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主流的女權論述中,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薪資水平往往被認為是平權的重要指標。兩者隨年齡的變化若愈能接近甚至超越男性的相對數字,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暗示了女性愈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也愈能從傳統父權與家務勞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追求自主。這樣的思維承自西方現代化的經驗,但曾幾何時卻成為檢驗女性主體性的普世標準。然而,當為了因應跨國資本尋求低廉成本所設置的加工出口區乃至於血汗工廠,逐漸成為非西方社會女性普遍的現代化體驗,這樣的勞動經驗之於女性的解放與自主究竟意味著什麼?卻是女性主義長期以來爭執不休、莫是一衷的問題。
執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的社會學家海絲特.艾森絲坦(Hester Eisenstein)曾著有《受誘惑的女性主義:全球菁英如何利用女性的勞動與理念來剝削世界》(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一書。在這篇原刊載於《雅各賓》(Jacobin)雜誌網站的文章中,她直指女性主義的語言如今已經被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積累活動所挾持,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並沒有因為參與在全球化的生產活動中而真正實現了自主,反而面臨更嚴峻的生存危機。
自從我的書出版後,常有人問:究竟「受誘惑的女性主義」(feminism seduced)是什麼意思?誰在誘導女性主義?而原因又是什麼?這是一個具有多重涵義的複雜問題,我在此列舉其中兩個重點:第一,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s)如何利用廉價女工;第二,避談由政府領導的發展策略,轉而聲稱女性是終結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的關鍵。
資方、政府,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國際金融機構,更將當代女性主義奉為圭臬的其中一條原則——「女性的支薪工作權」——用來正當化在加工出口區雇用女性去從事惡劣且危險的工作。
以服飾、球鞋、電子零件以及許多產業的生產線工作,因全球化生產而外包到了南半球的低薪國家,這些作業工廠大多設立在「加工出口區」——這是一個讓企業得以免除勞動、健康、安全規章限制,而且免課貿易稅的自由貿易區。這些工業區採用結構性的反勞工措施來偏惠雇主,以保證外資能夠取得順從、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
女性工作權在富裕西方國家所受到的立法保障,被那些在中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僱用女性作為主要勞動力的工廠業主拿來說嘴,將自己的行為妝點得與女性主義的主流信念如出一徹:支薪工作可以解放女性。你瞧瞧,我們多常看見專欄評論家紀司道(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頌揚這些工廠,稱它們對女性來說是一片片「充滿機會的園地」(sites of opportunity)?甚至還向他的讀者問道:「這總比讓女人們在垃圾山裡拾荒和覓食好多了吧?」
出口產業使用廉價女性勞動力並非新鮮事。將農田中的女性們吸引到工廠裏頭,南韓的「經濟奇蹟」1可說是其濫觴,政治經濟學家愛麗絲‧安士敦(Alice Amsden)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主張,男女薪資差異正是南韓工業化得以成功的關鍵之一。
具有性別差異性的薪資結構,早年曾替許多美國企業——例如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帶來暴利,這套做法支配了南韓的電子產業以後,不久又被複製到其他地方。
從電子產業來看,快捷半導體公司於1958至1959年間研發出矽晶片後不久,便於香港設立第一間半導體工廠,1966年又遷至南韓。1964年,通用儀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s)也將微電子產品的生產移至台灣。1965年,許多高科技公司將生產線遷移到美國和墨西哥沿岸,首度開設了「保稅加工廠」(maquiladoras)2。十年後,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也捲入了這股潮流。1970年代晚期,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地區的國家再相繼加入。
這些移入國的政府大肆宣傳女工們有 「靈巧的手指」(nimble fingers),引誘跨國公司紛紛將生產移到海外,廉價女性勞動力所生產的商品數量和種類也迅速擴張。
然而,伴隨著高額利潤,惡劣的工作環境也一起走入了更多的新興加工出口區。後來工廠女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消息開始為人所知,1990年代因此興起了大量的公眾宣傳和倡議行動,譴責應撤回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廠。娜歐米.克萊恩(Naomi Klein)甚至認為,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一部分正源起於對知名跨國企業(比方說Nike)剝削工人的憤怒。
加工出口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皆都帶有爭議。有些女性主義學者,例如派翠西亞‧費南德茲-凱莉(Patricia Fernandez-Kelly),批評各地為出口產業打造的主權飛地(enclaves)對女工極端剝削。不過,林愿清(Linda Lim)和奈拉‧卡比爾(Naila Kabeer)等人卻認為加工出口區是婦女逃離家庭父權的管道,而且能讓她們賺取高於家庭代工的收入。
王愛華(Aihwa Ong)曾研究設廠在馬來西亞的日本電子公司。她認為在裡頭工作的鄉村女孩,雖然被剝削而且一旦銳利視力減弱就會被解僱,但工廠工作也「現代化」了她們——使得她們拋棄在農村所穿的紗籠(sarong),選擇擁抱藍色牛仔褲,以及自由選擇丈夫的權利。
黛安‧沃芙(Diane Wolf)為關於女工的悖論下了註解:「對女性來說,全球化是一柄雙面刃。經濟全球化釋出了就業機會,但新的父權和資本主義也油然而生並控制著女性。」但另一方面,這些通常甚至「低於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低薪工作,仍給了女性「抵抗父權的工具」。「以我在印尼爪哇訪問到的女性為例,比起農村稻田,她們更喜歡在『全球血汗工廠』裡工作。」
在意見光譜的這一端,最極端的也許是像雪莉‧費爾德曼(Shelley Feldman)這樣的看法。她在孟加拉研究出口導向的加工廠,對於「經濟決定論」這樣窄化的看法抱持懷疑。對於那些否認女性有能力做自己選擇的女性主義學者,費爾德持批判的態度。
費爾德曼表示,她所研究的孟加拉女性並不是受到結構調整計畫、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是她們自己下的決定,是女性生命那矛盾複雜的歷史促使她們做出了決定。
但是費爾德曼的論點似乎立基於一種簡化的二分法——孟加拉女工不是為了特定生活方式和需求而行動,就是受政府和紡織工廠的政策引誘成為受僱者。儘管兩者之間明顯存在著交互作用,但認為農婦自願投入加工出口區,並對結構調整政策未置一詞,這是相當不合理的。
也許戴上了21世紀女性主義的眼鏡,這些女性主義學者便認為工作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她們似乎把南半球的無產階級女工,與19世紀從農場被吸引到美國麻州第一座紡織工廠的「洛厄爾女孩」(Lowell Girls)3劃上了等號。在當時,處於相對溫和的工作環境中(比起位於英國曼徹斯特的競爭對手)的洛厄爾女孩,曾發展出一套兼具勞工和女性主義的意識。
在加工出口區工作能夠提供年輕女性一份獨立的收入,某種程度帶著解放的效果,這是無庸置疑的。這些女性追隨著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揭示的道路:放棄農場裡累人的無薪工作、擺脫封建制度和父權的控制,為了經濟自主和發掘自己的才能而到工廠求職。只可惜,理論上也許完美的事情,實際上通常不是這樣,尤其當大多數女性處在加工出口區嚴苛的環境裡,更是如此。
每個國家的加工出口區各有不同面貌,但幾乎都不受該國的勞動法規管轄。國際自由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於2004年的報告顯示,只要試圖組成工會或追隨工會組織者,雇主都會毫不留情地阻止。
就算不試圖組織工會,加工出口區的女工仍得面對持續的騷擾。在海地瓦納敏特(Ouanaminth)自由貿易區設廠的CODEVI成衣代工廠,那些為M集團(Grupo M)製造Levi's牛仔褲的工人們都經歷過「誘拐、虐打、任意解僱、言語謾罵、無薪加班,並以槍械恐嚇及審問」。
在墨西哥,工人們通常以短期合約受僱且缺乏工作保障。女性求職時接受的健康檢查便存在著問題,其中的妊娠檢查必須裸體,並且往往會被詢問侵犯隱私權的問題,例如:「妳有男朋友嗎?」、「妳多常發生性行為?」以及「妳有小孩嗎?」
同樣研究孟加拉工廠的傑瑞米‧希布魯克(Jeremy Seabrook)同意卡比爾的想法,他認為孟加拉達卡的女工必須克服家族和社群中的父權障礙,歷經這革命般的奮鬥才得以進入工廠工作。然而,希布魯克也提到,女性其實無權決定進入哪個產業,也沒有任何優勢得以利用。
她們一天工作14小時,總是被拖欠薪水,還得忍受苛刻的工頭和危險的工作環境。2000年7月27日,希布魯克曾目睹發生在達卡(Dhaka)一場奪走了12條人命的火災,而近年有超過200名廠工同樣死於火場。2013年,位於達卡近郊的拉納廣場(Rana Plaza)發生工廠倒塌,有超過1000名工人死亡。正如希布魯克所說:「這絕對談不上是自決人生的典範。」
更進一步地,艾倫‧羅森(Ellen Rosen)則認為,現今設立加工出口區的國家,其實並無法複製美國19世紀工業化的經驗,以及其帶來的社會變革潛力:
現在的加工出口經濟並沒有……移植過去工業化的形式來讓世界更進步。不同於西方國家,以資本密集型製造作為經濟成長的核心,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必須依靠這些低薪產業。在西方國家,高收入男性所屬的產業是家庭經濟福利的支柱,反觀加工出口經濟導向的國家,低收入女性便佔了絕大多數(80%)的勞動力。
女性得到一份「女性工資」,但男性領的卻不是「男性工資」,這使得女性沒什麼機會透過在加工出口區工作就擺脫貧窮。
在全球的尺度上,支薪工作權成了女性主義的濫用口號,不只替剝削的工作環境開脫,更大剌剌地將「賦予女性的權利」,作為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和結構調整政策的合理說辭。在1980年代,總把這些帽子扣在第三世界國家頭上,而近期則輪到愛爾蘭、希臘這樣的北方國家遭殃。
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聯合國乃至於許多非政府組織——例如照顧(CARE)這樣的人道扶貧組織——在內的國際型財務機構,結合Nike等企業組織,已經一同宣稱:女性的教育和訓練正是世上問題的解藥,特別是貧窮和健康照顧的不平等。女性透過小額貸款和其他管道所獲得的權力,能使一家大小脫離貧窮並晉升至中產階級。
以Nike網站上的「女孩效應」(Girl Effect)為例,看看這鼓舞人心的文字:
女孩是改變的契機。若欲解決世界正面臨的永續發展問題,她們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透過教育和延緩兒童婚姻的發生來提升她們的經濟潛力,這樣一來,青少女懷孕、HIV和AIDS問題便能被解決,並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
在印度,青少女懷孕造成損失近百億美元的所得。而在烏干達,有85%的少女輟學,同樣導致了一百億美元的損失。因此,藉由延緩百萬位青少女的婚姻和懷孕,終其她們一生,孟加拉便可能再增加690億的國民所得。
相信個別女性/女孩擁有變革的力量,這樣的理念其實對女性主義——或更確切地說:虛假的女性主義——是一種極其諷刺的挪用。一般而言,欲創造國家財富和提升生活水平必須靠國家主導,而不是依靠提供女性小額貸款和職業訓練。
想想南韓就明白了:政府會給予達到國家目標的企業財閥(chaebols)獎勵,失敗則予以處罰。在軍事獨裁的孕育下,南韓的工業化產出了驚人成果。政府透過國有銀行,得以現代化翻新基礎建設、限制外商直接投資,並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製造商免於外商競爭。
綜上所述,到了1980年代,技術先進的國家能提供尚未工業化的地區援助,經濟現代化達成至如此規模,政府乃是每個環節的設計者、煽動者、指揮者和經理人。
即使當代主流評論家皆視國家主導發展的概念為異端邪教,但在18、19世紀間,正是仰賴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英國、德國和美國才得以成長出如此蓬勃的工業化力量。
張夏准(Ha-Joon Chang)指出從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經濟是全球受到最嚴密保護的」,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克萊(Henry Clay)是當時「美國系統」(American System)4的擁護者,而林肯(Abraham Lincoln)又是克萊的門徒。在南北戰爭期間執掌帥符,同時也是1869年至1877年美國總統的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就曾經批評英國將自由貿易的概念灌輸到美國,他說:「不到兩百年,美國便無法再受到保護,到時只能採用自由貿易了」。
姑且不看這些歷史經驗,打從1980年代國際金融組織強迫使南半球國家打造新自由主義式的「自由市場」體制起,各地國家主導發展的可能已被摒除。在鼓勵經濟發展的掩飾下,那些受制於結構調整政策的國家,已經失去自己國家經濟的主控權。
這導致了一個扭曲的發展過程,無法複製原初的歐州工業力量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工作業國家(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所採取的成功路徑。在當代的全球化經濟中,貧窮國家如何能在缺乏實在的工農業發展的情況下,消除經濟貧困和健康衰弱的問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當然,成功模式背後的代價是不應抹滅的。我們應該記住:殘酷的軍事獨裁輾壓出南韓的現代化,而這部分的成功,並沒有民主回歸後才變得勇敢強大的工會運動所能立足之地。
我並不是要說國家主導、缺乏完整工人民主的發展模式是一顆萬靈丹。此外,關於現今「榨取」式的發展、環境變遷、原住民的主地權以及其他相關議題,恐怕也得另寫寫一篇論文才能討論。然而,國家主導型發展幫助了大量的人口脫離貧窮,這仍是事實。
女性主義的「成功」介入,倒頭來將女性塑造成經濟發展的關鍵,好讓富裕國家和國際機構(例如聯合國)混淆歷史真相。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一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 CSW)六週年紀念的演講中聲明:「沒有其他政策可以有效地提升經濟,或是減少嬰兒及產婦死亡率,這是我們經過無數研究得到的結論。」
對於這位聯合國前秘書長肯認協助世界各地婦女的重要性,女權主義者一定感到高興。然而,安南的聲明其實是嚴重的誤導。
國際金融組織和富裕國家共同創建了一個神話,只要一個接一個地協助女性,終將解決貧窮、疾病和營養不良等問題。把婦女權益包裝成發展之道只是一種巧手策略,一種轉移決策者、社會運動者與勞工大眾注意力,使其忽略某些集團惡毒行徑(例如早先「三駕馬車」計畫以銀行金融利息、債券持有人與債權國之名對希臘政府施壓)的詭計。
誠然,教育、訓練、生育權、可負擔的醫療照護以及擁有對工作、婚姻和性行為的主控權,這些對世界各地的婦女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當整個社會受到自由市場主義殘酷地掠奪,這些女性主義的基本宗旨,無法透過一個接一個地協助個別女性來達成。
- 1. 此處指南韓在戰後時期,尤其是1960年代軍事強人朴正熙(Park Chung-Hee)上台後,以國家扶植大型產業財閥為骨幹的一系列工業化政策,其成果以「漢江奇蹟」(Miracle on the Han River)之名被廣為宣傳。
- 2. 墨西哥邊境加工出口區的統稱。
- 3. 洛厄爾女孩(Lowell Girls)又稱「作坊女孩」(Mill Girls)是指在19世紀初美國工業革命期間,離開新英格蘭地區的農場,進入像洛厄爾(Lowell)等新興工業市鎮的紡織工廠討生活的女工,她們的年紀大多介於15到30歲之間。據稱在1840年代的全盛時期,洛厄爾的紡織作坊裡有超過8000名女工,佔全體勞動力的75%。這些女性被認為是1830年代美國勞工運動的代表人物,她們自我組織並多次發動罷工,到了1840年還跟教會合作發行「洛厄爾芻議」(Lowell Offering)月刊,推動勞工倡議。
- 4. 美國系統(American System)是美國在19世紀半上葉重要的經濟政策方針,主要提倡發展基礎建設和貿易保護主義,歷任參議員(並擔任議長)、國務卿的亨利‧克萊(Henry Clay)是這股思潮的主要推手和命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