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與資本主義全球化

2017/07/10

今年(2017)是香港回歸20年。6月底,台灣《聯合報》加入紀念香港回歸的行列,推出專輯。報導一開始便以「香港變了」為主題,認為香港變得「大陸化」:

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桌上擺的港點,也大多是從大陸運來的機器量產品。眼睛看到的變了,耳裡聽到的也變了,嘴裡嘗到的滋味更變了。

換言之,報導認為香港的都市面貌因為大陸資本與大陸旅客而劇變,並認為這是壞的轉變。報導依據的其中一個「大陸化」指標是語言:街上說普通話的人多了,說廣東話的少了。《聯合報》的觀察與憂慮並不新鮮;近年「本土主義」在香港抬頭,有關「普通話將取代廣東話」的恐懼甚囂塵上,不少評論言之鑿鑿,認為廣東話將會在普通話的霸權之下,成為瀕危語言。

語言關乎個人與集體身分認同,是既敏感又容易牽動情緒的議題,對成長中的年青人而言尤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時正唸中學的筆者也受到媒體影響,曾經以為1997年之後,香港人都只管學普通話,廣東話會被忽略,「香港人」身分岌岌可危,並依此想像寫了一個荒誕劇本、創造了一個「說廣東話帶普通話口音」的港人角色,在學校演出。事隔30多年,今天回想起當年的幼稚,不禁汗顏。不過,當年筆者的恐懼與幻想正好與回歸20年後的現實形成對比——事實證明,廣東話並沒有被普通話取代,在香港主流社會中仍然很強勢,仍然是日常生活裡最通用的語言。這就說明,當年筆者的恐懼純粹只是恐懼,沒有現實基礎。

可惜的是,回歸20年了,眾多媒體與意見領袖仍然停留在初中生的水平,不斷被反共與恐共的情緒帶導,以情緒化的態度來「分析」與回應回歸後的香港發展,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也掩蓋了轉變的正面意義。

以上述的《聯合報》報導為例,專題為香港「多了普通話、少了廣東話」而納悶,然而吊詭的是,在視頻裡,接受訪問的香港人說的都是標準漢語,或報導為之納悶的普通話,而不是專題認為正受普通話壓迫的廣東話。為什麼呢?很明顯,如果香港的受訪者說廣東話,台灣大部分讀者就會聽不懂,可能連《聯合報》的記者也聽不懂。這就帶出一個現實:台灣傳媒與民眾跟香港人溝通時,需要一種共通語言,而普通話(或「國語」)就是在一國範圍內,大家都認可的共通語言。台灣傳媒與香港人溝通時用普通話,正好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需要一種大家都懂的語言作為溝通媒介。

又以筆者工作的大學為例。與香港其他大學一樣,學校有來自中國各省份的同學。曾有一位來自四川的同學對我說,他是來了香港唸書,普通話才有進步,因為在四川唸中小學時,他在學校和日常生活裡說的主要是四川方言。來到香港,因為需要與本地以及其他省份的同學溝通,才多說了普通話,普通話才有進步。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第一,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話這個共通語言,中國人之間連溝通也有困難(如非不可能的話);第二,大陸即使推行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也沒有排斥或取代地方語言。

再回到《聯合報》的專輯。那段描述指香港「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然而它只說出了事情的一小部分。首先,即使普通話真的更普遍了,如上所述,這是國民之間增加互相交流、溝通而出現的需要,包括《聯合報》在內的台灣訪客也直接令香港街頭多了「普通話」。第二,普通話說多了,但其使用並無排斥廣東話,而是兩者並存。

如何看待「七‧一」回歸是近來香港每年都會發生的固定爭論話題。(資料照片:攝於2012年七一;攝影:Eunsoo Lee)

香港的變:語言與市貌

不過,《聯合報》專輯倒令我想起香港正面臨的另一個市貌轉變。就在今年的「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兩星期,筆者與親戚在港島區上環一家西餐廳晚膳。親戚退休前,在上環上班多年,但那裏近年變化很大,不少舊樓宇重建成門面光鮮的甲級寫字樓或服務式住宅。又正如《聯合報》所言,小店的確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並非什麼「陸資店」,而是高級西餐廳與酒吧。套用都市研究的術語來說,上環經歷的就是所謂的「士紳化」過程,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如報導所言,物業價格與租金急升。晚飯前,我想把餐廳的準確位置告訴其中一對親戚夫婦,但發覺有難度——這對夫婦,女的略懂英語,男的則完全不懂,但餐廳不僅沒有中文名字,就連所在大廈也只有英文名稱。最後,我只能把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告訴他們。到達後,他們也因為看不懂大廈的英文指示,花了半天才找到餐廳。

這家餐館吃的是比利時菜,餐牌也是沒有中文,而只有英文和法文。餐廳經理是白人,只跟顧客說帶有法語口音的英語;侍應生則是深皮膚的,也是只跟顧客說英語。我們點餐後,親戚不禁問,不懂英語的話,怎麼能夠來這裡用餐?其實,類似的情況今天在中、上環很普遍。在一些餐廳店舖,不懂英語的話,是連購物用膳也沒有可能。很明顯,這些食肆店舖以西方人和本地中產階級為對象。親戚提出的問題反映,上環的市景與語言轉變是排他的,排斥與歧視大部分本地居民。

誠然,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場所向來都是排斥性的,排斥低下階層,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之處。然而,中、上環近年的市貌轉變更在在令人想起英殖民地時代的種族隔離。英國統治者早年在香港實施華洋分隔政策,如港島山頂區只有歐洲裔人才能居住,華人只能擠居於上環與西環一帶,環境十分惡劣。離島的長洲早年也有類似規定,長洲山頂是洋人與西洋教會的專屬地帶,中國人只能聚居於山腳。今天,長洲環境優美的山頂區到處都是教會與教會物業的踪跡,就是這段種族隔離歷史的見證物。

為使他們的種族隔離措施合理化,英國人以衛生與文明論述包裝其種族主義。中國人被指集骯髒、落後、嘈吵於一身,於是需要與英國殖民者及其他歐洲裔人分隔開來。在種族主義的層層壓迫之下,歐亞混血兒儘管地位比華人高,但同樣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視。不過,出於管治需要,英國人扶植了一小群買辦精英,容許他們發財及擁有一些特權。在殖民地制度中,這些買辦都是二等公民,但又比絕大多數的本土居民高了一等,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著名買辦、歐亞混血兒何東就是顯著的例子。作為英資洋行買辦,何東游走於洋人老闆與華人社會之間,得以致富,亦成為他後來發展家族企業的基礎。他也是首個獲港英政府准許在山頂區居住的非歐裔人。

雖然買辦精英階層在殖民者眼中只是次等公民,但精英們憑中間代理人身分,在殖民地統治之中得到甜頭,加上殖民地教育,本地精英們內在認同了西方殖民觀,亦自視與西方精英看齊,並仿效西方殖民者,歧視本地與內地的貧窮同胞。香港精英這種心態,與大陸沿海大城市租界精英的心態一脈相承。列強侵華的巨大屈辱與壓迫一方面驅使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反抗,另一方面,養尊處優的沿海精英則與貧窮的同胞切割,把屈辱難以承受之重留給後者承擔,自我則認同為「跨越國籍界限」的「大都會」(cosmopolis)一員。近年一些文化研究者主張以超越國界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來理解上海、香港等沿海城市,認為這個範疇比國族更加貼切、更加「普世」。由上述觀之,世界主義並不那麼具備世界性或普世,而是含有階級性與階級歧視,排除了大部分人民。

與此相關的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用「國族」來掩蓋階級性,把資本利益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利益。羅永生在其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裡,以殖民地買辦、貿易商等華人士紳、精英與殖民者共謀為證,提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峙是「虛假」的,並由此引伸反殖民的「中國國族主義」是「受害者敘述」,其副作用是「沙文主義」。羅永生的說法正犯了漠視階級的毛病,以「國族」來混淆、掩蓋了同一國族之內的階級分野,把資本與勞動的利益捆在一起,混為一談。羅永生在書中引用許寶強的說法,指在香港割讓給英國為殖民地後,從東南亞和其他地區湧進香港的華僑勞力和資本是「極具投機性的迅猛浪潮」。這種說法完全漠視了勞動力給資本剝削的事實,而且,許羅二人以「投機性」來形容勞力,更是忽略了勞動人民的艱苦處境。(頁16-17)

如果殖民地果然存在羅永生所形容的「共謀勾結關係」,那麼必須指出的是,與殖民者勾結共謀的是買辦精英階層,兩者一起共同壓迫勞動人民。殖民者的衛生與文明論述亦被這些精英內化,通過累積文化資本(學外語、用舶來貨、消費西方文化與衛生產品)來「提高文明質素」,以示自己與「不文明」的本國貧窮同胞不一樣,高人一等。

「蝗蟲」等赤裸裸的歧視語言充斥在香港本土派的話語中。(資料照片;攝影:張智琦)殖民地歧視性的衛生與文明論述在「後殖民」香港得到延續與複製。殖民者貼在中國人身上的標籤——骯髒、落後、嘈吵,現在被一群「高等華人」應用到內地同胞身上。針對內地同胞的「蝗蟲論」,還有「大陸人隨地便溺」的說法,過去數年在香港甚囂塵上。與殖民地時期買辦一樣,「高等華人」不僅有能力消費各式各樣的文化衛生產品,而且會說外語,有品味,出入洋人場所。就如當年何東獲恩准在山頂興建中式大宅一樣,本地精英累積了足夠的財務資本與文化資本後,便彷彿能夠與西方白人看齊,能夠出入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場所。

文化資本是本地精英賴以獲得優越感的本錢,與財務資本同樣重要。而那些渴望躋身這個階層的本土公民,非但不會批判這些場所「廣東話少了,英語多了,令本地小店消失了」,而且還會拚命學會一口流利英語,或說話中英夾雜,出入高級場所,以示自己與「說普通話」的內地人不一樣。在這些精英或希望晉身精英階層的本土公民眼中,即使內地同胞有錢消費,他們也是沒有文明教養、只會穿金戴銀的「土豪」。因此,要與「沒有文明」的「內地人」區分開來的話,「香港人」便愈要累積、愈要曬出「說英語」、「文明」等文化本錢。正因如此,「本土派」或「港獨派」其實是誤稱。他們並不真正本土,也不真正獨立,而只是反對香港回歸中國,轉而把希望寄託於英美等西方國家,希望香港永遠是西方的附庸。「本土派」或「港獨派」經常揮動象徵港英殖民統治的「龍獅旗」,就是明證。

回歸後的新買辦階層

如上所述,香港精英與準精英通過攀附殖民者、內化殖民者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來晉身優越階層的做法,並沒有隨著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而結束。這與香港從來沒有經歷真正意義上的解殖有關,也與回歸前後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有關。作為「全球城市」的香港,在結構上催生了一個新階層,性質上與買辦階層極其相似。他們是跨國公司區域總部高級行政人員、律師、投資銀行家、傳媒行政編採人員、教育工作者、高級管理顧問,雖然並不真正擁有生產資料,但他們是一個超國家、抽象的跨國統治集團成員,擁有實質權力,指揮跨國資本的流動與分配,也在意識形態上配合資本的掠奪與游走。

某些研究全球化的學者以「跨國資產階級」來指涉這個新興買辦階層。所謂「跨國」,指的就是這個階層的精英跟西方及其他國家的精英基於利益、意識形態上的吻合,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本國低下階層的共同之處更多。

1997年香港結束殖民地統治,但回歸前後正值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全速發展期,香港成為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殖民地的買辦階層「順利過渡」為回歸後的跨國資產階層,指揮與促進跨國資本的累積與流動。而且,由於金融資本主義以美國為首,買辦階層也由昔日以親英人士為主,發展成現在以親美人士為主。殖民地時期,由於英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英國或「英聯邦」大學以外的海外大學學歷不獲港英政府正式承認。因此,家長往往不願意送子女到美國升讀大學,唯恐花了一大筆錢,回港後子女的學歷卻不被認可。這個情況隨著英國結束在港的殖民統治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轉變。受美國或美式教育的精英熟悉金融資本主義的語言與運作規則,組成了跨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些精英在英殖民制度下未必能夠脫頴而出,一些甚至是本地菁英教育制度中的失敗者。但在美國受教育後,適逢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抬頭,香港進入全球資本主義中心,他們的美國學歷與經驗,讓他們順利成為跨國統治集團的一員。這個經歷讓他們真心相信美國制度是自由的、開放的,也更為優越。

可以說,港英殖民時期,英國殖民者姿態高高在上,沒有多少個本地華人幻想自己可以躋身擁有特權的買辦階層。但隨著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年代的經濟發展,本地中產階層逐漸形成、膨脹,生活質素與經濟實力上升,到了九○年代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年代,伴隨著美國文化與制度的「自由開放」形象,更多本地人看到躋身跨國資產階層這個現代買辦階層的希望。此外,由於「民族主義」成為了污名,現代買辦獲得實利之餘,不再背負道德重擔,甚至更以推動「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之名,理直氣壯地反對中國,同時為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各地攫取利益鳴鑼開路。

2014年的雨傘運動正是全球資本主義躁動的表現。運動以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為訴求,促使在「兩制」下作為金融資本主義中心、但憲制上屬於一國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政治制度上全面配合國際金融資本的推進(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占中三子」本身就是跨國資產階層的代表:一個是法律系教授,一個是社會學教授,一個是基督教會牧師。

在當今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這些以「普世價值」之名宣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優越的跨國資產階層,與上世紀初以「衛生現代性」之名宣示西方制度優越的沿海精英互相呼應。兩者俱自視與本國同胞不一樣,自認為已躋身全球跨國精英之列,騎在勞動人民頭上。只是,在西方「政治正確」的薰陶之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跨國資產階層不會口出惡言。「支那」、「蝗蟲」等赤裸裸的歧視性言論便由雨傘運動直接催生的「本土派」代言。然而實際上,無論是跨國資產階級精英,還是渴望有一天晉身這個階層的「本土派」都擔當著代理人的角色,在各地掃除尚未全面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污垢」障礙,積極推動全球資本主義進程。

貧富懸殊是全球化的結構性問題

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539,創45年來新高,反映貧富收入差距十分嚴重。研究全球化的社會學者早已指出,「全球城市」是一個勞動密集的結構模式,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持其運作。這些金融中心城市的貧富懸殊擴大,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現象。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品味的跨國資產階級不會滿足於由機器大量生產出來的消費品,而是渴求「手工」、「有機」的精緻製品,凡此種種都需要工人之手;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食品店需要大量服務員貼身侍候,滿足高級顧客各類刁鑽的要求;港島核心商業區的高檔辦公室與商場需要大量清潔工把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閃閃生輝。在老牌英資財團太古集團擁有的金鐘太古廣場,不時會見到身穿中式「馬姐」衫褲制服的女清潔工,手挽著籐籃到處檢視地方的清潔度,「主僕」形象甚具殖民地色彩。遇到地上哪怕是一點污跡,這些清潔工便伏在白色雲石地板上用力擦。雨傘運動期間,占領者以他們打掃了金鐘的「五星級公厠」為榮。不過,占領文宣沒有提到的是,當時占領者更多使用離占領區不遠的太古廣場六星級商場的六星級廁所。也因此,廁所清潔工在雨傘運動期間工作量大增,往往到午夜時分仍然忙個不停。為雨傘運動善後的,還有替占領者清理牆上無數單張的清潔工

清潔工、服務員等低薪勞動階層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更多是大陸新移民,也有英語能力較高的南亞裔居民。由此可見,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一端是極高收入的金融、地產、法律界,另一端是低薪的勞動階層。

一些人批評,兩年前的雨傘運動只爭取「真普選」,並無把貧富懸殊提上議程。這個批評原則上沒有錯,但就等於批評資本家只顧賺錢一樣,幾乎是說了等於沒說。如上所述,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必然出現。既然雨傘運動的「真議程」是在跨國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推動金融資本主義的擴大與深化,又怎能期待運動提出消滅這個進程必會造成的貧富懸殊?

地理研究學者也指出,在全球城市出現的士紳化過程是以新形態出現的白人殖民主義。香港中、上環、金鐘等核心商業區的高級住宅與商店不再如上世紀初的殖民統治者那樣,以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排拒中國人,而改以英語與其他歐洲語言來區分非我族類。能夠在這些新殖民地帶出入的華人不僅要具備消費力,還要說英語,並認同西方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香港的高檔住宅與商業大廈。貧富懸殊是金融中心的必然現象。(資料照片;攝影:張智琦)

正視回歸的意義

傳媒與學術界不少人把回歸20年來香港發生的所有問題都歸咎到回歸與中央頭上,彷彿一切的錯都是回歸的錯。他們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上述的《聯合報》專題就指出,「香港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正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貧富差距加大、人口老化、年輕人低薪與社會階級流動減緩」。然而,在冷戰思維與反共意識形態主導下,這些「意見領袖」還是會放大與誇大「中國因素」的影響,把20年來的問題有意無意表述為「回歸後出現」,把時間上的吻合與因果關係混為一談,甚至不惜扭曲事實,把中國資本說成是即將「買下全世界」的新金融霸權。

要真正面對香港的問題,必須清楚辨析問題的根源。我在這篇文章嘗試指出的是,香港現正面臨的問題源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構矛盾,亦有歷史原因;把問題一股腦兒推到中國或中資頭上並不公平,也與事實不符。尤有甚者,最積極反中反共的跨國資產階級本身就是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手,也就是貧富懸殊等問題的根源。

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英國在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不再是二等或三等公民、在自己的地方受盡歧視。1997年7月1日是光榮的歷史時刻,值得全國上下慶祝與驕傲。當然,香港與內地經過長年分隔,由制度以至文化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差異,時會產生隔閡與矛盾。但小矛盾不應掩蓋回歸的正面意義,也不應擴大或誇大為主要結構矛盾。

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的是社會主義祖國,有著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國資本主義歷史,並艱難地走出了一條屬於中國人民的路。至今,中國在某程度上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可以不如此嗎?),但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中國仍然保持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參考盧荻〈中國面對「新帝國主義」〉)。在流行文化層面,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得以在國內大熱,反映了社會主義理想與實踐在普羅群眾之中,仍然找到極大共鳴。換言之,社會主義祖國為活在資本主義香港下的人民提供了一個大後盾,讓我們繼續思考與實踐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責任主編: 

回應

“港独”扬短避长,客观上是助共维稳
2016/08/21 百家争鸣 曾节明文集

首先声明:笔者坚定支持香港同胞要普选权的诉求;“占中”遭镇压之后,笔者也完全理解部分港人转向“港独”的愤激心理。但是,可以理解,并不意味着情绪化的行为明智合理。
愤激者为什么要求港独?无非是为了实现香港的民主,即认为唯有香港独立,才能够获得普选权。
殊不知,以“港独”方式求民主,非但港独不了,香港民主化的道路必会更加漫长。因为顽固阻碍香港民主化的,不是中国大陆民众,而是中共当局,现在中共对香港连多一点自治都不允许,它会允许你独立么?
有口水激进分子说:老子才不在乎中共的态度,只要香港人民觉醒,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问题是,政治较量是实力的较量,你们“港独派”如何迫使拥有全世界三甲武力的中共当局让步呢?你们如何摆平装甲化的解放军驻港部队呢?就算六百五十万香港人全部跟你们上街,你们就能够与中共扛下去吗?
不说别的,单凭香港的淡水和电力依赖大陆这两条,香港就没办法与中共硬扛——只要中共当局切断深圳的水渠,不用三天香港就会立马玩完!
口水激进分子说:香港人“港独”的抗争必造成国际力量介入,最终美、英等国际力量会迫使中共容许香港独立!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招致美英盟军严惩就是例子。
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国际政治永远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美、英凭什么会为了香港人的“港独”,去冒与核大国中国对抗和冲突的危险?更何况,现在美、英与中国大陆的利益,比与香港的利益大得多。
就历史看,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是国际政治常态:只有政治白痴才会相信,若希特勒没有向外开火,英、美会为了解救犹太人对德宣战。
的确,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遭致了美英的军事打击,但中国不是小国伊拉克,香港也不是独立国家科威特。以科威特比香港,完全是时空错乱。
对于口水“港独派”的口暴泄愤,某国安特务在一旁忽悠打气说:独得好!其实不用中共倒台,香港也可以获得独立;当年新加坡不是从马来西亚那里独立出来了么?
这完全是忽悠。且莫说马来西亚实力远不比中共国,当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并未遭到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阻挠,恰恰相反,是新加坡遭马来西亚领导人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自从英国手中独立后,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个州,称为星州;1965年,李光耀与马国高层在种族问题上重大分歧,导致新加坡被驱逐出联邦,李光耀苦求无果,被迫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 也就是说,新加坡之独立,根本不是抗争的结果,而是被人赶出来,这存在什么突破险阻荣获独立的问题?
综上所述,香港要想独立,绕不开中共这道坎;除非中共专制垮塌(中共垮台或失控),否则香港独立断无可能!那种鼓吹“港独”运动会引来国际力量介入,最终战胜中共的想法是愚蠢;而宣扬“港独”无须中共垮台就可以成功之说,则是别有用心的忽悠。
“港独”的前提既然是中共专制垮塌,那么如何摧垮中共专制呢?你不是说中共与香港力量悬殊,香港没有获胜的可能吗?
我是指以香港人以“港独”对付中共,没有获胜的可能,并非指香港的民主力量不能制胜中共。香港的民主力量制胜中共,实则大有可能,但是只能智取,决不能蛮干;而以“港独”对付中共,就是极端愚蠢的蛮干。
要明白此理,请要清楚香港民主力量和中共各自的强项和短板:
物力人力,中共远远强过香港,因此,硬对硬地对敌,香港毫无机会;
道义、士气和精神力,则是香港民主力量的长项,而是中共的软肋。
中共在共产意识形态破产的情况下,“挂羊头卖狗肉”,在大陆坚持次品法西斯一党专制统治,政权非法,以致如今大陆道德崩坏、人心离散、民怨沸腾。且今天习近平大搞“反腐”清党新独裁,公务员也品尝专制独裁之苦,以致党、政、军士气低落。现在习近平唯一能够用以鼓励士气的,仅剩民族主义。
专制独裁不得民心、甚至已经不得官心——这就是当今中共的致命软肋!
当此之际,香港民主力量如果牢牢瞄准习近平一伙专制独裁不得民心、甚至官心的软肋,支援和鼓动大陆民主化,就是以香港之长攻中共之所短,而且刺激中共的内部力量起来摧垮中共专制,这就是“借力打力”的共振塌桥推墙效应。
这样一来,中共对香港所据有的、压倒优势的人力物力就会无用,甚至反而转化成推翻瓦解中共的力量,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
这才是香港制胜中共当局的唯一之道——望泥足巨人的腿上泼水!如果舍此之道,硬要以香港的三寸丁侏儒之躯,去和中共这个泥足巨人摔跤,那除了被踩扁之外,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支援大陆民主化,就是望中共当局这个泥足巨人腿上泼水。而“港独”,就是硬以香港的三寸丁侏儒之躯,去和中共这个泥足巨人摔跤。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大中华统一观念根深蒂固,无法接受香港独立,因此“港独”,就是与大陆民众为敌。
这就是凌锋等人大骂恶骂的“大中华劣根性”,但即便这就是中国人“劣根性”又如何?政治是现实的事业,追求反共民主化的人、追求香港独立的人,要不要面对中国大陆人的此种“劣根性”?
因此,以抛开、歧视中国民众的“汉奸”方式去追求反共民主化,说轻了是政治自杀,说重了是在助共维稳、损害反对派的形象、破坏反对派的民众基础。
而以与大陆民众为敌的方式追求港独,反而送给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求生机会,煽动大陆民众的反港情绪,顺便更顺理成章地把香港民主派统统打成“港独势力”、“反华势力”,同时提升党、政、军、情对付香港民主派的士气——请问这不是客观上助共维稳,又是什么?
君不见,在“港独”抬头之前,多年以来,中共当局挖空心思地要把支援大陆民主化的“泛民”力量往“港独”身上靠。你如今退出“泛民”,公开举起“港独”的旗帜,他中共不窃喜,难道反会怕你?
总之,中共其实是巴不得更多的“泛民”转变成“港独”派,这些最能减轻香港民主化辐射大陆的压力。现在很明显,中共的特务、五毛,或口暴唾沫四溅、或阴阳怪气地在网上力挺“港独”,就是对香港民主派的捧杀策略——中共在把香港民主运动诱拐成“港独”运动。
既然“港独”的前提条件同样是中共专制玩完、既然以“港独”对付中共这样愚蠢,那为什么近年“港独”不断高涨呢?
这是因为习近平中共当局对“占中”的蛮横镇压,令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大陆产生了仇恨,并对大陆民众充满了误解:
“占中”期间,习近平当局采取让大批公安、武警便服入港,冒充大陆民众,以反示威的方式攻击辱骂“占中”港民。此种下三滥无底线的流氓手法,极大地刺激了香港人对大陆民众的仇恨和误解,以至于“占中”之后香港掀起了排斥大陆游客、大陆移民的高潮。这种悲剧现象,增加了香港民主化的难度。
习近平当局镇压“占中”,手段之蛮横、之下作,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占中”之后,“台独”也是空前高涨,国民党“九合一”选举惨败,而高涨的“台独”诉求者也是以年轻人为主。这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气血之勇压倒谋略。
在香港,镇压“占中”导致香港学联于“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退出泛民,拒绝再参加每年都令中共如坐针毡的“维园”纪念“六四”屠杀烛光大会——从此只求港独,不再管中国民主化的“闲事”。
学联的年轻人竟以为,可以无须中共专制瓦解这个地基,直接打造“港独”的空中楼阁。此种令人痛心的退出,当然令中共做梦都笑醒几回。中共巴不得更多的团体都起来退出“维园”,不再声援大陆的民主化。
胡平先生把此种退出归咎于香港“建制派”的阴谋,我觉得有点上纲了,这主要是年轻人的愤激情绪。胡平君又认为“港独”并不影响纪念“六四”,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如果你不认同中国了,对“六四”还有那么情深吗?至于蔡英文纪念“六四”,我看不是因为她对“六四”有多么深情,而是因为“六四”是她手里的一张牌而已。
曾节明 于2016.8.21丙申丙申乙亥下午于雨阴纽约州

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鬥爭
2017-07-10 中國勞工論壇 編輯部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的二十周年,在這一天習近平嚴厲地警告香港人民,不要「越過紅線」與北京當局對抗。中國對「特區」的控制,一個月比一個月更具侵略性、壓迫性,而且更明目張膽。中國大陸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也達到二十多年來的高峰。
這本小冊子囊括了一些我們過去幾年的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在中國和香港對抗獨裁、對抗政府壓迫、追求民主權利的抗爭。在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及其扮演的角色,對於建立一個足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在香港,近幾年已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民主的抗議。而在中國,每天都發生著各種「群體事件」──罷工、農村抗爭、反對污染的抗議。但是中國政府也變得更壓迫和獨裁。如何解釋這一明顯的矛盾,並且在政治上做出成功的反擊?
透過以更加專制的手段來回應日益增強的動盪局勢,中國的獨裁政府正為下一次爆發更強烈的抗爭做好鋪陳──香港的「雨傘革命」是一個明顯的警示。北京當局強硬地拒絕在民主權利方面做出讓步,造成「本土派」冒起以及香港青年滋生支持獨立的情緒。在新疆和西藏,北京當局加劇的壓迫行動也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在去年的香港,我們看到政府以警力對本土派發動全面攻擊,這是當局打擊反對派的計畫的一部分。政府的行動,雖然使右翼的本土派領袖和活動份子迷失方向並喪失鬥志,但最終只會助長民族主義。獨裁政權錯誤地認為,只要消滅「罪魁禍首」(也就是被群眾的憤怒浪潮推上潮頭而非主動領導群眾的人),就可以「遏止」社會趨勢。雖然這不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焦點,但是對於將來的中國革命來說,民族問題正在變得愈發尖銳。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將能呈現我們的分析、口號和政治取向的發展。在它涵蓋的時期裡,我們組織介入了多場群眾鬥爭,包括香港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2012年「反洗腦」鬥爭(共有多達兩百萬人參與)和台灣太陽花運動(五十萬人)。
工人國際委員會作為一股活躍的力量介入這些運動,同時也確保我們以鮮明的社會主義者形象站在人前,讓群眾看到我們是準備將爭取民主權力的鬥爭推展到底的鬥士。我們傳達出工人、青年和激進的中產階級對專制政體的憎惡。但是我們也提醒群眾,要警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退縮和陰謀詭計。
馬克思主義者也為局部改良奮鬥,但是我們不將自己侷限於此,也不模糊我們與自由派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分歧。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客(以及他們在中國的同類)發表各種民主言論,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拼命想要和專制當局達成協議而不是去對抗它。這不僅反映出他們固有的怯弱,也說明已經投靠專制政權的資本主義向他們施加的壓力。
我們親眼目睹過其他「左翼」的糟糕立場──他們有一些完全不理會這些群眾運動,其他的雖然參與其中但是只會跟在自由派後面。受到毛澤東主義和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泛左翼」,一般來說,對民主鬥爭都抱持敵意。這群人大部分已經接受了獨裁當局關於「西方企圖分裂中國」的宣傳。這類似於俄國革命前的反動保皇派的立場,將民主思想斥為為削弱俄國的陰謀。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未來的民主鬥爭浪潮將震撼整個中國,這也將在新毛主義左派之中造成分裂。其中一部分將會放棄他們現在的立場並加入鬥爭,其他的人則會站在沙文主義專制反動勢力那一邊。
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一個轉捩點,它儘管失敗了(我們傾向成它為「僵局」),但仍然深刻改變了群眾意識並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獨裁當局的敵意。香港新的政治局面與越來越嚴峻的打壓,非常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提出正確的觀點、口號和方向。
當其他人做出悲觀的結論時,我們比較了各方力量,點出中國當局要想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控制將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香港的不穩定,它的政府無力、政治體制聲名狼藉、群眾不滿空前高漲。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獨裁政府本身地位不穩──它背負著世界上最大的債務炸彈令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愈發嚴峻的全球緊張局勢也削弱了它通過出口應對危機的能力。
我們在介入群眾運動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就是去消除兩個重要的而且非常普遍的錯誤想法: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內在相連的;最有可能成功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冷戰時期的遺緒。過去幾十年裡,西方帝國主義一直鼓吹說,資本主義與「華盛頓共識」(去管制和私有化)可以將獨裁和半獨裁政體加以民主化,打破裙帶權力關係,並使過去的獨裁菁英臣服於「國際標準」。緬甸和烏克蘭等國家都落入了這場騙局。而在其他許多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帝國主義者根本不想為實現民主權利做出任何努力。
我們的任務是將國際經驗帶到深受民主主義影響的社會。在香港任何有關民主的討論中最常聽到的詞是…香港!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泛民主派有意的去政治化,民主鬥爭的參加者很少意識到這場鬥爭實際上是全球進程和運動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從巴西到印尼等國家可以找到許多至關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因此,香港的資產階級泛民主派領袖頑固地抓著已經破產的策略,也就是期望說服噬血的獨裁當局理解選舉的意義,但這個策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成功過。
我們如果放眼全球,就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到這個問題。民主權利在世界各地受到攻擊,包括在主要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歐洲和美國,我們看到,鎮壓性的國家安全和反恐法律相繼出台,並伴隨著警察的軍事化、以及抗議被定性為刑事犯罪。這是全球趨勢。與此同時,這些反民主的措施遇到工人組織和左派的抵抗。這種情況在美國表現最為清晰,「川普主義」的專制傾向在總統就任後數月內就被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遏制住了。
馬克思主義者解釋說,在整個歷史上,民主權利無不是通過群眾革命鬥爭獲得的。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從南非到南韓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給我們的經驗。
與此相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鼓吹說,「民主的」帝國主義(美國和歐盟)以及所謂的國際社會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動力。目前美國和歐洲支持的一長串獨裁者證明這並不是事實。中國也許就是過去三十年來得到全球資本主義鼎力支持的獨裁政權最明顯的例證。
18和19世紀資本主義革命興起期間,激進的資產階級動員平民群眾支持自己反對專制和封建主義,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在這樣的革命鬥爭中,資產階級為了自己奪權,而打出擴大民主權利和議會制政府的旗幟。但等到資產階級鞏固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實際的民主化成果其實是很有限的。被譽為「議會制之母」的英國,直到美國內戰後的1866年,仍只有八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可以在選舉中投票。而南北戰爭是美國資產階級對南方奴隸主「追加」的革命戰爭:儘管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以最殘酷的剝削為基礎的奴隸主權力仍在擴張。
從歷史上我們看到,任何民主和民主權利都是革命鬥爭的結果。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發展,少數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了世界經濟,再加上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資本主義在革命民主運動中的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欠發達世界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利益和外國資本的聯系太過緊密,因此無法挑戰現有秩序。如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所解釋的,這一任務將落在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肩上,這也是理解今天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問題」的關鍵。
理解民主鬥爭、民主綱領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政治武器。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民主制也正再次面臨愈發深重的危機,一部分統治階級越來越熱衷於不民主和「專家治國」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危機和為了挽救資本主義而掀起的無休止的緊縮浪潮,加劇了這種壓力。正如歐洲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談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緊縮計劃時所說:「我們都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只是不知道等完成之後還能不能留在現在的位子上。」
如果沒有正確認識民主訴求及其對社會主義鬥爭的重要性,迄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就不會成功。
為了駁斥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革命時期採用的災難性的宗派主義政策,托洛茨基解釋說:
「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1928年]在宣布民主專政口號的同時,卻又不許提出民主口號(立憲會議,普選權,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這樣就使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寡頭專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裝。許多年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圍繞著民主口號動員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口號在1917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經存在並且同立憲會議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政治衝突,同時全體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後,我們黨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和口號,而贊成實行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俄文初版序言,1929年]。
在香港,工人階級組織在處在歷史低谷。在中國,甚至都不存在這樣的組織。這給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了特別的問題,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處。自由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黨以及非政府組織,控制了爭取政治改革、反對貪腐的民主運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像1920年代的史達林主義者那樣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站在運動以外、忽視群眾現在的意識水平,而是一定會帶著自己的綱領介入運動,提出倡議,從而提高群眾的政治意識,讓群眾看到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社會的民主願望。這樣,我們可以為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今後的鬥爭創造更堅實的基礎。
本書通過現實事例,說明了我們如何在本地區民主鬥爭的不同階段運用這種方法。我們歡迎讀者提出意見和反饋。

認錯爹娘拜錯墳—川普不是台獨的好朋友
2017-02-28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作者:矛盾

在川普勝選後,台灣獨派團體亢奮起來,視他為台灣自主權的朋友。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期盼川普政府可以賣給台灣更好更便宜的軍火,和美國共同來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但真相是川普更崇拜極權體制,他的當選也鼓舞了國內乃至全球的極右勢力升溫,他們都是民主權利的威脅。而川普為了其極右政策得以通過,將會更為集中行政權力,挑戰分薄他權力的國會和法院機關。
如今躍升國內第三大黨的時代力量,其立委徐永明更表示不用妖魔化川普,川普將可能給台灣帶來「機會」。徐並表示:「未來時代力量會與葉望輝等友台派、知台派的學者專家接觸,建立更緊密且暢通的交流管道,成為台美關係穩定發展中的基石。」徐所指的友台派美國學者,無非都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反中智囊。而所謂的獨派大老吳澧培亦在會見川普特使葉望輝的時候表示「不反對台灣成為美國的棋子,希望藉此壓迫中國」,充分表露出了右翼民族主義立場。美國過去干預其他國家後都帶來災難而不是民主,包括利比亞、烏克蘭和敘利亞。這些帝國主義的鷹犬皆是想把台灣當作圍堵中國的灘頭堡,不是為了捍衛台灣自主權。
而極右民族主義的基進黨更是向川普發表賀詞,其中說到:「基進黨相信:閣下必能秉持美國總統一貫的傳統與特質,以包容、開放的心胸,將美國人民再次團結起來,並讓美國再次偉大。」恐怕基進黨的期望與美國人民的期望相去甚大。川普上台三天就已有四百五十萬民眾上街抗爭,而川普現正推行的種族歧視政策正好說明了他並沒有包容開放的心胸。而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論調,實質上是要加強美國帝國主義對外的掠奪利益。如果基進黨是在美國公開發表此賀詞,恐怕早已遭到大批群眾包圍抗議。
只要有利於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霸主地位,獨裁專制是可以被美國接受的,對他國自主權的壓迫亦如是;目前對一中政策也只是挑釁,而不是真正支持台獨。對川普及美國帝國主義而言,支持台獨不是現在的選項,因為這意味著中美及兩岸爆發戰爭,而進一步影響已相當疲弱的經濟;但台灣將被美帝國主義視之為軍事圍堵的代理人,那將會是對於台灣和平及勞動群眾的大災難。真心支持台灣自主權的政治力量,不應當對川普有任何幻想。
台灣獨立鬥爭只有依靠國際工人階級及受壓迫者的團結才能取得成功,而不是美日台資產階級政客的權謀手段。社會主義者正在努力在兩岸乃至全球建立一個工人階級聯合的替代方案,反對這個剝奪小國自主權的制度。

豬頭才拿香跟拜劉曉波
2017-07-18 王大師論壇(刊於東森雲論)

突然發覺,台灣除了愛造本土神壇外,也喜歡拿香跟拜外來的和尚。主張兩岸統一的劉曉波就是一例,尤其諷刺的是,這位來自對岸的大統派,卻被寶島的大獨派默默瞻仰著。
到底誰是劉曉波?世人是否該對他崇拜?我認為敬重是可以,但要表揚他或是拿香跟拜那就免了。畢竟除了很不怕死之外,對近代的中國歷史來說,劉曉波的功不見得大於過,他甚至不配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但這個基金會,連季辛吉這位閻羅王分身都頒了;還給了剛就任啥都沒幹的歐巴馬,不到8年就遭《紐約時報》喻為美國二戰以來最窮兵黷武的總統。所以諾貝爾頒給劉曉波,幫助西方國家用輿論圍堵崛起的中國,也只是剛好而已。
如今過了7年,讓我們好好的檢視一下到底誰是劉曉波。既然是西方人把劉扛上神殿的,吾人也一起引用西方人的《衛報》,來看看這位和平悍將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篇刊於2010年的報導指出,異於和平獎的核心價值,劉曉波這位在獲獎前根本沒人理睬的異議分子,其實十分好戰。他公開支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會反對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尤其是後者,如今世人皆知,美國當初派兵根本毫無依據,隨便掰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將一個現代國家打入舊石器時代。
除了這兩個中東戰端外,劉曉波對西方人屠殺咱們亞洲人也十分捧場。報導指出,劉一直遲到2001年,仍對越戰與韓戰拍手叫好,然美國對這兩國戰事的殘忍程度有目共睹。
老美在中南半島扔下的炸彈數量,比二戰盟軍的總和還高;在韓戰,為了殺掉最多的平民,索性炸毀一系列的水壩淹死百姓,構成屠殺平民與摧毀民間設備的戰爭罪(War Crime)事實。這些事蹟,竟讓「愛和平」的劉曉波叫好!?這位老兄在一篇文章中「天真的」認為,之所以支持美國的惡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任何戰爭都是以「人權」為出發點。
不確定這位老兄是抽了哪牌子的大麻,居然讓他認為美軍屠殺上百萬人、抓了上千個異議分子入關達納摩灣刑求、於全球逮補洩密人士史諾登與亞桑吉、讓維基解密的曼寧從正常人出獄後變性錯亂,以及到處透過網路科技監聽老百姓的舉措,是「替天行道」?
不要忘記,越南與其鄰國如今還因美軍在戰爭期間所投放的橘劑跟地雷,每年慘死一堆無辜者,且老美直到現在仍不承認犯下的「危害人類罪」。劉曉波不幫忙受害者發聲也就算了,還公開支持這些惡行,甚至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近乎種族清洗的作為。
或許讀者會好奇,為何一個中國人,會如此挺老美「莒光園地」般的政戰價值?道理其實很簡單:美國在全球各地設置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這類的特務組織。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維基百科一查,馬上就可發現劉曉波的資金來源,其中很多是來自這喜好顛覆美國敵人的情治機構。
中國大陸很多「高價值」的民運分子,如王丹、達賴、藏獨人士以及部分台獨組織,背後都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這個特務組織,也是六四天安門、烏克蘭暴動、顏色革命、太陽花與香港占中的背後靈。
或許隨著金流追查,就會發現,劉曉波可能根本不是什麼「民運人士」,更不是什麼「和平分子」,而是大剌剌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夥伴,專門派來亞洲國家遂行美國霸權主義的棋子。
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上述事蹟在「封閉集權」的中國大陸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卻在「自由民主」的台灣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話」。或許身為台灣人,我們可以徹底反省:到底這個國家與北韓有何根本性的差異?連講個「蔣介石」都會「404 Page Not Found」的國度,會有思想自由嗎?
左派思想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常嘲笑西方國家的造神能力,他說:統治階級為了方便管理人民的「豬腦袋」,必須調配出「必要的幻覺」(Necessary Illusion),教導人民誰是神、誰又是罪人。
因此,有著豬腦袋的台灣人,被諾貝爾這神話製造器給調配出劉曉波這位西方如來,卻不知這是人家中、美、歐等大聯盟打輿論戰的一環。不可諱言,劉曉波是個不怕死的硬漢子,也很會寫文章,但要說他是愛和平的民主烈士,這套「莒光園地」劇本可能還需要多點想像力。
尤有甚者,與鄧小平這類於一代之間就把中國上億人口從赤貧中帶出的人相比,劉曉波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可說是謂微不足道。一旦因老美的顛覆劇本奏效,導致大陸再度陷入文革或是伊拉克般的「民主煉獄」時,這位老兄可更適合浸豬籠,因為:他的勝利,意味著大陸會被無秩序的民主投機客顛覆,後果將波及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穩定。劉的成功,甚至意味著台灣會被不情願的逼入祖國統一。所以,台灣人,你們真知道自己在挺什麼嗎?

在緬甸,我想起苦勞網
2015/07/08 苦勞網 張翠容(香港獨立撰稿人)

走訪緬甸期間,竟然記掛起苦勞網來。苦勞網是台灣一個獨立媒體,而且身負「社運」角色,即透過獨立報導評論,令大眾貼近真相,從而推動轉變,令社會能夠往前走。它不僅立足台灣,還面向國際,好讓我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再回看和思考自己的問題。
苦勞網可貴之處,在於它的獨立性,沒有依附任何財團,自力更生,靠的是大家的小額捐款支持。在現今的社會,講獨立,談何容易,但又如此重要,因為這才能擺脫各方勢力的操控,為真理、按良心,自由地說話,發揮暮鼓晨鐘的作用。
苦勞網不是外來物,而是在自己家園的土地上一直默默灌溉開墾。每個地方都需要土產,因土產對我們身體最好。而苦勞網就是台灣的「土產」。這種「土產」,只嫌少,不嫌多,我們有義務去支持和保護之。

耐人尋味的跨國NGO

為甚麼有這樣的感懷?這由於在緬甸,我看到眾多外國NGO的身影,一如其他發展中國家,我也見怪不怪。這些NGO都自稱前來協助建構公民社會。
無疑,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石。但過去廿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它變得愈來愈NGO(非政府組織)化,而那些NGO又愈見跨國化。各國人民互相溝通、交流和支援,本來是件好事。世界公民、地球村等等,都標榜著人類可不分彼此而團結起來。可是,細看NGO的發展,當中卻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所謂非政府組織,乃指獨立於政府之外,在地方、國家或國際級別上成立的非謀利自願公民組織。這類組織在公民社會成熟的富裕歐美地區最流行,大大小小、形形種種,基金會更大行其道,他們往往是NGO背後的財政來源。其中來自大家族的基金會,勢力足以令政府低頭。
有基金會作金主的NGO,不少非常多元化和國際化。有趣的是,他們如「大白鯊」,哪裡有「血」便去哪裡。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多是他們的目標,特別是處於民主轉型的地方,當大門一打開,這些國際NGO便蜂擁而至。
三月在突尼斯,這些國際NGO已看得我眼花撩亂。今次在緬甸,國際NGO如雨後春筍,視緬甸為一塊處女地大力開墾,與外資不無兩樣;大家都趕快插枝旗、霸地盤,令我有點頭眩。

輸出主流政治意識型態的大白鯊

舉個例子。有朋友推薦我去找某德國NGO的主任聊天,此君已在三年前來了仰光開辦事處,其工作是扶助緬甸政黨如何鞏固他們的民主運作。由於性質敏感,他首先會資助當地人創辦相關的NGO,由他們出面與各政黨交往,而該德國NGO則在背後主持大局。
一問之下,原來德國NGO名義上是NGO,但由國家和德國政黨出資,向第三世界輸出歐洲主流政治意識型態,企圖塑造他們的發展模式。如是者,這等NGO其實也是權力機構的代理人,再由這代理人找代理人,代理人又找代理人,弄得大家都糊塗了。
德國如此,其他大國一樣趕著向緬甸人「洗腦」,你拉我拉,受眾不變得精神分裂才怪呢!
當一個國家處於轉型階段,尤如站在十字路口;此刻,來自四方八面的力量都會向你招手:來啦,來我這一邊,我可以幫到你。例如緬甸,公民社會開始萌芽,如何抗衝仍處於強勢的軍方,實在重要。
一些背後有財閥、國家級基金會支持的跨國NGO,披著NGO外衣,背後搞的是地緣政治,幾條腿走路。一方面說是推動緬甸的公民社會,另方面又頻頻與軍方私下建立關係,名義上是協助轉型,但看起來更像是為自己國家搭橋,這算不算是祕密外交呢?
一位緬甸年輕人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經歷。他兩年前參加一個本地NGO,它不時開設訓練營,就是教人怎樣去示威,可是所去抗議的不是甚麼社會不公不義的事情。例如最近政府大力推行教育私有化,便沒有人去抗議;反之,是該NGO專針對某國在緬甸的投資項目。
本來監察外資的投資活動是否造成對國家的傷害,是理所當然的;奇就奇在監察對象明顯有選擇性,而且只針對某一個國家,那位年輕人也覺不對勁。他還說,NGO的興起,為當地年輕人提供不少工作機會,有些為了「打好這份工」,亦不會多想;總之,你叫我做的,我會做到最好。

轉型階段的緬甸新聞產業

此外,緬甸在轉型階段中的新聞領域,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因為新聞產業與輿論息息相關,一切得從新聞教育做起。過去,在軍政府嚴控下的緬甸各大學,竟然沒有提供新聞教育,只有一間有提供但課程得由政府設計,真是豈有此理!
好了,現在開放啦,歐盟立刻前往開設新聞學院。大鱷索羅斯主持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自不甘人後,亦在同時間在緬甸創辦他們的新聞學院。雙方都自稱要推動獨立傳媒,訓練專業記者,令緬甸年輕記者趨之若鶩。近年緬甸出現多場由國際機構主辦的傳媒高峰會,也是個有趣現象。
無可否認,緬甸過去的新聞業無專業可言,一切由軍政府控制,任何內容必須經過官方審查,這是典型的專制國家的做法。
我去探訪一間緬甸民營報館,地方簡陋,看得出艱苦經營,但各工作人員鬥志激昂。我有機會與其老板聊個天,他讓我了解到緬甸同行的一頁奮鬥史。他原來也是記者出身,後辭職辦報,那是八、九十年之事。軍政府容許民營媒體,只不過需過官方審查系統。當時他以經濟新聞為主,這領域較少風險,後慢慢加入政治新聞。

獨立發展在地新聞的反思

一零年開放後,不久審查系統亦取消,但這是否便可享新聞自由?答案是:不!因政府仍牢牢掌握不少資訊,不願開放給傳媒,傳媒很難求證。遇有甚麼爭議,吃虧的多是傳媒,並會有可能面對牢獄之災。去年有份小報便被政府起訴,連老板和記者共九人敗訴,正在獄中捱苦。
我指他們應大力推資訊自由法,這是新聞自由第一步。其後我又與另一年輕記者A午聚,他告訴我,當有西方機構來到緬甸建新聞學院,又主辦新聞研討會,本來他感高興,積極參與。他曾參加一訓練課程,教他們如何在衝突地方採訪。怎知一完成課程,緬甸某地區便立刻有衝突,導師示意他按所學到的前往報導。
該記者心生奇怪,怎麼如此湊巧?再者,真的要按他們那套嗎?那一套有助尋找真相,還是激發更多衝突?他這一問,正是他獨立思考的開始,我為他鼓掌。
此外,A又指出,過去兩年間,有不少新聞討論會,所要探討的大多是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主題雖然講緬甸,但主辦單位幾乎全來自歐美的組織。
A告訴我,一次他受邀參加,一入會場才發覺他原來屬少數緬甸記者之一,大部份與會者乃來自歐美的新聞從業員、傳媒學學者和國際NGO工作者。A當時很奇怪,為何討論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要由一大群西方人士來主導?難道他們比本地從業員更了解問題的所在,以及發展的路向?
要知道,A不是政府傳媒的記者,他在民營媒體一直逆流而上。能有此拷問,代表他具有獨立批判精神 ,他不是主流。大部份同行面對挾龐大經費而來的國際組織,早就認定對方是救世主。

沒有白吃的午餐 外國勢力非慈善家

這個現象不獨出現在緬甸,其他發展中國家亦言。如有留意西方基金會的工作,美國自然比歐洲強勢,不少主攻傳媒與教育,對扶貧則沒甚興趣,為甚麼?不言而喻吧。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新聞教育,從突尼斯、烏克蘭、緬甸,甚至在香港、中國內地,他們都甚為活躍。除非你真的認為這些財閥是大慈善家,不然是沒有白吃的午餐。
有趣的是,日前竟讀到(輔仁媒體)一位香港本土派年輕人這樣寫道:「只有我們配合外國勢力,對中共施加壓力,香港才有希望…….。所以,我們香港要有『被利用的價值』,因此我們更應緊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容中國抹掉。否則,當香港淪為跟中國一樣,在外國眼中,根本沒有利用價值可言。」
我理解他的「天真漫瀾」;只怪我城香港一直自稱國際城市,其實卻不知世界是怎樣運作的。環顧世界的代理人戰爭,有多少是由無知開始?
因此,我在緬甸則想起苦勞網,緬甸必須有自己的「土產」。我期待見到緬甸「苦勞網」的出現,不需依靠背後有財閥金主的外國NGO來指點江山;這樣才能有一己的聲音,掌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