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台灣青年高失業率與低薪就業的問題經常躍上媒體版面,也成為歷任政府在排定政治議程上的常客。兩項問題會如此受到關注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差距就逐漸拉大,代表青年勞動市場惡化程度更甚於一般,尤其在金融危機以後,青年失業率更站上歷史高點,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去年(2013)發佈最新的《全球青年就業趨勢》(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3),其中提到東亞地區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仍處在高水準,也特別點名台灣的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依舊無法回到經濟危機之前的水準。面對青年失業的嚴重挑戰,在對症下藥之前,官方如何正確解讀病因將是成敗關鍵。過去勞工主管機關對於青年高失業(或低薪就業)的解釋大致上可以分為五大因素:一是國際趨勢、不足為奇;其次依序是就學人口太多、非典型就業不普遍、就業意願低落(還可延伸至家長過度保護),以及學用落差(技能不足)。
賴家王老五與學院派魯蛇
然而,官方觀點似不僅未全面觸及問題核心,甚至有部分錯誤解釋的危險。雖然世界各國的青年失業率普遍高於平均失業率,唯台灣是格外嚴重,而青年從事非典型就業的比例也與鄰近的南韓相距不遠,南韓的青年失業率卻低於我國;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就學人口或者就業意願低落的求職者,是不列入勞動人口的計算當中,失業率反倒可能因而下降。
相對的,學用落差、技能不足或經驗不足就成為解釋高失業或低薪的合理理由,如何縮短學校與實務界的落差,加值青年自身的競爭力,是不被市場淘汰的不二法門。順著台灣社會的主流說法,近年來政府大規模地推動實習方案、青年接軌職場的相關計畫,藉由提早投入就業環境將有助於提升工作經驗、職場倫理乃至於後續的勞動條件;但弔詭的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勞動條件也原地打轉。
實際上,依照根據勞動部所發佈的2011年《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內容指出,青年勞工初次求職遇到困難情形,在4千多份問卷中僅五成受訪青年在求職過程有遇到困難,又其中僅18.6%是受到「技能不足」的限制,顯然台灣社會過度放大學用落差或技術不足對青年失業造成的障礙。再者,政府又經常指出青年因為缺乏工作經驗以致於求職困難,但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發佈的《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針對廠商短缺員工的僱用條件進行問卷的結果,不拘工作經驗的就業機會歷年皆超過七成,同時教育程度要求則以高中(職)與不拘為最多,專科與大學以上學歷逐年減少,都意味著工作經驗、學歷水準並不是我國青年進入就業市場的門檻障礙,學用落差的論述無法經得起考驗,雨後春筍般的實習培訓亦失去正當性,無助於促進就業且改善薪資條件。
抗壓不足的職場逃兵?
另一方面,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可以發現,青年高失業率的成因主要是來自於自願離職,似乎與青年不願吃苦的草莓形象十分符合。不過進一步探究青年勞工轉換工作的原因,依次是「待遇太低」、「工作無前景」、「工作太累壓力大」、「工作環境不佳」與「無法發揮技能」等,其中「待遇太低」、「工作無前景」與「工作環境不佳」的比例最高。換句話說,促成離開工作的原因是始自於「資本家因素」,致使青年勞工「被迫離職」成為失業者。同時,調查有機會但未就業者的原因,歷年以「待遇太低」為最多,而另有將近半數的失業者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工作機會。
長期以來,台灣青年高失業率的成因被歸結為個人條件,但許多統計數據卻明白指出問題的根本是需求面而非供給端。青年因為待遇過低而成為失業者,也因為薪資條件不佳放棄眼前的工作機會,寧可繼續滯留於失業身份;影響所及是許多人力密集的服務產業,可以創造大量專業的工作機會,卻受到勞動條件劣質、工作環境壓力過大的影響,以致於人員高度流動,發生從業人員不足的現象,例如護理師與社工人員,具備就業潛力的產業無法留住人才,人員外流的結果將放大其他產業領域的就業競爭,就可能衍生出工作機會不足的問題。此外,例如產業結構缺乏轉型的結果,無法與高教擴張後的勞動力連結,也難以提供有前景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當政府與資本家一再過度將責任歸因於求職者或受僱者,無疑是透過貶損來作為合理化勞動條件赤字的藉口。過去主流輿論一直認為勞動條件、工作環境與失業率呈現反向關係,彈性化與壓抑的薪資水準將有利於創造就業、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現實卻是低薪結構導致持續高水準的青年失業率。唯有穿越青年失業的迷思,才能解除實習訓練帶給青年世代的種種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