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工運界而言，這個中秋假期充滿了離情與哀思。人稱老爹的曾茂興往生了，代表著八○年代以來台灣自主工運所僅存的一絲香火熄滅了。

　台灣的工運是誕生在解嚴之後的街頭狂飆年代，「順法抗爭」是此時的基調。一方面，勞工爭取勞基法早就承諾的休假、加班費等權利，另一方面，基層工會也從黨國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階級動員的組織武器。在那個時期，一連串的罷工風潮宣告著勞工意識的覺醒。新生的工運是令人畏懼的，沒有人知道默默忍受了四十幾年的勞工到底想要追求什麼，又要將台灣帶往何處。

　到了九○年代，台灣的工運慢慢地走入體制內，激進的罷工風潮越來越少見了。要解釋工運的歷史轉折，可以從推因與拉因兩個面向來看。在推因方面，國家機器對於激進工運的整肅，導致苗栗客運、遠東化纖的罷工失敗，迫使工運人士需要採取較溫和的策略。在拉因方面，廠場層級的抗爭已經面臨瓶頸，比較容易組織的產業工人都已經有了工會，能夠自主化的既有工會也是勞方所控制的。更重要地，政府一系列緊縮勞工權利的修法企圖，也迫使工運得將焦點移轉到國會議事堂。

　體制內的工運帶來一定程度的成效。透過體制內的施壓，工運在十幾年來爭取到勞基法擴大適用於服務業、合理的勞保勞資負擔比例、產總合法化、國營事業的產業民主、兩性工作平等法等。但是，體制內的工運也是被馴化的工運，基層群眾越來越少被動員，他們的參與至多只是充當與官員談判的籌碼。工運採用國會遊說、施壓等策略，其關鍵即是在於利用政治場域的矛盾，「犒賞政治盟友、懲罰政治對手」。因此，工會過去是依靠民進黨立委，現在則是憑藉在野的泛藍勢力。

　如此一來，台灣工運固然獲得了政策影響力，但同時也逐漸與廣大勞工群眾脫離。隨著體制內的管道開啟，工會幹部獲得了更多的生涯機會，他們擔任產業總工會的理監事、勞工董事、地方勞工自治委員、附屬勞委會的各種委員、乃至於各政黨所提名的不分區立法委員。不難想見地，工會幹部與基層開始漸行漸遠。

　更重要地，體制內的工運只是側重國營事業勞工的權益，而忽略了民營事業、失業者、外勞等其他更弱勢的勞動群眾。其中一個顯著的現象即是，越來越多的中年失業勞工喪失了代言人，他們不但沒有工會組織的保障，既有的工運勢力也沒有對他們的處境投入太多的關心。因此，當其他工運幹部開始進入國家廟堂的同時，只剩下曾老爹孤軍鎮守街頭抗爭的戰場，保留了八○年代草根抗爭傳統。

　對於體制化的工運而言，勞動三法是勞基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曾老爹卻常開玩笑地說，他的三法是「刀法、棍法與盾法」。在全球化浪潮襲擊下，台灣勞工的處境是越來越嚴苛了。如何能夠重拾八○年代草根抗爭的精神，將是已經習慣於體制內運作的工運領導者不得不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