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體的講,就是一種利益與政權勾結乃至分配不公,卻又把市民大眾排除於政治之外的體制。殖民主義是一種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化成心態,潛伏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殖民觀並非獨立或主權移交就能消解。從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如果把是次罷課置於整個歷史脈絡底下,我們就會明白運動所扮演的重要意義,我們要對罷課有種抗爭性的心態,把之波及整個社會。我們要透過罷課展開在社區的連結,把政治主體性實踐開來,拒絕由強權壓下來的香港遠景。
港英時代的「非政治化」
港英時代,為了防止港人不滿而同時維持殖民政府的管理,港英政府採納了「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精英籠絡到到行政體制之內,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他們把香港人理解成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唯一考慮的就是物質條件。於是乎,華人社會精英為港英政府的正當性扮演了裝飾的作用,而港英政府又著眼在改善社會的生活條件,視港人為全然的經濟動物,把市民大眾都排拒於主流政治之外。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來說深入民心。在八十年代其時,港人主體性未立,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高度「非政治化」的狀況下,整個社會並不存在很強的社會動員力量。不論對香港前途問題持甚麼主張的派別,都未曾在社會上有過有組織的反對抗議運動。在香港被排拒參與中英談判之後,香港的未來就被兩個大國草定下來。港人對回歸的恐懼一度存在,但在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下,回歸被視為一個現實開始慢慢被接受。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並未使港人排拒中國,反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使大家更認為中國與香港之間命運是連成一體。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身份政治」第一次進入到主流社會的思考當中,使港人不能迴避政治身份而只談經濟動物的身份。於是乎,在維持中國人身份而又高度恐懼的同時,為了區分香港於中共的統治外,殖民時期的種種「非政治化」制度被無條件地推舉為香港優越的一面,間接把許多殖民架構及管治策略美化和合理化。
殖民思維的嫁接
在「平穩過渡」的原則底下,中共自然樂見殖民時期「非政治化」的制度設置,保障其政權的高度管治。過往行政吸納政治以「功能組別」的方式成為香港政制的設計,其衍生而成的「行政主導」、「小政府大市場」更被今天的港府奉為圭臬,成為反對民間要求更公義政治安排及分配制度的擋箭牌。「五十年不變」的講法最能捕捉這個精神。這個講法出自中英聯合聲明,一份決定主權移交的文件。在政治層面有實際的主權轉變的情況下談不變,其隱藏的意思是這樣的:雖然在政治層面上有重大改變,但只要政治不接觸到社會生活上的各個範疇,那就沒有問題。這顯然有一種很強的「去政治化」味道,強調港人的經濟身份,卻忽視了社會與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在回歸後,一度出現反對「非政治化」這脆弱共識的契機。零三年在社會不景氣及中共強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這「回歸」的「喜慶」日子上街遊行示威。這日子的大型抗爭意味的是對回歸過渡時的政治設置的挑戰。這種自發與及包容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自然是一個令人可喜的新現象,有潛能發展成為全民的反抗力量。可惜的是,零三年七一至今,「七一」僅被視為每年一度的大型節日,每年遊行中多元訴求被視為公民社會豐盛的展現。這種眾聲喧嘩的「七一嘉年華」的雜亂想像卻和政府的論調契合,助政府以七一其實沒有統一的訴求來打發當中所應帶來的政治壓力。同時,這種雜異紛陳的大匯演想像其實源於公民社會沒有發展獨立議題的能力,才需要靠每年一度的傳統動員來發聲。過度沉醉於這種七一的「年度想像」將掩蓋了公民社會力量不足的真象,讓社會沉迷於公民社會對政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假象之下。過去十年來七一遊行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正是這個原因。我們以為自身掌握了政治主體性,但我們其實沒有推倒過去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政經結構。我們並未完成解殖之路。
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清楚展現了那種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思維:香港是經濟城市,港人是經濟動物。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其最大的功能就是為其主權國服務,有關對香港的政治設置也是有利主權國的管治術而已。這個理解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城市是無根無歸屬感的。一切有關城市的發展方向皆要以利益為最大考量。於是乎,功能組別固然並不民主,但建制派為之辯護的理由會是「保障資本主義的良好運作」,「工商利益是香港基石」,以致他們在反對有關政治抗爭的時候往往會使用「破壞香港經濟」為名把之壓下去。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天朝主義」的理解底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更加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的政治制度要變得民主遂受到極大的阻力。
連結社區 發掘香港
要抗撃這種「非政治化」的經濟城市與身份想象,我們需要靠自身的抗命實踐來取得新的身份,透過共同的政治經歷來重敍香港的故事。我們不能如過往一樣等待政權把民主賜予我們,因為這樣只會跳不出權力不對等的屈從狀況,也只會再次掉入政權那種「非政治化」的框架裡頭:政治抗爭無用,只要香港經濟維持(對政商勾結聯盟而言)的穩定,香港就相安無事。我們要放棄那種嘉年華式的公民社會想像,嘗試在那積累的基礎之上結集能量,把焦點統一至政權身上。不合作運動正正是一種有效的聚焦武器,由在地公民實踐所統合的公民社會集中在民主政制的改革,向政權致予最大的挑戰,癱瘓政權的運作。沒有癱瘓政權的決心,就無法爭取到自殖民時期延綿到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政治框架以外的真正民主。這種聚焦的重要不限制度。我們的目標是透過不合作運動,透過抗爭去實踐公民的主體性,嘗試挑戰政權的「非政治化」及「經濟城市」想像,改變整個政經結構的傾斜,從而改變以至實踐各種在地的本土論述。這將會是一個重構身份的過程,一個重塑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但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共同體需要基礎。我們不是從空白中走來。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殖民前這裡不存在一個充分的文化及政治社群。我們要建立主體性,就需要發掘香港自身的本土經驗,從過去的殖民歷史中提取資源。因此,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雜種性(hybrid)正是香港的主體根源。排拒任何一方都是對自身構成的一種扭曲以至傷害。
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明白不合作運動與過去那種不造成實際挑戰的抗議運動的差別。我們不是在政權的框架下反抗,我們是在挑戰整個框架。罷課的作用其實也在於此。罷課從來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而是一種抗爭的手段,以學生傳統的感染力去號召更多的市民起來抗爭,把政治運動的戰場移到整個社區之中,不再局限於議會。在連結起整個社群的時候,我們發掘那些構成香港而又被忽視的種種文化資源,繼而凝聚起足夠力量去挑戰整個的政權,去述說一個有歷史意識的香港敍事,到這個時候我們就離解殖走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