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看見底層到團結反抗:評《做工的人》

2017/03/05
苦勞網特約記者

記憶裡灰頭土臉、滿身臭汗與泥灰的工人形象,在過去只存在於父母殷切告知、絕勿成為的「做工」想像裡,那是不努力又自我放棄的人才會跌進的都市底層;要不然就只是社運抗爭中匆匆一瞥的衰老與殘敗身體。與我同輩的「年輕知識份子」,絕少想像過生命得那麼「狼狽」,更難以想像「失足」的可能。直到讀了《做工的人》,營造業工人在我心目中才擺脫社會學或勞動經濟學上的「勞動主體」、「人的類屬」或「統計數字」,落實成活生生、卻也血淋淋的人生。

書中一篇篇文章,將底層人生顯影、定影、晾曬、呈現。雖然故事委身於紙上,歷經一番細心修整,在書中仍洋溢著活力,頑強地抵禦著殘酷現實的洪流。唯有見證了物質匱乏所造成的個人苦難,並抱持深刻的同情與理解,才能夠如實地寫下這樣的文字。林立青的作品,證明了增進對社會理解的優異著作,並非只有專業作家或學者才能完成,他敏銳觀察並描寫營造業勞動現場的人際互動,更觸及了工人們與其他勞動者的來往、工人們的「哲學」與世界觀,必然能夠在台灣工人文學譜系裡記下豪邁的一筆。

(圖片來源:寶瓶文化提供/攝影:賴小路)

看見底層

跟著林立青的視線,我們暫時摘下「成功學」的眼鏡,從自己的階級身份「離魂」,看見了過去被認為是「人生失敗組」的工地工人,被教育體系放棄、愛面子但又率直的「八嘎囧」世代,被持續逐出工地的「拾荒者」,屢被種族歧視的移工,勞動身體已經不堪「使用」的「看板人」,居住破落城鄉交界的「小吃店小姐」,乃至於專業不被尊重、被良家婦女與女權份子瞧不起的「茶室姐妹」。這些「做工的人」們懷揣生命旅途的茫然與苦澀,或以漂亮的機車傍身,或以檳榔跟手搖飲料度過眼花炎熱的夏日,或是在伴唱小吃部、萬華茶室裡醉一回,這些暫時的逸樂,掩飾不住幾近難堪的經濟與勞動條件。總結起來,這些人物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的高光之下,為主流價值觀所不容不見的「底層」。

然而「離魂」始終不是「附體」,每個人的起點都不一樣。當代社會是個「勞心勞動」與「勞力勞動」二分的世界,社會上包含我在內的多數人,不全都是營造業工人。對於生活在都市與學院已久的我來說,看著自己的物質基礎與立足點,實在找不到一種堪稱「安全」的閱讀視角,能夠放心讀完整本書。身為大學生,總是在窗明几淨、冬暖夏涼,坐久了還會嫌屁股疼的教室上課;休閒娛樂則是跑跑學校圖書館借書,或到文青咖啡廳裡讀書發懶敲鍵盤,顯然與想像中「危險」又「骯髒」的施工現場大不相同。雖然記者的工作也有勞動的難處,例如超時又彈性的過度勞動、偶爾出現的「即時」壓力,但始終不能與體力勞動平整地對齊;奔波於各種新聞線索間,記者也可能在勞動異化中日漸麻木,踏入「旁觀他人之痛苦」的誤區。

這也就是讓我不安的來源:仰仗隨時可以抽身的觀看距離,在享受公共建設營造工人的勞動成果之餘,愜意地展開白淨書頁,包含我在內的讀者就能開始對營造業工人的人生選擇品頭論足,帶著憐憫的眼神,有條理地解讀並詮釋「底層」的結構性困境,更甚則是先設定了「僵固不動」的底層,接著再投注無止盡的同情、或者轉入消沉,遁入虛無:「哇,這個好可憐」、「現實人生就是如此」、「快快逃離鬼島吧」。這種帶著距離與浪漫想像的閱讀姿態,不只與事實不符,更幾乎是強迫底層的他者,承擔整個社會同情與失落的眼光。

主流媒體再現工人時,以讀者們的偏好為基礎,更傾向於展現「距離帶來的美感」,對於工人的勞動條件與勞動現場要不是極端的同情,要不就是過分的浪漫化,但同樣都不重視實際情況。例如書中批判《商業周刊》扭曲事實,謊稱「泥水工週薪十萬,比教授還多三倍」,林立青和泥作師傅阿文以現場的實作經驗一語道破,這些媒體「只能在自己的世界裡,看著自己所要的內容」(〈隔閡〉);然而新書出版以前,《商業周刊》卻以〈一入行就註定活不過70歲,帶著盲眼爛肺離世的電焊工...你看不見的台灣底層勞動者〉為標題,轉載了書中正直駁斥「抓捕逃跑外勞」政策的〈工地外勞〉,為文章安上一個充滿底層「悲情」情懷,但與內文徹底無關的標題。如果《商業周刊》能夠如此輕易地收編對其自身的批判,不禁讓人擔憂:到底社會大眾是如何解讀《做工的人》呢?

或許有跟我一樣心焦的讀者,看著一則則駛向崩壞的事件與敘事,急切地提問:「我們該怎麼辦呢?」從書寫裡似乎能推敲出模糊的答案。對於觸目所及的底層,林立青不忍地寫道:「無論怎麼做,社會的正義還是針對性地選擇對象——要嘛最弱最窮,能得到知識份子關注;要嘛最冤最錯,能引起政治鬥爭;或者最兇最惡,來支持我們的現有司法,繼續掩蓋我們的社會殘酷」(〈進修部〉);「『團結抵抗慣老闆』,在社會最底層完全無法奏效,因為沒有人站在他們身邊。他們不可能團結,因為每個人都只能求著可以在今天領到自己的那一份錢」(〈看板人〉)。

〈罰單〉一文則呈現國家公權力對工人的擠壓,林立青的筆鋒繞過直接進行處分的基層員警,直指後方指指點點的官員,再揭穿社會對「工人可見的特徵」和「警察的職能」的偏見。此處的觀點已經初具「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不只指向個人,更從個人向上連結到集體、社會與文化結構,意識到問題並不只是發生在當下眼前的個人層次;文中,我們更看到社會上的小人物在極為特定、有限又突如其來的壓迫之下,暫時組合成義憤的群眾,凝聚出集體對抗官僚無理作為的力量,這些種種都突出了底層生活中的反叛微光。

然而,或許是對工人團結反抗的可能性感到悲觀,林立青時常在文章最後,把群眾原先飽滿的動能略帶生硬地收束到無力感之中,例如〈罰單〉文末這麼寫道:「一如現實,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天要下雨,官要開單。生而為奴,逆來順受而已」。這段結論雖帶著控訴,卻瀰漫著「見多不怪」的無奈,令人唯恐這種結論可能引導出前述的悲憫與無奈的閱讀角度,使得勞動者與其他不安分的邊緣主體,會因此從「翻攪結構的積極行動者」轉為「人道主義者輕巧地同情的對象」,更加無法翻身。

團結反抗

但底層的位置真的不能改變嗎?其實,細讀《做工的人》可以發現,抗爭的動力早已在文中浮現。〈共體時艱〉寫道,要根治「整體環境的惡劣」,唯有仰賴在集體行動中,一邊建立團結的物質與人力基礎,一邊練習與體驗與他人相處、合作、進攻的感覺。正如林立青意識到的,集體行動與第一線的勞力工人始終緊密關聯,隨著團結的人數、企業與職種日漸膨脹,不同位置與身份的勞動者在組織關係中交會,開始認識各自但也共通的貼身難處。對於最即時的人生困惑與難題、或是短期內勞動條件的改惡,透過集體施力,也能得到緩衝與調適。

儘管就目前的工運勢力圖景來看,對於勞動派遣工、營造移工、專業營造師傅,仍未有充分的組織工作者投入組織,對國家發起勞動條件的改良挑戰,但林立青的書寫正好提醒著有志之士:我們還有下一個戰場,值得大家有力出力,一起努力,摸索實踐與行動的可能性,彌補組織上的缺口與空白。

除此之外,我認為閱讀本書,必須要小心另一個視角,也就是把當代「營造業工人」的經驗,置換或感受成全體「台灣工人」唯一的經驗。除了處在第二級產業部門內的營造業工人之外,我們看到在去年以集體力量站出來抗爭的各類服務業勞工,不論是作為國家物流與人流血脈的空姐、鐵路站務員、貨運司機,或是仍然在學的青年打工族與學生勞動者,從經濟數字上來看,大學生起薪、平均實質薪資、受雇者薪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等指標,都在逐漸惡化,顯現出「青年貧窮化」的總體趨勢。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勞動彈性化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服務業勞工的處境也日漸「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除了那些先天就有較好經濟與社會地位的人之外,多半只得依賴低報酬的勞動勉強維生。

這些服務業工人的經驗也全都是當代台灣工人經驗的一環。雖然在書中少數服務業工人與營造業工人交會的時刻,往往都是師傅們因為沾滿汗水與污泥的身體而退讓、不願造成便利商店店員打掃上的困擾(〈便利商店〉),但在這互動之中,我們也看到了某種「基層服務業」與「基層勞工」義氣相挺、一同解決問題的可能。對我而言,青年勞動者參與的職場及其勞動條件,雖不能直接等同於營造業工人惡劣的勞動處境;但是,我們所面對的整體社會環境我們的命運也正在趨於一致,我們所對抗的資方與國家在性質與功能上完全相同,不論好資本家或壞資本家,都只不過是「經濟人格的承擔者」,都以剝削和資本積累為主要任務。我們每個人的勞動身份,將我們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聯繫不該被輕易懸置。

總而言之,本書拓展了我們對不同生產與勞動過程的眼界,認識到營造與建築勞動對於勞動身體的威脅、以及因此觸發的工人文化,更擴及了工人與社會上其他邊緣他者間的互動關係,完善了我們對於當代勞動者整體圖像的認知。正因林立青的工人書寫如此珍貴,且蘊含著潛力無窮的積極作用,我誠摯推薦在粗獷生猛的文字中,帶著細膩體察與換位思考的《做工的人》。期待社會大眾透過閱讀本書,不只能夠啟發勞權意識,更能將滿懷樸素的正直與同情情緒,轉化為積極參與工會、組織行動、自根柢發起變革的集體政治動能。

    新書書訊:《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
             攝影:賴小路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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