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反共的「國安正義觀」正是台灣恐怖政治的根源
——評黃年《沒有真相沒有正義:從馬場町銘文看轉型正義》一文的可怕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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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6

近日,刊登在《聯合報》上署名黃年的《沒有真相沒有正義:從馬場町銘文看轉型正義》一文,內容直接為國民黨戒嚴時代反共的「國安正義觀」辯護,讓人憂慮該文是在借洗清國民黨的歷史,投桃報李地為當前綠色恐怖張目。

細究該文,黃年認為馬場町紀念公園關於白色恐怖的銘文中,有一段文字把當年的「中共地下黨」說成是「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隱瞞了歷史的真相。事實上,這一點也是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這幾年一直在爭取與恢復的「歷史正義」。但是,黃年提出「馬場町銘文陷阱」的用意,其實是要推銷所謂的「國安正義觀」,把「冤錯假案」與「中共地下黨」(或黃年口中的「共匪」)進行區分,然後以消滅「中共地下黨」為名替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政治提供合理化的藉口。

此處就以黃年口中的所謂「匪諜」故事為例,看看這些人是否真該殺。1950年代台北郵電工會案的受難人中,兩位外省籍的中共地下黨員計梅真、錢靜芝遭到槍斃,倖存下來的同案台籍受難人前輩就曾表示,正是計、錢兩位女士的啟蒙與帶領,郵電工人才能成功爭取與外省籍工人「同工同酬」,並發動光復後台灣第一個工人集會遊行。計梅真、錢靜芝確實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該殺嗎?何謂「正義」,我們不想跟黃年逞口舌之辨。但是,我們知道人們會因為自身的階級立場,而有全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對立的世界觀,這次勞基法修改,資方的好評與勞方的惡評,就是最好的例子。

黃年在該文中一再反覆提到白色恐怖案件拿「匪諜案」充數,試圖要說明扣除那些該死的「匪諜」,白色恐怖政治似乎不那麼嚴重性,以夾帶他的反共「國安正義觀」。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戒嚴時期的政治大清洗之所以稱其為「恐怖政治」,關鍵不在真正的「中共地下黨」有多少人,而是在「帽子合頭」就「砍頭」的恐怖氣氛。這也是為什麼近日民進黨以國安法進行逮補興獄,而引起廣大台灣民眾擔憂綠色恐怖的原因。

至於黃文中所提執政者對於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的賠償、道歉、平反,是「操作者為了維持白色恐怖的量體,必須將匪諜案留下」而不區別「真正的匪諜」「一律發錢」,事實真是如此?難道以黃年這般手持「反共」與「正義」的標尺者,當真不知這所謂的「賠償」只是設下排除條款的有條件「補償」,是針對抓捕、審訊、判決中的程序瑕疵的彌補,而非歷史性的「平反」?我們想,黃年恐怕還真不知道在他所捍衛的反共「國安正義觀」下,還有不予補償者與根本沒有補償資格的受難者存在吧!?

1951年,屏東潮州農民江來傳,因特務單位掌握到「匪李媽兜黨羽」的情資,進而對他展開長達兩年的網捕,有家歸不得的江來傳最後在萬丹的一處甘蔗園中吞食魚藤草毒汁和著紅露酒自殺身亡。隔日報載:「匪諜江來傳畏罪自殺,死時一身新裝期來世重新做人」。在「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反共戒嚴令下,「江來傳們」的正義如何伸張?無論江來傳是否為黃年所欲區別的「真匪諜」或「冤錯假」,由於沒有接受過所謂「不當叛亂」「匪諜審判」過程,因此江來傳的後人連申請補償的資格都沒有。這樣的民眾究竟有多少?根本不在台灣執政當局的「法理」補償條件裡,想當然爾更不會存在於黃年的「國安正義觀」的視野中。

毒蛇無論蛻了幾次皮,依然是毒蛇。當前,台灣的國安法正是過去內戰與冷戰結構下,戒嚴體制遺留下來的最大毒蛇,黃年的「國安正義觀」正好是這個「威權象徵」最好的遮羞布。我們要呼籲所有的台灣同胞,正視「恐怖政治」復辟帶來的危機,支持廢除國安法這個擺在所有人頭上的「血滴子」,讓那些以「正義」之名行「迫害」之實的政黨與個人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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