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梁振英被《紐約時報》引述的言論，同建立美國當今體制的那些「大政治家」和「偉人」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反對所謂「多數人暴政」、保障「少數菁英的權益不被貧窮多數所侵害」（見《聯邦黨人文集》）——這正正就是資產階級憲政的核心。
梁振英對《紐約時報》這樣講，無非就是指出，為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平穩發展，必須有限制福利民粹政治的措施。限制不了的話，香港作為國際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的角色，就必定會受影響——經濟發展受影響，民生也不能怎樣得到改善。換句話說，梁就是間接的對美國當局，像日前楊潔篪會見克里時一樣，作出「友善提醒」，希望美方多做「有利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否則美方在香港的大量經濟利益也會受損。
顯然地，中共不了解的是，美國現在進行的是政治作戰，它才不會計較一時的經濟損失。整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總目的，就是拖垮中國。
事實上，無論資產階級當權者，還是擁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福利民粹勢力，都要面對「錢從何來」的問題。大資本完全可以合法避稅減稅免稅，福利經費的主要來源，最終落在中高層受薪人士身上。在資本主義之下，福利政策必定會影響利潤率，降低投資意欲，最終製造失業。
福利民粹黨派一方面宣稱有票就有福利，但同時又擁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說到底就是在兜售空頭支票。
梁振英的發言，不是說「窮人有票就會有福利」，而是說宣稱代表窮人利益的福利民粹主義會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使民生問題更加不可能解決。這其實不是他一個人的立場，而是事實上整個歐美統治階級都在力行的「普世價值」。
在這種情勢下，《紐約時報》才會虛偽的而且完全可以預計地，將梁振英的發言修剪，聚焦在選舉權問題上，並將梁振英的發言再次完全可以預計地演繹為「不容許窮人有選舉權」。（事實上梁振英是為四大界別提委會辯護，而從來沒有說過「窮人不應該有票」，提委會弄出來的候選人，還是要經過普選的。）
更不用說，美國的三權分立和聯邦體制，就是衝著普選議會和可能的民粹主義而來的——就是用司法和行政，防備普選議會所可能造成的福利民粹、甚至「仇富政策」，也要防止損害資本權益的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出現。更不用說，美國體制的「民間基礎」，就是大資本和宗教勢力對教育和輿論的徹底壟斷。
美國資產階級憲政的「厲害」之處之一，就是除了在一次大戰之前的一段短暫時期，從來沒有出現全國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而一戰後，社會主義革命勢力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就很快被鐵腕鎮壓下去。1930年代以美國共產黨為首的各個左派力量所領導的、常常要抵禦政府和資方暴力的組織工作和罷工行動，創造了一系列強大的產業工會。但隨著美國發動冷戰，左派在美國工運的影響力，被政府和資方徹底整肅。美國工運失去了「左眼」，成為了資產階級兩大政黨之一的民主黨的票倉，根本無力抵抗統治階級的各種攻擊，勢力不斷消減。美國共產黨最終也完全失去了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成為民主黨的附庸團體。
總言之，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憲政，比梁振英現在捍衛的那一套更歷史悠久，更行之有效，也明顯的對不少人來說，有更強大的欺騙性。
這種情況說明了，香港勞苦大眾真正面對的問題，不是手上有沒有票，而是對主要的生產資料有沒有控制權。也就是說，香港的真正問題不是應不應該「民主化」（或美國化、台灣化、韓國化、菲律賓化），而是如何走向社會主義。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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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梁振英是古典資產階級憲政派
香港佔中，顏色革命的美國因素
兩岸犇報 82期 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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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歷史的圖冊，人們終究還是發現，相較於1968年那些充滿想像的未來，今日簇擁在街道上年輕的面孔何其荒蕪。
當「自由」取代了解放、「普選」置換了民主、「公民」壓倒了人民，從斯洛伐克到喬治亞、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從黎巴嫩到敘利亞、從埃及到突尼西亞、從太陽花到「雨傘革命」，天鵝絨般柔滑平和的色彩背後是西方霸權主義的利刃，劍指著每一個非西方體系的國家，意圖打造一個向西方全面傾斜的新世界。
人們都以為是自己的政府有問題，卻看不到，其實是這個由西方霸權所支配的世界出了問題。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伴隨著蘇東波解體、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步伐，廣大的第三世界與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滯後，社會矛盾積聚，貧富懸殊、分配不公、貪污腐化，加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社會大眾出現「反官、仇富、敵視公有經濟」的普遍情緒。由西方所一手扶植的反對勢力，像是一束束刻意剪裁的花朵，強行栽植在各國的「民主花瓶」裡，他們不需要根植於土地，只要浥注些許的「政治輸液」，找到政府失策的空隙，就能裹脅青年人的熱情與想望，發動群眾佔領交通樞紐或政府部門，引起全球媒體的唱和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干預。於是，一場場「 顏色革命」粉墨登場，一個個政府應聲倒地，破罐破摔，當一切熄燈散場，所留下的就是一片經濟衰敗、民生凋敝、社會對立、民主殘破的景象和無語問天的市井小民。
近日來盤踞在香港本島和九龍主要街區的「佔中運動」，許多跡象都揭露了這不是一次單純的自發行為，是有計劃地組織和長期部署的結果，無論是媒體老板的跨海請益、還是運動現場的物資支援、網絡協作，戲碼各有巧妙，手法如出一轍。正如美國獨立媒體Mint Press近日撰文指出，香港的「佔中」運動披著民主的外衣，實為一個與海外金融、政治及媒體勢力相互勾連的巨大網絡。在「佔中」運動的背後，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以及作為旗下子機構的國家民主研究院（NDI）扮演著不容忽視的幕後推手。
例如，NDI稱自1997年以來，該機構對香港開展了一系列活動，試圖構建香港的「後回歸」選舉框架、自治地位、法治以及民主自由。2005年，NDI啟動了一項6個月之久的青年政治領袖計劃，致力於培養新興政黨團體，並負責訓練他們的政治技巧。NDI公開表示它培育並資助了其他團體在香港的活動，以達到顛覆中國政府對香港領導力的目的。
當然，無風不起浪。任何外部因素的介入，如果不通過內部條件就無法起作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它的經濟總量大，是中國大陸對外交流、推動經濟國際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對於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外交環境和對台宣傳，都有很大的示範作用。因此，北京當局不計代價的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政策，就助長了香港居民的驕氣，也提供了部份政商人士，特別是地產資本鑽空子、投機倒把的機會。平心而論，香港居民的怨氣並非全然無的放矢，貧富懸殊、就業困難、物價騰貴、房產飆漲、社會保障制度配套置後，青年朋友對未來的絕望，必然反映在對特區體制的失望。
令人遺憾的是，青年朋友追求個人人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樸素情緒，原本是一個社會尋求正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但卻在西方話語權的壟斷下讓所謂「普世價值」所遮蔽。再加上，近年來上海取代香港成為亞洲區域經貿與金融中心的態勢日漸成型，昔日香港居民「殖民地現代性」的優越感日漸式微，致使整個「佔中運動」在西方勢力的牽引下，逐步走向「親殖反華」、「聯美制中」的政治格局，將運動的性質從「人民內部矛盾」上綱到「敵我矛盾」親痛仇快的危險傾向，令人腕惜。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呈現在社會生活的各種負面，雖然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但絕不是孤立的現象。回顧新世紀以來陸續在北非、中東以及亞洲國家出現的「顏色革命」，產生動亂的社會經濟根源並無二致。
從根本上來說，上個世紀八○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2008年以來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才是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始作俑者。在全球通貨浮濫與製造業利潤率低迷的的前提下，國際金融禿鷹在能源、糧食、股市與房地產等領域來回坑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坦白說，這個跟誰當特首，以及如何選出特首，一點關係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