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歸來：重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一個幽靈，社會主義的幽靈，在世界遊蕩。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世界受苦的人群情激昂，遙相呼應。然而，儘管疾呼平等和公正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資本巨鱷們卻並未膽寒。除了強力國家機器在彼掌握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情緒性的山呼海嘯之餘，少有人能夠針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提出真正有建設性、可行性和衝擊力的改造方案。而在美國，這一體系的核心，同時也是最頑固的堡壘，「憤怒的99%」也陷入無力建構社會願景的困境。這不禁讓我們想起19世紀末社會主義運動在清晰的理念、有力的組織引領下以燎原之勢蓬勃發展的盛況。本文不打算通過回顧一個多世紀的「時過境遷」來探討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而是要重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下稱《發展》），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正源處思考社會主義的病因和生機。

恩格斯筆下的「科學」和「烏托邦」

應該說，《發展》的中譯名是有誤導性的。這部著作的德文原名是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直譯為「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發展」，《發展》早期中譯者多以「理想」「空想」意譯utopie，遂沿用至今1。

以「空想」對應「烏托邦」，在普通人眼中或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實際上卻是用一個貶義性的日常語彙取代了一個關聯著西方歷史上多條文學、哲學、政治脈絡，內蘊極為深遠的關鍵詞，某種意義上是對原著的庸俗化。早期譯者如此處理，或許有嚴復譯《天演論》時創製的「烏托邦」一詞尚未家喻戶曉、直譯不利傳播的考慮。今天我們對《發展》從學理角度重新審視，實有「正名」之必要。

當然，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駁之意仍然是明顯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通行的《發展》英文版標題是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而不是更加準確的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n to Scientific。英文版1892年在倫敦出版時，恩格斯仍在世並為其撰寫了長篇導言，這說明有所改動的標題得到了恩格斯的認可。原標題固有「科學」為「更高階段」之意，但呈現了「烏托邦」與「科學」內在關聯、前後相繼的發展關係，英文標題則凸顯了「烏托邦」與「科學」的對立。無論在哪種語言中，「烏托邦」和「科學」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反義詞，那麼，恩格斯為什麼要把二者對立起來呢？他是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中，在怎樣的意義上使用這兩個術語的呢？

創造utopia一詞的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在《烏托邦》的末尾以主人公的口吻說道：「我情願承認，烏托邦國家有非常多的特徵，我雖願意我們的這些國家也具有，但畢竟難以希望看到這種特徵能夠實現。」2直到19世紀以前，烏托邦往往位於現實時空之外的異域，與其稱為建設理想社會的實用藍圖，不如說是諷刺現實社會的哈哈鏡。但近代歐洲思想的發展逐漸改變了烏托邦的面貌。「在文藝復興中，人發現他對生活其中的社會還有別的選擇，開始意識到理性的無限力量，明白未來是由自己來建構。在啟蒙運動中，人發現理性能夠讓他不僅擁有幸福生活，還能達致人之完美。」3。

至於恩格斯所言Wissenschaft，原本意為「知識、智慧、觀念、理解」或「淵博學識；技能」，後演變為「客觀知識；知識和研究的一個分支」。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Wissenschaft又有了「作為正式學科之科學」的含義，可以用來指稱一門正式學科，也可以指「一個總體性、集合性觀念」。後者經萊布尼茨、沃爾夫、A·施萊格爾的發展，最終成為康德所謂「唯此可被稱為正確，其確定性無可置疑」的「科學」。「科學」就此成為價值觀念和判斷，恩格斯的修辭正是這樣的觀念史背景下展開的4。托馬斯（Paul Thomas）指出，馬克思並不認為他的學說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研究之外的領域，能夠上升為永恆法則和普世真理。他之所以稱自己的研究為「科學的」（Wissenschaftlich），乃是因為他相信他的工作是以對當今社會經驗事實的觀察為基礎的系統、縝密的批判分析，這與經驗研究不足的早期社會主義者試圖本著善良願望推導出「絕對真理」的努力在方法論上截然不同5。這種方法論上的對立，使「烏托邦vs.科學」的敘事成為可能。

那麼，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盡皆作古的1880年，「烏托邦vs.科學」的必要性又在哪裡呢？恩格斯在《發展》中講得很清楚：「空想主義者的見解曾經長期支配著19世紀的社會主義觀點，而且現在還部分地支配著這種觀點。法國和英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不久前都還信奉這種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國共產主義也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6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領域並未「聖人出而黃河清」，相反，早期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在各個社會階層都擁有諸多信眾。美國作家貝拉米（Edward Bellamy）宣揚改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名著《回顧：2000-1887》在十九世紀末風行歐美，甚至成為整個十九世紀美國銷量第二大的書（榜首是《湯姆叔叔的小屋》），可為明證。7事實上，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前從未自稱社會主義者，而是把自己視為共產主義者。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工人階級運動得到越來越多社會主義者的支持（與此同時社會改良思想也洶湧回潮），這才有了在舊瓶中裝入新酒，重新詮釋「現代社會主義」的必要。8考慮到政治實踐中的思想鬥爭需要，恩格斯在《發展》一書中使用近於兩分的「烏托邦 vs. 科學」的方式表述早期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和自己倡導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分歧，也就不難理解了。正如蘇恩文（Darko Suvin）所言，恩格斯在書中保持著論戰性（polemical）的姿態。

共產主義是烏托邦嗎？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烏托邦社會主義為論敵，其理論自不應當在烏托邦思想之列。倘若如此，邏輯上講馬克思主義不應包含構成烏托邦思想的兩個要件，即（一）理想的社會制度和狀態；（二）不可實現。但我們在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時，不難發現與這兩點相關、引人入勝而又頗具爭議的內容。

《發展》中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段落：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畫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9

沒有華麗的藻飾，只有簡練有力的理論語言構成的陳述，但字裡行間對理性的崇尚，對自由的追求，對主體精神的讚美，對社會進步的期冀，在在不遜色於任何一部烏托邦著作。對於讀者特別是學術思想界的讀者來說，這段幾乎每句皆是格言的「理想社會釋義」的感染力，和任何一部烏托邦著作相比恐怕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哥達綱領批判》所概括的共產主義社會兩大階段、四大特徵也在其他著作中時有靈光一閃的呈現，例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勞動分工廢除後的狀況有如下描寫：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0

因此，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對心中的共產主義集中進行全面而細緻的鋪陳，但其共產主義想像仍可以集腋成裘11。他們並不反對展望理想社會，並且他們自己的展望和烏托邦主義者的想像在原則上是一致的12。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沒有詳細描繪共產主義圖景，原因何在？列維塔斯（Ruth Levitas）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將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需要、欲求和才能因資本主義的限制而難以預見13。烏托邦主義者認為自己發現了「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絕對真理，因此，社會在這種真理的指導下應當如何組織，貫徹了真理的新社會是怎樣的面貌，都可以依據邏輯推演而知曉。他們倡導新社會的手段主要是宣傳和典型示範，因而需要對理想社會進行生動刻畫，使讀者如臨其境、心嚮往之。相形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部分著述中創造性地將共產主義詮釋為一種歷史的、發展中的過程和運動14，實踐上致力於對工人階級的組織，理論上不斷深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分析，念茲在茲者並非共產主義畫卷。列維塔斯又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有策略上的考慮，即自己也給出對理想社會的描述，會削弱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批判力度，因為這種批判是方法論的批判，如果存在與對手相同的做法，就會貽人口實。除了以上兩個原因，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開放性也需要納入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一直在發展之中，早期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表露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前引恩格斯對「自由王國」的陳述有著微妙而重要的不同，而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也有差異，其探索直到去世也不曾終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心態，自不利於新天新地的全景描摹。

綜上，理想的社會制度和狀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因各種因素而呈碎片化、理論化的形態，但總歸是存在的。在邏輯上，這不難解釋：號召成千上萬人參與社會運動，必然要求理論家提出令人心動的願景，以訴諸希望的力量。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理想的可實現性。

這無疑是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但如果避開信仰層面，仍然可以就理論框架和實踐效果展開討論。恩格斯在《發展》中對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評論道：「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15言下之意——後文中「必然性」「必然產物」反覆出現，意味相同——科學社會主義是與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成熟理論。但是，壟斷、國家壟斷、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消費社會、全球化......等諸多現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要嘛還沒出現，要嘛遠未發展到成熟階段，所以恩格斯的批評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具體到其設想，國家在生產資料社會化之後自行消亡這一條，就很值得推敲。在存在國際競爭的情況下，一國之國家機器煙消雲散，後果恐怕多半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許是考慮到這個問題，《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16寄希望於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人們的普遍交往造成均質化的世界，這難道不是形式上優美但卻不實際的想像嗎？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即便是在「普遍發展」和「普遍交往」最接近現實的歐盟，「同一個歐洲，同一個聲音」也不過是個被金融危機輕易戳破的肥皂泡17。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體大思精，其深刻程度遠遠超過任何一種烏托邦社會主義，在指導社會運動和革命鬥爭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也讓烏托邦社會主義望塵莫及，但就目標的可實現性和實現情況而論，只要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就不能不承認，二者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也是烏托邦18。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有什麼特異性，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既代表了關於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幻想的最強有力的方面，同時又對『烏托邦主義』提出了最猛烈的批判。」19

坦然的烏托邦

在今天，說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是烏托邦，有人難以接受，視為辱沒先哲，也有人頷首一笑，心道水落石出。但無論是哪種情況，論者都延續了19世紀以來的做法，將「烏托邦」理解為貶損性稱謂。其實，「烏托邦」的流行用法並非不可推敲，歷史上對這個術語的理解也沒有定於一尊。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思考，對烏托邦和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都會豁然開朗。

曼海姆（Karl Manheim）對烏托邦有如下界定：

一種思想狀況如果與它所處的現實狀況不一致，則這種思想狀況就是烏托邦。

這種不一致常常在以下事實中很明顯：這種思想狀況在經驗上、思想上和實踐上都朝向於在實際環境中並不存在的目標。然而，我們不應當把每一種與直接環境不一致的和超越它的（並在此意義上「脫離現實」的）思想狀況都看作是烏托邦。我們稱之為烏托邦的，只能是那樣一些超越現實的取向：當它們轉化為行動時，傾向於局部或全部地打破當時佔優勢的事物的秩序。20

不難發現，曼海姆的烏托邦定義包括兩個部分：（一）與現實不一致（超越現實）；（二）實踐層面傾向於顛覆主流秩序，對應著但又區別於通行定義中的「社會理想」和「不可實現」。作為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認為，對何物為善、能否實現的判斷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形成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和集團的看法會迥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那些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與他們在其中有明確地位的現存秩序緊密聯繫起來的人，總是明顯傾向於把那些僅僅在他們自己生活的秩序框架中顯示出不可實現的所有思想稱作絕對的烏托邦。」21但事實上總會有相當一部分思想在取代現存秩序的新秩序中得到實現，因而它們在只能付諸言辭、形諸文字的時候其實是「相對的烏托邦」，或拉馬丁所謂「早熟的真理」。與之相對，雖然超越現存秩序，但不推動革命、甚至與現存秩序相得益彰的思想，就是該時期的意識形態。比如，憧憬彼岸樂土、來世輪迴的宗教觀點，往往在現世扮演著馬克思所謂「精神鴉片」的角色，如印度教之於種姓制度。而當某種宗教或某個激進的教派試圖建立人間天國，意識形態就轉化成了烏托邦，如再浸禮教徒的狂熱的千禧年主義——這正是曼海姆所概括的烏托邦思想的第一種形式。另外三種形式分別是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22。

由此，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圍繞「烏托邦」這一標籤展開的論爭，與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將它們統稱為「烏托邦」的無差別攻擊，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認可、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思想體系（往往打著「自由民主」或「市場經濟」的旗號）的人看來，現存秩序即便不是完美無缺的，也是人類所能建立的秩序中最好的，而任何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的思想，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別的什麼主義，都是根本不可實現的空想。至於前一類論爭，是反抗現存秩序的思想陣營內部的兄弟鬩牆。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居於弱勢、非主流地位卻又思想相近的對手之間的爭奪，往往成敗攸關，難免愈發激烈甚至不留情面。今天我們重新審視19世紀的「烏托邦之戰」，當有後見之明（hindsight），不應再受《發展》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特定修辭的束縛，需要結合整個歷史語境認識各種各樣的烏托邦思想衝擊既有秩序的意義，否則我們既無法公正地評價烏托邦社會主義，也不能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衰機制達成深刻的認識，更束縛了自己「創造歷史的意志」23。

重新認識烏托邦，更深的考慮在於現實。正如曼海姆所揭示的那樣，烏托邦污名化的後果，就是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現存秩序安然無恙。任何試圖真正超越現實，特別是引領相關實踐的思想，都會被迅速貼上「烏托邦」的標籤，連進入學術思想論域都困難，遑論挑戰葛蘭西所謂文化霸權。出現這種局面，不僅僅要歸咎於資本主義秩序的代表，也需要反思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承其遺緒的馬克思主義。當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發展》隨之躋身官方認可的經典，是書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否定也就成為不刊之論。這種歷史遺蹟的教條化，從另一方面看卻也是原本被視為烏托邦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化之後水到渠成的發展。有趣的是，冷戰結束之後，在共產主義毫不令人意外地被當作最大的烏托邦橫加撻伐時，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出品了自己的「烏托邦」——法蘭西斯·福山所謂「歷史的終結」。當然，這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在福山的論述中，「歷史的終結」是冷戰後佔據壓倒性優勢的自由市場秩序自然延伸的結果。借用《回顧》中的話說，「人類漫長的、令人厭倦的冬天已經結束，夏天已經到來」，普世大同就在面前。這種幻覺很快就破滅了，但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卻以「華盛頓共識」等種種名目長期佔據著主導地位。為害甚烈的新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蔚為大觀，有生命力的社會改造方案卻寥寥無幾，足見烏托邦思維之萎縮24。問題的嚴重性，由曼海姆對烏托邦與現存秩序之間辯證關係的描述可知：

每個時代都允許不同地位的社會集團提出一些觀點和價值，它們以概括的形式包括了代表每一時代需要的未被實現和未被滿足的傾向。這些思想因素然後變成打破現存秩序侷限的爆破材料。現存秩序產生出烏托邦，烏托邦反過來又打破現存秩序的紐帶，使它得以沿著下一個現存秩序的方向自由發展。25

這段話單獨看或有唯心之嫌，但社會存在的發展的確離不開社會意識的推動，在一定時刻更是可能對特定思想產生迫切需求。當下時代「未被實現和未被滿足的傾向」已在新自由主義攻城略地之際充分發育，甚至連波蘭尼所說的社會自我保護的「反向運動」也已經如火如荼，而能夠整合社會改造思想、引領社會運動、有效挑戰自由市場秩序的烏托邦依然雲深不知處。重估烏托邦的價值，目的不在於為任何特定思想辯護，而是要驅散籠罩在社會發展探索道路上的意識形態陰雲，讓思想空間復歸於開放。

當然，今天的思想者要坦然、自信地以建構烏托邦的方式去介入現實，尚須解決兩個關鍵問題。

其一，準確定位。波普爾（Karl Popper）曾將烏托邦思想稱為「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加以批評，其觀點有合理之處。19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往往認為自己能夠為社會改造繪製可以指導精確施工的藍圖，這種觀點的確高估了理性的力量。如以工程比擬社會改造，那麼徹底改造一個蕞爾小國的複雜性和難度恐怕也要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工程。這是因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複雜、多變、可塑卻又有限度的人性比自然更難把握，當林林總總的人週而復始地以各種方式交流、溝通而形成整個社會的運動變化，再加上與之相關的自然因素，精確分析其方向和軌跡非人智所能及，對其進行總體規劃不免緣木求魚。但如果因此否定烏托邦探索社會發展道路的建構性功能，認為烏托邦只能承載社會批評，「觀乎民怨」，又或者像布洛赫（Ernst Bloch）那樣僅僅在「希求美好」的意義上對烏托邦精神進行本體論層面的肯定，就陷入了相反的誤區，對理性的潛力過於悲觀。其實，烏托邦除了描述願景鼓舞人心之外，還能夠在許多方面為社會進步提供靈感，如《烏有鄉消息》之於城市規劃、《生態烏托邦》之於環境保護。烏托邦總是不完備的，但重要的並不是人盡皆知的不完備性，而是在針砭時弊和探求改良方面所達到的片面深刻。若對朝向幸福、未來和可能的烏托邦不辨妍媸一概否定，套用波普爾的話，那也就成了「開放社會的敵人」。

其二，恢復整全的視野。這可以細分為兩個方面。首先，烏托邦當對社會進行全盤規劃。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歷史上的社會理想都可以分為「入世」和「出世」這兩條脈絡，如柏拉圖之理想國、儒家之大同都在「入世」之列，而莫爾之烏托邦、陶淵明之桃花源等異域隱鄉則更具「出世」意味。凡「入世」烏托邦，大抵都語涉社會各個領域，尤重政治經濟綱領。這條脈絡，在20世紀初中西呼應的烏托邦思潮（以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威爾斯的《現代烏托邦》為代表）之後漸次式微，在「行勝於言」的國際共運陷入低谷之後也不曾復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烏托邦思想有所復甦，但出現了逃避宏大敘事的傾向，具有「入世」色彩的烏托邦思想者也往往矚目於特定領域，如性別、生態等。這其實是劍走偏鋒的努力。「現存秩序」的核心在於其政治經濟架構，不敢直面這一架構者是絕無可能在「文化戰」中盡其全功的，因而確有濟世抱負的思想家需要像當年的馬克思一樣對當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全面剖析和展望，舍此不足以建構曼海姆式烏托邦。其次，烏托邦應具有世界維度。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上沒有「隱者國度」，一城一國不可能獨善於世。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烏托邦都必須是涵蓋全人類的普世烏托邦，而是說，有意義的烏托邦都應該包含關於如何在舊制度的環視之下可持續發展的思考。同時需要指出，「外部」並不僅僅存在著威脅，錯綜複雜的世界狀況事實上正是烏托邦生長的沃土。

• 1. 參見薛俊強《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頁51-53。
• 2.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96，頁119。
• 3. Fátima Vieira, "The Concept of Utopi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ed. Gregory Clae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9.[/fm]19世紀的思想者筆下不再是對希望心存猶疑的烏托邦，而是擁抱進步、憧憬未來、倡導行動的善托邦（euchronia），作者普遍相信自己的方案足以引領社會實踐。而當同一時代有多種理念和內容存在相當差異的方案並駕齊驅時，互相指斥「不切實際」「流於空談」就成為慣常景象。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謂「烏托邦」與「不現實」大致等價，而他們的批評對象並不接受這頂帽子，因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認為自己既有對現實的準確分析，也提出了切中肯綮的解決方案；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也被批評者冠以「烏托邦」之名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eter Lang，2011, p.41-42. 對手攻擊馬克思時對「烏托邦」一詞的使用，可見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與此相反，不學無術的評論家則企圖用『烏托邦的詞句』......等等一類空話，來非難實證的批判者，以掩飾自己的極端無知和思想貧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頁111。
• 4. Darko Suvin, " 'Utopian' and 'Scientific': Two Attributes for Socialism from Engels," Minnesota Review, No. 6, Spring 1976, 62-63.
• 5. 保羅·托馬斯，《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從恩格斯到阿爾都塞》，王遠河、王克軍譯，鐵省林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26-85。
•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536-537。
• 7.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1987, 133.
• 8. 保羅·托馬斯，《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從恩格斯到阿爾都塞》，頁21-26。
•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564-565。
•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537。
• 11. 參見Bertell. Ollman,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8.1, 1977, p.4-41.
• 12. 「烏托邦主義者所宣佈的運動的兩個最終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國際所宣佈的最終目的。」區別在於，「只是手段不同，運動的現實條件也不再為烏托邦寓言的雲霧所掩蓋。」 卡·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208。
• 13.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50.
• 14.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539。
•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頁528-529。
•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頁538-539。
• 17. 論者或謂，「普遍均質國家」已現端倪，科耶夫之夢未必虛妄，假以時日，方見終局。但若「烏托邦」之詈可以訴諸莫須有御之，烏托邦社會主義豈非盡可據此辯誣？須知，以宣傳和典型示範倡導之社會主義從未退場，今日依然比比皆是，柄谷行人發起之「新合作運動」便是一例。二百年來烏托邦社會主義並非了無成績，如今面對質疑亦大可笑言「誠待傑構於來哲」。
• 18. 布洛赫、施密特、馬爾庫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烏托邦思想，但理由與筆者不同。參見陳振明，〈是從烏托邦到科學，還是從科學到烏托邦——評「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烏托邦理論〉，《東南學術》1994年第4期，頁50-55。
• 19. 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4。
• 20.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周紀榮、周琪校，商務印書館，2002，頁196。
• 21. 同上，頁200-201。
• 22. 同上，頁215-253。
• 23. 關於烏托邦的歷史效用，參見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頁18-26。
• 24. 即便如此，美國的保守派已經未雨綢繆，將「佔領華爾街」等「社會混亂」的根源歸因於美國歷史上的烏托邦傳統。意識形態對烏托邦之恐懼，可見一般。參見Matthew Continetti, "Anarchy in the U.S.A.: The Roots of American Disorder".
• 25.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頁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