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特蒂崛起到全球左派困境
瓦登‧貝洛訪談錄

2016/11/15
美國《雅各賓》雜誌特約編輯
菲律賓前國會議員
譯者: 
苦勞網特約編輯
【編按】菲律賓左派對現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評價有著不小的落差,某種程度其實就是該國左翼政治數十年來路線分分合合的現實寫照。瓦登‧貝洛(Walden Bello)是菲律賓戰後一代的知識菁英,早年負笈美國,1975年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即留美任教。貝洛自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時代起就從海外推動菲律賓的社會運動與人權倡議工作,早年與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交好,但九○年代時因不認同武裝路線而與之決裂。近二十年來,貝洛主要投入於反全球化運動,是亞洲社運智庫「關注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共同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持續參與菲律賓的政黨政治活動,2010年至2015年間曾出任菲律賓國會議員。本文為杜特蒂就任總統後貝洛接受美國《雅各賓》(Jacobin)雜誌的一次專訪,《苦勞網》以「破土」唯讀吧先前的中譯版本為基礎,進行了翻譯修訂並重新編輯,在此刊出。

馬可仕獨裁統治菲律賓的時期,貝洛在美國揭露了該政權與世界銀行的財務聯繫以及其不當使用發展貸款的行為。後來,在九○年代與菲共斷絕關係以後,貝洛加入了公民行動黨(Akbayan Citizens’ Action Party,通常簡稱Akabayan),一個菲律賓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份子的選舉聯盟。他在2010年起以該黨的身份出任國會(下議院)議員,但最終在2015年3月辭去職務,以表達他對公民行動黨支持當時總統艾奎諾(Benigno "Noynoy" Aquino III)的不滿,他認為其政府已經偏離了它原本許諾的治理路線。

2016年全國選舉,貝洛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競選參議員。他得到了來自非政府組織、民眾組織還有其他進步組織的支援,後來催生了所謂的尊嚴聯盟(Dignidad Coalition)。以社會主義與尊嚴為競爭的宣傳基調,他特別提倡國內食品安全、高品質的公助教育、勞工權利以及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議題。最終,他得到了超過一百萬張選票,但仍不足以贏得上議院的席位。

在以下的訪談中,《雅各賓》雜誌的艾略特‧格里科(Elliott Grieco)與貝洛談及了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崛起,以及拉丁美洲乃至於全世界範圍內左派的挫折

主動離開國會的貝洛在2016年出馬競選上議院參議員席位,但鎩羽而歸。(攝影:<a href="https://www.flickr.com/photos/katudrey/2940457739/in/photolist-5tQBDe-bmPaEY-j3z9Jz-f9eAiN-eXGi4q-aoymQE-f9Lu89-m6LM-hUF1jp-p9pLSg-cyTrzY-dqaWgC-7RLEsz-frw9Pv-8yijcR-q61apR-gU8DAR-73jMBf-hmzFLo-dTHB9y-oFQHhg-dRP6Zn-sbLR78-hprepH-4fXXva-oBW7Vf-Y1scU-dY2qHg-dekmEY-f6MJ3h-sdwEXQ-ef5VrG-hXrBgM-fijqcW-e48pRC-cX9mPC-fPncZG-egex2o-qhPmL9-nC69Cp-oYLr3z-9hThz-fcAmBF-7irZkv-oytqa6-pqFzbz-835Sck-cAiZmL-fD2Emb-pScjTx">Rey Katud</a>)

 

你脫離了菲律賓的政黨體系成為獨立參選人,集結進步陣營參與競選。這條新的左派替代路線的動力從何而來?

當初遊說我出馬競選參議員的團體和政黨,主要是對現下左派參政的兩股核心力量都感到不滿,一邊是國會裡的愛國聯盟(Makabayan bloc of Congress),他們認同菲共的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另一邊的公民行動黨,則是一直在改變立場,很不幸地,基本上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了艾奎諾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 LP)的左翼分支了。

我的競選,代表的是更深層的政治賦權與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策,但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民主賦權和新自由主義對於民眾來說都太過抽象,所以我們實際打出的口號是「為尊嚴而戰」。

 

尊嚴聯盟的構成是哪些人?

聯盟成員主要來自參與我這次選戰的五個政黨的成員,還有各種社會、公民社會團體的成員,例如農民團體、婦女團體、工會,另外則是支持原住民權利的組織。

尊嚴聯盟就像大傘,將不同組織力量中的不同人匯集一堂。如何引入那些被動員過,但是之前沒有組織起來的人,這是此時此刻的關鍵挑戰。

 

你使用的競選策略是什麼?

我們想試著發動一場不同的選戰,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社交媒體,同時鼓動不同人群中的基層,包括了城市貧民、工人、農民、中產專業人員,他們會是選民的基礎。

理想的情況是能藉此評估我們能否將一場社會運動納入到選舉的機制中,畢竟不同社會運動的動能有相當的差異。我們也希望確保我們不依賴大公司的資金。而且我們希望保證我們不會走向宗教式的領袖造神,比如基督堂教會(Iglesia ni Cristo)。

這是我們的原則,因為有那麼多候選人,即使他們有一副模糊的自由和進步的樣貌,但一旦發覺競選過程太花錢。他們會不可避免地利用大公司團體。這些是我們在競選中不能跨越的紅線,因為在你掌權的時候你一定會試圖約束或懲罰這些團體。但如果你在你的競選中依靠這些人,你基本上就已經毀掉了你的信用了。

 

你覺得這次選戰的表現如何呢?

我認為我們從來都不是只想搞一次性的行動,而是一場我們從中能獲取經驗的行動。

我們希望在聯盟中共同工作的過程能夠創造工作聯繫,從而成為更加長期的組織基礎。尊嚴聯盟是在競選途中催生出來的,而且最終我們認為它應該走得比這次參選更遠。

然而,我們都不是這場選舉革命的受益者——只有總統當選人杜特蒂是最後能夠承受這些好處的人。

不過從結果論,我覺得大家還是很高興我們獲得了超過百萬票的支持。而且我們在操作競選的時候沒有踩到我前面提到的幾條紅線,這已經是一個好結果了。

選舉過程將那些原先沒有工作關係的團隊聚集到了一起。這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通過這次選舉,我們得將社會運動中不同的團體轉變成一整個競選組織的一部分,這在協同工作的意義上是個很好的經驗。

 

除了你自己的角色之外,你認為聯盟還有未來嗎?

我當然是這麼希望的。有人已經開始討論2019年我還要不要選,但我會阻止這種話題,我不覺得自己到時候還願意參選。

首先,我已經快要滿七十三歲,出任公職太老了,而且有許多新面孔應該得到更多曝光;再說,我覺得杜特蒂掌權肯定會給所有人帶來了某些挑戰,包括那些聯盟內的人,領袖自然會在回應這些挑戰的過程中產生。

 

杜特蒂聲稱他自己是菲律賓第一個社會主義總統。你覺得他想說什麼?

我覺得當杜特蒂說自己是第一位社會主義總統的時候,他真正的意思更接近於一種「社會主義式的民粹主義」(socialist populism),基本上他將自己視為一個會為邊緣人群的利益服務的人。所以,我覺得他和進步社群之間並不是以用同樣的方式在使用「社會主義」這個字眼。

而且也許這就是他自己的理解——社會主義就是他個人與大眾的一種關係,這些大眾是他自認要服務的人。

在競選中當然會有一種反菁英的語言增加他受歡迎的程度。我覺得他和大眾連結的方式可能是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因為他的確激發了許多期待。

是的,他有一種跨階級的吸引力。但特別是到了他競選的後半段的時候,我很清楚他的支持者都是來自窮人、工人和城市貧民等等。

我認為這些人就是被2001年第三次人民力量(EDSA III)集會後興起的選舉權力集團與自由主義式的政治辭令所邊緣化的群體。曾經有某個時刻,你可以看到階級政治已經呼之欲出,即使非常短暫,但的確曾被標舉出來。然而,杜特蒂實際上是否能做到這些人的期待,或者他會不會跟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決裂,都還有很多爭論。

 

所以你不同意那些認為杜特蒂會堅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分析?

貴刊一篇文章把杜特蒂的領導風格稱為「新自由極權主義」(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但我認為這樣下定論有點太早了。

我這樣說的理由就是,我知道杜特蒂並沒有真正做許多經濟分析。但我也知道他已經意識到民眾中有許多期待了。

為了能在這方面履行承諾,他必須改變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也就是說他必須從下列這些現有保守管理的緊身衣中掙脫出來:反再分配,低通貨膨脹率,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等等。

如果他不翻轉這些規則,他就不太可能履行選民的期待。至於那些擔心馬卡提商業俱樂部(Makati Business Club)的菁英們會不會接納杜特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會不會介入菲律賓稅制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東西的人們——我覺得他們其實不是在擔心社會主義。

他們擔心的是一種查維茲(Hugo Chávez)式的民粹主義,偏離了反通膨和新自由主義式的保守經濟管理,而且釋放出許多經濟的不確定性,嚇退國外的投資者,進而帶來了更多的通膨。

但是,此時斷言他不會為這些原則妥協——不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而是以民粹主義的方式——還言之過早。

 

那麼杜特蒂的極權主義傾向呢?

這都是同時存在的,而且這就是他能同時吸引很多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原因,甚至在底層中也有人他的反犯罪計畫。我想這就是他自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個專家的地方。

我有種感覺,他會去做民眾期待他去做的事情——這基本上就是將人權與相應的程序擺到一邊,迅速地以走捷徑的方式來處理犯罪。我想,很不幸地,他在這方面會履行承諾。

整肅治安不僅僅是一個中產階級或者上層階級的議程。我認為這也會吸引許多生活在貧民區的人,他們普遍都遭遇過毒販和犯罪。我覺得這是杜特蒂整體民粹計畫的一部分,但這也就是會產生問題的地方。

國內的自由派基本上滿足於思考他們那些被視為神聖而普遍的價值,包括人權問題、程序正義問題,這是一個很大但有問題的前提。杜特蒂基本上不怕踐踏自由主義的話語,而且他的行徑並不僅沒有對大部分人造成困擾,人們甚至為他鼓掌叫好

這就告訴我,自由民主的價值其實並沒有完全被體制化和內化,除了在一些菁英和中產階級的領域。

所以只要他覺得他身後有支持的力量,那麼我想這會讓他自大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最終能對經濟事務實現承諾,這股力量就會存在。

如果他在這方面不作為,那麼這股力量會很快消失。我感覺如果他在第一年的前六個月就推出一些重大的再分配措施,那麼菲律賓的自由主義民主真的就有麻煩了。

還有他的反犯罪專案有重大的問題——他要依靠什麼?有軍隊也有員警,但它們不可能是適合的工具。

在軍隊和員警內部和外部都有野心勃勃的人。所以將軍隊和員警轉化成反犯罪政策的工具並不容易。

 

其他寡頭政客會不會反對杜特蒂的打擊犯罪計畫?

我覺得如果他繼續落實反犯罪的計畫,並且同時推進一些再分配的政策,那麼就會讓他和部分菁英發生衝突。

但是——雖然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發生——如果他差不多維持原來的經濟框架,僅僅擴大現金調撥(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CCT)計畫作為對抗貧困的機制,那麼這些菁英們大概就會說:「OK,這樣很好!」

他們可以忍受現金調撥,但是他們不能忍受真正的再分配,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真正的災難。

然而,這個國家的菁英中還有一部分人——有些就是自由黨人——是以多元主義、中產階級民主、人權、程序正義等自由民主的價值做為自我標榜。這些人差不多跟那些領導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的是同一批人,所以他們談論自由派的理念時不只是犬儒而已。事實上,甫卸任的艾奎諾政府也一直都很抬高人權問題與程序正義問題,但在面對貪腐問題的時候顯得保守。

這些人就是我們的自由派菁英。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他們就在那兒,我覺得正是從這些人在發出反對杜特蒂的聲音,但也正是這些人,曾經在杜特蒂競選時盲目支持。

所以,進步人士決不能允許自己被這些人牽著鼻子走,這是很重要的。

 

杜特蒂與歷任總統有何不同?他能夠建立一些具持續性的制度嗎?

杜特蒂有一點跟很多菲律賓傳統政客不同,就是他不依賴於政黨。

這是真正經典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也就是領袖和人民彼此結合。只要他還擁有大眾的支持,那麼他就會被吸引去做任何事情。換句話說,如果他覺得他和大眾有直接的交流,那麼他甚至不必走體制的途徑。這一點是很波拿巴主義的。

關於他是否能夠建立一些持續性的、延續到他六年任期之外的東西,是否在他的任期內整個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革命的體系會消失。這些完全取決於各股力量如何相互作用。

如果他能夠保持這種民粹的動力,如果不同的社會組織並未強力反抗他,如果國家的各個部分基本上都很順從——那麼他會讓體制破碎崩壞,甚至讓這些體制能夠被取代。

但是他是一個直覺型的政治家,而且我覺得他會等待。他可能沒有把這些東西都計畫清楚。但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的狀況會逐漸浮現出來。

我所說的這些事情一旦發生,他會覺得,他可以創造全新的體制。

有些他很親近的支持者可能是那些會這麼想的人——也就是說他可能需要一個大眾政黨。而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需要,但是支持者會說服他。但即使他想過,也不是那麼容易建成。

 

你怎麼看巴西和委內瑞拉的左派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真的需要通過左派的失敗,尤其是巴西和委內瑞拉的,來想地更清楚些。

我覺得在巴西,有許多要點都被忽略了。其一是2002年勞工黨(Worker’s Party)上臺的時候,他們有乾淨的、反貪的良好聲譽。可我覺得他們做出了一個錯誤決定,他們妥協了。2002年和2004年的時候發生了第一批貪污醜聞,而且理由是他們為了自己的壯大需要買通別人。那次妥協使得黨內關鍵部門開始腐敗。

其二是勞工黨被政府所吸納——它沒讓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勢力。事實上,他們的作為就像是政府的棋子。

其三是它對新自由主義妥協了。勞工黨迴避真的攻擊資本主義體制的保守經濟政策。而且在削減貧困的問題上它依賴了家庭補助計畫,這看起來好像可以讓巴西平穩過渡到一個平等社會。現在我覺得這是個巨大的錯誤。巴西的案例清楚地給我上了一課,我會牢牢謹記。

委內瑞拉的例子,我覺得第一個大問題是在查維茲時期他們沒能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即使他們已經有工具可以開始這麼做。

第二,當然是政府對軍事的持續依賴。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也不管我們是否稱它們為進步軍隊,它們已經取代了真正群眾政黨的角色。

第三,一個真正的群眾政黨會解決繼任的問題。領袖魅力是很難傳遞的,而你需要真正建立一個傳承制度,不能僅僅只有模糊的途徑。

以上這些是我們能從巴西和委內瑞拉得到的教訓。

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左派在這兩個國家跟在菲律賓處於不同的位置。在這裡,我們絕望地使自己變得重要一些,並抓住人群中關鍵的群眾作為我們奪權的基礎。而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是另一回事,但他們能夠在人群中接觸到左翼的關鍵群眾,這是我們到現在還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這對任何一個地方的左派來說都是很好的教訓,不僅僅是對菲律賓來說。巴西和委內瑞拉所發生的事情影響了全世界的左派。

我們需要吸取適當的教訓。如果他們在巴西、美國和委內瑞拉取得勝利,我們也就取得勝利了。

這是在此刻對抗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籌碼。這是一場全球性的鬥爭。但是重要的是,左派必須有立足點,以顯示他們有治理的能力。

拉丁美洲在本世紀這前十五年的經驗很重要,提供了很多啟發。從2008年開始,經濟和金融危機真正表明了現在的體系是多麼失敗腐化。

在拉美失敗了,然後在希臘又有一次重大的失敗。所以你就看到眼下這種情況,新自由主義到了危機時刻,而且它不得不處於危機時刻,因為它已經耗盡了可以讓資本主義再次復興的能量了。

然而,不管是在國與國之間,或是單一國家內,都還沒有產生新的替代方案,這就是我們此刻所處的狀況。

這推動我們真正能控制危機,有效組織行動,因為歷史不會等待我們。在菲律賓的例子裡,鑑於它自身特殊的狀況,我們正在努力控制事態。

而我也確信在其他國家也正在發生這些事。但是進程的大問題總是這樣:如果左派不能更進一步或者有效組織起來,那麼右派就會更進一步—反革命的右派甚至可以操弄反資本主義的話語修辭。

所以你必須這樣問:杜特蒂現象是否是菲律賓試圖對抗依賴性資本主義危機的嘗試呢?那麼多民眾聚集在他周圍是否因為對他們來說他代表了一種想要改變局勢的孤注一擲的嘗試呢?

 

這跟川普在美國所得到的支持有些類似?

很不幸,右派有全面的優勢。他們總能想出不一樣的東西,將它們整合到一起,然後去吸引各領域的人群。而左派既有優勢卻又弱勢——它的理性,它想要前後一致,要在政治上堅持。

到頭來這是一件好事。畢竟我們要跟那些法西斯式的人格周旋,他們能夠創造出一些矛盾的論述情節,在情感上一致,但卻在理性上脫離這個世界而且互相矛盾。我們不能走這條路。這對我們來說過於投機了。

曾經有些原本具左傾性格的人士選擇走了這條路,比方說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但我們也看到了他最終的下場。

 

* 本文翻譯、編輯之經費,係由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2015-2016浩然資助計畫」所支持,特此說明並誌謝。
特約撰述: 
建議標籤: 
責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