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練習曲】系列評論:編按

2016/05/14
苦勞網記者

差事劇團上個月推出《幌馬車練習曲》,由林靖傑執導,將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以報告劇的形式搬上劇場舞台。《幌馬車之歌》說的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鍾浩東的故事,如何重述這段歷史,必然涉及到人們如何看待、還原歷史。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道:「誰掌控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了掌握了現在,誰就能掌控過去」,近來台灣史學界開始把關注焦點投向白色恐怖,沿用過去針對二二八事件的情感痕跡,擴張到後續的白色恐怖歷史與記憶,普世價值的「人權觀」、控訴國民黨一黨之暴力,將逼視白色恐怖的眼光限縮在台灣一島範圍內,成了主流的支配性論述,一樁樁「錯假冤」案浮上檯面,被理解為台灣內部極權政權的個別暴力。這個詮釋的過程,其實也是重新再造歷史,再造、捏製出一個今日的人們方便使用的歷史,並將白色恐怖歷史當中那些不大方便的事實,例如與中共地下黨的關聯,受難者的反殖民民族主義、祖國情懷等等。可以想見的,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冷戰下的全球反共陣營,在主流論述開始談論白色恐怖的此刻,不僅不被凸顯,反而更進一步被掃入歷史角落。

《幌馬車練習曲》劇照。(差事劇團提供)

在這個什麼都可以被化約與收編的年代,凡事以「具體」取代「抽象」,幾乎可說是抗拒這化約與收編的唯一方式了。假使只用「理想」或者「熱血」等抽象概念來整編鍾浩東,那麼當然可以任意將他的政治,嫁接到今日任何所想要談論的政治話題上頭,而無需回應與處理當時左傾政治犯的政治目標,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政治局勢。

在《幌馬車之歌》小說作者藍博洲那兒,還原鍾浩東等人的歷史時的重要問題意識,就是將具體厚重的事件結構入歷史的層次,所以必須要提冷戰,《幌馬車練習曲》製作人鍾喬不只一次的強調,白色恐怖不只是國民黨一黨或蔣介石一人的殘暴問題而已,但是,在實際的戲劇作品表現來看,雖然導演林靖傑曾提及,為了報告劇形式而犧牲了劇場美學堅持,然而,不得不說,又仍然是為了某種美學之故,或說是為了某種「抽象化」的美學之故,這個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感,仍然被「(台灣)內在化」了,最終只成為了一個孤立的、「台灣人民的」與「被壓迫的」故事。

於是,當我們看到如參與演出的演員吳文翠,可以藉一抽象化後的勇敢熱血鍾浩東,一抒自身之感懷,諸如:台灣人需要知道自己的歷史,台灣何以在當今國際上無立足之地云云...,《幌馬車之歌》在吳文翠的轉譯下,竟也成了台灣人悲嘆自己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社會主義,一路以來「被別人騙」,卻總找不到「自己」的悲歎。

這並不是說,鍾浩東案不是屬於台灣人的故事,自然,這是一樁發生在台灣的故事,但歷史並不是從來都沿著島嶼的邊界在運轉,好比島嶼也曾經不只是島嶼。這牽涉到我們如何面對白色恐怖歷史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與態度——是「台灣史」,或者「歷史化台灣」。

談論「歷史」,目的應該是要把我們所習以為常、視為永恆自然的現象與現實給懸置起來。把理所當然之事物看成不那麼理所當然,去發現事物眼下的現實,其實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發展下的結果,有其特定性與人為性,透過逼視這些,我們才得以知道自己的所從來,去回答那個有關「自己」是誰、何以為「自己」的問題。

但是所謂「台灣史」的書寫,反而是預先接受了歷史人為與特定的結果,並在這個結果所給訂的框限之下,回頭剪裁書寫出範圍以內的故事。從而,任何發出諸如「找不到自己」的矯情喟嘆,其實都是不夠誠實的,或者較公允地說,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在「自己=台灣」而「台灣=自己」,「說自己的故事,便是說台灣的故事」,「自己的受壓迫可化約為台灣的受壓迫史」等凡此種種可以無限類派出的諸多等式之下,「自己」其實是無比明確的,它毫不,也無須有起碼是一絲的自我懷疑,唯一的缺憾只有國際現實以及是否被承認的問題,但這缺憾又只會反過來更加確立那「自己」。

鍾浩東,日據時代台灣人,先是赴中國大陸投入抗日,加入共產黨,回台後組織左翼活動,並在美國扶植蔣介石在台維繫冷戰島鏈的統治下被捕與殺害。陳映真1999年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曾說道:「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事實上,恰好是在像鍾浩東這樣的——台灣人——革命故事裡,我們看見溢出了台灣範圍,從而難以被任意剪裁的歷史與動力。它既是台灣,又同時是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乃至於整個第三世界人民左翼鬥爭歷史的一部份。把鍾浩東從「台灣史」的框架裡解放出來,我們才得以看見把「台灣」給歷史化的可能性。

有鑑於此,我們非常嚴肅地看待差事這部戲劇作品,關切劇作本身如何傳達、傳達了怎樣的歷史意識。以及,正如這部戲劇所自我期許地——要讓演員在演出過程中「找到自己」,讓自己與歷史對話,那麼,所有參與劇作的包含導演、演員等人,又是如何理解這段歷史,以及如何試圖透過自己的理解,與觀者互動?今次,我們針對《幌馬車練習曲》推出評論專題。蘊鳴的〈我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反省現下人們以自身情感投射方式來回頭解讀歷史,凸顯放大受難者的個人悲苦,卻抹除其具體政治意識內容,從而,過去打壓政治犯的反共親美思維,如今可以寬容地以同情之姿延續下去;老鄭的〈此路不通——《幌馬車練習曲》說誰的事?〉從演員所展現出來的狀態出發,質疑劇場表現恰是白色恐怖肅清的結果,進一步批評劇作複製了當前對白色恐怖歷史的刻板印象理解;汪俊彥的〈自我疏離的歷史認同〉,則從《幌馬車練習曲》所採取的劇場方法著手,認為劇作本身反映了對歷史的質疑,卻缺乏認同關係,恐怕會陷入去歷史的虛無;最後,我們將刊登趙剛的〈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本文是作者為《幌馬車之歌》第三版所寫的代序,相較於前幾篇,雖不是直接針對《幌馬車練習曲》戲劇進行評論,但文中對於台灣知識圈普遍去歷史的傾向有著深刻反思,而這同時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病灶,若說,戲劇最終表露出的各種缺陷,正是這病灶的具體表現,應不為過。

幾篇評論內容不可謂不嚴厲,但初衷仍是企圖在戲劇演畢之後,還能繼續展開推進討論。根據差事劇團表示,《幌馬車練習曲》只是第一部曲,後續11月還會有更完整的作品《幌馬車奏鳴曲》,我們也期待在之後的作品呈現中,看到製作團隊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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