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高士神社爭議】
上篇:未癒的殖民之傷

2017/06/13
苦勞網記者
苦勞網記者

屏東高士部落重建神社的爭議,年(2017)初因為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的嚴厲批評而躍上媒體版面,蔡正元藉由神社重建一事批評民進黨政府親日,而高士部落則捍衛部落的主體性,強調神社重建與民進黨無關,甚至一度憤而揚言向蔡正元提告。然而,撥開藍綠鬥爭的迷霧,位於屏東縣牡丹鄉山坡上的這個部落,究竟曾經發生過什麼歷史,又何以會重建日本殖民時期的神社而引起爭論?

為了釐清整起事件,我們走訪了高士神社所在的「野牡丹神社公園」,帶著我們導覽的高士村長李德福指著遠方的海岸線說,「那就是八瑤灣,琉球人擱淺登陸的地方,當時琉球人有3個溺水,66個上岸。」

李德福說的是1871年的「八瑤灣事件」──琉球人因船難登陸八瑤灣後,有54人因誤入排灣族領域而被殺害。當年日本正推動明治維新,為了轉移國內士族不滿的情緒以及海外擴張的需要,便以「琉球人遇害」為口實出兵侵台,攻打排灣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奮起抵抗,雙方在四重溪、石門一帶交戰,史稱「牡丹社事件」。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既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諸國的開端,也成為復建後的高士神社備受爭議的主因。

從野牡丹神社公園望出去的景色,遠方的海岸線即是八瑤灣。(攝影:王顥中)

回到爭議核心:如何看待殖民歷史?

1月底,蔡正元在臉書發文抨擊民進黨政府重建高士神社,並提出高士神社「原址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殘殺原住民的場所」,質疑高士部落此舉將難以面對當年因抵抗日軍而戰死的牡丹社酋長阿祿古。

高士部落隨後接連發出兩篇聲明回應,澄清高士神社非由民進黨所建,而是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本民間募資建成,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是化解紛爭、建立友好的象徵」,並指出高士神社並非牡丹社事件的侵略屠殺地點,而是「日治時期的遷居地」,要求蔡正元道歉。當時許多媒體的報導將此回應解讀為「打臉蔡正元」,神社爭議也因而被轉移成藍綠對立問題,漸漸不了了之。

儘管蔡正元的確搞錯了部分事實,但高士神社的核心爭議並未因此消失。祖先曾參與牡丹社事件抗日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接受記者採訪時便表示,日本殖民者為防止原住民族反抗,會採取分化統治的方式,將各部落家族拆散、再重組成新部落,高士部落當時也從原部落被遷徙到新的地點,之後建立的高士神社所在地固然不是牡丹社事件原來的戰場,但部落確實經歷過戰爭,原住民曾受日本人侵略和宰制是歷史事實。

因此,關鍵問題在於,高士部落原住民重建神社之餘,如何看待牡丹社事件以及其後日本殖民台灣50年的歷史;以及我們應當如何評估部落族人通過重建日殖時期的神社來和日本人「和解」的期許。

在探討這些複雜問題前,我們需要先了解高士神社從建立到重建的歷史背景。高士神社最初是在1939年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建立,供奉天照大神;戰後神社廢棄多年,直到2015年,高士部落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佐藤健一的募資及協助下,將神社重建完成,並在去年(2016)建起鳥居。那麼,究竟為什麼高士部落的原住民會在日本殖民及二戰結束的70年後,重新復原高士神社呢?

木造的高士神社。(攝影:王顥中)

耆老:神社是部落守護神

最早提議重建神社、現年80多歲的部落耆老陳清福表示,牡丹社事件發生時,原住民和日本人打仗,20天後便敗給日本,之後最先同化的就是高士村。日本人在高士村建了公學校、警察駐在所和神社,使高士村成為當時整個牡丹鄉的教育和行政中心,陳清福對此充滿感念地說,「日本人很照顧我們」。

陳清福也表示,「族人一直覺得神社保佑我們」,他深信日本投降神社廢棄後,神仍留在當地並未離開,並將台灣光復後,許多當地族人當上立委、老師和公務員,歸諸為神的保佑。陳清福在過去接受不同媒體採訪時,也反覆提到二戰時日本徵召原住民上戰場,高士部落的族人出征前,曾互相約定死後靈魂回到神社相會,所以一直很希望能重建神社,讓他們的靈魂有安歸之所。

村長:建神社是為了發展觀光

相較於曾親身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陳清福,現年55歲的村長李德福對那個時代的理解,則大多是來自於上一代長輩口傳留下的印象。李德福表示,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曾代表高雄州參加運動會,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後來被徵召到南洋當兵,叔叔也到中國大陸參戰,戰後叔叔帶著武士刀回鄉,「小時候我還有拿來玩」。

李德福認為,老一輩族人對日本統治都沒有強烈反感,日本當時也很有制度地在帶領部落,「外界說要討厭日本人,你要我們怎麼討厭人家?」他表示,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殖民統治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一直提簡直是相互仇恨」,反而是國民政府來台後破壞了原住民的方言,讓他有更切身的負面感受。

對李德福來說,重建神社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觀光、創造就業機會,因為山地資源限制多,「剛好有這個遺址,就用來做觀光景點。」李德福表示,希望神社可以成為部落觀光的亮點,讓當地年輕人留在部落工作、擺攤賣御守,結合當地其他旅遊行程和導覽、民宿,接待更多日本和台灣觀光客。

神社總幹事:想把日本文化介紹給台灣人

30歲出頭的高士佛神社管理委員會總幹事李安琪,是村長李德福的女兒,發展觀光、留住年輕人也是她推動重建神社的因素之一,不過,她復建神社的主要動力,則是因為心儀日本文化,想把神社這樣的日本文化介紹給更多台灣人。李安琪在讀書階段念的是醫科,曾到日本交換學習,畢業後先是在北部醫院任職數年,而後返回家鄉服務,現在任職於恆春旅遊醫院。

對於日本殖民歷史,李安琪的看法也相當正面,她說,她的外婆和陳清福都成長於日治時代,「很羨慕他們那代都會說日語」。她也提到,村裡一位頭目的父親日治時是日本警察,並因此感到很榮譽,「外界覺得我們要有反思,但我不知道為何要對日本感到憤怒或仇恨。」

李安琪也說,蔡正元提到的抗日酋長阿祿古是牡丹社的頭目,而他們是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不一樣,而且牡丹社也沒有因牡丹社事件就仇恨日本,「他們也有辦一些和解活動。」

高士部落販賣的手工藝品,包含繡有「高士神社」字樣的御守。(攝影:王顥中)

原住民緬懷殖民的歷史緣由

然而,日據時代是否真的如高士村民所描述的那樣美好?反思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是否就意味著簡單的「仇日」?我們要如何理解高士部落三代原住民對於日本殖民抱持的正面態度和支持重建神社的立場?

台灣日裔學者、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研究員傅琪貽分析,包含原住民在內的台灣人對日本殖民者的感恩和懷念情緒,是世界上罕見、且不正常的現象,「因為被殖民者照理會產生反殖民的立場」,她認為這是由於兩個歷史因素所造成:其一是因為國民政府來台後軍隊素質不良,加上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使台灣人對國民政府普遍反感;其二是因為日本政府在台實行嚴密的警察統治,平地警察控制漢人區域,山地警察控制原住民區域,相較於平地漢人仍可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資訊,原住民的思想則完全被控制,所有重要資訊和消息都由警察提供,80多歲的耆老陳清福因為是在皇民化時期下長大,接收的都是日本政府的正面宣傳,才會相信神社會保祐當地安全。

傅琪貽表示,她相信陳清福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回憶及感受都是真實的,「但是他沒提到其他面向」。傅琪貽說,根據她的田野調查,也有些原住民對日本統治感到憤怒,一般民眾習慣從個人主觀經驗出發,去評斷日本殖民,「可以理解他們會這樣想」,但若要了解全貌,就必須從客觀的及較大的局面去思考。

來自排灣族阿魯威部落的莫那能則指出,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可以區分成接受「皇民化」的家族,和反抗日本統治、「未被皇民化」的家族;日本政府一方面透過武力清剿反抗的部落族人,一方面攏絡順從的族人「以蕃理蕃」。莫那能的祖母就是反對日本政府迫遷阿魯威部落的族人,並參加了突襲警局獵日軍人頭的行動;他的姑丈則被日本人提拔為警察,協助日本人管理部落,而和他的祖母發生衝突。

儘管日據時代的原住民因「皇民化」程度差異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莫那能強調,大部分原住民的處境都是備受壓迫的,例如部落遭到集體屠殺、族人被迫從事嚴苛的義務勞動等等,並不像有些原住民訴說和想像的那樣美好。然而莫那能表示,由於日據時代禁止排灣族原住民舉辦大型祭典「五年祭」,中斷了長老在祭典中敘述部落歷史的傳統,這也導致後代的原住民無法得知歷史的演變。

莫那能說,現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都面臨實際的發展問題,因此可以理解高士部落發展觀光的需求,但重建神社反映的是當地族人對日本殖民沒有正確的歷史認識,這種行為等於是歌頌日本殖民統治,必須嚴肅以對。

高士神社重建後豎立的白色鳥居。(攝影:王顥中)

高士神社作為「台版靖國神社」

傅琪貽進一步表示,高士神社最具爭議處在於神社的性質,日本神社大致可分為兩種系統,一種是日本各地設立的一般神社,祭祀各式各樣的神靈;另一種則是靖國神社,專門供奉為天皇戰死的人。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在本國和殖民地推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動員日本和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的人民膜拜神社、效忠天皇,接受戰爭動員。傅琪貽說,因為日本政府發現精神動員還不夠,皇民化程度不夠徹底,所以在台灣蓋了各式各樣的神社,1939年建立的高士神社就是配合日本國家政策成立,與皇民化直接關聯,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的神社。傅琪貽指出,從歷史脈絡來看,高士神社是皇民化的遺跡,而皇民化的目的是為了動員殖民地人民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也就是說,神社具有軍國主義的意涵。

那麼,重建後的高士神社是否會舉行祭祀活動?供奉的又是什麼神祇?這個問題直接關聯到新神社的性質,以及當地原住民對二戰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和立場。

李安琪坦言,高士神社復建後最敏感的爭議就是有沒有祭祀行為,「如果有祭祀戰死的英靈,那就很像『台版靖國神社』,鄉公所怕的就是這個」,所以當初要重建神社時,部落方曾詢問來台協助的佐藤健一可否免除祭祀,建成單純的建築。但佐藤健一表示希望完成當年原住民出征的遺願,堅持要有祭祀,最後拿到部落會議做決定獲得通過,所以還是有祭祀。

李安琪表示,重建後的神社除和戰前一樣供奉天照大神,佐藤健一也在2015年8月擔任神社宮司並主持了招魂祭,「這個儀式就是讓我們的祖先的靈魂回來到這邊」,因此神社的確有供奉日治時戰死的祖先,但她表示族人並不會主動去祭拜。李德福也說,若神社有祭祀活動,也是配合佐藤健一固定來部落時做的儀式,平常部落裡並不會有人去祭拜神社。李德福還表示,佐藤健一曾提議結合神社與排灣族的日常祭祀,將族人祖靈都集中移到神社供奉,但因違反多數族人的信仰最終沒有實行,強調族人仍然保有祖靈屋和基督教信仰。

對照高士村民在訪談中盡量避免多談高士神社的性質,佐藤健一2015年10月在日本「櫻花頻道」的節目上卻講得十分坦白:高士神社供奉的英靈,如同靖國神社中供奉的對象一樣都是為日本犧牲的軍魂,並說道「希望更多人能來高士神社祭拜為國家犧牲的英靈」。耐人尋味的是,前總統李登輝在高士神社重建落成時,也曾致贈部落「為國作見證」題字,但當記者提起這件事時,當時接受李登輝題字的李德福只低調地表示,「這是單純的歷史建築的復建,不希望泛政治化。」

儘管高士村民試圖淡化高士神社的政治意涵,但佐藤健一將高士神社比擬為靖國神社的發言,以及堅持祭祀為日本出征戰歿的排灣族英靈的舉動,都讓他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等團體的真實企圖,也就是藉重建高士神社來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昭然若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十向神社替記者祈福。(攝影:王顥中)

訪談結束前,耆老陳清福雙手合掌向神社拜了拜,用日語喃喃地對著神社裡說話,記者詢問他向神明說了些什麼,陳清福說,他是在為我們祈福。

4月30日,佐藤健一及高士村民在高士神社舉行了「慰靈祭」,高士神社的臉書粉絲專頁邀請民眾前去「見證在戰後臺灣首次正式的神社例祭」,並提到「以後祭祀一定會固定舉辦,歡迎大家共襄盛舉」。高士部落5月也宣布成立「高士神社社務所」,開放線上販售各種神社紀念品,如御神札底座、不同款式的御守等等,發展「神社觀光」似乎潛力可期。

只是,透過恢復殖民者建立的神社來發展觀光、祭祀天照大神和出征的祖先「英靈」,是否真的能撫慰因日本戰爭動員而死於異鄉的部落族人?抑或者,高士神社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台灣的精神地標?神社所牽涉的殖民與二戰歷史,對於高士部落族人而言或許略顯沉重,卻和台灣乃至亞洲的歷史與現實緊密關聯,終是難以迴避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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