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2016,《台灣公民自己公投建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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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5

日期:7月27日(日)下午2:00?5: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4F

共同主辦:台灣國辦公室、台灣北社、台灣中社、台灣公義會、南方快報、台灣新客家黨等 主講人:袁紅冰教授 來賓:鄭欽仁前國策顧問、前駐美代表張旭成、陳亭妃立委、周倪安立 委、童仲彥市議員、馮光遠市長候選人、陳明源會長、曾建元教 授、葉柏祥社長、邱國禎社長、古文發主席、郭建國發起人、簡聖 哲議員候選人、王奕凱議員候選人等

袁紅冰簡介: 袁紅冰教授,1952年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學系。1994年被中共當局以「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審訊,具體罪行有十八項。後被流放貴州,成為「中國當代訴訟史上的失蹤者」。2004年8月獲澳洲政治庇護,並成功在澳洲出版他的作品。流亡作家、中國著名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作家、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主要著作已超過20種,中共當局把他的全部文化著作列為禁書。現居澳大利亞。 作品集: 《荒原風》:1990年 《民主與共和》:1992年 《英雄人格哲學》:1992年 《自由在落日中》:1995年 《文殤》:1996年 《法的精神漫談》:1997年 《金色的聖山》:2000年 《回歸荒涼》:2001年 《文化與命運-袁紅冰流亡文選》:2009年 《台灣大劫難》2009年(新編版2014年) 《台灣大國策》:2010年 《哲人之戀》2010年 《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2011年 《台灣大國魂》2011年 《台灣自由三部曲》2011年 《人類大劫難》2012年 《被囚禁的台灣》2012(新編版2014年) 《燃燒的安魂曲》2013年 《殺佛》2013年 《台灣生死書》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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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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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辦公
洲政治庇
年 《民主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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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 鄭欽仁 張旭成 陳亭妃
周倪安 童仲彥 馮光遠 陳明源
曾建元 葉柏祥 邱國禎 古文發
郭建國 簡聖哲 王奕凱 陳韋綸

練習 回答

1.什麼是 國?

2.什麼是 國 之組構要素?

3.該諸 國 之組構要素 如何運作 使組構成 一

袁紅冰 鄭欽仁 張旭成 陳亭妃
周倪安 童仲彥 馮光遠 陳明源
曾建元 葉柏祥 邱國禎 古文發
郭建國 簡聖哲 王奕凱 陳韋綸

所認為應是的民主 國?

4.什麼是 政治?

5.什麼是 政治 中的 政?

6.什麼是 政治 中的 治?

7.什麼是 民主?

8.什麼是 民主 中的 主?

9.什麼是 民主 中的 民?

10.誰是 民主 中的 民?

11.誰應不是 民主 中的 民?

只有中国共和党才能救中国——驳袁红冰
2006年9月4日 中国共和党主席张国堂

袁红冰先生的《绝不顺从暴政,绝不宽恕暴政》、《袁红冰: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和《改良,还是革命?》等文章,提出了暴力革命和严惩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的主张,在海外影响巨大。这种主张是“未来中国论坛”的主导思想,这种搞乱中国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必将导致国内法轮功学员和靠近他们的民运人士遭受更大更残酷的迫害。这种主张的结局,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海外法轮功顾念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苦难,牢记李洪志以前的“真善忍”的宗旨,离开暴力革命的主张;另一种是海外法轮功组织的政治野心膨胀,不顾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苦难,抛弃“真善忍”的宗旨,走向仇恨和暴力,使自己成为邪教,引发中国内战。
一、暴力革命论不得人心
袁红冰先生的文章,毫无道理,对中国国情和人心毫无了解。他想以慷慨激昂的伪正义伪道德说教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他的人数,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虽然是当世之豪杰,但他不蒙上帝所喜爱,他里面没有圣灵,因此他的智慧还是比我差一点。
我于1999年开始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这是革命还是改良?这当然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而是归正,或者说是和平演变。
中国在二十世纪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腥风血雨几十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群体的对革命的恐惧心理一旦形成,就难以用道理来说服。即使你的理由充足,也不论你多么的慷慨激昂,更不论的谩骂多么的尖酸苛薄,都不会改变人们对革命的恐惧心理。因此,为了尊重人们对革命的恐惧心理,我们不能在中国搞革命,而只能在中国拨乱归正。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要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和中共的历史,倡导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这样即可以解散中共,又能夺取中国的政权,又避免人们对革命的恐惧。这个策略,比袁红冰先生的策略要高明许多。
袁红冰先生如果提倡民主革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绝对不可能接受再一次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绝对不愿意走二十世纪的老路。虽然辛亥革命是伟大的,但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破坏性太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此,中国人民现在绝对不会接受新的“辛亥革命”。我说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是因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宪政民主,就表明辛亥革命的道路不能实现宪政民主,也就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之后的腥风血雨叫所有有理性的中国人都恐惧民主革命。现在,几乎所有读书人都主张: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是压倒一切的。你们几个极少数狂妄之徒岂可成事?你们几个小小的泥鳅岂能翻起大浪?当然,法轮功有点力量,但信奉“真善忍”的广大法轮功学员会愿意去杀人吗?
二、袁红冰主义的实质是暴力革命论
袁红冰以前写了《改良,还是革命》的著名政论文,现在又写了《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和《绝不顺从暴政,绝不宽恕暴政》,这些等等文章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我称之为袁红冰主义。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学中有“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是学者、特别是法学家的常识。我想袁红冰号称自由法学家,不会不懂形式逻辑学的“排中律”吧?根据逻辑学的“排中律”,“暴力”与“非暴力”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否定“非暴力”,就是肯定“暴力”;肯定“非暴力”,就是否定“暴力”。同样,否定“暴力”,就是肯定“非暴力”;肯定“暴力”,就是否定“非暴力”。袁红冰先生在《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暨“非暴力”论分析》一文中明确否定“非暴力”,这就表明他肯定“暴力”。结合他的革命论,就表明他是暴力革命论者。
袁红冰先生炮制了“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这个新概念或新的词汇。他避免使用“暴力”这个词,就炮制新的词汇。我们要问:以什么力量来实行政治强制?是以警察,还是以军队,或群众组织来实行政治强制?不论以什么力量来实行政治强制,政治强制力都是暴力。我们还要问:什么是“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谁有合法的资格使用“政治强制力”?依据谁制定的法律使用“政治强制力”?我们认为:只有由获得国家主权者的合法授权的人,才有权使用“政治强制力”。你袁红冰或其他什么人如果没有获得全中国人民的选举授权,就么就没有合法的资格使用“政治强制力”。也就是说:你袁红冰或其他什么人都无权主导“军事政变”,也无权组织旨在暴力革命的革命党。如果你们要搞军事政变或组织革命党,中共必然要镇压你们,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会赞同中共镇压你们!
公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赞同。但宪法没有规定军人有发动政变的自由,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赞同军人有政变的自由。因此,军人没有发动军事政变的权利。因此,搞军事政变是非法的。
中共政权虽然是非法的,但也不能以非法的手段颠覆非法的政府。我公开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就是以合法的手段变更非法的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中共以非法的手段禁止我从事竞选活动,我就有权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我宣布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之后,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招安。中国共产党是叛乱组织,我以唯一的真命天子的名义招安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完全合法的,是在中国这个非常时期所采用的非常的民主选举方式。我招安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就召开定国是大会来商讨成立中国临时行政机构,组建临时议会和法院,着手制定新的宪法,并作好宪政的各项准备。待新宪法生效之后,再按新宪法选举产生正式政府。
既然中共是非法的,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我已经宣布了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其他人就不能再宣布自己是中国的总统。其他人再宣布自己是总统,就是搞分裂。分裂民运就是破坏民运。
从1989年以来,我一直站在铲除中共暴政的最前列。1999年以来,我更是率先同中共中央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而且,我的主张是唯一正确可行的。因此,只有我有权领导中国的民运运动。凡不服从我领导的人,就是破坏中国的民主运动。
袁红冰如果想领导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么请他回国。自己躲在国外,要别人冒险,这算什么好汉、算什么英雄?我张国堂身先士卒,率先实践自己的主张。要坐牢,自己先坐牢。要流血,自己先流血。我张国堂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大仁大义、大智慧、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最终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象高智晟这样的“冒失鬼”也不算什么英雄!
我接管中国政府之后,我将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并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立即邀请所有海外人士回国来共同报效国家、服务民众。当然,为了社会和平和国家安宁,我将尽力保持政府官员的稳定,不允许惩罚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当然,我也要向被迫害的人下跪七七四十九天,请求他们饶恕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同时,临时议会也要决定对被迫害的人给予适当赔偿。
三、历史的经验表明,暴力革命论将把中国政治的主导权交给武人
俗话说:“国乱思良将。”一旦爆发内战,武将的地位就必然上升,而文人、文官就退居武将之后。
在上世纪初,中国爆发了革命与改良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是在文人之间发生的,革命派赢得了这场争论,但中国政治的主导权就落入了武人的手中。文人在政治上就无足轻重。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古今中外历史表明,军人政府多是暴政。吴思先生提出所谓“血酬定律”,这并非没有道理。在军事政变或内战中取胜的军人们是必然要血酬的,他们在腥风血雨中打下的江山,岂会轻易还政于民?当年中共不是号称为人民打江山吗?
四、没有必要搞暴力革命
中共是邪教,这不假。但中共在变化,在向其相反的方向变化。虽然中共仍然有暴政,但比以前要好得多。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之后的后遗症,我们现在应该是医治这种后遗症,而不是发起一场新的民主革命。由于中共长期的思想教育,中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被搞乱。中国人现在没有分辨是非、善恶的道义标准,也没有大家公认的、正确的政治学说,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用暴力革命来解决。现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有心行仁政,但不知道怎么行仁政。现在的一些维权人士虽然有心行善,但不知道怎么行善。这是政府与维权人士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陈永苗等人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荒唐主张,他们心是好心,但好心并不一定能办好事。我们知道:现在是变革时期,必然法无定法。改革不变法,能是改革吗?由于中共以前受马列毛主义的支配,其法律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中国现行法律有许多错误,而且很不完善。用马克思主义者们制定的法律,岂能解决变革时期的问题吗?
如果只有上千的访民,当然可以用依法维权来解决他们的冤情。但现在有两千多万的访民,这就表明是法律和政治体制有问题,要解决所有访民的问题,只有变更法律和政治体制。
现在的强制折迁和强占农民耕地的问题,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太大。当然,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就搞强制折迁和强占耕地,这当然是非法的。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我们不帮助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财政困难,而去帮助民众维权,必然导致与地方政府冲突。
地方政府在以强制折迁和强占耕地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时,一些不法商人也勾结某些政府官员顺便为自己捞一把,这都加剧了民众的苦难。
维权人士要多读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张国堂学说。要提高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要帮助政府制定政策解决问题。不要抗争!要竞选人大代表。不要搞什么绝食抗争之类的弱者行为,这实际上也是弱智的行为。当然,中共现时也不会允许我们竞选人大代表。但我们坚持竞选人大代表,就可以向社会阐明我们的主张,扩大我们的社会影响和声望,同时在竞选中集结力量。我们要以言论赢得人心,以选票获得执政权。我们要使我们自己成为各级人大的人大代表,要以立法来维权。当然我们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不可偏袒富人,也不可偏袒穷人。也要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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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共和党才能救中国——驳袁红冰)[接上页]
我们必须明白:“君子动口不动手。”《大学》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朱熹的注解是:“道,言也。”美国总统竞选,议员竞选都进行政纲政策的辩论。我们要在政治学说和政纲政策上与中共领导人辩论,以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安全的。象高智晟那样联合下层民众的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危险的。
现在中国最缺乏的是信仰和政治学说。中国政府官员大多不信中共的说教。因此,向政府官员传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也就是宣传张国堂学说没有太大风险。我们通过宣传正统的政教学说,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会声望,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这是安全的。
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55岁以下的人与55岁以上的人存在巨大的代沟。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普遍看不起55岁以上的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是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培养的人,他们素质低下、思想陈旧。而且,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迫切希望晋升。但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在政治上也是一盘散沙、群龙无首,我组织中国共和党,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能把这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组织起来,这就是无坚不摧的巨大政治力量。靠这些政府官员的支持,就必然能当上中国的总统。
我于1999年公开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元首,公开主张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和中共历史,还主张要解散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出了中国共和党的基本路线。现在将近七年了,虽然我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我们中国共和党在中国大陆已经立住了脚根,在事实上成为合法的政党。这是一个真正的伟大胜利!而且,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改变的方向与中国共和党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中国共和党也在事实上领导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
中共在胡锦涛之后,后继无人。胡锦涛作为邓小平指定的第四代领导人,他当了十多年的“太子”,现在接班了几年,他的权威并不高,他的接班人还没有确定。现在领导人终身制不可能搞了,他的接班人难以建立权威以稳定中国的局面。
镇压法轮功和六四事件都是中共中央的错误。现在,中共中央的政治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不一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与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也不一致。而我却领导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我把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传授给政府官员,我就是所有政府官员在政治学说上的老师。我凭着政治思想上权威,我就能领导中国政府。
五、必须严厉责备高智晟律师的错误
高律师是否应该坐牢?我的回答是:他绝对不应该坐牢。就是说:中共抓高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高律师有没有错误?我的回答是:有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他是基督徒,因此应该以《圣经》为标准来要求他。《圣经》要求饶恕人的过犯,他却不饶恕人的过犯。《圣经》叫我们爱仇敌,叫我们要为迫害自己的人祷告;他却恨迫害自己的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改变人心,他不倚靠上帝耶和华,却想依靠人多势众来迫使中共让步。这都是他的错误。
我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元首,他不支持。我为他写了《手援天下,还是道援天下——致高智晟律师》、《只有组织政党接管政府,才能救国救民》和《组织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加入我党没有危险》等文章,这都是指导他的,这也说明我对他的器重。但他却不听我的正确意见,他自作聪明,他以为他比我高明。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不是找老高的不是,而是总结经验教训,使别人不步他的后尘,免得陷入牢狱之灾。
只有组织政党接管中共中央政府,才能取得民运的胜利。他由于胆怯,思路打不开,却想联合下层民众,这是真正的危险。
我认为,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和中共的历史,树立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道统权威,争取55岁以下的政府官员支持,接管中国中央政府,这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高律师胆小眼低,看不清中国当前的形势。他冒险犯难,不听我的话,自以为聪明,是严重的错误!他不明白:表面很危险的,却没有危险;表面没有危险的,却有危险。他说,组织政治性的组织就必然被抓。我组织政党,却没有被抓;他不敢组织政党,却被抓了。他不明白中国当前的特殊形势。
民运最大的问题是轻视智慧,盲动蛮干。只有我张国堂有智慧领导中国民运,但没有人听我的。老高也一样,象无头的苍蝇一样瞎撞。
高律师的路线行不通,已经失败,他没有找到突破口。只有我张国堂才找到了突破口。其他人的路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导致失败!
六、海外法轮功组织要节制,要忍耐
我讲一个宜昌市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大约是农民,进城卖水果。有一个年轻女子,当然是城里人。两人因为一角钱而发生争吵。起初是卖水果的男人有理,但在争吵中口带脏话。那女子一听脏话,就当众打了那男人一耳光。那男人被那女子当众打了一耳光,顿时恼羞成怒,拿出水果刀向那女子胸部刺去,正中那女子心脏。那女子当场丧命。这皆是这二人不节制、不忍耐,以至因小事造成大祸。
从法轮功与中共的争端的发展看,起初是有人在新闻媒体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这是中共的不对。因为中共垄断新闻媒体,在自己的新闻媒体上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又不许法轮功发文反驳。这是错误的。但法轮功集众包围新闻单位和文章作者的家门,这也有点过火。于是天津市警察抓人。天津警察抓人当然也是过火的。于是法轮功组织近三万人到天安门静坐示威,虽然这是合法的,但由于中共没有自信,三万人的静坐示威造成中共的惊恐,于是中共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发动了镇压法轮功的残暴恶行。
我到目前为止一直认为:我是基督徒,不能接受法轮功是能救人(或度人)的真理,但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共镇压法轮功是一个大冤案。我也一直认为中共是邪教,因为中共煽动暴力和仇恨。但中共也在改善。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也相信人都是上帝造的,人被造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此共产党人也有人之初的善良本性,也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虽然因犯罪而有了亏损。因此我相信:向共产党人传授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可以把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教育成好人。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和平演变,反对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的非法镇压,法轮功有权以和平的方式反抗中共。虽然我认为海外法轮功成员在海外起诉江泽民等人,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暴行,以及发表《九评共产党》,并发动退党运动等会激怒中共,导致他们更残暴地迫害国内法轮功学员。但这些和平反抗的活动有利于铲除中共暴政,因此功在国家。但如果海外法轮功成员因为对立和仇恨转向暴力革命或策动军事政变,那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是压倒一切的。谁破坏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我组织中国共和党接管中国政府,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如果海外法轮功组织没有政治野心,如果李洪志真的不想当总统,为什么不支持我当总统?你们以暴力夺权,有成功的可能性吗?道义是你们的长,暴力是中共的长。如果你们搞暴力,就是舍长就短,是自取灭亡。你们走上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的道路,国内法轮功学员将面临更残酷的迫害。你们被政治野心和仇恨冲昏了头脑,不顾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死活,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劝你们海外法轮功成员及时回头,远离袁红冰等野心家,不要让国内法轮功学员成为袁红冰等野心家的炮灰。
如果海外法轮功组织全力宣传我的文章,我有信心在两年内接管中国政府,那时对法轮功的镇压自然就停止了。你们搞暴力夺权,绝对不可能在两年内成功,而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你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注解曰:“好,去声。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当年共产党人好勇疾贫,就犯上作乱,这当然是罪恶。现在的某些共产党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迫害无辜的良民,这当然也是罪恶。中共不仁,但我们如果疾之已甚,这也会造成国家的祸乱。因此我们应该饶恕以前因政治而迫害人的人。对中共的历史必须彻底否定,并解散中国共产党。但对作恶的具体人,要既往不咎,饶恕他们以往的罪行。中共暴政必须铲除,但要饶恕行暴政的掌权者。这样可以减少民主运动的阻力,也可以减少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苦难。
上帝的心愿是要恶人弃恶从善。我们饶恕中共中的恶人以前的罪行,并把真理告诉他们,叫他们弃恶从善。这是最高的善行,这也是我们的功德。如果我们不饶恕中共中的恶人以前的罪行,实际上是逼迫他们继续作恶。逼迫别人作恶,也就是自己的作恶。
中共是邪教,但胡锦涛、温家宝等并不一定是恶人。即使是恶人,恶人也可以变为好人。我们要促成胡温变成好人。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这就是他有弃恶从善的心愿。我们应该支持他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政策。我希望李洪志要努力寻求与胡锦涛和解,不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要把他向戈尔巴乔夫的路上推,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要实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心愿,他必然要与江家帮发生矛盾和冲突。你们如果发动军事政变,必遭镇压,必然使军方中的强硬派抬头,胡锦涛也会向强硬派转化,这将是国内法轮功学员和民运人士更大的苦难。2008年北京要主办奥运会,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胡锦涛实行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政策,实现民族和解,停止镇压法轮功。
我抄录一段《圣经》给海外法轮功组织,希望他们能接受上帝的旨意。
《圣经》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6~21)
坏人会变为好人,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海外法轮功如果与袁红冰联合,煽动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就是正在从好人变为坏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破坏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谁就是万恶不赦的恶人、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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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共和党才能救中国——驳袁红冰)[接上页]
七、接受张国堂学说,就必有富贵和尊荣
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因此是正统的政教学说。中国政府官员应该接受正统的政教学说,不应该继续坚持煽动民众叛乱的马列毛主义。
张国堂学说是正统的政教学说,因此必能获得政府官员的支持。因为张国堂学说是唯一能安邦治国的系统的政教学说。中国人民接受张国堂学说,中国就必将永远国泰民安。
现在,加入中国共和党,宣传张国堂学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危险。我张国堂是中国共和党的主席和创始人,我住在宜昌市,从2004年11月17日之后,公安就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了。我都没有危险,其他加入我们党的人会有危险吗?袁红冰、郭国汀等人为什么放着我的平安的道路不走,却偏要去走暴力革命的危险道路。连刘晓波这样的老反共战士都反对暴力革命,其他人会接受暴力革命吗?政治家的能力是赢得人们的尊敬、爱戴和信任。在中国大陆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必成为过街的老鼠,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因此,凡追随袁红冰的人,不仅有坐牢的危险,也必然被绝大多数中国人骂为搞乱中国的民族罪人。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明白: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的和平演变必将要在中国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不可避免。他们也在寻找出路,加入中国共和党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因此,中国共和党必将和平地获得中国政权。
中国共和党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我热烈欢迎海内外民运人士加入我们党,也同样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我们党。我对所有中国人都一视同仁。凡谦卑、智慧的人都必会加入中国共和党。凡现在加入中国共和党的人,必为创建中华联邦共和国而建立功勋,成为开国功臣,必有富贵和尊荣,这是不朽的功名。只有骄傲狂妄自是的愚妄人拒绝中国共和党。凡拒绝中国共和党、不接受张国堂学说的民运人士,必将卑贱、失败。
在民运人士中,有一些人是由于爱国爱民而反共。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和放肆而反共,这些人是民运的渣滓、是捣乱分子;我们虽然不主张抓他们,但我们也应该远离他们。凡是反对我张国堂的民运人士,我都要他们靠边站,一边凉快去。这些人只会慷慨激昂地唱反共的高调,并且尖酸刻薄地谩骂想领导中国的政治家。他们心中实无一策,又骄傲狂妄,不服从我张国堂的正确领导。这样的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他们是民运的破坏分子,我们必须远离这样的人。
中国民运搞了几十年,至今仍然没有成功;这不是由于中共特别强大,也不是由于中共特别残暴;而是由于民运人士之间相互不合作、相互不支持,谁也不肯服谁。想当领袖的人多,但又不敢象美国竞选总统一样出来公开竞选总统。你李洪志如果想当总统,你应该出来在政纲政策策略上与我辩论;如果你讲得有理,我退出总统竞选,让你当总统;如果你不想当总统,你就应该支持我当总统。我在此严厉告诫李洪志先生:你如果想发动军事政变或武力夺权来争取当总统,这绝无可能成功。
我效法刘邦,用天下人的智慧治理天下。凡自认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加入中国共和党。对有才能的人,我必重用。
政治是英雄的事业,也是团队的事业。政治是需要首领的事业,首领只能有一人。首领多了,就难以成事。在1999年,中国民主党的人数比中国共和党要多得多,声势也比我们党要大;几年来,中国共和党现在的影响,比中国民主党要大得多。中国民主党至今没有什么影响的原因,就是领袖太多。现在“未来中国论坛”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组织,由于他们有海外法轮功的支持,因此声势一时很大;但这个组织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首领,要不了多久,其内部必要发生内讧。因此,“未来中国论坛”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凡有才能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不要追随“未来中国论坛”。而且,追随“未来中国论坛”的人,被抓的风险很大。
《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佣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佣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罗13:1~6)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不是顺服暴政。掌权者也要赏善惩恶,不可叫人作恶。《圣经》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基督徒决不能顺服掌权者叫自己违背《圣经》而作恶的政令和法律。
[全文完]

綠營社團還停留在八0年代
2013-09-23 陳茂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2013/9/24 台灣時報社論)

內鬥已重創藍營,可是綠營還是沒有信心贏得二0一六年的總統大選。這是很奇怪的事,不只馬英九的聲望低,執政團隊都如此,可是選民並沒有因此轉到民進黨這邊。事實上中國國民黨執政團隊不是今日才被民眾唾棄,二0一二年總統大選前就如此,可是馬英九還是一樣高票當選連任。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民進黨已失去以前的優勢,與中國國民黨的同質性太高,靠組織去拉選票,可是組織又遠不如中國國民黨。
八0年代,民進黨靠「清廉、勤政、愛鄉土」與中國國民黨區隔,當時中國國民黨給人的印象是腐化的外來政權;社運人士就是靠這一張招牌廣為宣傳,效果相當好,支持民進黨的人越來越多。綠營的政治版圖擴大,社運人士功不可沒。可是目前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的同質性提升,社運人士的宣傳已失去效果,其功能只讓深綠人士興奮一下而已。
以前由於族群不平等,中國國民黨被認為是外來政權;民進黨則為本土政黨,因而獲得人民的認同。可是政治民主化之後,只剩下深綠人士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外來政黨,一般民眾並不如此想,所以民進黨「愛鄉土」這一塊招牌已失去功能。「勤政」方面,民進黨的確優於中國國民黨,可是後者一直在進步中,兩黨的差距越來越小。「清廉」方面,以前民進黨佔絕對優勢,可是在二00六年民進黨的「清廉牌」崩盤,雖然深綠人士認為民進黨遠比中國國民黨清廉,只是一般民眾覺得兩黨一樣爛。
以前民進黨的形象佔優勢時,綠營以演講的方式爭取選民的認同,效果相當可觀;那時候社運人士的努力有顯著的效果,民進黨也相當依賴社運人士。民進黨失去「清廉、勤政、愛鄉土」的優勢之後,社運人士還繼續以宣揚理念為主軸來幫助民進黨,只是對選舉已經完全沒有影響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對社運人士也沒有多大期待,他們已經改變選舉路線,從事組織戰,只是在組織戰方面民進黨遠不如中國國民黨,難怪後者已瀕臨崩盤還照樣打敗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控制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則透過樁腳掌控選民,而樁腳最活躍的地方就是社團。藍營社團的特色就是不談政治,可是到選舉時,社團的領導階層以交情來拉攏社團成員;有些人甚至於具有台獨思想,他們還是把選票投給中國國民黨。顯然的,藍營社團具有相當大的威力,能夠影響選舉。
相對的,綠營社團完全政治掛帥,其活動就是提出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重點則是罵中國國民黨,完全沒有能力影響一般選民;他們所能吸引的只是深綠人士,形成牧師對神父講解聖經。最有趣的是:綠營有幾十個全國性社團,卻擁有同一批民眾,而且都是深綠民眾;社團不同,只是檯面上的人不一樣而已,群眾則相同。在八0年代,社運人士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可是目前政治生態已改變,他們還停留在八0年代,對選舉的影響力遠不如藍營社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