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直擊!巴西流亡議員揭露性少數處境

2019/04/02
苦勞網特約記者
譯者: 
苦勞網特約翻譯

流亡巴西議員威利斯。(圖片來源:Jean Wyllys/Reuters)

讓·威利斯(Jean Wyllys)是巴西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的進步派眾議員。自從收到的死亡威脅(絕大部分是恐同內容)不斷增加,他便流亡至歐洲。在巴西這個每年有著最多人權與環境運動人士被殺害的國家,威利斯在擔任眾議員期間,投入了許多禁忌議題的辯論,包含愛滋病、針對女性的暴力、跨性者或性工作者遭遇的困難等等。他成功廢止了巴西民法當中的許多舊有條款,讓同性伴侶適用民事結合。他所加入的PSOL,是由勞工黨(Labour Party)中的基進左翼所籌組。勞工黨是巴西主要的左翼政黨。PSOL是由多個以反資本主義為綱領的社會運動匯聚而成。歷經勞工黨13年的執政,2016年的選舉見證了右翼勢力的崛起,相對來說,PSOL在選舉當中的成績則有些黯淡。之後,被稱為「巴西川普」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宣布角逐元首,並在今年(2019)元旦宣誓就任。他是中間偏右政黨「社會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的主席,卻以失言、與軍方關係密切以及其右翼立場而聞名。

3月14日,「另類巴西人」(Autres Brésils)在法國巴黎籌辦了一場威利斯的見面會。「另類巴西人」是一個就巴西社會人權、環境及社會正義問題提供分析的組織。此次活動的對象是法語群眾(法國國際特赦組織),並由巴黎市政廳支持。

現場參與者特別指出:在該場活動的同一天,波索納洛與美國總統川普——兩位令人搖頭的組合——也正在白宮會面。此外,當天也是里約前市議員瑪麗埃爾·佛朗科(Marielle Franco)遇害的一週年。在2018年3月14日,對警察暴力持強烈批判立場的瑪麗埃爾·佛朗科在參與一場以年輕黑人女性為主題的圓桌會議後,在里約熱內盧慘遭槍殺。事後調查發現,子彈源自於巴西警方。今年三月,警方逮捕了兩名曾是武裝警察的嫌疑犯。跟威利斯一樣,瑪麗埃爾·佛朗科也是PSOL的成員;此外,她也是一名黑人和雙性戀女性。她出身於貧窮社區,長期為了LGBT+族群的權益奮鬥,在弱勢社區中對抗聯邦警察的行為失當與民兵組織。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她遭謀殺案件的調查相當草率。

見面會裡頭,威利斯述說了自己以及巴西目前的現況。威利斯曾擔任兩屆眾議員,雖然第三次選舉仍順利當選,但仍然決定逃離巴西。過去多年來,他為了民主、人權——特別是弱勢族群的權益——展開鬥爭,他強調弱勢團體通常不被視為公民,甚至不被視為人類。他嘗試以立法、預算案以及公共政策等方式來處理這些議題,同時透過更民主的實踐,維持任期透明:他並為此創辦了獨一無二的「社會評議會」(Social Council)。

在威利斯擔任眾議員期間,他在國際間所獲得的認可不斷增長,然而他在巴西國內的名聲,卻隨著2016年羅賽芙(Dilma Rousseff)的下台而逐漸被摧毀。在左翼領袖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任期後,羅賽芙於2011繼任總統,2016年卻在檢察官未能提出確切貪瀆證據的情況下,巴西國會以違反預算法為由,表決通過了羅賽芙的彈劾案,而威利斯支持羅賽芙當選的民主程序。

事實上,威利斯早在2011年第一屆議員任期時就因公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招來針對他的假新聞與死亡威脅。攻擊者要嘛恐同、要嘛就是宗教狂熱者。2016年起,他也成為反勞工黨與反包容社會政策下的獵物(例如:右翼議員於國會中羞辱其同志身份),企圖將他形塑為全民公敵的侮辱與假新聞倍增。威利斯坦言,勞工黨內部也存在著各種矛盾,但起碼他們仍照顧最貧窮的民眾。

巴西流亡議員威利斯於法國巴黎的見面會。(攝影:Coline Proy)

隨著「Bancada BBB」在國會中成立,這些威脅也日益增加。「Bancada BBB」或稱「聖經、牛肉、子彈核心小組」(Bibles Beef & Bullets caucus),是由巴西維安部隊、農業部門與福音派教會勢力組成的保守派聯盟。擔任國會議員長達30年的波索納洛也是成員之一。之後他成為極右翼勢力的發言人,並且得到極右、自由派右翼與媒體的縱容;這群勢力為了終結勞工黨執政而沆瀣一氣,後者因貪瀆問題而元氣大傷。這樣的共謀也助長了誹謗、騷擾、各種暴力,甚至是謀殺的興起。

對威利斯而言,暴力事件的爆發導因於極右派、民兵及犯罪組織建立起連結,這些人與波索納洛都是基本教義派,支持福音派教會。暴力事件的爆發,導致瑪麗埃爾·佛朗科的遇害。這場悲劇象徵性地終結了左翼多來以來的包容政策導致的轉變。包容政策為有需要的弱勢群體與民眾提供了社會安全福利。瑪麗埃爾·佛朗科作為一名黑人及雙性戀女性,確實是包容政策下的產物,但是威利斯相信她的遇害凸顯了這些政策的侷限,因為顯然她未能得到保護。

瑪麗埃爾·佛朗科遇害後,威利斯面臨的威脅也日益增加。眾議院為他準備了一輛裝甲車及三名全職特工。然而,鑒於聯邦警察對於瑪麗埃爾·佛朗科的謀殺案調查如此怠慢,威利斯決定在美洲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上,以未曾被採用的證據提出正式告發。委員會分析證據後,認定威利斯與其家人處於險境,並且要求巴西採取新的保護措施,但最終徒勞無功。

波索納洛陣營將威利斯視為敵人並且否定他的人生經歷,隨著前者的勢力增長,威利斯認為巴西對他而言已不再安全。因此決定離開——這是特別困難的抉擇——不是因為他戀棧議員職位,而是因為他必須離開國內的朋友、家人與志業。但他也明白如果自己不活著,便無法為志業展開鬥爭,特別是瑪麗埃爾·佛朗科已經成為烈士(儘管她從未形容自己是受害者)。如今的威利斯得到了自由與安全的保障,並表示自己將為巴西人民的尊嚴奮鬥。

回答了幾個問題之後,他再次論及瑪麗埃爾·佛朗科。他解釋道,巴西從未正視350年以來的奴隸史,如今這樣的歷史便以種族主義的形式重新體現於巴西社會。加上陽剛霸權的因素,黑人女性淪為最終的受害者。瑪麗埃爾·佛朗科因為進入權力場域而成為標誌性人物。他也說明,巴西政府並未面對大規模處決貧窮黑人的歷史問題。

關於前巴西總統暨前屆選舉的左翼候選人魯拉,威利斯說他從未背離捲入貪污醜聞的魯拉,不是因為他是聖賢,而是因為他認為魯拉是法律戰的受害者,即政治對手利用法律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由於至今仍未發現任何明確的證據,魯拉毫無疑問是政治犯。威利斯認為魯拉之所以遭囚,比起貪瀆因素,不如說是因為選舉,因為他原本可以獲勝的。波索納洛任命審理魯拉案件的法官莫羅(Sergio Moro)為司法部長,更讓事實昭然若揭。事實上,如果魯拉的罪行真是貪瀆,那麼法官不會對波索納洛保持沈默,因為威利斯認為後者也並非清白如雪。

威利斯接著解釋,一如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其《民主的內部敵人》(The Inner Enemies of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民主因為接受仇恨的論述,創造了自己的敵人。多年以來,波索納洛的仇恨論述已被默許,或許是因為他的攻擊對象,是一直以來承受誹謗的弱勢群體。

最後,威利斯提及兩點。第一、他並不想成為英雄,受到狂熱且過多的熱情。他要成為活著的社運份子,而不是投身英雄式的自殺任務中。再者,他也強調在盲目與理智淪喪的當下,我們有張大眼睛的責任。

見面會的設定有著非常明確的呈現方式,不能凸顯當今巴西掌權者之下的受害者,例如貧民窟(favela)居民及原住民等等。然而這樣的活動形式是充滿人性且良善的,能讓人一窺此次演說的核心,以及那些擔憂巴西的人們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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