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針對薪資水平長期停滯的狀況，美國國內出現了一連串的評論。很多評論認為，「中產階級」的未來生活也將面臨危機。
從美國有線新聞網的盧•道博斯(Lou Dobbs)，到勞工團體的智囊機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以及幾乎所有新當選的民主黨國會議員都認為，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經濟窘境與全球化進程有很大關係。因此，當他們想把與窮國貿易的大門 ——有時是對這些國家的非熟練工的大門關上一些、甚至完全關上的時候，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
但全球化的支持者發現，他們持有的是一個在政治上難以置信的立場：他們通常採取迂迴策略，接受對全球化「分工」的批判，但他們同時也提出，受到不利影響的群體應該接受全球化，不過要得到幫助，以便以其它方式來解決其苦惱。
巧合的是，全球化支持者的理由比他們所擔心的還要充分。仔細分析有關全球化帶來「分工」災難的常見觀點就會發現，它們沒有幾個是站得住腳的。
首先，包括普林斯頓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羅伯特•費恩斯特(Robert Feenstra)等當今頂級貿易經濟學家的研究在內，所有的實證研究都表明，貿易對薪資的負面影響並不大。我本人的實證調查則發現，快速淘汰非熟練工人的技術變革造成了工資下降壓力，而與窮國貿易帶來的影響甚至可能緩和了這種壓力。
第二，在非法進入美國的非熟練工移民造成的影響方面，最傑出的勞動力經濟學家進行的計量經濟學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哈佛大學喬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和拉裡•卡茨(Larry Katz)二人的最新研究也顯示，在進行必要的調整之後，非熟練工移民對美國工人工資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那麼，是不是全球化降低了工人的議價能力，進而造成了工資的下調壓力呢？對此我表示強烈懷疑。
首先，當僱主和工人同處競爭市場時，上述觀點就顯得不相干了，僱主只能按照通行的薪資水平給工人支付報酬。
碰巧的是，在私人部門，只有不到10%的美國工人參加了工會。
其次，如果有人聲稱，全球化加速大量減少了工會會員的數量，那這種觀點也是可疑的。全球化進程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工會會員數量的減少則早在這之前就開始了，這二十年間並未急劇加速，其減少原因要歸咎於《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中對工會不利的條款。半個世紀前制定的這部法律，制約了工會組織罷工的能力。
那麼，是否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失降低了資本數量（這些資本原本可幫助本國非熟練工人的就業），進而促成了薪資水平的下跌呢？據我所掌握的數據，過去20年間，美國得到的股本投資，基本上和它所流失的總量一樣多。我們不能只關注會計賬戶的一欄而不顧另一欄。
給非熟練工薪資帶來壓力的罪魁禍首不是全球化，而是減少勞動力的科技變革，它促使非熟練勞動力的使用量不斷減少。關於這一點有很多實證討論和證據。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就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想想劇中主人公是如何在流水線上發瘋的吧，轉動扳手的機械動作最終讓他崩潰了。今天依然有流水線，但那裡沒有工人，它們罩在高高的玻璃架子下面，由電腦控制，管理電腦的則是技術嫻熟的工程師。
這樣的技術變革正在整個產業系統內快速擴散。短期內，這自然給那些被取代的工人帶來就業和薪資壓力。
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通常會經歷一個「J曲線」(J-curve)效應：隨著較高的生產力逐步佔據主導，它會帶來更高的薪資水平，除非出現宏觀經濟困難局面、而宏觀補救措施又不能解決。
那麼，為何在過去近二十年內的薪資統計數字沒有出現上述有意義的變化呢？
我懷疑，答案可能在於，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變革正在大規模取代非熟練勞動力，而且事實上這一進程仍在繼續。這不同於蒸汽機等昔日發明所帶來的不連貫影響。現在，當工人們接近「J曲線」上升部分之前，他們又遭遇了更多此類變革，於是工人們就不停的從「J曲線」的一個下降波段轉換到另一個下降波段。
薪資壓力正變得殘酷無情，持續時間也長於往日技術變革的影響時間。但這場如同海嘯一樣推進的技術變革與全球化無關。
本文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也是《捍衛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書的作者。該書將增加一節編後記重新出版。目前巴格沃蒂教授正在進行新書《貿易恐懼》(Terrified by Trade)的收尾工作。
譯者/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