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全集》正式出版

2017/11/05
苦勞網特約記者

台灣左翼文學作家陳映真於去年(2016)11月在北京逝世,兩岸各界均盛大悼念。近日,人間出版社完成《陳映真全集》的編纂,並於昨日(11/4)舉行新書發表會,兩岸與海內外華人作家友人、左翼運動者、學者、政界人物共同出席,讚許《全集》的出版將持續造福廣大的陳映真讀者與研究者。

該次出版的《全集》共有23卷,收錄陳映真作品包含小說在內共820篇,不僅多過洪範出版的《陳映真小說集》,更遠多於1988年人間出版的《陳映真作品集》。人間出版社表示,在1988年後散見於各處的陳映真著作之前未曾收集成冊,《全集》也聚集了這些散篇,將是未來裨益於陳映真研究的最佳依據。

歷時一年編輯,《陳映真全集》於11月4日正式發表。(攝影:張宗坤)

陳麗娜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建立「陳映真紀念館」。(攝影:曾福全)

陳映真遺孀陳麗娜表示,「心裡有許多的感觸、激動,更多則是感謝」,她特別感謝人間出版社同仁與交通大學的陳光興教授,讓《全集》得以在短短一年內出版。此外,她表示自己「也作為一個被感動的人、受啟發的人而感謝陳映真」,並引述陳映真的話,希望陳映真的文學能夠「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 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現居美國的保釣運動參與者、台灣作家劉大任,也特地返台為好友的《全集》出版致意。劉大任說,他雖和陳映真很早就有政治意見上的差別,甚至外界數度傳出兩人不合、拿早期出版的材料佐證兩人的友誼破裂,但他特別強調「我們之間的友情從未動搖過」。

「我們最早是在前衛派『文青』都會去的『田園音樂茶室』見面」,劉大任說,「但真正熟稔是從1965年創辦《劇場》雜誌後才開始的。」劉大任1962年碩士班畢業後曾短暫離台,至夏威夷大學擔任研究員。從夏威夷赴香港途中,碰上劇場與電影工作者邱剛健,隨即決定返台,並共同創辦了《劇場》。劉大任回憶,這是他跟陳映真開始深刻交往的契機。

「當時的編輯會議都是大家聊天吵架。一面編輯著雜誌,我們一面翻譯推出了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等實驗劇場。」但在演出〈等待果陀〉之後,反響並不熱烈。對於觀眾的反應,陳映真與劉大任發表了反思的文字,但此舉卻被視為「拆自己人的台」,《劇場》內部因此分裂為「全面西化」的邱剛健、黃華成一派,以及重視「與台灣社會銜接」的陳映真、劉大任一邊。

1965年,〈等待果陀〉在耕莘文教院初次公演,許南村(陳映真)與劉大任分別擔綱舞台監督與前台管理。(莊靈攝影,翻拍自《劇場》雜誌)

劉大任與陳映真最終離開《劇場》,並在1966年與政大中文系教授尉天驄共同創辦《文學季刊》。「但不光是辦雜誌,那時候我們也討論台灣的文學該怎麼走、小說該怎麼寫。」劉大任說,他們在這些討論中逐漸凝聚出共識,認為「要改變台灣文學走向必須從小說開始,自己先擺脫虛無與失落的『現代病』,並回到現實、立足於生活,並從我們熟悉了解的社會出發。」隨後,劉大任與陳映真分別發表了〈落日照大旗〉與〈最後的夏日〉,雖然有些根深蒂固的「現代主義」價值觀與技巧,但也「更接近現實」。

回憶到1968年的「文季事件」,劉大任內疚地說「可能是我造成警備總部提前開始逮捕的。」1967年的聖誕節,甫創辦「國際作家寫作室」的作家聶華苓,曾向劉大任詢問愛荷華的邀請人選,劉大任便向聶華苓推薦了陳映真。當時他翻譯了陳映真的小說〈蘋果樹〉,以便提供作家工作坊的主持人Paul Engle參考。1968年,聶與Engle就預定邀請陳映真赴美。劉大任認為,推薦陳映真出國「可能觸動了警備總部的警戒,也可能造成逮捕提前開始」。

陳映真在1975年出獄後,保釣運動也告一段落。此時身為政治犯的陳映真與名列黑名單的劉大任都被政府緊盯,根本無法直接碰面,兩人只能透過朋友間帶信相互關心。但此時劉大任希望陳映真「不要太參與政治」,陳映真則直指劉大任「思想太灰色太消極」,兩人在政治立場上分道揚鑣,「有意義的話都無法帶給對方。」

1994年,陳映真前往北京,雖然曾與劉大任在台北數次見面,但在政治意見上始終沒有交集。劉大任接受小說《浮游群落》日譯者岡崎郁子專訪時曾提到,希望陳映真「減少政治參與,專注於獨步全台的小說寫作」。陳映真在信件中則表示「要找個時間躲起來細細聊」,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陳映真就已經「遠行」了。劉大任認為,陳映真帶有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所謂面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具體感」,他說:「台灣遲早要面對歷史,希望陳映真的真實形象能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典範。」

哲學學者陳鼓應表示,他只遇過兩個文學天才,一個是劉大任,另一個是陳映真。雖然他研究尼采與莊子,但思想一直受到滿懷著時代感、生命感與社會關懷的五四精神所影響,也因此他特別欣賞作為想像力哲學的文學。七零年代,第二波白色恐怖逮捕風波再起,台灣統左運動者陳明忠因此入獄,陳映真與《夏潮》雜誌主編蘇慶黎都非常緊張。陳鼓應因為友人李作成得知有大量老政治犯被政府秘密抓捕,於是匿名發表文章,讓國民黨的作為公諸於世。陳鼓應也提到陳映真與友人曾大量通信,希望未來若要增修《全集》,這些信件也可以被整理、納入。

1977年,陳映真出獄不久,台灣文學界就發生了「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因為朱西甯、余光中等人的攻擊,情勢逐漸擴大,甚至曾傳出「想要抓幾個人」,陳映真也投身其中。在七零年代堅定支持陳映真的台大教授齊益壽表示,他是在1976年才認識陳映真,此時《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出版,並準備再出版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

《知識人的偏執》、《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書影。

齊益壽回憶,他當時用筆名寫了一篇讀後感充作該書書序,此後才與陳映真開始來往。他說,陳映真衣食簡樸但知足長樂,文字不時流露感人的真情。在〈鞭子和提燈〉一文中父親對遠行的陳映真說道:「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這段話凸顯了陳映真深受父親的影響,使得他的內心裡與作品中「一直有一盞燈火,一直有宗教的情感在閃爍」。

陳明忠則指出,陳映真是「台灣統左思想的重新發揚者」。陳明忠從歷史的角度說起,日據時代「反殖反帝中國統一」是主流思想,在二二八後有不少年輕人投入共產黨,但後來這些人都被捕、被槍斃,台灣的統左思想在第一波白色恐怖期間暫時斷絕。

1960年,陳明忠出獄後仍致力於黨外運動,在1976年結識陳映真,並大力贊助《夏潮》雜誌。後來就因為「二條一」被宣判死刑,幸虧受到黨外運動與保釣運動人士的聲援,最終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入獄期間,陳明忠堅決未曾供出陳映真的名字。陳明忠說,陳映真曾為《夏潮》在《中國時報》購買廣告,後來的《人間》雜誌也延續了左翼思想的發揚。他認為,陳映真正是「重新發揚統左思想的重要人物」。

除了台灣學界深受陳映真影響、台灣讀者熱愛陳映真外,大陸近年來對陳映真的研究也在逐漸開展中。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朱雙一指出,《陳映真全集》的出版可以比擬《魯迅全集》,不但在出版之後造成廣大迴響,而且陳映真的著作和魯迅一樣,同時具有文學性與思想性,對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界發揮影響。「陳映真的文學中可以讀到思想、讀到愛心、讀到信念、讀到堅持的精神」,朱雙一認為,陳映真更充滿睿智地察覺兩岸深受美日帝國主義的劇烈震動。「我們的問題不在於紀念陳映真,而在於如何繼承、傳承陳映真的精神」,朱雙一強調,陳映真和魯迅一樣不會過時,「過時的是我們。在幾十年後,陳映真全集將還是中外人們的案前書、枕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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