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在鍾喬熱情誠摯的邀約下,我前往觀賞由差事劇場呈現的《幌馬車練習曲》,並且參與之後的座談會。由於事先粗略的預期與預習,我並未如同某些冀望「真實再現」白色恐怖的觀眾般地極度失望。然而,這也不足以預備我看到再現後的作品與原始文本(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1)的劇烈落差。在此,結合事後座談,我希望能拉出一股何謂追究歷史(的斷垣殘骸)但又不流於正典式(normative)摧逼出「真實過往」的耙梳。
根據劇組構想,這部作品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召喚世代對話,尤其希望這群飾演五○年代革命份子與黨國恐怖使者的年輕演員來勾串起彼時與此刻。然而,除了以照表操課的台詞搬演,讓去政治的疏離瀰漫現場,我並未在劇作本身看到演員們的情感投資(affective investment);況且,倘若真有被設定好且區隔整齊的「世代」,這樣的政治(無)意識似乎在說,此時與之後再無上世紀的群眾革命想像,只能屈就於民主改革的「小」政治。即使不苛責演員無感於這一段早已被轉型正義論述之「冤假錯」給浸透為資產民主階級背書的時空切片,我很遺憾地看到演員們各自鏗鏘昂揚地表述、黏貼、懺情,祭出各自的「繽紛多元的現實身份」2,彷彿今日的進步多姿,就是構築於白色恐怖的成功(亦即,分斷體制在東亞的實施與確認)。再者,具有疏離效果的布萊希特(Brecht)式小劇場風貌,彷彿是為了撐起劇外的年輕主體們自認的「左翼進步」3設定:小清新、小確幸的社運環保性別反核太陽花眾,種植且焊接於這幾年來的台灣本土意識,不但取消了劇中的「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且假設了一個只容許直線進步史觀滋養出來的未來終結式。
我認為,導演林靖傑非常投注戮力地執導這齣戲,想讓它(被)拉出幾個讓「光明報」的「光」得以在現時此際綻放的意圖。我所指的「光」,既是帶有反基督教原教旨意味的叛逆撒旦之光(Satan as Lux/Light-born),亦可能是企圖讓鍾浩東與蔣碧玉等彼時的(不)好男(不)好女集結為諸眾,散發且終究散佚於兩岸人民視野的國際主義赤色光照。然而,演員們所闡述的鍾浩東與蔣碧玉,卻無法撐起這股血色紅光,他們拉拔出的鍾、蔣二人,彷彿是兩個時不我予的小婚家愛侶,必然且不該被大時代所摧折殘害。
但我認為,若我們歷史性地閱讀他們的故事,或許正好相反:唯獨有在這樣的艱難與不容許核心小家庭自然成立的時代背景,鍾與蔣才可能成為一組愛人同志:21世紀的原子化個人主義與一對一單偶設定的婚家浪漫基調,浸染於蔣/鍾二人更廣闊且更「不羅曼史」的故事,彷彿一張悉心將既有痕跡抹除擦拭殆盡的羊皮紙刻痕(palimpsest)。對於想要透過這齣小劇場來理解鑲嵌於民族解放與中國革命傳承的人們,只可能透過正式再現之外的些許殘痕(或許就是班雅明式的彌賽亞「閃現」契機)窺見依稀的光暈,得到微弱無比的瞥視。
再者,若是以晚清以來的毀家廢婚傳承來批判性地閱讀藍博洲的書寫,尤其是羅列五位台灣左翼革命女性的《台灣好女人》,我必須鄭重指出,讀者與評論者不該只聚焦於最知名的蔣碧玉。我們更有可能從知名度甚低的高草身上,互涉地窺見何謂左派性/別身體的(艱難)解放。
在德勒茲某個著名的譬喻,他以「與」(and)銜接勾搭起蘭花和黃蜂的關係,將這兩者的相互滲透滋養(以及相互穿刺)視為一種向量般的的生成變化(becoming),彼此的連帶不只是「等於」或「加起來」,而是「之間」與「變相」的關聯;兩造的媾和不是純然的加法式連結,而是相互質變的生/成4。正如陳光興在《去帝國》中的闡述:「從種族中心主義到國族主義,再升級至帝國主義,沒有本體論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沒有倫理學層次的介入,在情慾/慾望形構上徹底摧毀、轉化自戀的防衛系統,如果沒有去除國家中心導向的新國際主義立場,以對話形式將他者內化,形塑混雜(mixed)的互為主體,一種「成為」(becoming)的變動而非「存有」(being)的堆積性邏輯過程,那麼個人主義、種族主義、國族主義、國家機器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結,不僅是一串慾望的軌跡,也是歷史─邏輯上的結論。」
高草在匆促被軍警逮捕的當下,正值經血來潮,而他就這樣(毫無選擇或刻意選擇地)毫無遮蓋,直面權力的使徒,以血淋淋且滴落體液的下半身被白色恐怖收押拘禁。在此,我試圖就高草的故事讀出一種有別於普世人道(應該起碼讓她處理自身的私密身體狀態,但這說法不啻為將「經血」視為純粹私領域的物件,不可能有公共意義)與左翼身體無感(為了革命,肉身如何都無所謂)的酷兒意識:
是這樣的一個對著求婚男子勸說「如果你與另一個人結婚,反而有可能讓他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的高草,坦然對婚姻家庭進行複雜革命化(形變)的高草,她的經血迸流成為「與」革命動態之間,於焉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既神聖又猥褻的小客體(objet petit a)。無論以現在的語彙而言,高草是不是個女性主義者、女同性戀者、性別酷兒,她始終都是一個將身體/革命放入變化張量的主體;唯獨在這樣的認識論前提,我們才可能堪堪認識何謂「身體的革命,革命的身體」。
在期待著十一月的「幌馬車之歌」演出之餘,我想追究的是島嶼與亞洲諸眾是否可能在「倒退的歷史天使」的紅色光暈將滅未滅之餘,開始認真設想一個「再怎麼怪誕詭奇的生命情境也可以被接納的左翼東方紅色世界/視界」,拒絕肯認目今這個流於線性歷史終結論與小資產陣營的進步改良主義。
- 1. 此書於今年(2016)已經有作者修訂增補後的第三版,可參見趙剛為此版本書寫的評論〈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
- 2. 關於演員們的自我述說,可參考此處討論區。
- 3. 在台灣這個雜音紛擾眾聲喧嘩的地域,「左翼」的路線與派別也堪稱複數(但不盡然是我認為可欲的多重性)。目前最顯著也最概念偷渡的「左翼」定義,約莫是將社會主義願景置換為台灣國族的獨立。自從2014年的太陽花學潮以來,這派定義同時讓鐵血台獨主體性與某些號稱「天然獨」的位置共享。其次,對於中國與共產黨皆抱有戒慎(但號稱不如同台獨的反中反共)的台式社運路線,集結性別、(部份)性權、環保、動保、反核等共享未來進步主義與擁護孩童(但反對解放未成年者),擅長以所謂的多元修辭來經營其第一世界讚許的常態自由主義立場,也會不時號稱自己的立場是「左傾」的;在政黨層面的時代力量與社民黨,就是顯而易見的例子。至於堅持以東亞島鏈為思考基礎,拒絕台灣本位(因而提倡和平統一)的社會主義統一派,則是目前洶湧喧譁「左翼」聲響當中最受到排斥與打壓,但我認為,此派的確站穩了歷史的崎嶇與反勝者言論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決認為必須在雙戰(冷戰與東亞內戰)的基礎來認識人民乃至於眾生的解放;在這股路線中,如民間團體的夏潮、工運的勞權會、政黨的勞動黨,都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位置。然而,即使我自身可能最肯認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立場,但必須指出他們無視性與性別的複雜鬥爭性,將「解放」粗略樸素地當成是每個立足點都均等的使命,必須加以嚴厲的修正,例如近來勞權會為了反駁台派諂媚日殖的嘴臉,過度地放大了生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必然性,這點是任何站在酷兒與性解放立場的主體都無法同意分毫的,相關對話請見此。
- 4. 如同德勒茲的說法,「(經血「與」革命)形成一個獨特的變向過程,是一種對話。它們兩者的變向關係在於「與」這連接詞上。「與」不是一個簡單的連接詞,而是近乎一個「張量」的符號,它包含著黃蜂(經血)與蘭花(革命)交接的無窮變數。「與」本身就是變異,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非黑非白,也可黑可白。「與」是一個過渡,一種聯繫,也是一堵阻隔的牆、一塊狹路爭鬥的領地。「與」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變項,一條逃走的線,從僵化的二元對立之中逃走出來的線路。」在此參閱Jade的論文〈自體交尾、互噬的雙頭蛇──讀洪凌〈記憶是一座晶片墓碑〉與〈水晶眼〉〉,以及他所引用的羅貴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