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臨民間主會「空掉」潛在危機

2000/03/27

陳水扁當選總統,是台灣政治社會局勢的劃時代變化。在諸多政治生態的變動趨勢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五十年來,民間社會所代表的進步和批判聲音,很可能隨著反對黨的執政而一夕流失。理由何在?因為過去國民黨的統治特質,乃是控制無所不在的特權黨國體制;因此,反對聲音自然生根於民間社會。從黨外時代到民進黨的成立,體現出民間力量的緩慢復活。社會的進步思維,逐步茁壯而得以對抗黨國的專制。這是簡單的民間反抗國家的二元對立邏輯。因此,在國民黨的威權時代,區分反對團體和民間社會,在民主運動實踐中的意義不大。但是,在後國民黨時代來臨之後,民進黨進駐「國家」統治高地的同時,也會將原先蘊藏於民間的反抗資源以及反對領袖,帶離了民間社會。昔日的「被壓迫者」,如今是「統治團體」。相反的,昔日的統治菁英,則面臨特權盡失的處境。統治的身分,滋生權力運作和折衝妥協的性格。台灣於是突然間面臨著民間社會「空掉」的潛在危機。

政治地盤的崩解重組,使得國民黨和所謂「泛國民黨勢力」(即宋楚瑜所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變成了反對黨派。由於這些新的反對勢力,在過去不是依賴特權而生存,就是和黑金派系相結合,我們很難期待他們會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為進步的力量。國民黨和泛國民黨的同步落敗,催生了一個新的「政治社會」的領域,這個場域所展現的權力追逐的邏輯,已非原先的簡單「進步對抗保守」、「民間反抗國家」的二元模式所能解釋。所以,新的局面是國家、政治社會以及民間社會的三維模式。但是,假若新的民間力量不能適時誕生,缺乏批判聲音的台灣,極有可能退化為新保守主義當道的氣氛。質言之,民間的進步力量從何而生?要由哪些團體來承擔此批判性的角色?更根本的,進步和保守的界限如何劃分?

基於這種對新局勢的認識,我們提出以下幾點關於重建民間力量的思維。首先是族群問題在政治意涵上的變動。由於國民黨撤退來台初期所具有的外來政權的性質,族群論述在民主化的過程,曾經具有相對進步的意義。這種進步的意義,乃具現於社會自主性反抗政治殖民的抗爭中。然而,隨著政權的轉移,「台灣人」的鞏固權力,「外省人」對於權力失落感的反動,有可能惡化族群政治的鬥爭。在此新時代,我們需要格外當心族群政治的互動,演變成反民主的權力惡鬥。尤其是北京週期性的干擾台灣的選舉,將成為阻礙台灣內政改革的不利因素。如何不讓「中國威脅」變成台灣內部反民主的力量,是一個亟待思索的難題。

第二個思考是:如何擺脫在國民黨時代中國和台灣兩種民族主義抗爭的統獨對立格局?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必須區分建構台灣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論述,以及台灣作為一個自主政治社群的論述。急切建構共和國的象徵體系,容易落入族群符號惡鬥的陷阱。而追尋台灣自主性的運動,則有助於凝聚社會認同,反抗外部的壓迫。在這個意義上,台灣的進步聲音,也比較容易和中國大陸逐步浮現的民主力量,產生溝通的基礎。

第三,民間的批判聲音在哪裡?近日來,由於新政府組閣在即,輿論廣泛討論文化和學術社群的政治角色。李遠哲究竟應該「入朝主政」或「積蓄民間活力」?這是一個深刻的兩難。然而,不管結局如何,民間的自主性力量需要體悟:民進黨已經是執政黨,民間團體可能需要和昔日的夥伴,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發揮制衡和監督的角色。

第四,宋楚瑜的親民黨的組黨運動,結果會如何呢?我們衷心期望親民黨不要急躁,而以恢宏的氣度,徹底揮別黑金派系,慢慢籌組一個清新而有朝氣的政黨,扮演好反對黨的角色。畢竟,在野的政治生活和語言,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調適的過程。

權力滋生腐敗和壓迫。因此,我們在此強調一個最終的關懷:如果淪為反對勢力的國民黨和泛國民黨,無法承擔起制衡的角色,無法提供進步的思維,那麼誰來監督新執政黨腐化的傾向?誰來發出進步和批判的聲音?(作者李丁讚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吳介民為同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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