台灣近代史的展開，一味提倡「台灣民族」以使台灣「獨立建國」的海外台灣分離運動，其實便是在「美國結」的狹小而荒謬的世界中所產生的錯誤認識。

韓國人最沉痛的功課

事實上，認識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朴正熙、全斗煥專制體制下，勇敢地為韓國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韓國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從戰後以來，一直把美國看成韓國民主、自由和人權運動的有力後盾。特別是在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時代，韓國的「黨處」和青年學生，對美國有堅定的信賴。一直到美國雷根政府無情地允許全斗煥以美援武器、彈藥和情報器材對光州的學生蜂起進行毫不掩飾的血腥鎮壓，韓國的反對派和學生才學會了一課沉痛的功課。

自己的同胞才是可信的依靠

在一個綿密的、由新舊殖民主義所交織成功的現代世界體系中，東亞和整個第三世界的近現代史，至少應該使這一件事實無從掩蔽，即：為了爭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只有一個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國、特別是強國，來達成自己追求獨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標的企望，幾乎毫無例外地會遭受到悲慘的失敗的命運。時至今日，在整個遼闊的第三世界中，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認識；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幾近幼稚的幻想。而這一切，從台灣的反體制運動的角度來檢討，只是愈益顯現出這樣的事實：台灣的中產階級黨外運動，至少在目前階段中，在歷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貧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國、東亞和第三世界的近現代史的結構去思考台灣前去的道路，努力從「美國結」和「親崇美國、輕視第三世界」這個二重結構中掙脫出來，在中國歷史的現代中，在中國自己的民主、自由、獨立的運動中，爭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灣中產階級黨外運動今後階段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吧。

針對「島國前進 Taiwan March」518記者會之聲明：絕不苟同
2014/05/20 台灣自由貿易調查局(TFTI)

幾天前（5/18），由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等人所組成之「島國前進」受訪時提出三點問題：第一、憲政的改革民主，落實直接民主參政的可能；第二、兩岸協商不應該由少數政商集團決定，人民應該能夠參與；第三、我們不能再讓政府用市場放任主義、用一個自由經濟的神話，繼續蒙騙社會大眾，我們的確應該簽訂自由貿易，可是我們可以要求政府提出政策，以及更多的社會評估跟措施。台灣自由貿易調查局在此聲明：「絕不苟同第三點關於自由貿易之部分。」
台灣自從加入GATT、WTO後，台灣的農業、勞工、環境、能源、動保…等等方向與產業，皆受到自由貿易之影響而產生程度不一之衝擊，而在政府與財團主導下的經濟政策，台灣日益受到自由貿易無差別、無限制的破壞。「因為引進大量的移工、為了追求最大利潤、最小成本而造就的低薪就業環境」、「鼓勵休耕並補助外銷作物所導致的30%糧食自給率」、「無限制的濫伐、開發、徵收土地」…等等，這些論述不盡、罄竹難書之罪名，就是台灣當下的現實、矛盾、問題，也是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再者，當初318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的主訴就是「打破黑箱」。但台灣自由貿易調查局已經再三反覆論述與驗證，「自由貿易必然黑箱」，原因很簡單：倘若自由貿易能夠公開講明其條文內容與談判過程，受影響之利害關係人必然反彈與反對，這個結果將導致政商集團之利益損害。所以自由貿易必然黑箱，「我們的確應該簽訂自由貿易」更是謬解與謬誤。但現在，「我們的確應該簽訂自由貿易」這條萬惡的發展之路竟然無人反省、深究，反而更加鞏固這些問題的原因、過程與結果？台灣自由貿易調查局重申立場與申明：「絕不苟同此番言論。」
我們的確可以要求政府提出政策，以及更多的社會評估跟措施。但我們認為，台灣人民更應該自己提出自己所認為最好的經濟戰略與政策。很多人或許會說：「可是我不懂經濟、不懂產業、更不懂如何制定政策，這叫我們怎麼自己提出政策？」所以，這也正是台灣自由貿易調查局成立之宗旨與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對於自己最熟悉的環境進行「社會調查」，去認識這個你無法從地理、公民、自然、歷史課本裡所獲知的「台灣現狀」，當起自己的調查員、社會的調查員，深切認識這一切的根源與矛盾，我們才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經濟民主之路」、一條真正民主的康莊大道。

孫窮理的〈《為什麼上街頭？》導讀〉是一篇較好的文章。「佔領華爾街」 (Occupy Wall Street) 運動的確有一定的進步性

但是「佔領華爾街」 運動本身以及《為什麼上街頭？》的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也都有其局限性。「勞工掌控（Workers's Control）」與「直接民主」兩大原則固然正確，基本上符合巴黎公社或大民主的精神，但如何實踐？以「無政府主義」的方式實踐嗎？而且兩大原則真的有在「佔領華爾街」 運動落實嗎？

「佔領華爾街」 運動的參與者多為左翼知識份子、破產或失業的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並未參與，運動的本質較接近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泛左翼」的的混合，癱瘓奧克蘭港 (Port of Oakland) 的計劃由於缺乏工人階級的支持也並不成功。運動本身固然有一定的進步性，和「形左實右」的所謂「無架構暴政」相反，但也過度缺乏組織，意識形態模糊、混亂，左派在其中無法使力。

格雷伯的所謂「徹底否定美國體制」，也沒有那麼「徹底」，美國國內的階級分析不嚴謹，更缺乏全球階級分析，所謂「全球正義運動」的提法也過於空泛。「無政府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共產主義的。

其實美國的下 95% 均屬於全世界的前 20%，因此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基本上也僅能局限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範疇。全球階級鬥爭的原動力主要還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如菲律賓、印度、尼泊爾等地的毛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

台灣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較所謂「高級」，但由於依附帝國主義，加上右翼民粹橫行、財團治國、黑金泛濫、環境惡化等邊陲性、依附性、惡質化的「資本主義」因素，因此「新民主主義 / 新三民主義」的改革也尚未完成。

所謂「中國因素：對內鎮壓、對外侵略擴張」，也不正確，大陸固然階級分化、階級壓迫的情勢日趨嚴峻，但對外還遠談不上所謂「侵略擴張」，大陸官僚買辦資本的所謂資本「品質」也遠不及美國，大陸基本上還屬於邊陲 (Peripheral) 即「第三世界」，而且甚至可以說已經部分被美國殖民化，將中美並列，過度高估大陸，類似史明、何青的偽左思維。

On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Englis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ykCv7IHUc8
Double Featur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bHU3SrYCew
Hate Amerikk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KbEaZ-Jnws
Hate Amerikkka 2 Death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gZ5k2n8k4s
Hate Amerikkka 2 Death Corresponden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QGYpkxKZKI
Leading Light Communist Organizat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RMQ6h19bWc
A Storm is Comi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S43ur1RI7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Maoism Third Worldis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8AI_KAamMA
AmeriKKKa the Beautifu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3XdXQUwuA
Hate Amerikkka, Gentl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jvE3S2cOVU

「九二共識」不過是句髒話
2014/06/12 陳為廷Facebook

馬英九說：「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聽起來強硬，但強調「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實則暗留伏筆，設下與中共眉來眼去的曖昧空間。
先來看一下1991年首次修憲時，《憲法增修條文》明訂：「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增修本憲法條文」；在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則訂：「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隔年，再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明訂：「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
簡言之，現行的《憲法》架構，說明了兩件事：
一、這樣的《憲法》設計，是為「國家統一前」所需。
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在《憲法》中，不過是個相對於「大陸地區」的「地區」。這也是為何馬英九總在強調，我們是「一個中國，兩個地區」。換言之，台灣不是個「國家」。
這種「一國兩區」的設計，也正是馬英九近幾年最愛談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九二共識」的內涵，就是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各自堅持自己代表「中國」，得以各自表述。（但，當然，「各自表述」也只有馬英九在談。中共根本只提「一個中國」，不談各自表述。）
翻成白話，依據《憲法》，我們到今天還在宣稱自己代表「中國」，而且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中華民國只是「不否認」中共治理「大陸地區」的事實。
聽起來很荒謬吧？但現實的確如此。每次選舉，「九二共識」還被拿出來，被當作什麼神奇的發明、很多人覺得是個好棒棒的東西。但事實上，「九二共識」不過是句髒話。
回過頭來，看看國台辦范麗青的發言：「我還要強調，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聽起來很熟悉。說實在話，光看這點，還真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和「九二共識」的主張。
但，國台辦「台灣前途應由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主張，當然就不為我國憲法所肯認。依據《憲法》，「自由地區」的台灣人民，擁有直選總統、立委等權力，以行使主權。再怎麼樣，也沒有「大陸地區人民」來替台灣決定的空間。
那麼，問題來了，馬英九強調的「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固然保障了台灣人民行使主權的權利；但與此同時，也留下了「國家統一前」的「一國兩區」伏筆。在回應范麗青的同時，馬英九更該向台灣人民交代：「為何堅持『一國兩區』？這種不合時宜的《憲法》架構，該不該修改？」

對我來說，雖然迫於國際壓力，我們委屈地接受這樣的架構已久。但只要取得充分共識，「一國兩區」的《憲法》架構當然必須修改。因為這樣不清不楚的國家定位，既給了中共對台灣上下其手的空間，也阻礙了我們的國際參與。這是我們一概主張的「公民憲政會議」中，不可迴避的討論議題。當然，更是馬英九不可迴避的問題。
這樣「片面改變現狀」的主張，或許又將面對許多「破壞台海穩定」的批評，不僅中共不能接受，2012年大選時派說客來力挺「九二共識」的美國老大哥也不會接受。但，所有的台灣人民應該共同思考：如果中共、美國口中的「維持穩定」，竟然要以剝奪台灣人民的民主、與自決權作為代價，讓我們天天面對各種恫嚇威脅，那麼這又算是哪門子的「穩定」呢？

北韓與台灣，哪一個是集權國家？谷歌說是美國！
2014/07/07 王大師論壇

先問各位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集權國家？我想大家提供的答案應該都是肯定的。再問：美國呢？第三個問題是：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們受誰的統治比較多？中華民國政府，還是臉書？
我之所以很少批評中國，是因為：你會嘲笑4年級生不懂代數嗎？小學生還沒成熟到需要瞭解代數，才能平安渡過日常生活。
但台灣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自尊心，又或是被利益集團洗腦『正確獨裁』的定義，會一味的嘲笑對岸活在楚門的世界中，而自己則生長在自由的寶島內。但真是如此嗎？
網路自由就是一個例子。比方說，中國的萬里防火牆就是活生生的網路集權案例，一個中央獨裁的共產黨控制整個內地的網路資訊。雖然大陸有百度、新浪、人人、優酷、土豆、阿里巴巴等網路軟體，但流量幾乎都受北京政府的監控，所以可化繁為簡、甚至化簡為一。
反觀自由的燈塔—美國，雖然這個國家沒有一道自由女神防火牆，但有著與老共一模一樣的網路陣容供全球愛好自由的人民享用。對應上述中國的軟體，美國有Google、推特、臉書、YouTube、與亞馬遜，可以說幾乎無縫接軌。
但你會說：美國所有的網路企業都是上市公司，全都是獨立自主經營，僱用獨立董事，擁有全球龐大投資人，與國際投行監控財務。但這論點有個死穴：這些網路企業的資訊流量，全被華盛頓的美國安局(NSA)監控，很多企業的創投資金則由中情局(CIA)包辦。
至於隱私的部份，美國的《愛國者法案》中有一項硬性規定：一旦有美國政府認為是『恐怖行動』的內容，網路公司就必須提供毫無保留的合作。當然，所謂的『恐怖行動』，全都是由美國情治單位說的算，不然就問問死得無辜的海珊看看。
所以到最後，美國之所以不需建構一道自由長城，是因為根本不需要。全球幾乎所有的網路與電信流量，都需經過美國的電信骨幹。這些骨幹，全被美國安局、CIA與FBI監控。傻瓜才會建一道長城，將自己與全球不請自來的資訊阻隔。
這些資訊包括什麼？張忠謀對台積電下一季的營收預估談話、宏碁新一代NB的製程e-mail、王金平與柯建銘對司法關說的私人通話、馬英九與杏仁果的深夜談話、朴槿惠與三星高層的Line訊息、梅克爾與李克強的Skype會議。
如果這些都是機密資料，誰掌握內線資訊，不就有不公平的商業與戰略優勢嗎？那美國不正是在蓋一個新北韓、或是更新版的1984？能夠建一個生態圈，又定義這生態圈為自由聖地，這才是大聯盟應該搞的。
再來到最後的問題：誰才是真正控制台灣的黑手？
請問各位：想要控制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不就是徹徹底底瞭解你的人民在想什麼嗎？以前的CIA與KGB特務，必須利用刑求的方式逼供，才能辛苦的擠出一些機密。現在不要了。政府如果想要瞭解造反人士在想什麼、或生態圈為何，不就開個臉書、推特、Google+後門就好。老大哥不但可用海量資料（Big Data），精準算出這些革命份子的想法、習慣、組織、地點、活動與領袖為何；甚至可用演算模式，控制這些人的現實認知與情緒起伏。
這些資訊又在誰的手上呢？台灣的行政院嗎？還是矽谷的實驗室內？所以講到最後，是誰比我們的軍情局還瞭解自己人民在想什麼、怎樣想、弱點為何、以及如何顛覆這些不正確份子？是內政部？還是臉書？
很多人以為，法西斯的定義是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這類國家層級的暴力獨裁者；但擔任羅斯福總統副手的華勒斯（Henry Agard Wallace）曾警告，他說：「如果將法西斯的內涵定義在一種『以金錢與權力最大化為終極目標，並不惜利用各種手段達到它』，那美國已有成千上萬個法西斯主義者了。（If we define an American fascist as one who in case of conflict puts money and power ahead of human beings, then there are undoubtedly several million fasc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沒錯，也許華勒斯非常瞭解法西斯主義的內涵；畢竟，歷史學家只要稍微做功課，就會發現：希特勒之所以能奪權，主要是靠歐美企業如IBM、福特、摩根大通、可口可樂、柯達、Hugo Boss、福斯、拜耳、西門子等的贊助，其中甚至包括小布希阿公Prescott Bush的銀行資金。
那還是上個世紀的企業規模，如今則更大百倍：也就是說，與主權政府比起來，真正掌控全球權力的，根本就是跨國性企業，且以美國為主。台灣的馬小九或陳阿扁，充其量只是跑腿的小弟：只要聽話，就可平安下台；如有太多自己主見，則牢獄伺候。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譯者：陳雅馨、李尚遠、湯淑君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4-07-04
ISBN：9789862726075
城邦書號：BK7056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0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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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實踐民主
◎文／陳俊宏（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自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以來，「占領X」已經成為全球各地社會運動常見的抗爭劇碼，這個X可以是公園、廣場、法院、國會，甚至是情人節。占領運動如何成為一股席捲全球的社運風潮，絕對不能不談及二〇一一年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而本書所談論的，不只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點滴紀實，更是探索占領運動所啟發的種種想像力，以及其後續所帶動的意識革命。
本書作者大衛‧格雷柏，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公共人類學家之一，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二〇一一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百代風雲人物。他的名著《債的歷史》，更獲得美國文化人類學會「最佳專書獎」的殊榮。在遭遇被耶魯大學不續聘，並在美國尋求教職處處碰壁，而剛在英國倫敦大學的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落腳之際，因緣際會的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重要成員。而他與其他同伴集體構思的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深刻打動人心，召喚了廣大的人民走上街頭，表達市井小民無法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憤怒。這場運動無疑向世人揭露：凡是有益於華爾街的東西，絕對不利於整個美國，甚至整個世界，它更真實的凸顯出美國的代議政治已經淪為金融菁英們的附庸。不久之後，各式的占領運動從美國一路蔓延到歐亞，引起全球各地兩千七百多個城市響應。
「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之所以引起全球的共鳴，正因為全球化導致的不平等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的現象。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所倡議的市場、競爭與發展掛帥等概念已經出現嚴重的危機。這類觀點的邏輯，假設經濟一旦有所成長，發展「理當」會點滴下滲（trickle down），所以分配的問題根本無須擔慮。然而現實已經清楚地回答，全球財富日益收斂成「窮」與「富」兩個大集團，集團內部相互收斂，但是集團之間差距卻日益擴大。聯合國發展署曾經以香檳杯圖像，來形容全球分配不均的慘況。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前百分之二〇富人擁有全世界百分之八〇的財富，而最赤貧百分之二〇窮人總和則僅有百分之一‧四的全球財富。而這個差距比例在當前的發展趨勢中更加惡化。根據《二〇一三年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全球財富有百分之八十六掌握在百分之一〇的人手裡，僅百分之一的頂級財富持有者就占據了全球財產的百分之四十六，而底層人群所占有的財富僅為百分之一。《二十一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三年就曾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者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研究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九八年美國收入不均的情形，並關注最富裕的百分之一階層的收入情况。他們詳細揭示美國國民收入絕大部分是落入了這些高收入者之手，據說占領華爾街運動也深受這項研究的啟發，進而喊出了「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這個深植人心的口號。
然而作為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倡議者，格雷伯對改造資本主義並不抱希望。他的立場可以和皮凱提的巨著《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作一個有趣的對比。皮凱提也指出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的缺陷，自然地會使社會愈來愈不平等，也就是會產生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危機。因此皮凱提主張以「加稅」作為解決之道，例如，要求政府推行增稅政策（對百分之一的富人課徵百分之八○的所得稅率與百分之五○到六○的遺產稅）以及金融管制等政策。然而格雷伯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革，似乎沒有皮凱提那麼樂觀。對格雷伯來說，皮凱提顯然無意反對資本主義，而只是期待透過矯正的方案，或許可以減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格雷柏認為，這些看似基進的政策最終將徒勞無功，因為那些居於百分之一頂端的菁英不可能剝奪自己的財富，同時他們對媒體與政治場域所打造的銅牆鐵壁，早已排除任何人能透過選舉撼動他們利益的可能性。皮凱提的改革方案，就好比將資本主義想像為一個巨大的真空吸塵器，將財富吸入極少數的菁英手裡，但卻仍堅持不去拔掉插頭，而只想以一個小型的真空吸塵器來取代。因此，對他來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想像，努力思考如何找出一個先拔除插頭，徹底調整機器功能再重新啟動的模式。這兩位學者對資本主義的診斷，非常值得進一步追蹤觀察。
除了挑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公平，在這本新書中，格雷伯也挑戰一般美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民主」一詞等於在描述現狀。然而對格雷伯來說，無論過去或是現在，民主從來沒有真正在美國實現過，不論《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都沒有體現它們應當體現的民主價值。而當前的政治體系之所以犧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權益來保障百分之一人的利益也絕非偶然，因為現實的政治早已將職業政客與金融資本主義（fiance capitalism）融為一體，透過金錢與權力掐住了百分之九十九人的生活，當前所謂的民主根本只是個幻象。當政治已經成為經濟和金融利益的附庸，抗議者的目標就不在於如何與現存的體制尋求協商妥協或任何可能的讓步。「如果我們打算生活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當中，我們就不得不從頭開始」。 因此占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改變這個眼前不公平的經濟體制，更在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而這種民主模式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得到完美的實現。
這是一種由所有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下形成共識的直接民主模式。有別於常見的由上而下的垂直式組織形式，這種直接民主的特色包括: 強調分享「水平性權力」（horizontal power，即所有人參與共同決策），採取「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即無需他人代表，個人自動自發的參與）的方式，並採用「共識決」的模式來決定行動策略。整個過程沒有領導人，只有共識引導者（Facilitator）負責協助整個流程，以便群眾找到共識，做出決策。每個人都有機會啟用人民麥克風（People’s Microphone）發言或公布自己的提議；每個人都可以「否決」某個提議；或是選擇成為旁觀者角色，也就是「即使我不參與行動，但我不會阻止他人如此行動」。共識決的模式不同於以多數決的投票表決體系，不以壓抑少數意見來進行決策，而是對提案進行充分討論，從而形成共識。
這種採取去中心化、水平性組織、共識決的直接民主方式，肯定會挑戰我們的直覺，特別是習慣於國家、政府或企業以「由上而下」的垂直性權力結構運作的人，很難想像這樣的實踐如何可能。這個實踐必然面臨幾個嚴肅的問題：例如沒有領導人的組織要如何運作？決策該如何產生？七○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學者喬‧弗利曼（Jo Freeman）在〈無架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中，就曾經質疑這種去中心化的組織及決策模式未必能達成組織成員平等參與的目標，反而容易讓權力更加集中於少數菁英之手，同時還無法要求菁英為決策負責；因此，沒有明文規定的組織架構以及可辨識的決策者，反而成為「權力遮掩的面具」。然而格雷柏認為，他所倡議的「共識程序」，可以解決弗利曼所提出的挑戰。
因此，占領運動展示一種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另類想像。當運動過程中面臨主流媒體批評這場運動缺乏具體的目標與訴求時，格雷伯反駁，「占領」本身就是目標，它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展現。透過「占領」讓所有被壓迫者可以平等的、公開的抒發對於當前貪婪不義體制的不滿；另一方面，則是向公眾展示一種真正自由、平等、有創意的民主圖像如何可能。格雷伯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拋棄「目的正確等於手段正當」的邏輯，因此「社運團體採取的組織形式，必須具體呈現出我們所希望創造的那一種社會」。換言之，若要推翻資本主義就不應複製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樣的，社運團體要成就民主的目標就不應以「不民主」的手段來達成。這是一種「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對未來社會和政治圖像的真實預演。「占領」本身就形成一場對體制反思的展演，揭示政府統治機制的本質，並實踐一個直接參與並深具包容性的自治模式。因此他說︰「我們或許永遠不可能透過邏輯來證明直接民主、自由以及立基於人類團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我們只能透過行動來體現這些規則。」儘管占領運動過後，沒有任何具體訴求被實現，但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格雷伯並不從這個角度來評價占領運動的成敗。正如華勒斯坦所說，革命首先是由政治常識的變遷所組成的。儘管祖科提公園早已被淨空，然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號仍在世界各地獲得迴響，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繼續上演占領的抗爭劇碼，因此這是一場意識覺醒的革命，當革命想像力一旦甦醒，改變就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過去幾年，台灣版的「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處處可見，特別是跨海峽資本所形成的政商聯盟已成為台灣的百分之一，壟斷政策制定過程，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受到嚴重威脅。而代議民主制度的嚴重失靈，導致公民唯有透過街頭抗爭，才能撼動分贓政治的權力遊戲。二○一四年三月因立法院草率通過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學生和公民團體的抗爭，展開為期三週的國會占領運動。對許多參與此場運動的青年學子而言，此場台灣近年來最具規模的公民運動，像是一場嚴肅又深刻的「公民成年禮」，讓他們對於未來該如何扮演積極的公民，有了清楚的體認。歷經「324占領行政院」行動中慘遭警察強力鎮壓的公民，更是真實的體驗血淋淋的國家暴力。而在占領運動期間，許多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常見的策略與參與形式，也不時出現在議場內外。由學生和公民團體一起舉行的草根會議中，更援引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採行的會議手勢，讓近千名參與者能夠即時進行溝通，並達成具體共識。而在街頭公民審議（D-Street）會議中，一群公民團體與學者更發展出七種以上在街頭進行民主審議與對話的形式。當然，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蹣頇無能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還真是很難想像。
不論你是否曾經參與街頭運動，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對於不熟悉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讀者，本書提供豐富的資料，讓讀者可以了解運動的發展歷程。對於關心如何在街頭實踐民主的讀者，本書第四章提供讀者一窺當年街頭共識決模式的民主實踐過程，絕對值得每位政治行動者參考。而對於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經常遭遇的嚴肅問題，例如如何思考社運組織的內部民主？如何思考國家暴力的本質？ 如何判斷公民不服從是否「是」非暴力的？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線索。重點不在於是否被格雷伯的主張所說服，而是書中不斷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想法，並用具體行動激發我們探索民主實踐的各種可能，本書確實開拓了我們對另類政治實踐的想像空間。

歐美極右翼組織的訴求，通常都經過精巧的包裝與掩飾，以免抵觸反「仇恨罪行」法。

美國老牌種族主義團體「三K黨 」(KKK, Ku Klux Klan)、新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等極右翼組織，在集會、示威、遊行中所提出的口號往往是「愛國、護國、救國」、「反共產、反極權、悍衛民主自由」、「弘揚固有道德、保衛傳統文化、維護族群遺產」、「反犯罪、反毒品」、「反外勞、反非法移民、守護邊界」等表面上看起來較「正當」、「理性」的主張。美國右翼保守主義「茶黨」(Tea Party) 的訴求則是 「减税」、「抗税」、「缩减开支」、「美國繁榮」等有關經濟政策的主張，或「反非法移民」、「反槍械管制」等。

歐美反「仇恨罪行」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防止資本主義內部矛盾上升為對抗性矛盾，避免因為內部對抗過度激化而危害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換言之，反「仇恨罪行」法的真正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本身，在壓制資產階級極右派的條件下，也更加強壓迫左派。不過在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下，左派尚可進行一定程度的合法鬥爭。

臺灣解嚴後的所謂「民主化」僅有二十餘年歷程，比起歐美超過百年比較成熟的的「資產階級民主」傳統，臺灣「資產階級民主」的基礎相對脆弱，人民的所謂「民主意識」膚淺而狹隘，緩解內部矛盾的機制粗糙而不夠完善，對「仇恨罪行」的理解不足，更缺乏反「仇恨罪行」的相關立法。冷戰時期長期而深入的反共宣傳與教育，使得當前臺灣社會「保守主義」(右) 及「右翼民粹」(極右) 盛行，而相對的「反法西斯」、「人民民主」或「左翼」的傳統卻不夠強大。

在最近的政治騷動中，「臺獨法西斯」高喊「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等新納粹口號，而且可以毫無顧忌，無須包裝與掩飾，這種現象反映了當前臺灣極右政治力量的原始、野蠻、囂張，以及抗衡「臺獨法西斯」的進步力量相對較為微弱。當前臺灣的社會亂象有些類似納粹上臺前政局混亂的威瑪共和國，臺灣的「民主」堪虞。

根據維基百科

仇恨罪行（Hate Crime）：按照犯罪學和目前已經存在的法律定義，「仇恨罪行」指的是由針對某一特定社會群組成員歧視性的犯罪行為。這些社會群組包括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障礙、族群、國籍、年齡、性別、性別認同及政黨等等。而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安全則大多是部分人群針對與其本身不同的外表、膚色、國家、語言、性取向、宗教信仰等由於歧視（仇恨）而引致包含但不限於淩辱、攻擊甚至是謀殺等罪行。

仇恨團體（Hate Group）：針對某些人士的種族、民族、宗教、性別及性取向而表達怨恨、敵意或者進行暴力活動的有組織集團。

仇恨言論 (Hate Speech) ：是指一些有意去貶抑、威嚇，或煽動一些針對個別族群作出暴力及偏見的言論。而個別族群則是建基於不同的種族、性別、年齡、國籍、道德取向、身體狀況、宗教、社會階層以及性取向等基礎的。

仇恨罪行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7%E6%81%A8%E7%BD%AA%E8%A1%8C
Hate crime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te_crime
仇恨團體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7%E6%81%A8%E5%9B%A2%E4%BD%93
Hate group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te_group
仇恨言論-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7%E6%81%A8%E8%A8%80%E8%AB%96
Hate speech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te_speech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8%B4%AB%E5%9B%B0%E6%B3%...
List of organizations designated by 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as hate groups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rganizations_designated_by_the_Sou...
SPLC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http://www.splcenter.org/

反誹謗聯盟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8%AA%B9%E8%AC%97%E8%81%AF%E7%9B%9F
Anti-Defamation League
http://www.adl.org/

三K黨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3K%E5%85%9A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ocialist_Movement_(United_States)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Website
http://www.nsm88.org/

茶黨運動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5%85%9A%E8%BF%90%E5%8A%A8
Tea Party movement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a_Party_movement

臺灣所謂的「反服貿運動」（即「立法院政變」與「行政院暴動」），其主流是一場反共、反華、親帝的極右翼運動。

所謂的「反服貿運動」表面上是臺灣資產階級極右派 （臺獨法西斯）針對較不支持臺獨的其他資產階級派別 （泛藍、獨臺、馬英九等）的鬥爭。而且臺獨內部的蔡英文派也藉此壓抑了蘇貞昌派，趁勢奪取了民進黨的主導權，王金平也趁機鬥馬英九。但其實隱藏在資產階級內鬥的現象下，還有更深層的真正本質，那就是國際壟斷資本（帝國主義）和兩岸資產階級在彼此的矛盾與鬥爭中，繼續維護壓迫兩岸無產階級的政經秩序，因此「反服貿運動」除了是表面所呈現的資產階級內鬥外，更是資產階級針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真正的左派不應被資產階級牽著鼻子走，更不能被帝國主義操控、利用。

李民騏指出：以毛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全面地、具體地、深刻地分析這場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是共產主義者重要的任務。

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演說
紅色中國網
遠航一號 2014-3-25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7356

編注：

如何正確看待臺灣問題和臺灣的階級鬥爭，是考驗馬列毛左派政治水準和理論水準的一個嚴重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站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是反動的；但是，簡單地、抽象地、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也是行不通的。

臺灣學生代表的這篇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演說，其內容反映了當前臺灣尖銳的階級矛盾的現狀。

過去幾十年，在美帝的庇護下以及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大形勢下，臺灣資產階級取得了在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廉價製造業生產基地與美、日帝國主義之間中間商的地位，分享了帝國主義攫取的一小部分超額利潤。相應地，臺灣資產階級將這一小部分超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拿出來緩和島內階級矛盾，從而使得臺灣的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工人階級都取得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准工人貴族」的地位。這就是所謂的臺灣「民主成就」。

然而，近年來，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這種「民主成就」已經維持不下去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尚未來臨的形勢下，臺灣工人階級暫時處於迷茫的狀態，臺灣小資產階級則絕望地試圖通過加強臺灣「民族國家」地位的方式維持其實際上已經維持不了的相對於「中國人」的優越地位。這當然是沒有希望的。

另一方面，臺灣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鬥爭，無論其表面的意識形態表述形式是怎樣的，在客觀上都會增加臺灣資產階級的困難；在特定條件下，還可能增加臺灣資產階級與大陸資產階級的矛盾。

如果出現中國大陸或者臺灣內部階級矛盾急劇激化的情況，臺灣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雖然永遠不會走向社會主義，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臺灣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任何問題，但是可能對大陸階級矛盾的激化起某種催化劑的作用，並在客觀上有利於打碎整個東亞資本主義的分工鏈條。這才是馬列主義革命者真正應當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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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千萬別以爲3·18佔領立院的那種反共反華親帝的所謂“社會”、“公民”運動，是“進步”的、甚至“反資”的東西。那不過是絕望的小資產者的表演和掙扎而已，背後不得不站著靠販賣反中民粹吃飯的各種政客，在政客的背後，也不得不站著從中漁利的本土和帝國資產階級。

以下引自這裡鏈接的文章：

『很多人批評，服貿缺乏民主透明性，程序可議。此話不假。問題是，台灣遠從加入 WTO、近至台紐經濟合作協定，類似多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哪次有過民主透明的徵詢程序？ WTO、台紐協定，恰好分別在藍綠執政期間完成，而這不正恰好說明了台灣政治存在如此共犯結構，但所謂公民運動「一味姑息」？

唯一可解釋的因素是，台灣社會渴望「自由貿易」（或云加入「國際社會」），唯獨中國例外，因為這會讓人有「終極統一」的不愉快聯想。

問題在於，防禦過度，勢必「逢中必反」。不妨回頭想想，當初簽 ECFA、以及開放陸生來台就讀，民進黨每役必與，但無限上綱之後，只證明綠營是「狼來了」，不但沒有當初放送的超級毀滅效應，事後連綠營也從放聲反對變成沈默接納。』

試問「學生黨工」與「青年顧問」之高下
2014/07/10 聯合報 社論

行政院最近成立「青年顧問團」，並以人選出色、難以割捨為由臨時增加了錄取名額。雖其中並無外傳的學運要角參與，「太陽花學運」成員仍紛表不屑：陳為廷批青年顧問團只是「自慰會議」，其他成員則稱這是政府「摸頭、打高空」。足見：同是年輕世代，太陽花成員對青年顧問團頗不以為然。
然而，就在行政院為青年顧問團招兵買馬之際，甫出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重組黨中央人事，卻一舉拔擢多位學、社運要角接任黨的高層幹部。諸如：律師黃帝穎出任黨中央發言人，「捍衛苗栗青年聯盟」的清大博士生傅偉哲擔任青年部主任，太陽花學運幹部黃曼婷擔任副主任，「基進側翼青年政團」成員陳子瑜出任社運部副主任，其中數人仍是在學學生。同樣是進入政治體制，太陽花成員未對進入民進黨擔任幹部的同志冷嘲熱諷，卻一味批判青年顧問團；如此雙重標準，豈非十分耐人尋味？
近一年來的青年社會運動，率皆打著「公民覺醒」的旗號。既號稱代表「公民」，當然要超脫黨派立場，也要超越政治對立；因此，對於成員選擇「走進體制」，理應抱持一致的邏輯。在此一前提下，對於朝野政黨競相籠絡年輕世代參與政治，不論是從「政治消費學運」、「政客利用青年」的切入點批判，或是由「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改變政策」的積極觀點給予期許，都是可以討論的事，且應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
但是，眼下的情況卻非如此。年輕人加入青年顧問團，可以有更便捷的管道提供政府的施政諮詢；但如果這被一舉抹煞為「摸頭」，或者說成是青年向當權者「輸誠」，那麼，學運/社運幹部變成特定政黨的「專職黨工」，難道不是把學/社運變成通往政治的「敲門磚」或「終南捷徑」，甚至自甘成為政黨的「棋子」？無論如何，若對加入執政陣營的就一面倒地痛批，對於加入民進黨的卻一面倒地讚揚，絕對是雙重標準。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在青年參與政治，而在：所謂「公民覺醒」或「超越政黨」，是不是被政黨操弄及利用了？
太陽花學運落幕至今已一段時日，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淘洗，應有助於外界更瞭解這場運動的全部面貌；儘管參與者想法未必完全相同，然發起者立場一致，這方面已無需贅言。於今看來，這場學/社運領袖大致分成兩類發展：其一，是成為民進黨政治甄補的對象，進入政治體制內；其二，是繼續街頭運動路線，在不同抗爭場合衝鋒陷陣。而這兩條路線之分，究竟是選擇不同，或者只是「分進合擊」的手段，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從占領國會開始，民進黨似乎刻意與學運保持距離，以求學運的清純面貌與純粹性可為街頭帶來參與能量；事後來看，包括「蘇下蔡上」的發展，都顯示這是一種「分進合擊」的精明手段，蔡英文人馬與學運的關係亦躍然紙上。及至張志軍來台，此一手段運用得更為巧妙：黨中央在公開立場上保持最大的理性，「樂見兩岸交流」；然而，在街頭如影隨形的隊伍中，卻仍是太陽花那批相同的面孔在帶頭。可以說：不論學運青年選擇進入政黨體制、或持續街頭抗爭，都仍是基於相同的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
從政黨的角度看，無論是透過青年顧問團擢才以汲取新世代意見，或者透過學/社運的鍛鍊來甄補政黨幹部，其實都是政黨發展更新的一環，無可厚非。從青年學生的立場看，選擇走入政黨充當幹部，或選擇走入政府體制協助提供諮詢，都不失為改變現狀、實現理想的必要手段；畢竟，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問題是：如果民進黨一方面高舉「政治退出校園」的大旗，一方面卻大肆透過學/社運來培養、汲取黨的校園幹部，就不免有失磊落；而學生若擺出一副「公民代表」的姿態，實際上只是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那麼就無關青年理想，而只是玩弄政治騙術或淪為政治棋子罷了。

美国是中共最好的朋友，是民主斗士最大的敌人
2014-04-08 简书 作者:饱醉豚

1949年，是谁断然拒绝蒋介石军事援助的请求，坐看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是美国。美国政府喜欢共产党吗？不，那时候美国国内是反共的。美国人只是喜欢扶持在中国的共产党。
中共经过反右、文革，把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发挥到极点的时候，是谁主动上门跟中共用“乒乓外交”眉来眼去？是美国。
当台湾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民生之路，而大陆仍然深陷于阶级斗争的红色海洋，是谁带头把台湾逼出了联合国、把中共抬入了联合国？是美国。
1989年9月，当全世界都对中国谴责制裁的时候，是谁率先偷偷摸摸跟邓小平联络、把红绣球抛向中共？是美国总统(老)布什。
当民主斗士否认未经选举的中共的合法性，当人民拒绝被“三个代表”代表，是谁一直承认中共的合法统治地位、把中共作为战略伙伴？是美国。
美国忌讳共产党吗？也许他们提防过，可是他们在中共最红色恐怖的文化大革命时候跟中共建交。
当中共训练马来西亚共产党、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印尼游击队，当东南亚十三国和中共断交，美国在哪里？美国在为把中共抬入联合国而奔波。
中国有2个政府：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中共的大陆政府。美国只跟中共政府建交，只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共的高级官员，纷纷把子女送往美国、把财产转往美国。美国用名校为太子党镀金，让他们继续继承上一代的红色旗帜。所以，不论是薄(熙来)的孩子、还是习(近平)的孩子，都在美国顶尖名校拿学位。
美国为中共高官保存大量的财产，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旦政局有变，他们在美国有巨额财产，有早已拿到绿卡和美国护照的子孙后代。
美国利用中共的低人权优势，挤垮了竞争对手——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一样，它和中国大陆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互补型的合作伙伴。
扶持一个中共的中国，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中国威胁”，从而让美国人民团结在以XXX总统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周围，凝聚国家力量。
911以后，美国利用“恐怖事件”大作文章；于是中国的疆独成了恐怖分子而被美国人追杀。于是中国海外民运王炳章以“恐怖分子”的身份被绑架到中国判处无期徒刑。
你当真以为美国会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独裁吗？做梦。
为什么那些写《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拿了美国绿卡？为什么责问美国的北大女生嫁到了美国？为什么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代这么多是美国人？难道他们真的会安心去一个对独裁和独裁的支持者充满敌意的国家吗？
当著名的反日反美愤青郭飞雄因为被余杰、王怡排挤而见不到美国总统，愤愤不平。我们要想想，这事儿有多荒唐。
当著名的反日但不反美、并自称“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余杰把受到美国总统接见当做了一种荣耀写在自己的小传里，有基督徒这样骂他：“即使丁光训和吴耀宗这种犹大，也不至于去寻求外国政客的庇护。”
而一群自诩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奋斗的中国人，却对美国政客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怎样的弱智，才能以为美国不是中共的朋友、却会是你们的朋友啊。
那些把美国当做自由民主的基地，指望美国能够成为他们反共同盟军的民主斗士，该醒醒了，别说你们装睡的时候我没叫醒你们。
【大约写于2009年，略作和谐以免给简书添麻烦】

美國《外交》季刊1994年3～4月號刊登了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說：「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

Werash
بڵاوبوونه‌وه‌ی‌ چه‌ند وێنه‌یه‌ك كه‌ ئه‌ندامانی‌ ده‌زگا ئه‌منیه‌ عێراقیه‌كان سزا و
ئه‌شكه‌نجه‌ی‌ زیندانیه‌كان ده‌ده‌ن
https://werash.wordpress.com/2009/09/30/%D8%A8%DA%B5%D8%A7%D9%88%D8%A8%D...

美軍強姦伊拉克婦女的照片與視頻
http://serveice.blogspot.com/2011/08/rape-of-iraqi-women-by-us-soldiers....
美軍佔領伊拉克期間，美軍強姦婦女的照片與視頻多由強姦者用手機拍攝，當時手機攝影的解析度並不清晰。強姦者的用意本來是要向同僚炫耀，或與朋友分享，不料部分照片與視頻後來在網上流傳，震驚國際。大部分強姦案由於美軍占領當局的袒護或遮掩，均不了了之，而且有些強姦者是 CIA 的傭兵 （Blackwater， Xe Services LLC，Academi），更難追查 。

The number of victims of the U.S. war in Iraq up to three times the Hiroshima bomb victims.

平民 Civilian Deaths
A study research of American and Iraqi under the supervision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f America said that the U.S. occupation of Iraq has resulted since - March 2003 until July, has killed about 655 thousand Iraqis. Which means that the average of death in the violence in Iraq up to 15 thousand people per month, which represents 20 times the number which was announced by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contents of the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Iraq last month

學者和醫務人員 Academics and medical staff
Since the war on Iraq 190 Iraqi university professor was murdered, 85 kidnapped , and 224 medical staff was killed according to a study of Brussels Tribunal Organization www.brusselstribunal.org . Presented at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Iraqi academics held in April / April 2006

流離失所 Displaced inside Iraq
The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Assistance to Iraq" ( www.uniraq.org ),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June 27, 2006, that the total displaced within Iraq is about 1.3 million people, are nearly five per 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Iraq whose is 25 million people

囚犯與被拘留者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U.S. forces hold more than 14 thousand detainees in four major detention centers , the Abu Ghraib prison in Baghdad, Bucca Camp in Umm Qasr, near Basra and Cropper Camp near Baghdad International Airport,and Fort Suse Camp, near Sulaimaniya, as explain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for the year 2006 a report www.amnesty.org

記者 Journalists deaths
According t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rganization www.rsf.org that 98 journalists were killed in Iraq since the invasion, the Journalistic Freedoms Observatory in Iraq, referring 147 Arab iragi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killed in Iraq

被綁架的外國人 Foreigners kidnapped
At least 439 foreigners have been kidnapped, according to the anti-kidnapping unit of the America

承包商 Iraqi contractors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deaths in Iraq to 338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site
www.icasualties.org

The end of the tragedy
There are hundreds of Iraqi women raped and some of them fled to Jordan, Syria and others were left suffering in Iraq. Many of Iraqi were displac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ousands of American sodiers were wounded, killed and many of them became disabled because of the unjust American war Against Iraq.

Leaked Blackwater Iraq Videos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m6hC2oW5P8
Untold Story of the Iraq War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mwqbwHfaA
Academi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Blackwater

美軍 Abu Ghraib 監獄虐囚：強姦、雞奸、酷刑、虐殺
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u_Ghraib_torture_and_prisoner_abuse

تعذيب المعتقلين في سجن ابو غريب العراق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eZXHn-yz5o
Abu Ghraib prison فضيحة تعذيب في سجن ابو غريب فلم مسرب من الداخل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fuDUwHtwgE
وحشية أميركا مع الأسرى العراقيين في أبوغريب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gOAph3bH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Q0x5ZLbeqQ
Abu Ghraib Torture: Abuse and Torture of Detainees by U.S. and the U. K.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f48iG-CPjk
Abu Ghraib Whistle Blower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4i4RR-5u0c
Ghosts Of Abu Ghraib Documentary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31RzaYp-K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2fVXuR6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fcVNSwVHf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z9ch3IOfys
The Abu Ghraib Prison Unsensored Pictures ane Videos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VolRm1iqB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RZEvNnyqlA

專訪李敖痛批台灣學運
2014年4月13日 亞洲週刊第28卷14期 童清峰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96496585691&docissue=20...

反服貿學運延燒超過二個星期，三月三十日學生發動遊行，五十萬身穿黑衣群眾把總統府附近周邊道路擠爆，台灣社會對學運的支持遠遠超過預期，也讓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更加堅定。知名作家李敖對這場學運有深入觀察，二十七日晚間列出七點，指學運引發廣大效應，證明「台灣民主全是假」、「沒人說中國好話，青年對祖國沒向心力」、「共產黨對台政策失敗」、「兩岸台灣專家是外行」、「選出馬英九做偽總統是兩岸共同錯誤」。三十一日上午，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旁徵博引，言人所不敢言，表現一貫李敖式的暢快淋漓。以下是訪談紀要：

你對這次學運有什麼評價？

主要有幾個關鍵，有幾個大前提要把握住：第一、台灣青年表現再出色，你在中國的前途上沒有把握到，你不敢承認中國、不敢面對中國問題，雖然你未必是台獨分子，香港也這樣子，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雖然未必是港獨，但他也不要做中國人，這個大前提沒有把握住的話，接下去的推論都是錯的。台灣今天情形表現再成功，也是失敗的。

這不就是反中的表現嗎？

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反中的觀念已經六十四年了，從蔣介石開始，到台灣來這樣子，這個教育是蔣介石根深蒂固刻意造成的，不管蔣介石死不死，共產黨改不改，國民黨放鬆了，但蔣介石的陰魂不散，跑到民進黨身上去了，今天很有趣，今天反中強烈的不是國民黨，反倒是民進黨，所以真正是蔣介石的真傳到民進黨身上去了，你不覺得很可笑嗎？學生跟共產黨沒有淵源，卻這樣恨它，恨到這種程度，甚至用犧牲自己未來的方法來恨它，太有趣了。第三個原因，被美國裹脅，美國全球化本來是個裹脅運動，你要跟著我走，不然就出局，所以全世界跟它跑，可是裹脅的結果，第一個佔便宜的是資本家，其他的還是靠邊站，共產黨沒有辦法只好跟著走，台灣根本沒有抵抗能力，只能跟著走。但台灣經濟政策如果走這條路的話，是不是正確？所以我說台灣應該回頭走老路，放棄工業化，放棄核電，回去小國寡民的生活。

要回到鑽木取火時代嗎？

倒不要那麼嚴重，你不需要那麼多電嘛，台灣的電都給郭台銘了，我講過，郭台銘賺的是代工的錢，多少錢呢？我告訴你，美國的五十分之一，美國蘋果賺的錢的五十分之一給郭台銘，大家覺得郭台銘很有錢，台灣的帳面很好看，可是老百姓得不到實惠，至少短期得不到實惠。中共的台灣政策完全錯誤，如果是看法錯誤還不嚴重，但現在的情況是根本在勾結，（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跟（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根本在勾結，陳雲林拿的乾股有百分之十五，他們在香港搞公司，已經在亂搞了，所以他們現在已經不是看法上的不同了，而是國民黨的官僚系統跟共產黨官僚系統的利益結合，我們對這種現象很憂慮。

這部分能否進一步說明？

我知道的情況是，陳雲林的團隊跟江丙坤的團隊在香港結合，北京在裏面分了百分之十五的乾股，詳細情形還有待你們調查，但有這樣的訊息出來。昨天北京給陳雲林跟江丙坤頒獎，他們兩個好意思要嗎？台灣今天這個局面難道全都怪民進黨、怪學生嗎？你大陸對台政策錯誤嘛！別以為對台灣花點錢、讓點利，服貿協議對台灣承諾開放八十項，對台灣比較寬大，不夠的，台灣一般人得不到好處，當然就反了，這證明對台政策失敗，這是更嚴重現象，台灣青年人對中國的看法整個失敗，也不想改正，這背後也是共產黨的政策失敗，因為它跟國民黨官僚系統、連戰系統（江丙坤是典型的）勾結，徐立德在上海買醫院等，明顯就是權力的勾結、特權的勾結。

馬英九犯了什麼錯？

馬英九有一點正確的，就是把江丙坤趕下來（笑），你們應該下台了，為什麼還把持這局面呢？可是馬英九跟毛澤東犯同樣毛病，毛澤東太相信四人幫了，但四人幫不成器，不能接班，把老將趕掉了，但新人接不上班，所以搞亂掉了，「你辦事，我放心」這批人不堪一擊。馬英九團隊沒有可用之人，你看他身邊的人（指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連電視節目都搞不好，他的團隊不行。可是這整個局面不單純，我們乍看是學生運動，但學生也糊塗，共產黨也錯誤，馬英九也無能，可是有一批人佔了便宜，就是江丙坤為主、官商勾結的這批人。

現在情況似乎無解，你認為要怎樣讓學生退場？

情況未必越演越烈，馬英九要搶回立法院，太容易了，技術問題，行政院都搶得回來，為什麼立法院搶不回來？噴瓦斯、噴水龍頭就搶回來了，搶回來以後，立法院要還給王金平，立法院就不能動，馬英九面對這個問題怎麼辦？一開始（兩岸服貿協議）不能逐條審查，可是現在價碼變高了，這就是陳儀當時二二八的現象，陳想跟群眾談判，可是跟群眾怎麼談？沒有底價，變成浮動匯率，本來學生講佔領立法院多少小時就要出來，只要你逐條審查就好了，但現在是什麼條件？所以現在已經亂掉了。

學生現在的訴求是退回服貿？

退回就死掉了，時間就把你拖垮了。

所以馬英九不可能接受這個條件？

他現在就像車禍卡在中間，進也進不動，退也退不動，整個被卡住了，國民黨也被卡住了，學生們亂七八糟的，可是學生有很多種，多數是起哄的，好玩，這是年輕人心理，去插花、作秀，並不是有意識形態的，但他們把中國因素丟掉，把美國因素丟掉是錯誤的。

怎麼樣做才是正辦？

還要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再鬧一鬧，再說吧！可是我認為對台灣本來長期不利，現在短期也不利。

王金平不動用警察權，要如何收回立法院？

王金平放話了，這不是立法院內部的問題，意思不是立法院警察所能解決的，馬英九名正言順，現在的解釋不通嘛，行政院是政府機構，立法院不是嗎？它當然是公家機構，我當然可以把你趕走嘛！可是趕走以後還給王金平，對馬英九沒什麼好處。至於學生問題，在一個動亂裏面，本來就會有人吃虧，有人佔便宜，可是你現在看到很慘的現象，今天學生不能出頭嘛，鬧了半天，我們只記得二、三個人，證明他們花拳綉腿，年輕人爬不起來。

你支不支持服貿協議？

我當然反對，我剛剛講過，這是美國全球化的陰謀，但我們躲不掉，問題在這個地方，被美國人吃掉了，什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跨國的，資本家不是美國的了。為什麼躲不掉？因為我們沒有三個地球，大陸說我們現在要走美國路線，要大家有錢，中國人全部過美國人生活，世界資源不夠分配，要三個地球，我們不可能有三個地球，所以就像鄧小平講的，我們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沒有錯，富到美國程度也沒有錯，法拉利跑車照開，可是另外一部分窮人爬不起來，因為他爬起來世界資源就不夠分配了，所以我們現在走美國路線，最後是追不上美國，只有一部分人會追上，那是特殊的搞鬼的人，這條路走不通，共產黨不敢講說要回到以前，現在要老百姓穿以前藍色的毛裝，老百姓不肯，但堅持要走美國路也是很麻煩的事情，共產黨以前是革命太多，現在是革命太少，所以非常麻煩。

學生批評馬英九已經失去統治的正當性？

根本是偽政府！什麼失去正當性，你中華民國亡國了嘛，蔣介石已承認在一九四九年亡國，台灣是中國千分之三領土，首都丟掉兩次，你說你代表中華民國，怎麼可以？中華民國是個死屍，被國民黨看住，國民黨在守屍，如果不看住，民進黨會借屍還魂，台獨是孤魂野鬼，現在就是借屍還魂，你看看，民進黨的論述，本來是中華民國到台灣，然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現在中華民國是台灣，很多人怕民進黨搶死屍，所以支持國民黨，現在很荒謬，青年人變成共產黨。

怎麼講？

我發現一個現象，真正台灣的大學生自己做了共產黨，他們反服貿、反資本家，沒有理想主義，打來打去，這是共產黨的行為，他們糊裏糊塗變成共產黨，而共產黨不再是共產黨，已經變成資本家了。但希望中華民國存在的是共產黨，不是台灣這批人，希望在中華民國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能夠緩衝一下，死屍不要爛掉（笑），那是荒謬劇了。

現在國會癱瘓，你覺得是嚴重的憲政危機嗎？

我講過，國民黨是學共產黨的結構，而民進黨又學國民黨結構，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是列寧式政黨，列寧式政黨怎麼能創造出民主的果實呢？先天不足，它不可能變成民主政黨，所以兩個黨在國會就是搞密室協商，我親眼看到他們像菜市場一樣在分肥，所以台灣民主是假的嘛！學運本身它有理想主義，它是共產黨，可是他也是「小表哥」（指脆弱漂亮的小男生），現在你佔領國會就是革命行為嘛，但你又不敢承認這是革命，一說要收押，就嚇得哭起來了（指帶頭衝撞行政院的魏揚），最後媽媽把他帶走了，「小表哥」母愛又出來了，媽寶都出來了，這搞什麼革命啊，丟人丟死了！革命黨一說要收押就變小表哥，媽媽出來就變成媽寶，那天前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打電話給我，我問他台灣怎麼了，怎麼連一個英雄都沒有，就沒有一個說「我是革命黨，要推翻你們，事情我幹的，敢作敢當」，不要狡賴，什麼（扁家律師）顧立雄（替魏揚辯護）說是路過幫忙。我是英雄，你卻說我是路過幫忙，當年國民黨要審判陳獨秀，他的律師章士釗替陳獨秀辯護，說他沒有反對政府、沒有推翻政府，陳獨秀當場罵他的律師，「我就是要反對這個政府，你怎麼說我沒有反對」，台灣學生沒有英雄，連一個也沒有，每天都耍賴，很好笑，你說他不天真，又很天真，把未來都犧牲掉了，未來的經濟核心利益都犧牲掉了，恨共產黨，這是理想主義者，這是蔣介石的第一流信徒，蔣介石都沒有這樣恨共產黨。

昔野百合「集體決策」 太陽花「九人領導」
東森新聞
2014-4-3

以林飛帆和陳為廷為首的學運決策成員，遭到不少共同參與318攻占立法院行動的學生和社團的質疑，認為他們的決策沒有廣納所有人的意見。和當年野百合學­運比較，這人起運動的決策運作模式兩者差很大．野百合學運的決策小組由各校學生推派，­由下而上的，共同決策，身分單純都是學生，至於太陽花則包括了許多公民團體，有些公民­團體根本沒有進入決策核心，而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更沒有直接參與決策的機會，只能用­小紙條表達自己的意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70s6Lhcz8

根據伊拉克內政部的正式記錄，在美軍佔領期間：

1. 伊拉克女囚犯的數目： 5130
2. 強姦受害者人數，占其中的 65%： 3330
3. 被強姦而懷孕，並在監獄裡生產的人數： 1200
4. 被迫墮胎的人數： 1830
5. 因被過度輪姦而死亡的人數： 180
6. 因酷刑而死亡的人數： 120
7. 其他失蹤者： 4000

Source: BBC
A large number of soldiers engaged in rape while on duty especially in Iraq where rape of Iraqi women had increased dramtically. These same soldiers then returned to their families as if nothing happened while leaving the families in their occupied countries traumatized.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cords of Iraq's Interior Ministry during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1. The number of Iraqi female prisoners: 5130
2. The number of rape victims, 65% among them: 3330
3.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got pregnant as a result of rape, and given birth in prison: 1200
4.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d to undergo Forced Abortions: 1830
5. The number of those killed due to mass rape: 180
6. The number of those killed under torture: 120
and,
7. 4000 disappeared

After the U.S. intervention in Iraq in 2003, thousands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were kidnapped to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stitution. Between 2003 and 2010, out of four thousand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 estimated 20% were under the age of 18 when they disappeared. The usual pattern is to be raped and sold as a sex slave.

Surely, these numbers will be rejected by some.

For the callous and the gullible, a look at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US MILITARY might shed some light as to what the people under US occupation might face:
"According to several studies of the US military fu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 30% of military women are raped while serving, 71% are sexually assaulted, and 90% are sexually harass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knowledges the problem, estimating in its 2009 annual report on sexual assault that some 90% of military sexual assaults are never reported."

Read more:
http://omoooduarere.blogspot.com/2014/04/a-large-number-of-american-sold...

Rape of Iraqi Women by US Forces as Weapon of War: Photos and Data Emerge
http://www.asiantribune.com/news/2009/10/03/rape-iraqi-women-us-forces-w...
http://worldobserveronline.com/2013/06/13/rape-iraqi-women-us-forces-wea...
http://www.dmzhawaii.org/?p=10032

具有良知的美軍揭露美帝戰爭罪行
KILL EVERYBODY: American soldier exposes US policy in Ira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wwMF6biCJU
WARCRIMES - US soldiers speak - I killed innocent civilians (full documentar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MKwY1vF_8
Iraq War: US soldier throws his medals and stars!!! and quit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6hp8HMstkE
American Soldier Against IRAQ War 'I Killed Innocent Peopl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cMk3V3LZcQ
Even The Troops Are Waking U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pCUOygqU
American Soldiers Waking U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6NaXAMEJao

The Invisible War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8i_WoaIyM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bImcfXCNT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qaZih-7ZW8&index=1&list=PL7rbj1JzStiIoUz...

Sexual assaul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xual_assault_in_the_United_States_military

鄭淑玲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huling.zheng3

美國號稱是民主國家，卻經常使用經濟制裁或條約等逼迫別國認同許可他的侵犯，美國牛肉就是其中一例。

身為世界第一大國，以維護世界和平等理由自居，常常出兵欺負別國，
說別人的國家有生化武器有核子彈會危害世界，說別人國家宗教不良扼殺民主，說別人國家人民生活被控制民不聊生。

美國可以用經濟去幫助他國，而不是用子彈槍砲飛機轟炸。更不是靠賣軍火支持哪一方來幫助別人內戰。

生化武器製造發明且使用最多的是美國，核子彈最多的是美國，美國本土自己也有很多奇怪的宗教扼殺人，但別人都沒對他出兵。美國國內吸毒者、犯罪人都很多，流浪漢也不少，受家庭暴力的女人也很多，別國也不會去管他。

美國跑去別人國家開槍搶東西不還，把別人國家炸的稀巴爛，用生化武器讓人生下畸形兒，用生化武器讓別國家的土地含毒，萬物難以生長。

越了解美國越懂他可怕醜陋，他見不得別人好，他會四處說你壞話，放大你國家的矛盾，然後假藉名義下手。

「人權觀察」遭人權工作者抗議 再思國際政治下的人權話語
2014/07/28 苦勞報導 徐沛然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457

2011/12/05 中廣新聞
黑人為什麼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缺乏參與的熱情

夏明珠

佔領華爾街運動感覺上應該是很能引發美國黑人族群共鳴，畢竟，黑人面臨的失業問題，比白人更為嚴重，根據統計，美國非洲裔人口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15，白人大約是百分之8。2005到2009年間，黑人家庭平均資產縮水的成數，大概是白人家庭的三倍。

不過，黑人卻沒有把他們的困境，化為實際行動，只有像是歌手（肯伊威斯特）、嘻哈教父（羅素西蒙斯）以及眾議員（約翰路易斯）非常少數的幾個非洲裔社會名人，在佔領運動的群眾場合上露過面。

儘管已經有人注意到這個現象，而且發起了類似行動，希望號召更多有色人種參與，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依然是白人一面倒的佔多數。上個月的一份調查顯示，在美國人口中，佔了百分之12.6的黑人，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中，所佔比率大概只有百分之1.6。

對企業的貪婪，美國貧富問題日益惡化，黑人的憤怒，不亞於白人，在美國社會，黑人起來反抗不公不義、替自己的未來奮戰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們為什麼會對佔領華爾街運動那麼冷感，紐約一家電台的主持人（珊蒂威）的解讀是，因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是白人發起的，表達的是他們的訴求，反映他們的憂慮，這個解釋顯然是把問題過份的簡單化了。

從美國獨立、到1960年代民權運動，黑人從來沒有在對抗經濟與社會不公的戰爭中退縮過，1770年波士頓屠殺事件，曾經是奴隸的黑人船員（阿塔克斯），遭到英國士兵射殺，成為第一個為美國革命犧牲的烈士，十九世紀，黑人解放運動的領袖（道格拉斯）提出黑人與白人勞動者是命運共同體的觀念，當時多數黑人都是奴隸，因為奴役黑人不需要付薪水，雇主也因此不願意用太高的價錢，來雇用白人勞工，這就是為什麼道格拉斯會說，無論是從財富還是自由的角度來看，黑人與白人是休戚與共的。

同樣的一句話，也可以用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上，美國歷史上，黑人承受的不公平待遇，比其他人種、特別是白人，都多得太多，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所抗議的收入不公以及失業問題，黑人的經驗，肯定也比白人深刻，那他們究竟為什麼在這場社會運動中缺席？華盛頓郵報的分析說，或許缺席的本身就是在傳達一種訊息，因為他們早就知道事情不可能有任何改變，沒指望的事情，何必白費力氣。

這或許是黑人媒體以及民權團體，到現在都對這場運動缺乏熱情的原因，但是曾經無數次在社會運動的組織和動員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黑人教會，怎麼也沒動靜？

有人說，黑人教會正在逐漸和民意、特別是年輕一代關切的事物脫節，即使在次貸業者被指專門坑殺弱勢的黑人之後，教會依然無感，民權組織就更別提了，華盛頓郵報指出，好幾個重要的黑人民權團體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企業資助，出賣自己的同胞。

從1980年代開始，菸酒業者就極力拉攏有色人種協進會、黑人學院聯合基金會以及美國國會的黑人黨團，他們成了這些團體的大金主，犧牲的是黑人的健康。

應該替自己的族群仗義執言的民權團體，尚且如此，其他個人就不必說了，在流行文化界極具影響力的黑人歌手傑斯，從不觸碰影響黑人最大的像是貧窮、司法和公民權歧視這些艱困的議題，他甚至不曾在占領活動的現場露過面。

倒是他開設的成衣公司企圖利用這項社會運動圖利，它推出了一款印了佔領所有街道的T恤，一件賣22美元，而且壓根兒沒有想要捐出部分獲利的意思。

除了沒有具備號召力的意見領袖帶領之外，對美國黑人族群而言，佔領華爾街運動根本毫無新意，失業、所得不公是世世代代黑人普遍有的經驗，白人只不過剛剛嚐到一點苦頭，有些黑人禁不住要問，既然過去，白人對黑人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不聞不問，那現在黑人又為什麼要站出來替他們抗爭。紐澤西黑人諧星John Minus說他認為黑人還是不要參加抗爭，否則只會加深大家的刻板印象，認為黑人就是愛惹麻煩。

那麼佔領華爾街運動到底有沒有機會吸引更多族群加入，Montclair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威爾森，並不樂觀，因為黑人不相信這項運動，能夠帶來任何改變，黑人擁有的已經不多，他們不會願意為了一個不確定的事情去冒可能讓自己一無所有的險，威爾森教授說，黑人對抗所得不公的戰場，不在華爾街，實際上，他們每天都在為生活奮戰。

他們面臨許多更迫切的困境，包括繳不出房租，可能會被房東掃地出門，遭警察暴力相向以及街頭犯罪，他們沒有精力也不必加入街頭的那群烏合之眾。

然而，話說回來，佔領華爾街運動如果無法與其他被壓榨和剝削的族群結合，黑人又不能因應當前的問題，構思出新的領導策略，那只怕會應驗道格拉斯的話，在種族和階級的隔閡下，黑人與白人都無法自由。

Female Arrested Then Forcibly Strip-Searched - Your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3t3zusxhlE

Woman Says Strip Search After DUI Arrest Went Too Far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MffZbP2O2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EzvW5BvY7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O9x1OXlIsw

Police Search Women's Vaginas on Side of the Roa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1FVZEpYiLI - Youtube

在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9月28日夜有數千名極右翼群眾將列寧像拉倒，阻止破壞列寧像的民眾遭到毆打。這次摧毀列寧像的活動名為「哈爾科夫是烏克蘭」，數名新納粹份子首先攀上列寧像，在雕像刻下「光榮歸烏克蘭」的字樣及納粹徽號。另外，有數名右翼群眾手持烏克蘭旗在旁搖晃助威，新納粹份子隨後鋸斷列寧像雙腿，最後利用繩索拉倒雕像。

Lenin is toppled! Thousands in Ukraine's second largest city cheer as nationalists fell statue of Communist leader before chopping off its nose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773100/Lenin-toppled-Thousands-...
Read more at http://www.liveleak.com/view?i=0b6_1411937884#MJJHDwwtfE8es5wr.99
Man disagrees with Lenin's statue demolition: gets beat up
Read more at http://www.liveleak.com/view?i=89c_1412006636#tlpDdb90oJyAa8ao.99
Statue of Lenin Demolished -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aLdzAU0C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Ak7-qk1O_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5Vi2zBoZW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PFDOsy1W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DBXYRjGoQ

拒絕簽署超速罰單的後果：
車窗遭警察擊破，載滿婦孺的車輛被警察持槍射擊，幸未造成傷亡。駕車的母親開車逃往警察局，在警察局前被粗暴拘捕。
警察顯然執法過度，事件發生的深層因素可能是美國中、下階層民眾普遍不信任警察，但美國惡劣的治安卻能合理化警察暴力，因此美國警察施暴有恃無恐。
錄影來自警察行車紀錄。

New Mexico State Police Traffic Stop and Ensuing Cha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TqPJvW18s

亞視 顏色革命記錄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H5L4y6ixg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a9IXv5ba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pigzt3g1L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EffWoXPxa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WpdBn0Yp2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gY1YlH9jvU

販賣死亡的帝國
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出售武器？
金寶瑜

正當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爭吵著，台灣應不應該花這麼多錢採購軍火，其實買武器的壓力來自美國，所以如果目前國民黨／親民黨當政的話，他們也一定在美國的壓力下贊成購買軍火武器，他們也同樣的不會去顧慮台灣是否承擔得了這麼筆大的開支，也不會考慮買到的武器到底有什麼用處。

這篇文章不去討論台灣應不應該花六千多億向美國購買武器，而是從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出售武器來分析。因為我認為美國一定要賣是台灣不得不買的原因，不管哪個政黨當政都不可能改變美國和台灣之間的主從關係。美國為什麼一定要賣武器？這裡分為下面四點來分析這個問題，而這四點是互相關聯著的。

一、美國的軍事與工業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61年離職前的一篇演講裡，他用到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個詞。艾森豪說：「我們軍事的組織跟過去相比是徹底改變了，之前在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時我們沒有一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他解釋說，之前在戰時生產武器的工業就是平時生產消費品的工業，在戰時轉換成生產軍火。

艾森豪接著說：「我們因為不得已才搞了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對我們來說這是個新的經驗。這個工業如此的龐大，我們每年所花的軍費超過了美國所有企業的淨所得，這個軍事與工業的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甚至在精神和靈魂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它也同樣的影響到每個城市和每個州政府，以及聯邦政府裡的每一個部門。」他這裡所說的不得已是指美蘇冷戰開始了，因此美國不得不有一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

艾森豪接著警告美國人必須要提防這個結合體可能會在政府中帶來不正當的影響，和這影響可能造成的很大的災害。他要國人不要掉以輕心，他又說只有有警覺的和有認知的公民才能保證這個龐大的軍事和工業結合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艾森豪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將軍，他能以軍人出身的背景提出這樣有遠見的警告，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這方面他的確不同於今天美國靠大筆軍火工業捐助當選的政客（註一）。從這次美國大選來看，除了這些沒有原則的只為謀自己私利的政客外，極大多數美國的人民對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完全沒有認知，當然也就談不上對它所造成危害有什麼警覺。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指美國的軍事國防和美國的軍火工業在利益上緊密的結合，它們之間的利益是依靠一個牢不可破的鐵三角來維繫著（註二）。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退休的軍官就被請去任軍火工業公司的經理或是顧問，他們也會以其過去的身份被請去作國會遊說團的參謀，他們藉著去國會作證的機會來鼓吹增加國防預算。軍火公司向五角大廈推銷一個新武器的構想，五角大廈靠遊說團體的專家們去國會遊說該項新武器的優越性以及在美國國防上的重要性，國會批下新增加的國防預算，五角大廈、軍火工業和國會就成了彼此利益緊密結合的鐵三角。軍火工業的公司為了保持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它們在國會會員和總統選舉時，就拿出大筆的錢來幫助這些政客競選。而且它們的助選費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都給，所以誰輸誰贏都沒關係，反正在當選後都會給軍火業的大公司回報，增加國防預算，償還競選時拿了大筆政治獻金。

美國前任總統柯林頓在1999年所提出的五年國家預算中，他將美國的國防預算中購買武器部份（只是國防總預算中的一部份）在五年內增加了50%，從440億美元增加到630億美元。同時美國軍火工業開始大規模宣傳美國一定要增加國防預算和增加武器外銷。隨後，布希上任，特別是在2001年的911後，他要求國會將國防預算增加326億美元，增加到近3,432億美元，這還不算為進侵伊拉克追加的部份。美國的國防開支現今超過聯邦政府開支（可支配部份）的50%，聯邦政府的研發經費中有75%是用作新武器的研發。（註三）

在資本主義下，一個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謀求利潤，但是每一個企業都會遇到因市場飽和而商品滯銷的問題。而軍火武器卻跟一般商品不同，軍火公司可以大量生產某種武器以備將來使用，美國要保持它的武器在世界上一定要有壓倒一切國家的絕對優勢時，一定要不斷的研發更新的、更厲害的武器。等新武器生產出來後，舊的就以技術和功能已經過時的理由被廢除掉，或者拿來賣給發展落後國家。而且軍火武器的生產都是保證利潤，就是在成本之上再加百分之多少的利潤（cost-plus）。軍火的生產過程中的成本往往都要追加好幾次，等武器製成時，價格經常是預算的好幾倍。艾森豪上面的一段話就是有感而發，因為他發現在政府與軍火工業這個密切的結合體下，要削減軍費是多麼困難的事。

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說的在美國的國防預算中，每年都由國會撥款作大規模的研發經費。由美國納稅者支持的武器研發使得它在武器生產的技術上遙遙領先，美國軍事武器的研發使得它在高科技的電子業上超越歐洲與日本。蘇聯解體後，所有的武器生產和武器出口國家都無法與美國相比。這一點在後面還會談到。當一個武器研發成功開始生產時，只有大規模生產才能將研發的開銷和固定的生產設備投資分攤到較大的產量，才能降低單位成本。所以軍火公司除了本國的採購外，也要在出口方面極力促銷才能達成經濟效益。生產了許多武器而長久不用也會說不過去，所以美國政府除了對出口武器給予補貼外，它在全世界製造緊張空氣也是跟這個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不開的。

下面是美國政府向美國十家最大軍火公司在2002年時採購軍火的數額：

1.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 170 億美元

2. Boeing Company 166億美元

3.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87億美元

4. Raytheon Company 70億美元

5. General Dynamics Corporation 70億美元

6.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36億美元

7.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21億美元

8. TRW Incorporated 20億美元

9. Health Net, Inc. 17億美元

10. L-3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Inc. 17億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Policy Institute-Arms Trade Resource Center

http：//www.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

911之後，美國在進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它用了最新技術的武器，這些最新技術的武器使用起來更輕便、速度更快、也更具毀滅性。Ian Mount等人稱這一個發展為新的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ount）。五角大廈把這新的發展說成是軍事上具有革命性的改變（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 RMA）。

除了軍火製造公司之外，近年來有好幾個大型的私人企業向五角大廈承包各種與軍事相關的生意。像最近一家以欺騙政府上報的叫Halliburton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中包下大筆生意，從供給士兵三餐、用水、洗衣、信件和包裹，以及伊拉克戰後的重建，共幾十億美元的生意。美國副總統錢尼曾任Halliburton的高級管理，錢尼是老布希的國防部長。因為Halliburton 與國防部定的合同沒有經過招標，這種利益牽扯不清的關係引起一些不利於錢尼的爭議，但是對錢尼卻沒有產生任何政治上的後果，這是牢不可破的鐵三角關係中的一個新的例子。

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

上面提過，美國國家花大筆經費作軍事武器研發，所以在武器的科技上保持了絕對的優勢，在蘇聯解體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同它相比。在第一次灣區戰爭時，美國就表現出它的武器的絕對的優越性。

Kapstein說這次戰爭好像是一場美國武器的大展覽，他這樣說：「每天晚上CNN的觀眾都可以通過電子的傳播看到F-15轟炸機和 Tomahawk火箭。戰爭結束後，在華盛頓的高壓力的遊說下，美國製造的武器公司的生意大好了起來。」

（Kapstein，16）Kapstein接著說在灣區戰爭之前，中東國家的大部份武器來自蘇聯、英國和法國。但是1989年之後，美國的武器佔據了中東的市場，買美國武器最多的十個國家中間有七個來自這個地區，除此之外，美國軍火出口的大主顧就是日本、南韓和台灣。Kapstein並說，日本雖然在技術上有能力與美國競爭，但是他認為日本如果這樣做則會增加亞洲地區的緊張和引起美國的不滿，所以日本不敢在武器生產上與美國競爭。（同上）

蘇聯解體後，全世界的軍事開支減少，但是在這個新的改變下，美國的軍火出口反而變得更重要起來。因為美國的武器優越，（在第一次灣區戰爭中美國再一次證明其武器的厲害）其它軍火出口國家，像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等國都不能和它相比。2001年時，美國軍火武器的出口佔世界軍火出口總額的一半，其中包括經由美國政府出口的122億美元 （另外還有131億美元新訂的合同），再加上360億美元軍火工業廠商商業性的出口。美國軍火工業在各方面都是受政府大量的補貼下發展的，其中也包括武器的出口方面的補貼。據美國科學家聯會（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估計美國的軍火工業是除了農業之外受聯邦政府補貼最高的工業。（Stanton，2002年12月）

美國出售如此大量的武器就唯恐天下不亂，但是一定要在它能控制下的亂。美國科學家聯會並說，1999年時，世界上武力衝突中的92%（42起中的39 起），其中的一方都是用美國的武器或是用了由美國供給的武器的技術。這個聯會說在同一年美國賣了68億美元的軍火給一些嚴重違犯人權的國家。並說在1998-2001年間，美國出口的武器中的68%是賣到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科學家聯會也說到美國在世界各地軍事干涉時常常會碰到對方的敵人是它自己訓練出來的軍隊和使用美國製造的武器，像美國在巴拿馬、在伊拉克、在索馬利亞、在海地和在阿富汗都發生了這種情況。（同上）其實這種美國軍隊遭到自己國家製造的武器的襲擊，有長遠的歷史，越共武器供給大部份是來自從美國軍隊和南越軍隊。當初美國用大量的武器援助Usama Bin Laden去打蘇聯也是眾所周知的。

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時，各大跨國公司捐獻了920萬美元來換取到WTO的會議的議程。像波音這樣超極大的軍用和民用飛機公司捐點錢是小意思，波音每年出口30億美元的戰鬥機和飛彈，它當然要影響世界的貿易進行的程序（IBON）。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方面的影響力，艾森豪在1961年時還不能預料得到。（註四）

三、美國近年來巨大的貿易逆差

很多人大概已經注意到，美國大選後美元對台幣連續的貶值，其實美國對歐元貶值從2001年到現在已經貶值了50%。美元貶值是因為美國在貿易上持續的逆差，在未來的三五年中，美國貿易逆差將是世界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經濟問題。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在侵略越南戰爭中，在貿易上發生逆差，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美國貿易的逆差變成為持續性的，到了八十年代後更進一步擴大。1985年時，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代表在紐約開會商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同意由各國中央銀行拋售美元，促使美元貶值來降低美國貿易的逆差。

到了1987年，美國的經常帳的赤字達到戰後最高點，共1,160億美元，之後因為美元貶值開始生效（從1984年到1994年美元相對日幣和馬克，扣除國內物價上漲外，貶值58%和43%）（Thurow，201），美國的經常帳（貿易和投資的收入支出總合）赤字開始下降。到1991年時，美國因為經濟蕭條而輸入減少，因此它的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達到多年來第一次平衡，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之後，它的經常帳赤字持續增加，近兩年來增加的速度比九十年代末期還要快。

2001年 3,630 億美元

2002年 4,220 億美元

2003年 4,920 億美元

2004年 6,000 億美元 （估計）

美國貿易逆差增加要比國民所得增加的要快，所以美國的逆差額與國民總生產相比就從1997年的2%，增加到2000年的4%，更增加更增加到2002年的5%，到今年估計會增到6%。（註五）美國在這樣大的貿易逆差下，美元不得不貶值。美國貿易上的逆差和台灣、南韓、日本、中國大陸和其它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是一體的兩面，這樣大幅度不平衡已經存在很久，今天就是連主流經濟學家中的大多數都不得不承認這個不平衡必須要經過調整，而且也看到在調整中將會對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造成衝擊，他們彼此之間不同意的只是衝擊的大小而已。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的逆差。美國的逆差可以維持這麼久是因為貿易上有順差的國家願意借錢給美國。上面提到的出超國家將由出超所獲得的美元以購買美國國家公債的方式把錢再借給美國。

在美國貿易大量逆差下，美國如果能出售近兩百億美元的軍火給台灣就成了它彌補出口不足的好機會。

四、美帝國主義

上面講的三點跟美國當今為世界各帝國之首，因此它掌握著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霸權地位是分不開的。作為一個帝國，美國必須在軍事上稱霸於世界，擁有可以壓倒一切的軍事武力，這是成為一號帝國的必要條件。但是武力上的絕對優勢卻還不足成為一個帝國的充份條件。

為一個一號帝國還要有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上面提過在美國侵略越南戰爭期間，六十年底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上也產生了很大的逆差。當逆差不斷擴大時，歐洲國家（法國與德國）認識到因為是它們在經濟上對美國的支持，也就是說允許美國在貿易上入超，美國才可能繼續越戰。因此，美國到了七十年代後不得不將越戰結束，其中最大的原因當然是越南人民英勇的抵抗和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但是歐洲國家在經濟上給美國所施加的壓力也是越戰結束的原因之一。歐洲國家對美國可以施加一些壓力，因為它們也是帝國，只是次於美國一級（或許不只一級）的帝國。

以此推論下去，今天美國能在貿易大量入超下還能夠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因為出超國家願意借錢給它，就是上面提到的亞洲貿易出超國家把出口得到的（美元）外匯在支付進口後的餘額拿去買美國的國家公債。而這些國家中，除了日本有次級帝國的地位外，美國與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主從的關係。美國需要借錢，這些國家把該國出超而來的外匯借給美國，這是美帝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霸權的表現。這些國家依賴美國的市場，用出口來維持就業和經濟成長，因此也就不可能對美國施加什麼壓力。

要維持帝國的地位只靠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霸權是不夠的。任何的掠奪、壓迫、剝削都得靠一套解釋來將這樣的行為合理化。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殖民於全世界，它們剝奪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奴役殖民地的人民，卻把宗主國這樣的行為說成是「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en's burden），這就是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所有的壓迫和剝削若只靠暴力總是維持不久，因此統治階級、殖民主、和帝國之首掌握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霸權是完全必要的，這樣才可以使得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服服貼貼，看不到自己的苦難來自何處，只能怪自己的無能的和愚蠢，或者怪命運的作祟因此不能享有富足的生活。

同樣的，今天美帝國為了美國它的經濟利益美國必須要保證它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尤其是目前尚沒有可以取代的石油能源的供給。美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6%，卻使用世界石油的40%。維持美國戰後二十年經濟繁榮的兩個支柱就是汽車工業和軍火工業。大戰之後，美國以國防安全為名大規模修建跨洲公路（1956年在艾森豪任內通過的Highway Act）和由此而起的都市郊區化，大大的促進了汽車業的發展，於是如何取得廉價石油就成了美國當政者在中東政策上的優先考量。美國的政策就是用它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霸權來干涉中東石油生產國家，以便保證廉價的石油供給。

美國對伊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干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53年伊朗的總理墨罕墨德·莫塞帝（Mohamad Mosadegh）將伊朗的石油的所有權國有化，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們在伊朗的油田，美國出兵把莫塞帝幹掉，迎接回伊朗的夏王朝（Reza Shah Pahlavi）。夏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國的保護下，對伊朗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殘殺。從1953年直到1979年夏被推翻的二十多年當中，美國賣給伊朗180億美元的武器。

這樣為了石油的利益而用武力來制服不聽美國使喚的中東政權一直繼續到今天。根據Michael Klare的分析，美國在灣區的戰爭就是為了控制那邊的石油，美國進攻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保護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石油的廉價供應。Klare對美國進侵伊拉克的真正原因這樣說：「如果美國一定要趕走Saddam Hussein的目的不是因為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也不是為了消除恐怖份子，也不是要出口民主給伊拉克，那麼到底是為了什麼？答案是為了追求石油和為了保持美國在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地位。」（Klare， 2003）

美國為了經濟上的利益用最強大的武器去征服無法保禦自己的弱小國家，卻美其名為了反恐和為了散播民主自由。美國不顧去年和前年全世界千萬人遊行示威抗議入侵伊拉克，這是它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霸權的集中表現。

前些日子看了由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一系列「和平影展」中的一場電影——名為「少女奧薩瑪」（Osama）。電影的故事是講一位在阿富汗的年輕的少女奧薩瑪悲慘的遭遇。任何人看了這部電影都會對奧薩瑪產生無限的同情。但是看完電影後，我的心情非常激動，一方面是因為這部電影片面的展示了阿拉伯文化中最醜惡的一面，如果一個人對阿拉伯文化沒有瞭解，看過此片後誤解只有更深。更重要的是，這個影片背後所隱藏的涵意為阿拉伯殘暴文化是使得世界不能和平的原因，特別將這個影片納入「和平影展」中放映，更顯示了這一點。這一系列「和平影展」中，沒有一部影片報導美國在這個時刻正進行的危害世界和平的侵略戰爭。

美帝國是威脅世界和平的罪首，但是它有辦法能在台灣各地放演將危害和平的罪推到阿拉伯的文化身上的影片，這是它帝國主義霸權的表現。美國需要賣武器但硬說台灣需要買武器，這也是它帝國主義霸權的表現。◎

參考資料

1. Cooling, Benjamin Franklin, editor, War, Business, and American Society: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Port Washington, New York: Kennikat Press, 1977

2. Hartung, William D., How Much Are You Making on the War Daddy? A Quick and Dirty Guide to War Profiteering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2003

3. Kapstein, Ethan B., "America's Arms-Trade Monopoly, "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4
4. Klare, Michael, "Endless Military superiority, " The Nation, July 15, 2002, 12-16

5. ——, "For Oil and Empire? Rethinking War with Iraq," Current History, March 2003, 129-135

6. Ian Mount, David H. Freedman, and Matthew Maier, Business2.0, March 2003

7. Rosario-Malonzo, Jennifer del, U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Profiting from War, IBON Features 2002-22. www.nadir.org/nadir/initiativ/agp/free/9-11/military_complex.

8. Stanton, John, Arming for Armageddon: U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igns Supreme, globalresearch, Ca, December

9. Thurow, Lester C., The future of Capitalsim, How Today's Economic Force Shape Tomorrow's World. Wm. Morrow & Co., 1996.

10. World Policy Institute-Arms Trade Resource Center Home, www.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

臺灣的陳映真、柏楊、白先勇、余光中、鄭愁予、楊牧、林懷民，大陸的丁玲、王蒙、劉賓雁、北島、殘雪、蘇童、西川、余華、莫言，以及茹志鵑和其女王安憶等，均參加過「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即「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 IWP)。中情局深謀遠慮，並不冀望立竿見影、短線的宣傳效益，而放眼於長遠的、深刻的、微妙的文化影響。前蘇聯的KGB、大陸的中宣部、國安部有同樣的水準、資源和規模嗎？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Review
February 10, 2014
http://chronicle.com/article/How-Iowa-Flattened-Literature/144531/

How Iowa Flattened Literature

With CIA help, writers were enlisted to battle both Communism and eggheaded abstraction. The damage to writing lingers.

By Eric Bennett

Did the CIA fund creative writing in America? The idea seems like the invention of a creative writer. Yet once upon a time (1967, to be exact), Paul Engle received money from the Farfield Foundation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wri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Farfield Foundation was not really a foundation; it was a CIA front that supported cultural operations, mostly in Europe, throug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Seven years earlier, Engle, then director of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had approache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with big fears and grand plans. "I trust you have seen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that the Soviet Union is founding a University at Moscow for students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he wrote. This could mean only that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of intelligence, many of whom could never get University training in their own countries, will receive education … along with the expecte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Engle denounced rounding up students in "one easily supervised place" as a "typical Soviet tactic." He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mpete with that, hard and by long time planning"—by, well, rounding up foreign students in an easily supervised place called Iowa City.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Iowa, Engle received $10,000 to travel in Asia and Europe to recruit young writers—left-leaning intellectuals—to send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fellowship.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emerged in the 1930s and powerfully influenced the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that follow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cond-wave programs, about 50 of which appeared by 1970, were founded by Iowa graduates. Third- and fourth- and fifth-wave programs, also Iowa scions, have kept coming ever since. S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Iowa kicked off the boom in M.F.A. programs is true enough.

But it’s also an accepted part of the story that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arose spontaneously: Creative writing was an idea whose time had come. Writers wanted jobs, and students wanted fun classes. In the 1960s, with Soviet satellites orbiting, American baby boomers matriculating, and federal dollars flooding into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rveled at Iowa’s success and followed its lead. To judge by the bellwether,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worked. Iowa looked great: Famous writers taught there, graduated from there, gave readings there, and drank, philandered, and enriched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ere.

Yet what drew writers to Iowa was not the innate splendor of a spontaneously good idea. What drew writers to Iowa is what draws writers anywhere: money and hype, which tend to be less spontaneous than ideas.

So where did the money and the hype come from?

Much of the answer lies in the remarkable career of Paul Engle, the workshop’s second director, a do-it-yourself Cold Warrior whose accomplishments remain mostly covered in archival dust. For two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Iowa prospered on donations from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persuaded by Engle that the program fortified democratic values at home and abroad: It fought Communism. The workshop thrived on checks from places lik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which gave Iowa $40,000 between 1953 and 1956—good money at the time. As the years went by, it also attracted support from the Asia Foundation (another channel for CIA money)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As for the hype, it followed the money and attracted more of it. The publishing moguls Henry Luce and Gardner Cowles Jr. conceived of themselves as fighting a battle of ideas, as they contraste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with the gray Soviet nightmare on the pages of their newspapers and glossy magazines. Luce published Time and Life, Cowles published Look and several Midwestern newspapers, and both loved to feature Iowa: its embodiment of literary individualism, its celebration of self-expression, its cornfields.

Knowing he could count on such publicity, Engle staged spectacles in Iowa City for audiences far beyond Iowa City. He read memorial sonnets for the Iowa war dead at a dedication ceremony for the new student union. He convened a celebration of Baudelaire with an eye toward the non-Communist left in Paris. He organized a festival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Life and Time and Look transformed these events into impressive press clippings, and the clippings, via Engle’s tireless hands, arrived in the mailboxes of possible donors.

In 1954, Engle became the editor of the O. Henry Prize collection, and so it became his task to select the year’s best short stories and introduce them to a mass readership. Lo and behold, writers affiliated with Iowa began to be featured with great prominence in the collection. Engle marveled at this, the impartial fruits of his judging, in fund-raising pitches.

The Iowa Workshop, then, attained national eminence by capitalizing on the fears and hopes of the Cold War. But the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founded in Iowa’s image did not, in this respect, resemble it. No other program would be so celebrated on the glossy pages of Look and Life. No other program would receive an initial burst of underwriting from Maytag and U.S. Steel and Quaker Oats and Reader’s Digest. No other program would attract such interest from the Asia Founda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IA. And the anticlimax of the creative-writing enterprise must derive at least in part from this difference.

There, in the paragraphs above, is blood squeezed from the stone of a dissertation. If, in 2006, as a no-longer-quite-plausibly aspiring novelist beached on the shores of academe, you’r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bleakness of the dissertation as a genre, you’ll do your best to work the CIA into yours. You’ll want to write a heroic dissertation—or at least a novelistic one. You’ll read books about soft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learn about the Farfield Foundation, and search for its name, on an abject hunch, in the 40 boxes of the Papers of Paul Engle at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You’ll exhaust those archives and also the ones at Palo Alto (where Wallace Stegner founded the Stanford program) and Tarrytown (home of the Rockefeller archives), tra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Cold War. But even as you do, you’ll wonder about your motives.

Because you yourself attended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before deciding to enter a Ph.D. program. At Iowa, you were disappointed by the reduced form of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you found there and the narrow definition of what counted as "literary." The workshop was like a muffin tin you poured the batter of your dreams into. You entered with something undefined and tantalizingly protean and left with muffins. You really believe this. But you can also see yourself clearly enough: unpublished, ambitious, obscure, ponderous. In shor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writes a dissertation.

Were you right to be frustrated by the ethos of Iowa City, or are you merely a frustrated novelist? Were there objective grounds for your sense of creative stultification, or did the workshop simply not love you enough? Was the whole idea of your dissertation a guerrilla raid on the kind of recognition you couldn’t attain by legitimate means? And did the CIA really have much to do with it?

At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between 1998 and 2000, I had the option of writing fiction in one of four ways.

First, I could carve, polish, compress, and simplify; banish myself from my writing as T.S. Eliot advised and strive to enter the gray, crystalline tradition of modernist fiction as it runs from Flaubert through early Joyce and Hemingway to Raymond Carver (alumnus) and Alice Munro. Marilynne Robinson (teacher) did this in her 1980 novel Housekeeping. Denis Johnson (alumnus) played devil to Robinson’s angel in Jesus’ Son. Frank Conroy (director, 1987-2005) had this style down cold—and it is cold. Conroy must have sought it in applications, longing with some kind of spiritual masochism to shiver again and again at the iciness of early Joyce. Such lapidary simplicity becomes psychedelic if you polish it enough. Justin Tussing (class ahead of me) mastered it in his prismatic novel, The Best People in the World. I myself, feeling the influence, revised sentences into pea gravel.

Second, and also much approved, I could work in a warmer vein—the genuinely and winningly loquacious. Ethan Canin (my favorite teacher) set the example here, writing charismatically chatty prose that, like the man himself, exhibited the gross health of the fortunate and tenderhearted. Your influences, if you tended this way, were F. Scott Fitzgerald, John Irving, or anybody else whose sentences unwind with glowing ease. Cheever loomed as an undisputed great. Curtis Sittenfeld, in the class below mine, displayed this style and charm and unassuming grace in Prep and American Wife. Marilynne Robinson’s recent novels, Gilead and Home, turn toward this manner from the adamantine beauty of Housekeeping.

Third, you could write what’s often called "magical realism." Joy Williams (alumna, teacher) and Stuart Dybek (alumnus, teacher) helped to shape a strain of fable-making passed down to my classmates from Kafka and Bruno Schulz and Calvino or their Latin American heirs. Sarah Shun-lien Bynum was writing Madeleine Is Sleeping; Sarah Braunstein was developing the sensibility she’d weave into The Sweet Relief of Missing Children; Paul Harding wa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nchanting weirdness of his Pulitzer Prize-winning Tinkers.

These first three categories were the acceptable ones. But Category 4 involved writing things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workshop appeared weird and unsuccessful—that fell outside the community of norms, that tried too hard. The prevailing term for ambitious pieces that didn’t fit was "postmodernism." The term was a kind of smackdown. Submitting a "postmodern" story was like belching in class.

But what is a postmodern story? In those years, Robinson was already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as were Jayne Anne Phillips (alumna) and Bobbie Ann Mason, model citizens of the M.F.A. nation. Joy Williams and Stuart Dybek were certainly not Victorians nor modernists nor best sellers. What was it that you weren’t supposed to do?

At the time I considered Freud and Rabelais my favorite novelists. Later I understood that I was being annoying. But I thought then, and still think now, that the three-headed Iowa canon frustrated as much as satisfied a hunger for literature that got you thinking. Iowa fiction,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got you feeling—it got you seeing and tasting and touching and smelling and hearing. It was like going to an arboretum with a child. You want exactly that from life, and also more.

People at Iowa love to love Prairie Lights, the local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Prairie Lights I found myself overwhelmed by the literature of the sense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quirky sensing voice. I wanted heavy books from a bunch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on hermeneutics, on monetary policy, on string theory, on psychoanalysis, on the Gospels, on the strange war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on sexual pathology. I was 23. I knew I wanted to write a novel of ideas, a novel of systems, but one also with characters, and also heart—a novel comprising everything, not just how icicles broken from church eaves on winter afternoons taste of asphalt (but that, too). James Wood did not yet loom over everything, but I wanted to make James Wood barf. At Prairie Lights, I would have felt much better buying the work of Nathan Englander (alum) if it had been next to that of Friedrich Engels. I felt there how I feel in bars that serve only wine and beer.

This aversion to novels and stories of full-throttle experience, erudition, and cognition—the unspoken proscription against attempting to write them—was the narrowness I sensed and hated. The question I wanted to answer, as I faced down my dissertation, was whether this aversion was an accidental feature of Iowa during my time, or if it reflected something more.

In July 2007 I returned to Iowa Cit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graduat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d always envied both those classmates who published quickly, earning a right to linger around the workshop after their time, and those who felt no shame about lingering despite failing to publish.

I sublet an apartment above a pizza restaurant I used to love and spent quiet nights at bars I had rowdy memories of. But the main business was research. Each day from 9 to 5, I visited the papers of Paul Engle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 four weeks watched Engle’s life pass three times: once in the letters he sent, once in the letters he received, and once in newspaper and magazine clippings. Three separate times, as the decades slipped by, I watched a broad, supple mind in tune with its era harden into a tedious one, trying to attach old phrases and concepts to a world that no longer existed.

I was haunted and smitten. As only an ambitious and frustrated person can fall in love with an ambitious and frustrated person, I fell in love with Engle. His career was a long slow slide from full-throated poetic aspiration into monochromatic administrative greatness—a modern story if there ever was o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looking for, exactly. At the end I had a list of unlikely names, a file of ideological quotations, and the smoking gun of the CIA connection. Later, after gathering secondary sources and digesting the primary ones, I would have my thesis: The Cold War not only underwrote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gave it its intellectual shape. This was the linchpin of the story, and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to develop. That summer I was mostly just mesmerized by a biography.

Engle’s life, at least for a while, exuded pure romance and adventure: a boyhood in a Midwestern city still redolent of the frontier; a father who trained horses; an adolescence during the heady years of American modernism; a coming-of-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pression; the receipt of laurels for his poetry by his early 20s; travels in Europe as a Rhodes scholar; the witnessing of Nazi rallies in Munich; celebrity back home for American Song, a collection of brawny, patriotic blank verse published in 1934 and touted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by a conservative reviewer; his undignified, typically American, and only half-successful attempts to befriend Stephen Spender, Cecil Day-Lewis, and W.H. Auden at Oxford in the 1930s, when those poets were striking poses as exciting young Communists; his conversion to Communism; his adoption of the role of the strapping American vernacular savant in the face of English reticence and snobbery; passionate letters to his future wife back home; a honeymoon in Russia; a homecoming so much less exciting than the voyage out; an American lecture tour; a job teaching at his alma mater,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strangely anticlimactic war years, including an unsuccessful bid to serve in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he panicked recantation of his Communist sympathies in the dawning days of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 marriage not long in its happiness; two daughters; the gradual assumption of the helm of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the inexorable diminishment of his prospects as a poet; and the birth, in the iciest years of the Cold War, of an institutional vision that would transform American literature.

Engle longed, above all, for poets to move nations. His poems say it, and his papers do. I doubt he had a happier moment in his life than when he addressed Americans from NBC in London in 1934. "We stand on the thin and moving edge of our history," he crackled distantly to his countrymen, "where it bends down on one side to the irretrievable past and, on the other, swings outward to the flat plain of the future."

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He probably didn’t know exactly. Soon Engle would make the Communist conversion; soon after, he would convert back. His youthful exuberance could fit itself to the ideology nearest at hand. Sway, image, ethos, and glory attracted him: the raw power of words. In American Song, in 1934, when he was still a darling of the conservatives, he envisioned the American poet launching poetry into the sky like a weapon:

America, great glowing open hearth,
In you we will heat the cold steel of our speech,
Rolling it molten out into a mold,
Polish it to a shining length, and straddling
The continent, with hands that have been fashioned,
One from the prairie, one from the ocean, winds,
Draw back a brawny arm with a shout and hurl
The fiery spear-shaft of American song
Against the dark destruction of our doom
To burn the long, black wind of the years with flame.

What did this even mean? It meant that the poetic and the public, the personal and the national, could still fuse in the right words. It was a dream that, after 1939, would vanish almost as quickly as Communism in America.

(The workshop was like a muffin tin you poured the batter of your dreams into. You entered with something undefined and tantalizingly protean and left with muffins.)

When Engle got back from England, the figure of T.S. Eliot—his hard poems, his oblique criticism, his antagonism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had long since embarked on its path to ascendancy on American campus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power standing, would need some high culture of its own, and Eliot set the tone. The New Critics, his handmaidens, were waiting to infiltrate the old English faculties.

Within 10 years, modernism would win an unadulterated victory, and difficult free verse would sit alongside epics and sonnets on the syllabi. The day would belong to Robert Lowell, writing as a latter-day metaphysical. Engle—in his commitment to soaring iambic lines, to the legacy of Stephen Vincent Benét, to the open idiom that had so recently remained viable—would look like a has-been.

But it was not in Engle’s character to stand still or look back. His gut told him something that most educated citizens would have to learn from sociologists: that the postwar era belonged to institutions. The unit of power was no longer the great man but the vast bureaucracy. Eliot’s "The Waste Land" had satirized the bold lyrical speaker; that voice now sounded hushed, tiny, tragically diminished, none of which appealed to a mind as brawny and sunny as Engle’s. The unit of power was no longer the poem.

But it could be the poet as a concept, a figure, a living symbol—and therefore, implicitly, the institution that handled and housed the poet. Engle began working long hours at Iowa. His new poems, when he wrote them, merely burnished his credentials as an administrator, patriot, and family man. Many were sonnets, earnestly passé, and his audience included political patrons, present or prospective. (The politician W. Averell Harriman received flattering sonnets; after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and despite the advice of candid, unimpressed first readers, Jackie Kennedy received memorial verses.) Between the mid-1940s and the early 1960s, Engle transformed the Writers’ Workshop from a regional curiosity into a national landmark. The fiery spear-shaft of American song would take the form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fund-raising began.

Engle constantly invoked the need to bring foreign writers to Iowa so they could learn to love America. That was the key to raising money. If intellectuals from Seoul and Manila and Bangladesh could write and be read and live well-housed with full stomachs amid beautiful cornfields and unrivaled civil liberties, they would return home fighting for our side. This was what Engle told Midwestern businessmen, and Midwestern businessmen wrote big checks.

Engle borrowed tactics from the CIA long before their check arrived in 1967. At the time, the agency sponsored literature and fine arts abroad through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to convince the non-Communist left in Britain and Europe that America was about more than Mickey Mouse and Coca-Cola. The CCF underwrote Encounter magazine and subsidized subscriptions to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s for intellectuals in the Eastern bloc. Some of the CIA guys were old Iowa graduates from the early 1950s—including the novelists John Hunt and Robie Macauley—and Engle probably first connected with the CIA through Hunt.

By the mid-1960s, Engle had grown remote from the domestic workshop, and so lost control of it. He let it go its own way and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nese novelist Hualing Nieh, who would become his second wife. In retrospective accounts, Engle presented this founding as a sudden idea, a spontaneously good one. But it marked the culmination of the logic of 20 years of dreaming.

When I was at Iowa, Frank Conroy, Engle’s longest-running successor, did not name the acceptable categories. Instead, he shot down projects by shooting down their influences. He loathed Barth, Pynchon, Gaddis, Barthelme. He had a thing against J.D. Salinger that was hard to explain. To go anywhere near Melville or Nabokov was to ingest the fatal microbes of the obnoxious. Of David Foster Wallace he growled, with a wave of his hand, "He has his thing that he does."

Conroy hated what he called "cute stuff," unless it worked, but it tended never to work. Trying to get cute stuff to work before a sneering audience is like trying to get an erection to work before a sneering audience. Conroy’s arsenal of pejoratives was his one indulgence in lavish style. "Cockamamie," he’d snarl. "Poppycock." Or "bunk," "bunkum," "balderdash." He could deliver these quaint execrations in tones that made H.L. Mencken sound like Regis Philbin.

Conroy would launch his arsenal from his seat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His eyebrows were hedges out from which his eyes glowered like a badger’s. He would have hated that metaphor. His eyelashes remained handsomely dark in contrast to his white hair and sallow complexion. He loved one particular metaphor that likened the crying of a baby to the squeaking of a rusty hinge.

His force of personality exceeded his sweep of talent—and not because he wasn’t talented. By the time I met him, he had entered the King Lear stage of his career. He was swatting at realities and phantoms in a medley of awesome magnificence and embarrassing feebleness. His rage and tenderness were moving. I adored him. He was a thunderstorm on the heath of his classroom, and you stepped into his classroom to have your emotions buffeted for two hours. Nothing much was at stake, but it sure seemed like it. He was notoriously bad at remembering the names of students. If he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it was like seeing your accomplishments praised in the newspaper. "Should we sit where we sat last week," I asked during the second week of class, "so you can remember our names?" "Sit down, Eric," he said.

What did Conroy assault us in service of? He wanted literary craft to be a pyramid. He drew a pyramid on the blackboard and divided it with horizontal lines. The long stratum at the base was grammar and syntax, which he called "Meaning, Sense, Clarity." The next layer, shorter and higher, comprised the senses that prose evoked: what you tasted, touched, heard, smelled, and saw. Then came character, then metaphor. This is from memory: I can’t remember the pyramid exactly, and maybe Conroy changed it each time. What I remember for sure is that everything above metaphor Conroy referred to as "the fancy stuff." At the top was symbolism, the fanciest of all. You worked from the broad and basic to the rarefied and abstract.

Although you could build a pyramid without an apex, it was anathema to leave an apex hovering and foundationless. I’ll switch metaphors, slightly, since Conroy did too. The last thing you wanted was a castle in the air. A castle in the air was a bad story. There was a ground, the realm of the body, and up from it rose the fiction that worked. Conroy presented these ideas as timeless wisdom.

His delivery was one of a kind, but his ideas were not. They were and are the prevailing wisdom. Within today’s M.F.A. culture, the worst thing an aspiring writer can do is bring to the table a certain ambitiousness of preconception. All the handbooks say so. "If your central motive as a writer is to put across ideas," the writer Steve Almond says, "write an essay." The novelist and critic Stephen Koch warns that writers should not be too intellectual. "The intellect can understand a story—but only the imagination can tell it. Always prefer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At this stage it is better to see the story, to hear and to feel it, than to think it."

Since the 1980s, the textbook most widely assigned in American creative-writing classes has been Janet Burroway’s Writing Fiction. Early editions (there are now eight) dared students to go ahead and try to write a story based on intellectual content—a political, religious, scientific, or moral idea—rather than the senses and contingent experience. Such a project "is likely to produce a bad story. If it produces a bad story, it will be invaluably instructive to you, and you will be relieved of the onus of ever doing it again. If it produces a good story, then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more, and something more original than the assignment asks for." The logic is impeccably circular: If you proceed from an idea, you’ll write a bad story; if the story’s good, you weren’t proceeding from an idea, even if you thought you were.

Creative-writing pedagogues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without exception, read Partisan Review, The Kenyon Review, The Hudson Review, and The Sewanee Review. They breathed the intellectual air of New Critics, on the one hand, and New York intellectuals on the other. These camps, formerly enemy camps—Southern reactionaries and Northern socialists at each other’s throats in the 1930s—had by the 50s merged into a liberal consensus that published highly intellectual, but at the time only newly "academic," essays in those four journals, all of which, like Iowa, were subsidiz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hn Crowe Ransom, who believed in growing cotton and declined to apologize for slavery, found common ground with Lionel Trilling, who believed in Trotsky—but how?

The consensus centered on a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s it came down to us from the Enlightenment—a reaction against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at led to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bureaucratic efficiency that made the death camps in Poland possible, and the materialism behind the increasingly sinister Soviet regime.

Ransom and his fellow Southerners had developed their ideas in the 1920s as agrarian men of letters resentful of the specter of Northern industrialism. Meanwhile, Trilling and his fellow socialists were reeling from all that had discredited the Popular Front: the purge of the old Bolsheviks in the late 1930s, the Soviet conduct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nonaggression pact that the Soviets signed with the Nazis in 1939, and so on. These were chastened radicals who believed in the avant-garde and saw in totalitarianism the consequences of pure ideas unchecked by the irrational prerogatives of culture.

So the prewar left merged with the prewar right. Both circles thought that the way to avoid the likes of Nazism or Stal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o venerate and fortify the particular, the individual, the situated, the embedded, the irreducible. The argument took its purest form in Hannah Arendt’s essays abou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Partisan Review.

You probably can see where this is going: One can easily trace the genealogy from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Trilling and Ranso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to creative-writing handbooks and methods then and since. The discipline of creative writing was effectively born in the 1950s. Imperial prosperity gave rise to it, postwar anxieties shaped it. "Science," Ransom argued in The World’s Body, "gratifies a rational or practical impulse and exhibits the minimum of perception. Art gratifies a perceptual impulse and exhibits the minimum of reason." In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Trilling celebrated Hemingway and Faulkner for being "intensely at work upon the recalcitrant stuff of life." Life was recalcitrant because it resisted our best efforts to reduce it to intellectual abstractions, to ideas, to ideologies.

Engle versified Ransom’s notions in the 1950s, and no doubt taught them. It was daily facts that would make the literature that fortified the free world: nuts and bolts, bread and butter, washing machines sold by Maytag executives who wrote checks to Iowa.

To Wallace Stegner, who directed the influential Stanford creative-writing program throughout the 1950s, a true writer was "an incorrigible lover of concrete things," weaving stories from "such materials as the hard knotting of anger in the solar plexus, the hollowness of a night street, the sound of poplar leaves." A novelist was "a vendor of the sensuous particulars of life, a perceiver and handler of things," an artist "not ordinarily or ideally a generalizer, not a dealer in concepts."

From Trilling, Ransom, and Arendt to Engle and Stegner, and from them to Conroy, Almond, Koch, and Burroway, the path is not long. And yet that path was erased quickly. Raymond Carver, trained by writers steeped in anti-Communist formulations, probably didn’t realize that his short stories were doing ideological combat with a dead Soviet dictator.

Why has the approach endured and thrived? Of course, it’s more than brute inertia; when institutions outlive their animating ideologies, they get converted to new purpos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reative writing’s small-is-beautiful approach has served it well, as measured by the discipline’s explosive growth while most of its humanities counterparts shrink and cower. The reasons for this could fill many essays.

For one thing, creative writing has successfully embedded itself in the university by imitating other disciplines without treading on their ground. A pyramid resembles a pedagogy—it’s fungible, and easy to draw on the board. Introductory math and physics professors like to draw diagrams too, a welcome analogy for a discipline wishing both to establish itself as teachable and to lengthen its reach into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where a claim of pure writerly exceptionalism won’t cut it.

Specialization is also crucial, both for credibility’s sake and to avoid invading neighboring fiefdoms, and today’s creative-writing department specializes in sensory and biographical memory. The safest material is that which the philosophers and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have no claim on, such as how icicles broken from church eaves on winter afternoons taste of asphalt.

And it’s easier to teach "Meaning, Sense, Clarity" than old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Pyramid building fosters the hope that we can arrive at the powerful symbol of a white whale, not by thinking it up ahead of time, but by mastering the sensory details of whaling. "Don’t allegorize Calvinism," Conroy could have barked at me, "describe a harpoon and a dinghy!"

The thing to lament is not only that we have a bunch of novels about harpoons and dinghies (or suburbs or bad marriages or road trips or offices in New York). The thing to lament is also the dead end of isolation that comes from describing the dead end of isolation—and from using vibrant literary communities to foster this phenomenon. In our workshops, we simply accept it as true that larger structures of common interest have been destroyed by the atomizing forces of economy and ideology, and what’s left to do is be faithful to the needs of the sentence.

To have read enough to feel the oceanic movement of events and ideas in history; to have experienced enough to escape the confines of a personal provincialism; to have distanced yourself enough from your hang-ups and pettiness to create words reflecting the emotional complexity of minds beyond your own; to have worked with language long enough to be able to wield it beautifully; and to have genius enough to find dramatic situations that embody all that you have lived and read, is rare. It’s not something that every student of creative writing—in the hundreds of programs up and running these days—is going to pull off. Maybe one person a decade will pull it off. Maybe one person every half century will really pull it off.

Of course, we live in an age that cringes at words like "greatness"—and also at the notion that we’re not all great. But ages that didn’t cringe at greatness produced great writing without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And people who attend creative-writing programs for the most part wish to write great things. It’s sick to ask them to aspire but not to aspire too much. An air of self-doubt permeates the discipline, showing up again and again as the question, "Can writing be taught?"

Faced with this question, teachers of creative writing might consider adopting (as a few, of course, already do) a defiant rather than resigned attitude, doing more than supervising the building of the bases of pyramids. They might try to get beyond the senses. Texts worth reading—worth reading now, and worth reading 200 years from now—coordinate the personal with th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they embed the instant in the instant’s full context and long history. It’s what the Odyssey does and what Middlemarch does and what Invisible Man does and what Jonathan Franzen’s and Marilynne Robinson’s recent novels try to do. But to write like thi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pend some time thinking.

Eric Bennett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Providence College. His book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he Cold War, Workshops of Empire, is forthcom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This essay is adapted from MFA vs. NYC: The Two Cultures of American Fiction, edited by Chad Harbach and published this month by Faber 
and Faber and n+1.

Correction (2/14/2014, 5:05 p.m.): This article mistakenly identified Paul Engle as director of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in 1967, but he had left that position by that year. The article also in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name of the government agency Engle sought to work for. It was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not the Office of War Intelligence.

Providence College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Eric Bennett
http://www.providence.edu/english/faculty/Pages/ebennet4.aspx

中時電子報
林博文專欄 - 中情局的帝國寫作坊
2014年 11月 12日
林博文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2000871-260109

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冷戰時代除了在伊朗、瓜地馬拉、剛果、越南和其他各地製造兵變，同時亦花了不少美金設立外圍組織，滲透海內外學術、教育與文化機構，宣揚美國文化與美國價值。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聶華苓於1967年成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時，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飛爾德（Farfield）基金會，即向他們提供一筆成立經費。中情局的另一個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亦給了不少錢。

冷戰時代 宣揚美國價值

1991年在芝加哥機場等飛機準備去東歐訪問時，82歲的詩人安格爾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他從1941年開始擔任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主任，一直做到1965年。曾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當文藝編輯並執教台大文學院的聶華苓（1925年生），1964年到愛荷華，1971年和安格爾結婚，夫妻兩人為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付出了極大的心力。這項寫作計畫不僅促成了兩岸三地作家的心靈交流，更推動了世界各地作家一年一度在「玉米之鄉」愛荷華的文化大會師。1976年，安格爾與聶華苓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現任教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學院英文系的艾力克‧賓內特（Eric Bennett），曾在1998至2000年在愛荷華作家寫作坊進修。2007年夏天，賓內特回到愛荷華，以1個月時間從早到晚埋首愛大圖書館研讀40大箱安格爾的檔案與資料，他發現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及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這兩個不同的單位和中情局的關係太深了。

於是，他準備寫一本書專門談中情局與愛大這兩個寫作班子的故事，書名就叫《帝國的寫作坊》，打算由愛荷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但遲遲未面世。賓內特今春在水準頗高的《高等教育紀事》刊物上發表一篇長文揭發安格爾和中情局的關係，因雜誌發行不廣，很少人注意到。

賓內特說，早在1960年，安格爾即向洛克菲勒基金會（舊譯羅氏基金會）反映說，蘇聯向海外招收大批年輕學子到莫斯科上大學，免費念書，灌輸意識形態。安格爾認為美國亦應學蘇聯這種作法。洛克菲勒基金會即給安格爾10000美元前往歐亞兩洲訪問，開始招收海外作家到愛荷華作家寫作坊進修。安格爾和聶華苓於1967年想到何不另創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不受愛荷華作家寫作坊（1930年代成立）管轄。中情局外圍組織法飛爾德基金會很爽快地出錢資助這個新的寫作班子，安格爾亦於1969年正式脫離愛荷華作家寫作坊，以全副精力投入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

安格爾聶華苓 超越冷戰

當初中情局要求安格爾在海外找作家時，最好是在右派反共國家（如台灣）邀一批愛批評政府的左翼作家、在左派或共黨當道的國家邀一批右翼作家來美國，讓他們認識美國，不要以為新大陸只有可口可樂和米老鼠。從這個角度來看，即可了解愛荷華的寫作班子為什麼會邀請陳映真、柏楊去美國，並會邀被鬥過好幾次的丁玲訪美。安格爾和聶華苓都是心胸寬大的知識分子，他們擴大邀訪對象，不限左派或右派，只看有沒有料、夠不夠格。中情局絕未想到他們想要對抗共產主義的文化戰爭，竟成了兩岸三地作家團聚、暢飲的天地。安格爾在1968年即曾邀請他的同行、捷克詩人哈維爾到愛荷華，但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哈維爾去不成。

中情局最大的外圍組織是「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CCF），法飛爾德基金會即受其監督。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出版20種雜誌，常主辦音樂會、展覽和研討會。波士頓交響樂團在50年代常到海外開演奏會，經費即由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所提供。許多名學者和作家參加過一些聯合會主辦的研討會，但他們都不知道中情局出錢。賓內特稱安格爾是個「冷戰鬥士」，又說他年輕時曾相信過共產主義，但從他和聶華苓數十年辛勤耕耘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成果來看，他們夫妻應被稱為「文化園丁」，有功於思想自由的開拓。

兩岸政府都曾一度不滿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大陸說他們反共，台灣罵他們親共，一個號稱「詩人」的國大代表鍾鼎文甚至誣指寫作計畫的經費來自《花花公子》雜誌，以貶低寫作計畫的價值與純度。安格爾與聶華苓的文化貢獻，早就跨越了冷戰時代！

更正：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 IWP)創立於 1967年，不屬於「愛荷華作家寫作坊」( Iowa Writers’ Workshop, 1930年代成立）。

「國際寫作計畫」(IWP,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http://iwp.uiowa.edu/
「愛荷華作家寫作坊」( Iowa Writers’ Workshop)
http://writersworkshop.uiowa.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