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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美國國務院《2012年度各國人權報告》（英文全文見：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2）的導言。 美國國務院 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13年4月19日 2012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導言(Introduction)
本報告評估2012年度全球人權狀況。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抗議活動引發“阿拉伯覺醒運動”（Arab Awakening）兩年後，這一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國家仍然處於動蕩不安和難以預測的變化中。每個國家的內部政治和社會動態不盡相同，但是對尊嚴、更大的經濟機會的追求以及國家政治前景的利益相關性，仍然是驅動這一地區男女公民的強大動力。
在過去一年裏，我們看到了由領導人和普通公民的理想和勇氣帶動的民主變革令人振奮的實例。突尼西亞總統和利比亞司法部長都是資深的人權倡導者。喬治亞舉行的議會選舉帶來權力和平過渡，這在後蘇聯（post-Soviet）共和國中是罕見的成就。此外，隨著緬甸政府結束數十年的獨裁統治翻開新篇章，緬甸在2012年取得了大幅進步。
“阿拉伯覺醒運動” 初期的希望現在面臨轉型不徹底和出現爭議這一嚴峻的現實：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ad）對自己人民實行殘酷鎮壓；葉門、巴林及伊拉克社會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併發生政治暴力；埃及和利比亞面對走向可持續民主的嚴重障礙。在很多國家中，大眾要求民主變革的呼聲激增，衝擊著過時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因此世界面臨著新的挑戰。 今年是發佈這項年度報告的第36個年頭，這一做法體現著美國對世界人權進步的關注和支援。
在一個政府保護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自由的和平世界中，我們自身的實力和繁榮會更有保障。正如歐巴馬總統在第二次就任演説中所説，“我們個人的自由與地球上每個靈魂的自由密不可分。”
在我們回顧2012年世界人權狀況時，五個方面的動態最引人注目： • 世界範圍內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縮小； • 中東地區人民持續的要求民主改革的鬥爭； • 緬甸朝新興民主邁步和對公民社會實行初步開放； • 在對傳統媒體和言論自由的壓制不斷增加的同時，資訊和通信技術正在改變遊戲規則；以及 • 弱勢群體面臨的持續邊緣化和暴力。
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縮小
公民社會是民主社會的生命線。國家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其人民和領導人作出的選擇——不管他們是在政府機構或公司董事會，還是在獨立工會或非政府組織（NGO）擁擠的辦公室中。當個人能夠彼此相聚到一起，發表各自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建議時，他們是在挑戰和支援政府，要其達到更高的進步與繁榮標準。當社會各部分的人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時，當生氣勃勃且富有批判性的辯論可以扶助政府決策時，國家就會更強大。歡迎並鼓勵公民社會行動的政府更加穩定和富有韌性，那些社會更加興盛；而政府對公民社會的的鎮壓則是掌權者式微脆弱的表現，是政府抑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典型特徵。遺憾的是，有些政府看來正在效倣其他政府的限制性策略，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地區性大國正在為其他鄰國政府樹立負面和有誘力的榜樣。
在2012年中，隨著政府持續壓制或攻擊個人用來組織、集會或要求統治者有更好政績的手段，公民社會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阻礙。從伊朗到委內瑞拉，對公民社會的鎮壓方式包括：新法律阻礙或阻止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更嚴格地限制社團組織接受外國資金；殺害、騷擾和逮捕政治、人權和勞工活動人士。
俄羅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減少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和公民自由。這些措施包括：制定限制非政府組織——特別是接受國際資金的組織——的法律；大幅增加對未經許可的抗議活動的罰款額度；重新將誹謗定罪的立法；允許官方機構在未取得法院命令的情況下封鎖某些網站、限制網際網路自由的法律；以及頒布刑法修正案，大幅放寬了叛國罪的定義範圍。
在2011年底，埃及政府採取了針對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警察突襲了多個支援民主和人權的團體，其中包括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全國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和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政府指控公民和外國人“運營無照組織”和“未經允許接受外國資金”，並對外籍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處以為期數月的旅行禁令。在整個2012年，有43人受審——且程式拖遝，埃及政府並繼續利用繁瑣的登記程式來阻止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在埃及開展工作。
在孟加拉國，獨立工會登記和開展組織活動的能力繼續面臨重大障礙。此外，政府對工作場所安全標準缺乏關注是導致服裝廠發生多起致命火災的部分原因，其中包括發生在12月份造成114名工人死亡的塔茲雷恩（Tazreen）製衣廠大火。
在中國，政府強加的繁瑣登記規定有效地阻止了被政府視為可能對其權威構成挑戰的獨立政治、人權、宗教、精神、勞工及其他組織的組建。政府不斷加大努力讓政治活動人士、公益律師噤聲，並採用包括強迫失蹤，“軟禁”和 嚴格的家中軟禁等法外手段，阻止公開發表獨立意見。
但是，也出現一些有希望的跡象。在阿富汗，重新修訂的《社會組織法》（Law on Social Organizations）于12月在議會下院通過。改變包括，新法律將取消社會組織接受外國資金的現行障礙。在蒙古，《公共利益活動法》（Public Benefit Activities）草案為政府支援公民社會奠定了基礎。該國政府還在準備針對將服務外包給公民社會組織立法。如果得到通過，這些法律將為公民社會帶來新的國內資金來源，同時確保公共資金分配透明和接受問責。
中東和北非地區持續的爭取民主改革鬥爭
中東現在所處的變革與20年前橫掃拉美、歐洲和歐亞大陸的變革有著同樣深遠的意義和影響。這個地區的進展情況不一，此刻面臨的挑戰——即一個已歷時兩年、很可能會是長期和艱難的轉變——十分巨大。被壓制了數十年的辯論和分歧正在重新浮出。首次出現了對機制的問責。年輕人急切希望改革和取得結果。公民和政府正在交涉行事的民主規則。
在引發阿拉伯覺醒的國家，2012年見證了一個顛簸不平的過渡，從抗議行動到政治舉動，到決意粉碎民眾意志的政權的殘酷鎮壓，以及將民主願望轉化為現實所必然遇到的挑戰。出現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民主突破，但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敘利亞，對公民社會的保護受損，出現針對婦女的性暴力、針對少數宗教群體成員的暴力和將其日益邊緣化，以及不斷升級的侵犯人權行為。這一地區的每個國家都會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但是，那些對自己人民的願望無動於衷的政府將難以維持現狀。
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繼續對人民施暴。該國政府對和平的平民採取頻繁的警方和軍事行動，包括對送葬隊伍、等待救濟的人群、學校、宗教場所和醫院進行攻擊，並繼續肆意濫用致命武力恐嚇敘利亞人民，以迫使他們屈服。性暴力普遍。根據聯合國的數據，自從敘利亞危機發生以來，有多達70,000人死亡，死亡人數從2011年夏季的每月約1000人上升到2012年7月的每月平均超過5000人。
在伊朗，政府除了支援阿薩德政權和境外的恐怖組織外，繼續限制本國公民的權利。該國政府針對記者、學生、律師、藝術家、婦女、少數民族和宗教活動人士及其家人施行帶有政治動機的暴力和鎮壓。根據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該國政府在2012年處決了523人，很多人是在秘密或不具正當程式的審訊後遭到處決。對於因政治和與人權相關的活動被逮捕的人，檢察官經常加以moharebeh“對天主懷有敵意”的指控，這一模糊且過於寬泛的罪名導致判死刑。該國政府頒布了針對婦女的活動、教育和就業的新的和廣泛的限制規定。
巴林在2012年年底仍處於十字路口。該國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落實巴林獨立調查委員會（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報告的建議。但是，截至年底，最重要的關於解決巴林社會根本上的不平等問題的建議未得到落實，教派緊張關係繼續升溫。
在埃及，除非政府組織遭到鎮壓以外，2012年還目睹針對婦女的性暴力增多、安全部隊未能保護科普特基督教徒（Coptic Christians）免遭數次社會暴力攻擊、許多作惡者得以逍遙法外以及政治兩極分化加劇。後者導致出現廣泛的抗議活動——圍繞支援和反對總統宣佈其行動暫不需經司法審議以及迅速實施有爭議的新憲法；新憲法在12月匆忙組織的公投中獲得通過。
令人鼓舞的是，2012年利比亞人民和埃及人民參加了數十年來第一次有競爭、有公信力的選舉活動。突尼西亞繼續保持了許多在2011年取得的建設可持續民主的歷史性成就，全國制憲議會（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實施了開放和包容性的憲法起草程式。同時，利比亞新當選政府努力對地方民兵組織和極端暴力施加控制，9月份發生在班加西（Benghazi）的極端暴力事件造成包括美國大使在內的四名美國人死亡。
在2010年底由一名突尼西亞水果小商販的失望所引發的大範圍變革將以不同的方式對未來幾十年産生影響。這一地區向民主的轉型不會是直線型的，肯定會有挫折。
但是，必須以一種歷史的長遠眼光來分析這些變化，並在這個地區的人民追求建設自由、民主、包容和穩定社會的過程中穩定地致力於與他們共同努力。
緬甸新興民主轉型
伴隨著2012年美國持續的、由總統訪問達到高潮的外交接觸，緬甸繼續採取重大措施，走向歷史性的民主轉型，首先在1月釋放了300多名政治犯。自2011年以來，緬甸政府已經釋放了700多名政治犯，其中很多人被關押了十年以上。四月份，緬甸舉行了在很大程度上透明和包容性的議會補缺選舉，由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獲得45個競爭席位中的43個，翁山蘇姬本人當選議會議員。除選舉以外，緬甸政府通過放鬆新聞審查並允許組建和註冊工會，為公民社會開放了新的空間。 但是，緬甸的轉型尚未完成。國家獨裁統治結構的很多因素——壓制性法律、無處不在的安全機構、腐敗的司法系統、對宗教自由的限制以及軍隊的統治地位——大部分依然照舊。要確保2015年全國大選的自由公正，仍必須進行大量努力。克欽邦（Kachin State）的武裝衝突仍在持續，與此同時，若開邦（Rakhine State）在6月和10月爆發的民族暴力衝突至少造成100人喪生，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迫切需要作出努力，克服數十年來受獨裁統治人為操縱縱容的深刻分歧，並建設一個能夠和平解決差異的多元化民主社會。這將需要政府採取行動保護緬甸每一個人的人權，需要富於影響力的宗教、政治和社區人士發揮真正的領導作用。販賣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女童——的活動還在持續，對少數民族和無國籍人員的歧視也是如此。雖然在聯合國主導下，緬甸政府簽署了旨在解決招募童兵問題的行動計劃，但問題繼續存在。強迫勞動——包括強迫童工——也繼續存在。
雖然挑戰繼續存在，但緬甸的進步是多年來緬甸人民艱苦努力以及美國和國際社會持續施壓、要求改革的結果。這一進步突顯了通過有原則的接觸來支援緬甸公民長期受到壓制的對普世權利的訴求所産生的效果。最終，緬甸人民將決定緬甸的未來，但是如果它的政治轉型成功並全面落實，則可以成為其他封閉社會的榜樣。
包括媒體成員在內的表達自由和網際網路自由
可持續的民主不僅限于選舉。正如歐巴馬總統9月在聯合國所説，真正的民主“取決於公民表達自己的思想以及沒有任何恐懼進行集會的自由，取決於法治和保障所有人權利的正當程式”。2012年，這些民主元素——特別是表達自由——在世界各地的國家中面臨嚴重威脅。 與此同時，不斷增加的獲取資訊渠道以及新的通信方式改變了遊戲規則，特別是在限制人民和平集會與結社基本自由的封閉社會中。例如，在北韓，政府一直試圖控制所有的資訊資源，但是，北韓人冒著受處罰的風險而獲得非法收音機、手機和其他多媒體工具，以便加強彼此之間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在能夠接觸到社交媒體的情況下，社交媒體能夠放大個人的聲音，使普通公民能夠揭露不法行為、組織集體行動、要求問責或者為爭取尊重和寬容而奮鬥。例如，在菲律賓，活動人士通過社交媒體和其他論壇走到一起，抗議一項網路犯罪法，該法可以使被指控在網上發表誹謗性評論——包括在社交網路上發表評論——的人遭受罰款或監禁。抗議活動使最高法院暫停實施這項法律。這種形式的參與使人們能夠對所自己所關心的社區中的問題展開自由和公開的辯論，併為政府提供了改革的機會和設想。不受限制的媒體報導——包括所有新興形式媒體——對民主社會的運作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功能。
2012年對於傳統媒體來説是非常艱難的一年。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報告，被監禁的記者人數比2011年增加了53人，達到創記錄的232人，這是自從保護記者委員會從1990年開始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指出，土耳其是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那裡至少有49名記者因工作而被關押。根據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的統計，2012年有133名記者在從事報導時或者因為他們所作的報導被殺害，這一年也成為自國際新聞學會自1997年開始記錄以來記者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此外，很多政府通過立法或操縱司法環境來壓制批評及不同意見，並對獨立媒體徵收繁重的苛捐雜稅。
例如在厄瓜多，總統科雷亞（Correa）稱媒體是他“最大的敵人”，並利用其公開露面的機會對某些記者進行人身攻擊。在每週的電視和廣播演説中，科雷亞鼓動政府官員和個人起訴媒體，導致媒體自我審查增多。新法規——包括禁止發表任何有可能直接或間接支援某一候選人、理念或政治理論的新聞報導的一項禁令——限制了媒體報導選舉的能力。據稱，厄瓜多政府還使用徵稅和勞工檢查手段關閉了數家媒體機構，並對發表批評政府的報導的公司進行騷擾。
另一些政府用反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為藉口來壓製表達自由。衣索比亞政府用反恐怖主義立法為起訴記者的依據。例如，法院在不同的案件中，根據反恐怖主義公告分別判決2011年被逮捕的記者沃比謝特•塔耶（Woubishet Taye）、雷伊特•阿萊穆（Reyot Alemu）、埃斯肯德•尼卡（Eskinder Nega）以及另外六名缺席審判的記者/部落格作者有罪。在這一年中，法院根據反恐怖主義公告共判決31人有罪，其中包括記者、反對派成員和活動人士。2012年年底，哈薩克法院廣泛運用模糊的“煽動社會不和諧”法，禁止數個媒體團體的活動。
在一些國家，政府以通過新的立法、騷擾部落格作者和線上活動人士、以及對用一條推特或短信和平發表言論的人給予逮捕等方式，限制網際網路自由。在越南，當局愈加頻繁地拘留和監禁用網際網路批評政府以及發表人權和政治多元化觀點的異議人士。在2012年，至少有14名活動人士被定罪並被判處長期徒刑。在科威特，當局調查了數十起涉及公民被指控在他們的推特帳戶上誹謗埃米爾（Amir）的案例，其中一個在6月被定罪的人被判處五年徒刑。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的網路犯罪法中的條款強化了現行的對言論自由的過度限制，使之適用於線上交流，包括社交媒體。
弱勢群體成員的邊緣化
民主要求每一個人都享有普世權利以及每一個人的普世權利得到保護，從而使人人有機會參與社區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當國家能夠讓全社會的人作貢獻時，商業會繁榮，不穩定因素會減少，國家會蒸蒸日上。然而，在太多地方，政府繼續迫害或允許迫害宗教少數派和少數民族成員、婦女、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人（LGBT）、殘疾人、流動人口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包括部落群體——的成員。
中國繼續對維吾爾族和藏族人實行壓制性政策——包括對言論、宗教、集會和遷徙自由實行官方限制。這兩個群體的成員極難獲得護照，從而實際限制了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出國旅行。此外，政府對電話和網際網路通信的監控和干擾在西藏和維族地區尤為普遍。在有重大事件時，例如外國官員來訪、敏感的週年紀念日以及11月召開中共十八大前夕，對人權的踐踏進一步加重。
2012年，反猶太主義在許多國家仍是重大問題，包括在中東、歐洲和拉丁美洲。中東各地的宗教和政治領導人公開發表了反猶言論。埃及總統穆爾西（Morsi）曾被批評在曼蘇拉（Mansoura）禱告期間，在伊瑪目祈禱“真主啊，請保祐我們在對異教徒的鬥爭中得勝。真主啊，請摧毀猶太人和他們的支援者。”之後以“阿門”相應。在匈牙利和希臘，反猶和恐外政黨仍保持著在議會中的席位。此類政黨的代表公開發表反猶言論，包括匈牙利議會中有人呼籲制定一份猶太人政府官員名單（立即遭到政府譴責），希臘議會中有議員朗讀《錫安長老會議紀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以及在烏克蘭10月大選前夕一些政黨發表反猶和極端主義的言論。同樣是這些政黨，有很多還對吉普賽人（ Roma）群體和移民——尤其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進行公然的政治攻擊。在委內瑞拉，大量的反猶太主義聲明都與政府有關。此外，政府控制的媒體有時包含反猶言論，其中有些是指向政治對手。
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繼續把自願的同性戀行為定為犯罪，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人仍是廣受歧視和暴力襲擊的目標。在烏干達，反同性戀立法草案力圖對“同性戀”——某些“行為”或“相關犯罪”——施以坐牢懲罰和對兩次被定犯“同性戀”罪者施以死刑。這項法案在2012年底時尚待議會表決，一些地方的宗教領袖敦促議會通過該法案。
殘疾人在2012年仍繼續面臨挑戰，尤其是許多國家沒有反歧視立法，使得殘疾人無法上學、就業、使用公共交通、參加選舉、享受醫療保健以及出入公共建築。在有相關法律的國家，法律經常不充分或未得到實施，因此結果相同。
全世界的流動勞工面臨就業和社會歧視，缺少充分的法律保護，在工作場所受到騷擾，在某些情況下，非常容易受到非法勞動剝削，包括被強迫勞動。特別是，流動家庭傭工極少享有國際公認的勞工權利，並且經常無法使自己脫離險境，無法尋求法律幫助或補救 。
2012年，婦女和女童仍然是暴力襲擊和歧視的目標，其中某些得到國家支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尤其是在北基伍省（North Kivu）、南基伍省（South Kivu）和東方省（Orientale），國家安全部隊以及反叛勢力和民兵組織犯下了大範圍、有時是集體的對婦女和女童的強姦。在敘利亞衝突中，性暴力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阿富汗雖然在2012年情況略有改善，但對婦女和其他弱勢群體成員來説，阿富汗仍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暴力活動繼續威脅著該國過去十年來在保護社會公民團體的人權和空間方面取得的成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婦女成為塔利班和其他叛亂組織的目標，就連年僅14歲的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也因為倡導巴基斯坦女童受教育權利而在10月頭部遭到槍擊。
2012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將上述案例以及其他數百個案例記錄在199個國別報告中。接下來是按地區排列的國家概況，重點説明在國際社會特別受關注的國家中的人權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