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為何反對佔中運動,又應該主張什麼路線

2014/10/06

1. 我反對運動。這是一國兩制的矛盾產生的結果。一方面中共利用香港作為大陸吸引外國資金、技術、人力、經貿往來的橋頭堡;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圍堵中國的策略,令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在回歸前已安排親帝技術官僚和代理人,不斷累積和激化反中反共親帝興論和運動,最終造就了泛民總動員。而泛民運動,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具體的政治合作關係和資金來源上,都與帝國主義有密切關係。運動的勝利對勞動群眾毫無益處,而且極有可能令香港陷入政治、經濟、社會的嚴重危機。

2. 現在運動的總戰略,是以Gene Sharp的顏色革命手冊為主要參考來源的。Gene Sharp的阿爾伯特‧愛恩斯坦研究所(AEI),正正就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機構。現在運動要讓政府陷於兩難:如果不清場,政府部門和交通將會癱瘓;如果清場,則引起更多民眾因為道德感召而參與運動當中。顏色革命的策略,就是繼續挑動社會實質的、具體的衝突,在香港除了體現為示威者和市民的衝突之餘,亦體現成建制派支持者和泛民主派支持者的衝突。透過這種策略,最終就可能導致政府無能力實質管治香港,輿論倒向認為反對派上台是唯一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令顏色革命成功。

3. 由是,反佔中人士搗亂示威,非但不是不能預見的情況,更是在運動的邏輯裡面的。反佔領人士行動的結果,在目前為止,非但對形勢沒有任何幫助,變為運動的宣傳途徑,造成更大的支持運動的輿論效應。如是者,「保護群眾」的良心號召,就成為了實際上呼籲民眾加入的主要動力。

4. 但這種號召只是一種虛妄。現在可以看到,本身對運動有保留和批判的人士,都因為類似的理由投身運動。我認為,左傾朋友不應該因為這種理由而投身於帝國主義的運動當中。運動的結果,在世界各地的歷史經驗已經得到證實了。我們不是要支持鎮壓、支持反佔中人士的暴力,而是如果因此投身於運動當中, 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成為運動的一份子,幫助帝國主義激化運動,成為其政治籌碼之餘,亦幫助運動領導累積政治資本。

5. 香港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地理和體制,與獨立國家的顏色革命的形勢會有所不同。獨立國家的顏色革命無須像香港般處理地方與主權國家的關係。同時,亦由於香港和大陸的特殊關係,帝國主義在香港的支援更為公開和赤裸。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實際上脫離中央管治,進一步為聯合各地反中反共人士在中國建立以帝國主義和本土資本家利益為首要考慮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

6. 現在有很多人說,群眾是自主自發的,因此不是被利用的,甚至因此這場運動就不是泛民運動。但這些人真的有這種抽象所謂的自主嗎?更遠一點說,世界上真的有抽象的、完全不受環境影響的自主嗎?群眾在帝國主義輿論底下,每天看泛民的訊息、吸收泛民的意識形態、接受泛民主導的運動。他們現在接受泛民領導的號召,要走出來參加佔中,還說什麼自主自發?講自主自發的那些領導們,不是要讚揚群眾的自主性,而是要推卸責任。一方面他們要以群眾作政治籌碼,另一方面卻逃避動員的責任,掩蓋他們多年來在輿論上和行動上對參與人士的影響。這不是十分荒唐嗎?

7. 這場運動的目標,是追隨著泛民的目標的。運動是要所謂「真普選」,要梁振英下台。有些人要做軍師,提供不同的運動策略去激化運動,甚至要令運動所謂「左轉」。但這可能嗎?最根本的一點是,民眾是因為什麼而加入運動的?加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正正就是在泛民的目標框架底下,吸收泛民一直以來的民粹輿論宣傳,最終以爭取所謂「公義」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走上街頭的。不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運動勝利的最終的得益者,也是泛民和背後的金主。現在運動的走向是隨著其邏輯一直走的,而不是有什麼變卦。究竟憑什麼認為可以「扭轉」這個局勢?

8. 更荒唐的是,現在有些本來自稱「左派」的人,拋棄了他們的面具,直接宣傳民眾可以用選票來「制衡當權者」了。但這是事實嗎?有「左翼」人士拿魁北克2012年罷課和佔中相提並論,正好反映了他們的荒謬。魁北克罷課是反對「真普選」政府提出的反動政策,佔中則要求民眾迷信「真普選」。罷課的最終結果,就是政黨輪替,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加學費仍然在議事日程。恰好指出「真普選」和「改善民生」沒有對應關係的事情,卻被我們的「左翼」說成是,是不是很荒謬?

9. 列寧常常問以下這個問題:Cui bono?誰會得益?這是每個運動都必須問的問題。資產階級政客和打手不斷說服別人他們所擁護的制度對一般勞苦大眾有利,但經過超過一百年的驗證,這種說法不外乎是謊言。但在國際共運陷於低谷的現在,資產階級的把戲成為了人們腦海裡的唯一出路。但政治運動有自己的邏輯,它不是單純以個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分析一場運動,必須了解主導參與者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並由此分析運動的可能去向,和左派應該採取的立場和路線。面對一場建立在曲解民主的意義,和傳播資產階級普選的迷信的運動,左派最起碼應該做的,就是講明事實,指出這種假民主,根本就不能解決勞苦大眾的問題。

10. 現在講這些話,就會有人把我安上一些名字:五毛、中共打手、土共……除了純粹講這些只是惡意中傷,還可以看到這是香港的政治生態長期限制在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對立當中。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共產黨,我也不期望中國共產黨可以在官僚內部改良,成為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政黨。但我們必須保衛中國,保衛中國作為被帝國主義圍堵的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保衛中國的國有經濟體系,反對私有化、主張民主管理經營。我們保衛社會經濟繼續進步發展和未來工人階級民主的基礎的國有經濟體系之餘,亦反對寄生腐敗獨裁的官僚階層。

11. 全世界的資產者已經聯合起來了。為重建國際共運而奮鬥!抵制資產階級民粹,抵制資產階級普選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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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關於中國現階段階級鬥爭的幾點看法
2014-10-24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10-24/65840.html
摘要: 反作用力一旦被組織和凝聚起來,就必然地要大於作用力本身,最終達到徹底葬送統治階級的一切優勢為止,這其實就是歷史上王朝迴圈所揭示的「階級鬥爭邏輯」。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2545

王偉光的文章提到階級鬥爭和專政,這大大地刺激了黨內外公知們的神經,引起群咬和圍攻。其實,王偉光的文章對於現實和轉型過程的揭示,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群策群力加以展開討論,本文是老田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作出的一點初步的判斷。其實,被統治階級組織起來反抗,那種形態的階級鬥爭在人類社會和歷史中間是偶然的反常形態,通常的階級鬥爭體現為統治階級如何看待被統治階級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利益訴求,這是階級鬥爭的常態。所以,分析階級鬥爭最好是把統治階級放在視野的中心位置來進行觀察。

1、毛澤東1942年提出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知識存在形態的「二分法」:「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到了1963年他在這個二分法基礎上,分出一個科學實驗,成為三分法:「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毛澤東:人的準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在毛澤東那裡,階級鬥爭就是社會科學的內核,是人類關於社會知識的全部。而一個社會的階級和社會結構,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具有最優先的位置和最高說服力。

2、統治階級的再形成過程:1978年以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搞活」,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先貴並且擁有了超額話語權,與這個最主要的社會結構變化相對應的是:佔有較多份額經濟資本、權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資本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確實已經成為高踞于大眾之上的統治階級。把改開搞說成是欠缺政治改革配套的經濟改革,並不能完整反映三十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全面變化,而從社會結構的演變出發,得出結論則是更為全面和準確。

3、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利益的不相容程度很高:階級分析作為一種觀察視野,僅僅是對社會結構和精英階層對於資本、權力和話語權佔有狀況的確認,尚不足以闡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性質,要加上統治階級如何對待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訴求之後,也就是說,統治階級是否相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利益決定了階級矛盾的對抗性,僅僅描述作為社會結構的階級現象,還不足以得出真正的結論:階級鬥爭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和程度存在,而作為政治衝突的階級鬥爭性質,完全依賴統治階級是否相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目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的相容程度極低,不僅剝奪體力勞動者(工人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其感到沒有出路,而且對於統治階級的替補和候補成分——小資白領的大多數——的剝奪程度也相當高,使其中大部分人感到當今社會毫無出路。也就是說,中國的階級矛盾是很尖銳的,階級矛盾的對抗性程度較高。如果階級分化和利益對立,無法被人們確切地感知,顯然談起階級鬥爭真有可能「撕裂」社會,而掩蓋階級鬥爭說不定真的有助於建設和諧社會,假如階級分化和對立特別是對於被統治階級利益不相容的狀況很嚴重,很容易被感知,就不存在所謂的撕裂問題——畢竟會原本就已經被撕裂為互不相容的兩大群體。毛教員說「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不僅包括階級分析法,還包括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基本政治經濟利益的相容性判斷,兩者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綱」,與「目」成為對稱。

4、統治階級排斥的社會階層非常多:站在統治階級對立面的廣大民眾,不僅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白領的大部分,這兩撥人對於階級矛盾的感受大部分相同——統治階級那裡沒有出路,但是對於解決階級矛盾的取向則截然相反。CJQ教授曾經精闢地指出:當權派形左實右,小右派形右實左。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條件下,政府形象往往極差,處於動輒得咎的地位上,網路和媒體上批判政府的聲音都擁有大批熱情的聽眾,不管這些批判的聲音到底是「左的」還是「右的」,換言之,階級矛盾尖銳化時代的主旋律是:政府喪失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的領導權。

5、統治階級再形成如何可能:改開搞年代是承接文革時代而來的,所有的官方敘述都是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是一個有待梳理的重大轉折,其思想和政治內涵尚未得到充分清理。不過,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檔《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指出: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同盟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性是根本性的,五一六通知的措辭是「党閥」和「學閥」,十六條的措辭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是公有制社會裡頭的統治者。著名的蕭功秦教授所宣揚的「新權威主義」,完美繼承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敘述的走資派理論,不過蕭教授也不是簡單抄襲,而是一種「倒過來」的走資派理論,張姚等認為党閥和學閥聯手搞資本主義復辟是壞事,蕭教授則認為這是好事,而且,還需要把權力集中地掌握在權力精英階層手裡(蕭教授還說要是民主化的政府就沒有能力把幾千萬工人下崗),話語權由知識精英壟斷起來以「培養公民文化」,整個社會關係的改造則交由資本家群體去培植所謂的「契約精神」,這樣才能夠保證復辟事業的順利推進。應該如實地說,就社會結構轉型和再造的推動者而言,蕭功秦教授與張春橋姚文元的看法沒有區別,只是張春橋姚文元否定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按照其階級本能去擠壓平民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由此推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而蕭教授則反過來予以全盤肯定和褒揚,並且說為了避免「紅衫党」和「黃杉党」的互毆,還需要由精英階層繼續壟斷權力和話語權,不能開放民主。綜合張春橋姚文元和蕭功秦教授的內在共識,中國近三十多年的轉型最初是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推動的,當今中國階級結構的形成就是權力和話語權主導的,按照蕭功秦教授的看法,這個過去存在的現象還是繼續下去的必要,否則國將不國。蕭功秦以新權威主義曲折地重申張春橋、姚文元曾經全面表述過的走資派理論,在反面證成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有效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理論預見性,一些網友研討繼續革命理論被一些自由派指斥為「文革餘孽」,但蕭教授就不同,他能夠更大程度地提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學術信譽」卻沒有餘孽的帽子,這將使得他能夠比任何一個人都能夠更多地證成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學術信譽(當然是從反面進行的)。

6、統治階級不妥協的階級意志:組成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的資本家群體,業已提出「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的政治主張,這個主張的背後折射出一種堅決不對社會下層「妥協和讓步」的堅定意志。任志強長期堅持房價還不夠高、還能夠繼續上漲的預測,這種預測是否正確毫無價值,有價值的是:作為資本家對於利潤的欲望與多數小資白領成為「房奴」的矛盾對恃中間,資本家群體根本不考慮讓步和妥協。高房價背後,是由地方政府、銀行和地產商組成的「三頭分利同盟」,因為城市中間底層勞動者業已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購房者,所以,實際上站在這個三頭同盟對面的是小資白領階層的大多數。朱鎔基任上曾經提出要壯大中產階級的政策目標,而三頭同盟的主要受害者群體發言之前——例如鄒濤在網路上聲稱組建「不購房同盟」之前——中央政府業已主動關注中產階級的疾苦,多次主動出臺政策要調控房價,但是,房價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系列調控中間一路走高。這個事實說明:不僅是資本家群體主張實行強大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證以房地產業的現實,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確實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分利同盟,這個同盟力量之強大業已超出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範圍,能夠毫無顧忌地實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絲毫都不考慮對候補統治階級群體(小資白領)的讓步。薄熙來作為統治階級內部有覺悟的人士,注意到社會矛盾激化的危險,提出在經濟上要向底層讓步,在思想上(至少是在唱紅歌方面)要小小地迎合一下底層反抗所選擇的政治文化符號,結果被統治階級內部強勢之手構陷和大V扣上「左派」帽子,予以肉體和精神上的全面鎮壓。薄熙來的認識起點其實與作為地主階級改革家的王安石很相似,其結局也很相似,其遭遇都一樣體現了統治階級不妥協的意志。

7、被統治階級反抗意識形態的分散化現象: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與被統治階級的渙散和無力,互為因果。中國統治階級所排斥的界限,大大高於傳統統治階級,把大部分小資白領都納入受排斥的物件。但是,三十年來學術西化的結果,使得小資白領和底層民眾分別選擇了兩套互相對立的反抗符號,小資白領竭力高舉民主和市場化的大旗,而底層民眾則回歸毛澤東這個政治符號。在網路上,這兩個符號相互衝突,構成一種「文革餘孽」和「美分党」的對立和口水戰。除了那些統治階級內部的聰明才智之士外,大多數「美分党」是那種「形右實左」的受壓迫者受剝削者。這種反抗符號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種反抗行動歸於無效,在反面促成了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統治階級的不妥協意志,還因為存在著實際上的「李代桃僵」策略而強化,主流經濟學家說中國的市場化還不徹底,政治學教授說中國還沒有走到民主化政治的時間段,這種種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學說,都把社會怨恨集中到政府和權力精英身上,使得資本邏輯下的擴張和壓迫行為得到很大程度的遮蔽,也因而變得更加毫無忌憚。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佔據高校講壇,大量小資白領都是從高校這樣的社會生產性加工過的,因此,就自然地認定政府干預的存在是社會不公的源頭,由此形成了那種「形右實左」的反抗話語,併發自內心地與傳統共產黨意識形態符號對立起來。這正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間指出的那種現象:在物質生產領域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同樣佔據著統治地位。

8、資本不願回憶交稅將導致「人頭稅」的複歸:經過十數年的無效房價調控之後,業已在輿論宣傳方面完成了「人頭稅」複歸的動員工作,普通民眾逐步提高了接受收取房產稅的心理承受能力。從統計資料看,購房信貸在房地產業資金來源中間不到六分之一,而所有出臺調控房地產的政策措施,都是把購房者的購房相關行為作為調控物件,從來不以「三頭同盟」為政策調控物件。這個事實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政府對於最強大的地產分利同盟毫無政策調控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大地產商人王健林誇獎中央政府說:這次沒有提調控房地產是一個進步。預測以後稅收政策演變中間,對於利潤和經濟流量徵收的稅負將會逐步減少,而針對生存條件——首先是住房——徵收的稅負將會增加,不出意外的話,房產稅的徵收將會逐步地擴大到全部住房,這首先可能會經過幾個階段過渡:首先是對單個家庭擁有一套以上的房產徵稅,逐步過渡到單位人均面積以上徵稅,最後實現對全部房產徵稅。估計中國以後的地方稅中間,會逐步地變得與美國相仿:房產稅將會成為最重要的部分,而由地稅支援的各項公共事業例如教育等,都將由以房產稅為中心的「人頭稅」來解決。從長期後果看,資本不願意交稅,也將有能力把稅負轉嫁給民眾,央視曝光暴利行業——地產商——高額欠稅數位,這是地產商階級本能的體現,同時也檢驗出地產商與官員緊密結盟的法律後果(不交稅卻不會受到追究),是檢驗「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緊密度的重要指標。稅負轉嫁的長期趨勢和平民心理接受程度提升,體現的是「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力量及其不妥協階級意志。也就是說,房地產三頭同盟及其不受中央政策調節的事實,體現了中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程度。嚴重的階級力量對比失衡,讓統治階級成員看不到對下層讓步的必要性。

9、階級鬥爭中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毛澤東《矛盾論》中間提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其實是映射真實社會中間的階級鬥爭狀況,那些擁有權力、金錢和武力的統治階級是有優勢的一方,佔據主導地位,階級鬥爭的對抗性質和鬥爭的方式都將由統治階級決定,近似于物理學中間的作用力;而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只是反作用力。主要和次要的措辭,其實意味著社會中間無法實現物理學那樣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對應和均衡關係,統治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作用力,遠遠大於和早于反作用力,因此,統治階級有能力向外擴張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直到被統治階級無法生存不得不奮起反抗的那一點為止。不過,社會和歷史中間缺乏均衡,反作用力一旦被組織和凝聚起來,就必然地要大於作用力本身,最終達到徹底葬送統治階級的一切優勢為止,這其實就是歷史上王朝迴圈所揭示的「階級鬥爭邏輯」:先是統治階級依仗政治、經濟、文化和武力方面的優勢,毫無節制地壓榨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難於生存的客觀條件導致其反抗成本接近于零,這就滿足了被統治階級全面覺醒和反抗的門檻條件,結果,在長期的階級搏鬥中間被統治階級曲折地完成自己力量的組織和凝聚過程,最終達到全面壓倒統治階級力量的優勢並埋葬之。

10、毛時代的階級鬥爭史和鬥法:毛時代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雖然確實結成了要葬送社會主義制度的神聖同盟,但還不能夠說這兩撥人就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了,還只能說是「准統治階級」。不過,在基層政治生活中間,當權派(權力精英)往往和民眾中間投機性最強的那一部分(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結合起來,損害多數人的政治狀況,這個壞幹部+馬屁精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構成封閉的小圈子,其中圈子內的少數人可以毫無節制損害圈外人的利益,這種狀況也不能夠說就是標準的階級鬥爭,但是確實在每一個單位內部複製了少數人得益和多數人受損害的衝突結構,這在反右擴大化、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資反路線」中間都有普遍而典型的表現,這也只能說是「准階級鬥爭」。這種「准階級鬥爭」寄生在毛時代的群眾路線中間,把群眾路線徹底異化為一種壓抑多數人的小圈子利益。文革期間,毛澤東和文革小組包括周總理支援那些受到損害的人群起來造反,結果是重新打開了一個新型的公共政治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間,造反派批判走資派和保守派的資反路線,當權派和保守派聯合起來鎮壓造反派,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說「兩派都錯了」是重新封閉這個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把造反派鎮壓下去 (胡耀邦領導「兩案領導小組」主導全國的揭批查運動鎮壓人數超過2000萬,其中浙江一省就超過400萬人,雲南超過150萬人) ,給保守派中間少數人提幹補償之後讓大多數保守派也滾到一邊去、在政治上徹底邊緣化,此後就開始了當權派壟斷權力不受群眾監督的權力膨脹過程,封閉了那個文革期間到處存在的公共政治領域。在文革期間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中間,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神聖同盟也是血債累累,據自由派人士宣傳說胡耀邦和葉劍英都說過文革整了上億人,那麼,這個上億人中間被鎮壓或者挨整的造反派人數要佔據百分之七十以上,剩下還有百分之二十幾是當權派和保守派迫害「非文革派」(例如陳小魯、孔丹等人積極參與的「打黑五類」)。 文革是毛時代階級鬥爭最為典型的時期,這個運動的演變中間,是那些准統治階級操作的准階級鬥爭,去鎮壓異己或者傷害無辜,如果說整人或者鎮壓行為看起來還帶點偶然性的話,那麼封閉向普通民眾開放的政治領域則具有必然性。要說文革證明了階級鬥爭理論有什麼不准確的地方,那就是:文革期間曾經被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復辟力量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是參加了文革派一方,反對當權派和保守派神聖同盟的倒行逆施。在文革結束之後,知識精英階層才更為緊密地與權力精英階層結合在一起,共同編寫謠言基礎上的文革史,把文革期間「反文革派」所做的一切法西斯行為都蓋在「文革派」頭上,也許這是一種入夥的「投名狀」,或者這也是體現階級鬥爭規律的現象,畢竟法國學者布迪厄說過知識精英是統治階級中間的被統治階級。

11、革命年代的階級鬥爭鬥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在共產黨革命的年代,農村社會中間地主富農階級擁有可出租的土地和餘糧,也就是說具有經濟優勢,而貧下中農擁有人數方面的優勢,也就是說人多,雙方的鬥爭方法,直接地與各自的優勢聯繫在一起。1925年韶山大旱,地主富農利用糧食絕對短缺的時機,操縱糧價放高利貸牟取暴利,貧下中農在毛教員的領導下組成「雪恥會」開展「阻禁平糶」的鬥爭。按照博弈論的概念,統治階級(地主富農) 擁有經濟優勢,所以可選的策略集合是市場和物價方面的策略,而貧下中農人數多,其可選策略是組織起來並開展輿論宣傳攻勢來討論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這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策略,換言之,組織起來搞好宣傳攻勢是與人數多聯繫在一起的,強調產權和交易自由操作物價和市場則是與經濟優勢相聯繫的。後來八路軍在抗日根據地也是這麼幹的,雖然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不再分田了,但是組織群眾和顛覆剝削有理思想這兩個方面,是決不讓步的,各個根據地普遍組織「農民抗日救國會」,這樣就形成了多數人的政治和輿論優勢,有了這個方面的優勢,共產黨人才能夠實施國民黨頒佈卻沒有能力貫徹下去的「減租減息政策」;建國後的「五反運動」也是這個原理:把工人組織起來再宣傳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資本家就迅速混不下去了,自覺要求公私合營。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也指出:沒有政權和輿論的積極脅從,資本主義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這樣,毛教員就概括了平民階層進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組織起來形成政治優勢並開展輿論攻勢,建設起政治和思想方面對統治階級的壓倒性優勢,是平民階層進行階級鬥爭的不二法門,或者說僅有的「策略選擇集合」,這個策略選擇集合按照馬列的語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論,對於執政的共產黨而言,意味著要長期堅持扶持平民階層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1962年毛教員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間公開指出:中共不是「全民的党」必須堅定地站在95%的人這一邊而不是站在5%那一邊。文革的實踐中間,就體現為毛教員、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援群眾造反,還辦起各種小報掌握輿論宣傳,批判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機會主義同盟及其異化群眾路線的行為,目的是防止准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的蛻化變質。

12、先秦儒家有一個內在的「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論語》中間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儒家把被統治階級狀況看作是統治階級正當性的依據,這個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學的首要命題——必須聯繫被統治階級的生存狀況和感受來看待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隱含的威脅是:那些讓老百姓過不下去的統治階級絕對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對這個思想的翻譯最為傳神「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不像社會學教授那樣強調個人的資產狀況,但卻是整體性地把統治階級的正當性與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感受聯繫起來看待,因此,這個思想就不僅僅是一種主張,還是一種政治和社會觀察框架,有著方法論的地位。儒家這種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是從維護統治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出發去看問題的,可以稱之為「敦促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而統治階級採取各種「主動向被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則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良和緩和階級矛盾,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改良派就是確實具有「統治階級覺悟」的人。如果認識到統治階級中間的絕大多數拒絕「覺悟」是一個經久不變的現實,那麼,組織被統治階級力量對統治階級進行文化和思想上的「鬥爭」,視為通過外在壓力逼迫統治階級進行「非自願的讓步政策」,這其實就是毛教員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矛盾尚未激化的早期就主動組織民眾進行低烈度的政治博弈,試圖以此求得一個社會矛盾的緩和或者矛盾積累過程的中斷。由此可見,儒家希望透過「內聖」路徑培訓出有覺悟的統治階級成員(關注統治地位與被統治階級狀況的內在聯繫)去實現「外王」事業,而改良派就是具備統治階級覺悟的人,但歷史上一切真正的改良派都與統治階級無限擴張欲望迎頭相撞而失敗 (王安石、張居正莫不如此) ,結果,如果要把改良進行到底的話,在邏輯上就要走到如何組織被統治階級的力量去制約統治階級的無限擴張趨勢,這就肯定要成為革命家了。由此可知,因為統治階級個別成員可能有覺悟,但是,其主流或者絕大多數很多是無覺悟的,因此,一切改良派不僅不能實現改良而且還因為其得罪了多數統治階級肯定不會有好下場,在改良派失敗的邏輯道路上走到頭,革命家就出現了。

13、目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是:資本家群體主導下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要把「李代桃僵之計」進行到底。上世紀 八十年代主流經濟學家戴園晨說:改革本來是要到天津的,但只說到通縣,到了通縣之後再說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後才說去天津。這也與姚文元 1975年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間預言的「復辟三步走戰略」:復辟派先是要大大地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然後把公有制變成一個空殼再化公為私,第三步是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目前的狀況是化公為私已經實現了,今天中國工業公有制比重不僅低於 1949年,也遠低於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權時期 (當時工業固定資產公有制比重高達65%左右)。按照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需要改變上層建築來適應完成了質變的經濟基礎,目前,黨外公知和黨內普世派,正在努力推進這一步,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上,北大教授賀衛方(同時也是美國線人) 概括了改革第三步的大方向:就是軍隊國家化、共產黨非法。整體上看,改革的最新步驟就是「到了天津怎麼辦?」不僅中國的南方系是力推這個方向,就是海外的輿論宣傳,都助推這一努力方向,按照姚文元的措辭就是要「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後的某一天,可能會有人出來說,姚文元比海內外任何一個人都更為準確地預見到了後幾十年的中國演變邏輯,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說法,那可不是什麼左派捧出來的,而是海內外公知、黨內外普世派聯手追捧的成績。

二〇一四年 十月 二十四日


紅歌會網
黨刊頭條推薦王偉光文章:階級鬥爭不可能熄滅
2014-09-24 來源:紅旗文稿

2014年 9月 23日 王偉光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
http://theory.people.com.cn/GB/82288/143843/
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ideal/2014-09-23/63410.html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4-09/2749701.htm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8349

王偉光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4%BC%9F%E5%85%89
王偉光 -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9773/7641060.htm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始末

前奏

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展開。各地紅衛兵四出,國務院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亦被奪權。12月,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一件警民衝突事件,引發澳門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澳葡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導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傷。1967年1月初,澳門左派發動罷市,中國更斷絕澳門食水供應。葡萄牙政府最後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並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香港的左派到澳門祝賀,同時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

經過1967年5月,位於九龍新蒲崗的新浦崗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5月6日包圍廠房的勞方與鎮壓的警察衝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傷,工會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翌日,工人與其他支持者上街集會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國大陸文革的做法,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黨口號。警方施放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示威者,拘捕127人。當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九龍宵禁。之後北京報紙稱“港英政府行為是民族迫害,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國代辦提出抗議,並發動北京群眾在英國駐華代辦門外示威。部分群眾更於當晚衝進代辦的住所和辦公室。香港左派報章報導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學校學生在街頭向路人派發;中國銀行亦在中環總行的屋頂裝上揚聲器,進行革命宣傳。

5月16日,香港的親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鬥委會隨即以“反英抗暴”為口號,聯合各親共團體數百人,手持毛語錄前往港督府示威遊行,並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

之後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

5月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22日,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察及仍然行駛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警棍等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令警察疲於奔命。

7 月8日,約百名大陸民兵在沙頭角與香港的警察槍戰,五名香港警察殉職。人民日報再次發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論。香港出現傳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之後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粵語,是一種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了炸彈的製作工場。

7月至8月,警方以武力還擊,攻入各左派據點。8月4日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升機從天台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百貨所在的僑冠大廈。警方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包括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根據緊急法令,警方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發出煽動言論的左派報社;同時大舉逮捕左派人士,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之後被逮解出境。

六十年代反英抗暴是香港歷史很重要一幕,雖然群眾後來採用了過激暴力手法,引致無辜人士死亡,可是抗暴運動開始是正義的運動。對悲劇的發生,港英應負起最大的責任,香港左派領導人也要負起部分責任,人民大眾的行動卻理應肯定。可能一般大陸人民對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歷史認識不多,香港殖民地奴化教育也使不少香港年輕一代錯誤理解此事,過分正面評價港英的暴力鎮壓和統治。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狀況

大陸解放後,大批上海民族資本家和大陸人士移居香港,香港人口急速膨脹,從不到五十萬變成差不多兩百萬。香港原來只是英國在華不平等貿易中轉站和本地漁業港口,新增的人口對房屋和就業的壓力十分大。雖然來到香港的民族資本很快就開始投資活動,而且聯合國對我國的禁運很大程度幫助了香港的轉口貿易,但是還遠遠無法消化大量的勞動力,而港英政府也沒有針對性的房屋政策。所以香港在五、六十基本上是人浮於事,大量新移民在港九地區搭起了無數的木屋來居住,這些木屋區都是衛生環境惡劣,而且十幾人擠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裡,水電也不一定有供應。

除了生活艱難以外,港英政府在五、六十年代統治上還是老式殖民地思維。華人在政府裡只能做基層工作,也沒有任何發言權。民意只能透過港英委任的少數太平紳士反映,法律和政府檔都只有英文本,一般人民是既不理解,也無法爭取任何權利的,執法高層都是英國人或其它英國殖民地招來的白人,大部分有很重的歧視華人心態,對待華人自然是不聞不問。除了種族隔離式統治手法外,港英還沿用以華製華模式,連結華人黑社會力量來維持基本社會安定,造成了政府嚴重的貪污腐化現象,甚至英國委派的總督都牽連在內,上下無有不貪之官,員警、消防、水電以至醫務人員無不定期有組織的收受賄賂。據說總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離開香港時,光是隨身的財物已有幾千萬港幣之多。

六十年代初期,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社會財富開始高速增長,但是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也嚴重起來了。因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是老闆階級,特別是享有某些特權的香港英資財團。經濟的發展變化,通貨膨脹,雖然香港工資也有所增加,但是對於廣大的勞工群眾來說,生活負擔日趨加重,一家數口,單憑兩夫婦的工資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更嚴重的是,有一部份工人淪為失業者,流浪街頭,生活得不到保障。港英當局只顧掠奪錢財運回老家,不十分注重民生。為了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資,香港的工人不斷發生罷工。根據統計,從六零年到七零年,香港的罷工事件有一九三件。

港英壓迫左派愛國人士和一般工人大眾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後期,港英當局從不間斷地鎮壓香港的愛國同胞,發生了一連串​​涉及中英之間外交紛爭的事件。

港英當局縱容台灣當局在香港對新中國、香港左派機構的著名破壞活動有:

〈一〉一九五零年四月,台灣當局在香港啟德機場製造的爆炸事件,炸毀了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七架飛機,阻止「兩航」飛機歸還新中國。

〈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震驚中外的印度航空公司「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

〈三〉一九五六年一月卅一日,台灣國民黨的八六型戰鬥機在閩粵上空被中國空軍追擊,逃到香港,在啟德機場降落。港英當局不顧中國的反對和交涉,放走該戰鬥​​機。為台灣當局以香港作為對中國軍事破壞活動的基地和逃避場所,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類似的事件發生三次。

〈四〉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港英當局放縱下,台灣特務及在港黑社會人物在九龍及荃灣蓄意滋事,策動暴亂,襲擊左派學校、商店、工會,搶劫財物,毀壞屋宇,毆打無辜,這場暴亂共達三天之久,造成死傷三百餘人的嚴重流血事件。

港英當局親自動手鎮壓香港愛國同胞的主要事件有:

〈一〉強制取消、關閉香港華人製造業聯會等一百四十二個華人團體。

〈二〉遞解香港愛國學校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出境。

〈三〉一九五零年一月,港英當局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發生了「羅素街事件」,工會被封閉,工會主席劉法及十多名職工被遞解出境。

〈四〉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政府對香港電影工作者司馬文森、齊聞韶、馬國亮、劉瓊、陽華、白沉、沈寂、狄梵、舒適、蔣銳等十人,先非法逮捕,後強押出境,宣布『永遠驅逐出境』。

〈五〉一九五二年香港教育署修訂教育法例,有幾條對學校進行「政治宣傳」加以限制的條文,這些條文是港英政府「專政」的工具,用來鎮壓、扼殺親中左派的學校。

〈六〉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港英政府不准廣東的「粵穗慰問團」慰問東頭村大火災民的代表入境,製造了「三.一」事件,員警開槍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傷,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遞解出境。緊接著事件發生後,港英當局以「載煽動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報》所有督印人費彝民等人,並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

七〉遞解愛國警務人員曾昭科出境。

〈八〉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港英當局禁止香港新僑中學懸掛中國國旗和唱國歌。

〈九〉一九五八年八月遞解香港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離開香港。

〈十〉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六日港英當局出動員警強行封閉中華中學,毆打師生和記者。

除了以上的事件,港英當局處處以防止「政治宣傳」為理由,禁止中國大陸反映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電影在香港放映,一套有關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的書《紅旗飄飄》也不準閱讀,諸如此類的書籍,更不能公開販賣。凡是提到「共產黨和毛主席」,或出現毛澤東的鏡頭的電影都要刪剪。當年,歌星演唱電影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時,「共產黨的恩情」的唱詞也要改為「爹娘的恩情」。大型史詩記錄片《東方紅》可以在菲大學校放映,然而港英卻不准在香港上影。中國政府對港英當局的這些惡意行動,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只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抗議、再抗議、或提出「最、最最嚴重的抗議」。親中左派處於處處「挨打」的被動狀態,香港的廣大愛國同胞對港英當局的做法,早已不滿,為了支援祖國的建設大業,只好「忍氣吞聲」然而他們心中的反英情緒隨時可以爆發,一旦爆發,是山洪爆發、是不可阻擋的洪流。

反英抗暴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四月,因為香港經濟疲弱和通漲嚴重,關乎民生的天星小輪又不顧民意反對提出加價,獨立人士蘇守忠和有人在中環天星小輪碼頭髮起和平絕食反加價示威。因為是完全和平的行動,深受當時市民支持。港英當局不但不承認民意,還用暴力手段鎮壓。港英無理拘捕蘇守忠和其友人,引起了傷亡騷亂,而且在拘留期間對蘇等嚴刑拷打。蘇守忠的友人保釋期間還離奇在家裡上吊身亡,蘇守中也被判有期徒刑。對港英漠視香港人民心態和暴力鎮壓手段,廣大香港人民是敢怒而不敢言,可說是反英抗暴導火線的開端。而祖國熱烈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和澳門左派群眾一九六六年底反抗澳葡成功都是很重要的強心針,令想港左派冒進盲動心態越加嚴重。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香港華資擁有的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發生了勞資糾紛,工人為了要求提高工資舉行罷工。資方宣布停工關閉,工們人在工廠外圍設糾察隊,左派工人朗讀毛語錄。五月六日,資方在沒有法律、和罷工工人的允許下,擅自從廠裡搬出產品。罷工的工人和搬運的人發生了糾纏。港英當局,以維持秩序為名,出動二百多個武裝警察前往工廠干預。結果,警察和工人發生了衝突,警察打傷了許多工人,並逮捕了二十一名罷工的工人。事後,警方又拘捕了前往黃大仙警局探訪被捕工人的兩個工人代表和工會主席,並以「非法集會」的罪名予以控告。港英當局的無理、野蠻引起了香港左派不滿。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紛紛給予聲援,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料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警察繼續拘捕、又打傷前往慰問的香港工人,在現場採訪的香港新華社記者也被打傷了。於是,一場本來是簡單的勞資糾紛,就轉化成香港左派和港英的政治鬥爭了。

左派和港英當局的政治糾紛,這一回也不是首次。每次的政治糾紛,香港左派都能克制自己。例如:一九五二年港英當局製造的「三.一」事件,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傷,一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遞解出境,引起了《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被控,《大公報》一度停刊十多天。那時左派也克制自己,忍氣吞聲,執行北京所指示的充分利用香港政策。左派同港英當局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極左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且祖國熱烈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和澳門左派群眾一九六六年底反抗澳葡成功,令香港左派領導人冒進盲動心態越加嚴重,又可能邀功心切,全面對抗一觸即發。

港英和左派對抗升級

六月的香港,其局勢更加惡化。港英軍警不停地出動,不斷鎮壓罷工人。左派不斷發出戰鬥號令,罷工和示威的事件越來越多,其規模越來越大。六月六日晚上七時左右,近百名港英「防暴隊」和「水警」開到「天星」渡輪碼頭,摸黑把渡輪工人張貼的抗英大字報,標語撕去。工人立即採取針鋒相對的行動,從晚上十時起,各渡輪陸續停航,六月七日繼續停航,抗議港英當局一再無理撕毀大字報。

六月七日晚,「天星」渡輪,油麻地渡輪和九龍倉三個單位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太古船塢三千多任務人六月六日全部停工,抗議港英當局勾結這個廠的總經理卡索對工人貼大字報進行恐嚇。工人們迫使卡索等人簽字承認太古船塢工人鬥委會的嚴正要求,保證工人的正義行動不受干涉。

從太平山腰的瑪麗醫院,穿過九龍城隧道,到慈雲山徒置區地,港九各地在六月七日同時出現用油漆寫的中、英文標語和大字報「粉碎港英反動統治﹗ 」「清算港英百年債﹗」「打垮港英法西斯法令﹗」「港英必敗﹗我們必勝﹗」「毛主席萬歲﹗」一場規模空遣前的「迫害」與「反迫害」之間的鬥爭已經來臨。

六月八日上午,港英當局防暴隊襲擊了港英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以催僱彈、毒氣等武器鎮壓示威的工人。四百二十四個工人被拘捕,數十名工人被毒打重傷。工人徐田波在警署裡被活生生打死。當日下午,防暴又突然襲擊中華煤氣場,他們首先發射了二十多枚催淚彈毒,驅散示威工人,然而毒打,逮捕六十名工人。令人髮指的暴行,就是防暴隊開槍打死了工人黎松和曾明。

港英當局對付罷工工人,一方面採取暴力鎮壓的措施,另一方面,它串通資方威逼利誘工人,破壞工人團結。從六月八日起,英資太古船塢宣布其三千工人「暫時被停職」,以待公司改組,天星渡輪公司和牛奶公司等英資公司也開除罷工工人。罷工是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合法鬥爭的權利,港英軍警不停的血腥鎮壓,激起工人的無比憤怒,更多人投入罷工行列,六月十日,港英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任務人也加入罷工的隊伍,罷工浪潮更加洶湧澎湃。

六月廿三日晚,港英軍警悍然圍攻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軍警向工會不斷發射大量催淚彈、子彈,工會工人被迫以石頭,空樽作自衛武器,反抗軍警的進攻,雙方對抗長達七小時,軍警在一段時間裡幾乎用完彈藥,需要召叫救急單位趕送額外彈藥。它們攻占工會後,肆無忌憚搗毀。在這一場流血的衝突中,軍警當場槍殺工人鄧自強,拘捕七十餘人,又把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活活打死。次日,在中英加界的沙頭角群眾舉行浩大的遊行示威,港英出動防暴隊除了打傷,逮捕十多人,肆無忌憚地把催淚彈射到中國境內,導致三十多個人受傷,同日,在港九工聯會屬下六十四個工會的發動下,港九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貨倉和紡織等行業工人舉行聯合大總罷工。緊接著港九糧油,百貨,儀器,土產山貨,小販,南北藥材與出版印刷各行業也從六月二十九號開始罷市四天,聲援罷工工人。

從「五·二二」事件到六月底的,左派的鬥爭完全是澳門式。香港左派領導以為從街頭示威抗議開始,然後再發動一場大罷工和大罷市,令香港經濟社會癱瘓,港英將被迫接受左派提出的要求。事實和理想背道而馳,港英不僅絕不低頭,而且更加殘酷迫害,鎮壓左派群眾,六月二十九日,英國再度調動踞嘎兵增援香港。

二十年代省港大罷時,香港成為「臭港」和「死港」,港英嘗試了工人的鐵拳。戰前香港工人,多數家在廣東,工會罷工號令一下,馬上罷工,立即回大陸老家。六十年代,香港工人起了極大變化,其家庭成員都是居住在香港。參加罷工,就會影響家庭生活,這是許多工人的思想包袱,同時,港英當局狡猾地利用國民黨派自由總工會破壞工人群眾的大罷工,香港工委員會,幼稚的以為港英政府,類似澳葡當局,只是老弱病殘的沒有牙齒的紙老虎﹔港九工聯會策劃大罷工前,沒有好好地分析工人。

這次大罷工和罷市,沒有發生顯著的效果,更不能致港英死命。大罷市導致左派的許多文化機構自我暴露,為後來的統戰工作帶來了阻力,諸如以工聯會為幕後主持單位的《青年知識》月刊,一向在星馬廣受歡迎,因反英抗暴而遭東南亞地區政府禁止入口,藝美圖書公司也是參與大罷市,才暴露身份。

一場自由社會裡司空見慣的勞資糾紛,演變成大風暴,令香港經濟低迷,社會動盪,說明當時英殖民主義者無能。港英當局拋出一大堆緊急法令,出動軍警到處鎮壓,嚴重干擾市民的正常生活。為了貪婪的統治,統治者絕對不惜以武力鎮壓反抗它的人民,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如此這般的。武力的鎮壓,引起更多的反抗,這也是一條不變定理,六七年香港五月風暴也是如此。每天翻開報紙,一幅幅血淋淋,拳打腳踢的照片,撲入眼裡,一篇篇報導,引人深思﹕「他的頭撞擊我的警棍」之類的辯詞,令人義憤填膺。一群「官、津、補、私」學校(官立學校、政府津貼學校、政府補助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學生,終於拍案而起,投入「時代的洪流」。

六月二十二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裡散發傳單與標語。他們抗議港英的暴行,聲援左派的鬥爭,呼籲同學們參與鬥爭。同日,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他們的傳單宣告組織了反英鬥爭小組,支持香港同胞的正義鬥爭。

「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的造反行動,像一把刺刀插入港英的心臟﹔又如一顆炸彈在港英的教育堡壘內爆炸。它們一邊開動御用宣傳工具瞎說,那些標語和傳單是由外界侵入者「栽放」的,一邊立刻責令學校領導宣布,任何未獲學校批准而組織的學生團體都是非法的。充滿正義感的學生們藐視這道法令,反英鬥爭小組如雨後春筍似的,在「官、津、補、私」學校裡成立,幾乎每個校園都出現過「令人恐懼與沮喪」的傳單和標語。這些英鬥爭小組的同學們,秘密地讀左報,學習社論,共商對策。

港英當局胡思亂想,以為這些學生完全是受左報的煽動,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居然被左派一個月多時間的宣傳粉碎。港英的教育不是如此無能,一切都是港英瘋狂迫害和血腥鎮壓的反彈,「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有反抗。」 英皇、英仁、聖保羅男校、庇利羅斯女校和金文泰等屬於「官、津、補」的學校,左派報紙大肆報導過,事出有因,所謂「官、津、補」學校,是指官辦的,香港政府津貼和補助的學校。這些學校必須執行港英的指示和法令,鎮壓學生的新聞就多了。曾德成、何安頓和蔡文田都是來自官立學校的,他們曾因「反英抗暴」而入獄,在法庭上勇鬥港英法官,他們成為「官、津、補、私」的三面紅旗。

鎮壓不斷升級和運動走向過激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份是五月風暴的高潮時期,雙方勢不兩立,不斷出手較量,港英的​​所有警員都取消休假,甚至留宿警署準備候命。儘管港英軍不斷警瘋狂地左派機構、社團等。然而左派工會仍舊聚集?罷工的工人,他們每天都認真學習《文匯報》社論,他們在工會搞防衛工事,準備一切可能自己製造的武器,諸如﹕硫酸鏹水、磚頭、玻璃樽、鐵枝、水喉管、斧頭和小刀等,欲與軍警血戰一番。過激的人開始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文章,彷彿在城市裡搞武裝鬥爭似​​的﹔左派學生群眾神出鬼沒地在街頭示威和演出,大膽揭露港英的罪惡。港英軍警攻擊上水的一家商店,高年的東主馬金龍,敢於鬥爭,視死如歸,他是個左派群眾標兵,令軍警喪魂失魄的「馬老英雄」。「馬老英雄」單槍匹馬力抗狂敵,軍警苦苦圍攻了幾個小時,才攻進這家商店,馬金龍被捕了。

八月四日,港英當局出動了海陸空三軍,動用了直升飛機運載一千多人的英軍圍困北角的僑冠、新都城和明園三座民居大廈。筆者居住新都城。凌晨四點時,直升飛機的聲音驚醒了筆者,從窗口望見無數的直升飛機盤旋於上空,街頭上佈滿軍警,真如臨大敵。片刻後,直升飛機降落在三座大廈的天台上,開始挨門挨戶地搜查。凡是被發現家裡藏有「毛主席語錄」,都要被抓去。英軍用燃燒彈火攻華豐國貨公司,以它為立足點,亂搶亂吃東西,華豐公司受到嚴重破壞。動用了海陸空三軍,非法搗亂民居,抓走了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和幾個華豐工人,港英當局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英軍剛撤離後的不久,居住於北角的左派青年學生集合於華豐國貨公司前面,數百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嚴重抗議港英非法非法搗亂民居。港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毫不有嚇倒左派群眾。在這次示威中,掩護青年學生的工人們,開始用「假炸彈」,封鎖要道,讓軍警受阻。它為九月的真假炸彈陣埋下伏線。

在反英抗暴中,北角地區是活躍點,那里居住無數閩籍青年,閩籍人有愛國遺傳。從甲午戰爭、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到新中國革命,無數的閩籍人參加。集居北角的閩籍青年,大多數都勇敢地投入抗暴行列,站在街頭示威的前列。有些過激的人以僑冠大廈的福建旅港同鄉會為據點,他們搗亂電車站,向警車投擲汽油,巡邏車亦遭焚毀。

面對鎮壓行動的升級,香港左派出於愛國熱情、對形勢估計不足和盲動心態,作出了『針鋒相對,堅決鬥爭』的錯誤決定。此時港英開始大肆撞入民宅,逮捕左派人士,軍警,便衣特務任意在街道上搜身,毆打可疑的人,隨便開槍。左派受邊界衝突的影響,開始武鬥了,以為只有槍桿子才能迫使港英低頭認錯。左派群眾中開始出現『突擊隊』和戰鬥隊了,他們用『爆炸品』或『燃燒物』奇襲警局、政府建築物和英軍宿舍。八月十四日午夜,英海軍宿舍發生了巨大的爆炸,此類事件不斷發生。

八月十五日,港英又出動大批軍警在市內進行一系列搜捕外,又逮捕了五名記者,其中兩個為新華社記者,另外三個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同日,港英警察在拂曉前荷槍實彈衝入長城電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婦家中,並逮捕了他們。他們於五月間參加九龍英資青洲水泥廠外工人罷工的『慰問團』,以及曾經參加港督府抗議示威,成了『涉及當前動亂』的罪名,他們被關入摩星嶺的集中營﹐受到嚴重的虐待。

港英當局虐待被監禁於集中營的左派人士,功夫特別到家,例如在寒冷的冬天,不僅不許家屬送寒衣,而且開動冷氣機和電風扇​​,把刺骨的冷風吹入房間,逼被拘人士喝下混有頭髮的水,然後毆打嘔吐,嚴重損害食道和胃部,食物懲罰與強迫苦勞等,港英當局無人道的迫害,卑鄙罪惡,罄竹難書。十月廿四日,《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被捕人眷屬揭露港英的虐待,費彝民在會上嚴正要求港英政府善待獄中左派人士。該記者招待會讓全世界民眾知道『港英當局對付左派囚徒的暴行』港英政府酷刑愛國同胞,其罪孽也遭到英國議員猛烈抨擊,當時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狄理鮑訪問了香港赤柱監獄後,於八月二十四日發表談話說﹕『我認為香港青少年暴動者判罪並判長期徒刑是很蠻橫和凶狠的,特別是在他們的案件具有政治背景的情形下。』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東方與西方》一書,咒罵中國沒有人權,虐待犯人。他沒有回首看一看其老前輩如何對待被監禁的左派人士,港英政府是放火的『州官』。

香港商業廣播電台裡,播音員林彬是咒罵反英抗暴的最劇烈者。五月風暴剛開始時,林彬就充當了港英當局的揚聲筒,起初他負責在新聞報告後誦讀親英報章社評,而這些社評都針對當時的左派分子﹔其用語尖酸、刻薄,談不上是社評,只是潑婦罵街的詞眼。這些文章,其影響力有限,然而經林彬的誦讀廣播,成了街知巷聞。後來他又先後主播《欲罷不能》和《冷眼旁觀》兩個廣播劇,極力諷刺、誣陷、醜化反英抗暴群眾。林彬在其節目裡,謾罵參與反英抗暴的群眾是『無恥、無良、無能、污穢、邋遢、下流、賤格的港共分子』,《工商日報》罵香港左派為『左仔』的惡毒稱號,通過他的口,傳遍港九各地,家喻戶曉。林彬在其節目,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稍有文化知識的左派都知道,這決不是戰鬥,只是叭兒狗對主人效忠的表現。然而其效忠的低劣表現,對於下層勞苦的愛國工人,卻最有挑舋性和煽動性﹕它煽動起他們對林彬的仇視,挑起他們向林彬的進攻。有不少人寫信、打電話警告林彬,他居然在電台上叫囂道﹕『左仔,儘管放馬過來吧﹗ 』八月二十四日,在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北風吹襲下,激怒的左派群眾終於向林彬放馬過去,怒火終於向林彬燒起來。當天上午,林彬和他弟弟乘私家車上班途中,遇到一些偽裝修路工人,在馬路設置障物攔阻去路,當他剛停車打開窗口時,有人突如其來,朝汽車投入燃燒液體。瞬間,熊熊熱火燃燒,林彬和他弟弟被火活生生地燒死。雖然林彬立場站在港英無理鎮壓正義聲音一方,作出很多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言論,可是妄用私刑,暴力襲擊致林彬和他弟弟死亡這事,終究是不得人心和過激的行為。香港左派在這場運動中失去民心開始於此。

在「英國代辦處被焚」餘波影響下,香港反英抗暴,進入了擺真假炸彈、勇鬥法庭的新階段。擺放真假炸彈,當時左派稱為「波蘿陣」。反英抗暴的街頭示威,大多數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在風暴前階段的示威,工人們和老師都​​分散於示威附近的要道保護示威群眾。後來港英軍警在街頭隨意開槍,造成許多人的被捕。為了掩護示威群眾的安全撤退,工人在馬路上放炸彈,阻塞交通,使港英的軍警無法及時到達示威地點圍捕示威者。九月初,馬路上放炸彈演變成「波蘿陣」。左派的說:「波蘿陣是港英迫害的結果,而愛國同胞的行動只是為了自衛」。

「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的,」擺放真假炸彈,就是進攻。左派用繩子的兩端綁著馬路兩旁的交通燈柱,繩子中間吊起手提包或鐵罐,上面貼上『危險物,同胞勿近﹗ 』的紙條。發現的人報告警署處理,警察派出軍警和軍火專家封鎖馬路、引爆『危險物』,交通大亂,軍警疲於奔波。真假炸彈從少到多,放置的地方,從共公場所到電車軌道上、從警局門口到美國新聞處,從香港到九龍四處都有真假炸彈,這些可疑炸彈的邊貼上『同胞勿近』之類的字樣。接獲發現炸彈的報告太多,真假炸彈一律引爆,負拆彈的軍火專家分身乏術,甚至要派未受過正式訓練的警員去拆彈,混亂情況不難想像,硝煙滾滾爆聲響,確實害得港英軍警昏頭轉向。有一個英籍軍火專家在銅鑼灣被炸死,至於受傷的也不少。左派的「波蘿陣」連續搞了幾個月,最多日子,是十月卅日,共達一百多個,也淪落為濫放。有一個無知的小童被炸死,「波蘿陣」搞得草木皆兵,大家不安寧,市民首當其苦,左派在這裡完全失去了民心。

運動結束和後果

在港英強力鎮壓和左派失去民心支持的形勢下,反英抗暴運動在一九六八年初終於落幕了。但是香港的言論自由開始了,它打破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概念,青年學生開始關心社會政治。一九六九年,香港大學掀起改革大學運動,提出了建議三十九項。一九七○年,十七個學生團體舉行公開論壇,發動市民簽名,要求港英當局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當年十月,香港立法局通過了會議中、英文並用的決定。反英抗暴的運動,讓香港青年認識到中國與香港的密切關係,一九七一年,港英開辦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首次組團回中國大陸訪問。相比五十年代初,香港工聯會的領導張正南等人北上大陸旅行歸來時被拒絕入境的事件,反英抗暴的確促使港英無可奈何地改善對待左派了。反英抗暴中工人發揮的作用,港英看到了,它感覺到香港工人的強大力量,注意到要維持香港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對廣大勞工群眾的經過利益,絕不能漠然視之。『牧民之道,何為先﹖ 先利之。』港英當局開始了『與民同樂』的運動,一連幾個月在香港卜公碼頭舉辦了多次的新潮舞會,讓年輕人以發洩過剩的精力。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香港總督下令擴大以前不受重視的勞工處,設立新的總辦事處和分處,並決定立法保障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表示妥善解決勞資矛盾。同時港英當局在港九各地區設立了民政司處,溝通港英和市民的關係。一九六八年二月,香港勞工處宣布一系列的新勞工法規,大約有三十多項。其後又根據各方面的變化陸續加以修訂補充。到了一九七九年,港英頒布的勞工法規共有一五二項,使香港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到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水平。港英除了修改勞工法律,促使資方善待工人之外,也注重發展其社會福利,例如現行九年的義務教育,大興土木,幫助市民解決居住問題。而不受歡迎的港督 戴麟趾David CC Trenc 也在一九七一年離開,換上開明廉潔的外交官麥理浩 Crawford M. Maclehose。

雖然港英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貪污腐敗是反英抗暴的源頭,鎮壓反英抗暴運動的姬達一九七四年重回香港,組織廉政公署,聯繫了香港政府裡少數堅決反對貪污腐敗的人,也拉攏、招降了一批原來貪污集團裡的次要人物,展開了真正打擊貪污的工作。港英統治了香港一百多年,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都是貪婪的統治,邁進了七十年代,突然重視民生,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受到當年『五月風暴』的刺激,亡羊補牢而已。

解密百年香港 - 六七暴動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50WJutDP7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pX2sdyODR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r1Hlc4cBd4

《我們必勝,港英必敗!》
手持毛主席語錄,胸帶毛主席像章的左派分子在中環示威,與警察對峙
British Imperialism in Hong Kong Will Be Defeated!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ynxECh342TONTVUSEdpUGI2dmc/edit?pli=1

六七暴動,亦稱六七左派工會暴動,當時參與者稱之為「反英抗暴」,發生在1967年香港。香港親共的左派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感召下,展開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51人直接在暴動中喪失性命,另外超過800人受傷。
六七暴動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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