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美國對伊朗的威嚇行動不斷。5月初，美國增派航空母艦與轟炸機前往波斯灣地區，並且於中東地區增添部署兵力。美國國安顧問波頓指控伊朗「意圖煽動中東動亂」，但是隨後卻遭盟軍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英國發言人吉卡將軍（Chris Ghika）否認「威脅增加」。一時之間讓人霧裡看花。
事實上，川普自去年單方面撤出伊朗核協議後即不斷升高衝突。原因無他，正如美國知名政治異議人士杭士基所指出的，美國對於伊朗的攻擊，旨在抑制對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抵抗，企圖維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宰制。而媒體將伊朗描繪為「流氓國家」，則助長了這樣的立場。杭士基也提醒，除了武力威脅，美國持續以經濟制裁懲罰伊朗民眾。對於有志之士而言，強力反對美國的侵略威脅，是刻不容緩的事。
原文標題"Noam Chomsky: We Must Stop War with Iran Before It's Too Late"，刊載於美國獨立刊物《In These Times》。
美國襲擊伊朗的威脅是如此真實。在波頓（John Bolton，美國國安顧問）的帶領下，川普政府正在杜撰關於伊朗罪行的謊言。侵略的藉口很容易被編造。歷史已經提供了許多例證。
攻擊伊朗是美國賣弄其巨大權力的國際計畫的一環，旨在杜絕對全球霸主的「成功抵抗」（successful defiance）：這是美國折磨古巴六十年的主要原因。
任何黑手黨老大（Mafia Don）都能輕易理解這個道理。成功抵抗可以激勵其他人追求同樣的道路。正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國前國務卿）努力在智利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智利前總統）時說的，這個「病毒」可以「散播感染」。摧毀此病毒並給受害者接種預防感染的疫苗──通常是透過推行嚴酷的獨裁政治──的需要，是國際事務的一項主要原則。
自從1979年的起義廢黜了美國在1953年政變扶植的暴君，伊朗便犯了「成功抵抗」之罪。該政變在英國的協助下，摧毀議會制度並恢復了伊朗對英美的服從。這項成就受到自由派的歡迎。正如1954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所解釋的，拜伊朗和外國石油公司隨後達成的協議所賜，「那些富含資源的低度開發國家現在得到了教訓，即它們其中一員因狂熱的民族主義而必須賠上沉重代價。」該篇文章繼續指出，「希望伊朗的經驗能夠阻止其他國家的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伊朗首相，1953年遭美國中情局策動政變推翻）們崛起，或許是一個過分的要求，但這個經驗至少能加強更合理與更有先見之明的領導人的力量。」
此後，情況沒啥改變。舉另一個更近的例子，查維茲（Hugo Chávez）在鼓勵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提高石油價格以造福全球南方陣營這個錯誤的人選之後，便從備受容忍的壞男孩搖身成為危險罪犯。不久後，他的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這次政變得到自由派媒體主流意見的歡迎。《紐約時報》的編輯洋洋得意地表示：「軍事干預並將權力交給備受尊敬的商業領袖卡爾莫納（Pedro Carmona）之後，委內瑞拉的民主不再受到準獨裁者──『災難性又煽惑民心的領導者』查維茲──的威脅。」卡爾莫納迅速地解散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懸置憲法，並解散最高法院，然而不幸地在幾天內被民眾起義推翻，迫使華盛頓當局採取其他手段來殺死病毒。
對支配地位的追求
一旦伊朗的「成功抵抗」被終結，且「頭腦清楚」的沙阿（Shah，伊朗對君王的稱呼）平安就位，伊朗便成了美國控制中東的一個支柱，與沙烏地阿拉伯及1967年後的以色列緊密（儘管非正式地）結盟。以色列也與沙烏地阿拉伯共享利益，隨著川普政府監管中東的反動國家結盟作為美國於該地區的權力基礎，這段關係現在變得更加公開。
控制戰略意義重大的中東及其龐大且容易取得的石油儲備，一直是美國在二戰後取得全球霸權地位以來的政策核心。箇中原因並不費解。美國國務院承認沙烏地阿拉伯是「戰略力量的一個巨大來源」，以及「世界史中最偉大的物質獎勵之一」。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美國前總統）描述其為「全球戰略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有影響力的政客──從羅斯福的顧問貝爾（A. A. Berle）到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國安顧問）──已理解到，控制中東石油將取得「對世界的巨大控制」以及對產業競爭對手的「關鍵影響力」。
堅持這些原則與美國取得該地區的資源無關，事實上，後者並非主要考量。這段時期的多數時候，美國仍是化石燃料的主要生產者，今日亦然。然而這些原則維持不變，並且受到其他因素的強化，其中包括石油獨裁政權對軍備貪得無厭的需求，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同意支持美元作為全球貨幣，這為美國提供了重要優勢。
中東記者斯蒂文森（Tom Stevenson） 寫出以下這段話時並未誇大其詞：「美國承襲對波斯灣的掌控，使它對競爭對手與盟友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在帝國歷史中恐怕是空前絕後，在當今世界的運行方式中，波斯灣的重要性再怎麼誇大都不為過。」
因此，我們便能理解在該地區的成功抵抗為什麼不能被容忍了。
美國在其伊朗的附庸政權被推翻後，便轉而直接支持海珊（Saddam Hussein）侵略伊朗，默許他使用化學武器，並且在最終直接介入，保護伊拉克不受伊朗於波斯灣實施的封鎖令，以確保伊朗的屈從。雷根（Ronald Reagan，美國前總統）對朋友海珊的忠誠度，在伊拉克導彈襲擊美國史塔克號（USS Stark）的事件中展露無遺。襲擊造成37名船員死亡後，卻僅受到輕微懲戒。過往只有以色列曾經能夠從類似的事件中脫身（1967年美國自由號事件）。
戰爭結束時，在老布希（George H.W. Bush）總統政權下，五角大廈和能源部邀請伊拉克的工程師到美國進行武器生產的進階訓練，這對伊朗生存造成了威脅。從此之後，嚴厲的制裁和網路攻擊──根據五角大廈的信條，這是一種侵略行為──被用來懲戒惡棍。
對世界秩序的威脅
不同立場的美國政治領袖都警告：就攻擊伊朗一事，所有選項都是開放的。盛行的官方辭令稱此為「遏制伊朗」。縱使聯合國憲章（現代國際法的基石）明確禁止「武力的威脅或使用」，也都無關痛癢了。
伊朗經常被描寫為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僅在美國如此被描繪。全球輿論就不同了，美國才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但是「新聞自由」保護美國人民免受不受歡迎的新聞影響。
伊朗政府對其人民造成威脅是毫無疑問的，伊朗尋求擴張其影響力──如同所有其他的國家──也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更準確地說，問題在於被指控的伊朗對於整體世界秩序的威脅。那麼威脅究竟為何？美國情報部門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答案。美國情報部門在2010年向國會提出意見（此後沒有什麼重大改變）：伊朗的軍事準則嚴格來講是「防禦性的……目的是減緩侵略並迫使以外交解決戰爭行為」，且「伊朗的核子計畫及保留發展核武的可能性是其威嚇策略的核心部分。」（美國情報局在2007年和2012年承認伊朗目前並沒有核武計畫。）對於那些想在該地區自由搞破壞的人來說，威攝是不可容忍的威脅──甚至比「成功抵抗」更糟糕。
當然，伊朗據稱的核武威脅還是有些方法可以終結。其中一個開始是《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這份協議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認可，伊朗也確實履行承諾，但是川普卻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廢止它。
鷹派聲稱這份協議遠遠不夠，但是有一些簡單的方法可以做得更好。最顯而易見的方法是邁向中東的「無核武地帶」（nuclear-weapons-free zone，NWFZ），這被阿拉伯國家、被伊朗和七十七國集團（G-77，前身為不結盟運動的國家）所強力提倡，並獲得其他地方的普遍支持。有一個關鍵的障礙。這項提案經常在《核武禁擴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審查會議中被美國否決，最近一次是2015年被歐巴馬否決。眾所周知，原因是這項計畫將要求美國正式承認以色列擁有核武，甚至授權進行檢查。再一次，這是不可容忍的。
不應忘記，美國（以及英國）對於建立中東無核武地帶負有獨一無二的責任。在試圖為侵略伊拉克提供一些法律掩護時，這兩名侵略者在波斯灣戰爭後聲稱海珊正在發展核武，違反了1991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687號決議，迫使海珊結束這樣的計畫（事實上他做到了）。其中第14條很少被關注，即呼籲「朝著在中東建立一個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地帶的目標邁進。」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伊朗由沙阿統治時，很少人顧慮伊朗發展核武的意圖。沙阿清楚地表明了這點。他告訴外國記者，伊朗將「毫無疑問且比人們想像中更快地」發展核武。伊朗核能計畫之父以及伊朗原子能組織（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of Iran）的前領導人確信，領導階層的計畫是「製造原子彈」。美國中情局報告指出，伊朗將「毫無疑問地」發展核武，如果鄰近國家這麼做（以色列當然已經這麼做了）。
這發生在錢尼（Dick Cheney）、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季辛吉及其他高級官員正向美國大學（包括我任教的麻省理工學院）施壓以促進伊朗核子計畫的時期。後來，在被問到為什麼支持沙阿統治下的這些計畫卻在此後極力反對時，季辛吉誠實地回答當時的伊朗是個盟友。再簡單不過了。
新自由主義的公式
假設理性獲勝且波頓和其同黨可被遏止，美國仍將繼續成功摧毀伊朗經濟並懲罰其人民。歐洲過於膽怯，無法做出回應，其他國家缺乏力量，起身對抗霸主。同樣的政策在委內瑞拉正被實行，並且持續被用來抵制古巴多年，自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政府承認其強加「人間可怕之事」（the terrors of the earth）於古巴的行動──語出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飛彈危機期間幾乎導致世界毀滅。
在川普的表現背後尋找一些宏大的地緣政治思考是個錯誤。這些表現很容易用一個自戀的自大狂行為來解釋，其信念是維持個人權力，並且有政治頭腦來滿足其支持者──主要是企業力量和私人財富，但也包括鐵票區。後者被川普控制，透過給予宗教右派的贈禮、保護美國人免於一大群強姦犯、殺人犯以及其他惡魔的戲劇性聲明，還有支持普通工人的政策包裝（政府的實際政策卻是充滿欺瞞）。
到目前為止，這些運作良好。新自由主義的公式正在蓬勃發展：主要支持者獲得驚人的利潤，而大多數人們則處於普遍的經濟停滯和不穩定中，情況僅從2008年大蕭條持續緩慢的復原中稍微好轉。簡言之，川普做得很好。他受助於民主黨對「通俄門」事件（Russiagate）的執迷，以及對川普主要罪行的輕描淡寫──到目前為止，最重大的是導向環境浩劫的競爭的政策。如果川普連任，實在是對人類社會的一記喪鐘。
一份新的民調顯示潛在選民對川普的支持度已超過50%，高於歐巴馬任期內的相同階段。川普聰明的政策將持續對世界揮拳、斥責軟弱的自由派，如「瞌睡喬」（Sleepy Joe，前美國副總統喬·拜登）和「瘋狂伯尼」（Crazy Bernie，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將屈從於可怕的敵人──敵人則被戴有「讓美國再次偉大」帽子的街頭壯漢制伏。自由派媒體幫助了這個立場，它們反射性地附和了伊朗這樣的「流氓國家」必須成為像美國一樣的「正常國家」的斥責（蓬佩奧［Pompeo］的政治口號），即使膽怯地警告戰爭應該不是達成此目標的最好方式。
當然，還有其他可以追求的路。要緊的是，強力反對又一個侵略罪行的威脅（以及可能的災難性後果），是刻不容緩的事。
Noam Chomsky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多本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書籍，包括《失敗的國家》與《海盜與君主：現實世界中的國際恐怖主義》。最近一本著作是《誰統治了世界？》（ Who Rules the World?）。
回應
2020-01-06 苦勞網FB
2020-01-06 苦勞網FB
#好文回顧
#在一切太遲前
#我們必須停止對伊朗宣戰
「川普政府正在杜撰關於伊朗罪行的謊言。侵略的藉口很容易被編造。歷史已經提供了許多例證。...攻擊伊朗是美國賣弄其巨大權力的國際計畫的一環，旨在杜絕對全球霸主的『成功抵抗』...」
美國今年初在伊拉克巴格達機場發動空襲「斬首」行動，炸死伊朗軍事將領蘇萊馬尼，使中東局勢再度陷入緊張。對於美國公然暗殺軍事指揮官，伊朗揚言報復，伊拉克國會也要求美軍在內的外國軍隊撤出國內ㄒ全美則有80多處爆發反戰示威，大批民眾走上街頭，高呼「不要戰爭」、「美國撤出伊拉克」，並反對美國向伊朗發動新一輪戰爭。
事實上，川普自2018年單方面撤出伊朗核協議後即不斷升高衝突，原因正如美國政治評論家杭士基所指出的，美國對於伊朗的攻擊，旨在抑制對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抵抗，企圖維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宰制。而媒體將伊朗描繪為「流氓國家」，則助長了這樣的立場。杭士基也提醒，除了武力威脅，美國持續以經濟制裁懲罰伊朗民眾。對於有志之士而言，強力反對美國的侵略威脅，是刻不容緩的事。
現代英美的假新聞體系
現代英美的假新聞體系
2019-12-25 王孟源
三天前，一則新聞出現在英國的所有主流媒體上，隨即得到全球性的轉載，其後《BBC》和《Guardian》等等都一再追蹤報導。故事說在倫敦南郊的Tooting鎮，有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名叫Florence Widdicombe，她到Tesco超級市場去買了一張賀卡，回家後發現卡裏已經寫滿了英文的信息，聲稱是一群被關在上海青浦監獄的外國人，因爲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包括强制無償為製造卡片加工，所以冒險對外求救，希望拿到卡片的人聯絡已經出獄的一個英國籍難友，發動國際力量來拯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這則消息最早來自一個自由記者（Freelance Reporter），叫做Peter Humphrey，他有個中文名字叫“韓飛龍”。很巧的是，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英國籍難友，求救信的收信人。他娶了一個中國太太，曾在大陸工作很多年。雖然名片上寫的職業是記者，實際上他的主要收入來自私人偵探業務，公司名字叫做ChinaWhys。
2013年初，GlaxoSmithKline收到檢舉信，說他們的中國分部有大規模的腐敗和違法行爲，於是總部雇了ChinaWhys來進行調查核實。到了年中，中國的執法部門先一步逮捕起訴GlaxoSmithKline中國分部，連帶著也發現了Peter Humphrey的調查活動。因爲這種無照偵探業務在中國是違法的，Peter Humphrey和他的太太在2014年被判刑，關到青浦監獄，12個月之後被提前釋放，返回英國定居。
韓飛龍顯然心有未甘，此後成爲反中鬥士，不斷公開指控在青浦監獄受到非人待遇。這次的賀卡事件再一次把他的發聲帶到全世界注意力的風頭浪尖。
我剛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就隱隱地感到不安。首先，寫原始報導的記者剛好就是事件的當事人，這通常不利於客觀敘事。其次，賀卡是很簡單的物品，現代都是用普通機器大批製作，而使用監獄勞工的目的在於降低手工生產的成本，兩者格格不入。最後，在上海生產的卡片中，只有一張有密信，而這一張密信卡片剛好就賣到收信人所在的國家；考慮到美國的賀卡市場有英國的5倍大，還有許許多多其他消費英文賀卡的國家，這個結果有點兒凑巧。
但是以上的質疑，或許可以設法解釋過去，並不能算是決定性的邏輯因果論斷，所以必須再挖深一些。我的第一步就是去找找韓飛龍回英國後，定居的所在。只花了20秒，就發現他住在一個叫做Surrey的鎮上。我對英國的地理環境不熟，於是在Google Map上定位Tooting和Surrey，想看看它們距離有多遠，從而估計這個距離對應的機率大小。
然後我大吃一驚，因爲Surrey也在倫敦南郊，和Tooting相連。韓飛龍要到Tooting的那一家Tesco，是以分鐘計算的車程。
我想這麽明顯的問題，就算英美媒體假裝看不見，至少中方會出面點明。結果過了兩天，中國外交部的確出來否認，但是只說查無此事，青浦監獄和印刷商沒有任何關係。我相信他們在這兩天裏，下了真工夫，對相關機構和人員都做了反復的徹查。但是這在西方基本沒有任何效果，連《紐約時報》都很高興地轉述報導。反正英美大衆早已認定中國是邪惡的化身，這種空口白話式的否認必屬謊言，再出一篇文章反而可以繼續炒作這個話題，而且凸顯自身的中立和客觀。
我在過去五年多，已經一再解釋過，英美媒體對大衆的洗腦手法，是躲在多元自由的虛僞表象之下，隱秘地維持對重要話題説法的一致性，使群衆從多個角度、不同陣營的資訊來源都只能看到同樣的敘事（例如我現在想把真相傳播出去，就完全找不到願意面對事實的英文媒體；《RT》在美國是過街老鼠，根本不敢公開辦事處的電話號碼和電郵信箱），年久日深，自然接受其為正確的常識。一旦成爲常識，群衆的愚昧性就會對這些洗腦信條做自我加强，不但有心人可以簡單地使用它來推進私利（Advance Their Agenda）。即使是沒有利益關係的第三者，如藝術家，也會主動引用發揮，進一步落實它在社會裏被接受的程度。
在英美早已完成對中國妖魔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必須要有更强硬、更專業的輿論反擊能力。這次英美的假新聞媒體，過度掉以輕心，留下一個極大的漏洞，其實是一個天賜良機，能大幅削弱他們在仇中報導上的公信力。在貿易戰和許多其他外交工作上，都會有減低阻力的長遠好處。
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出最有針對性的反擊，我覺得並不晚，還可以亡羊補牢，由企業出面，在英國控告韓飛龍毀謗。其目的，不是要得到法律賠償，而是把它重新鬧上新聞，藉以羞辱《BBC》之流的假新聞組織，並且殺一儆百，杜絕這一類造假抹黑。
現代英美的假新聞，原本是一戰、二戰和冷戰期間爲了團結全民、爭取勝利而撒謊，所建立起來的隱性體系；但是在過去40多年，資本成功奪權之後，它的忽悠欺騙，不再是爲了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反而爲財團巨富在國内外掠奪、壓迫助紂爲虐。我個人認爲，一旦放棄對事實真相的堅持，一個製造謊言的龐大機器被有心人侵占利用，只是時間的問題。當前中國政府堅持只説實話（Nothing But The Truth；當然在現實政治環境下，不可能要求一定公開完整的事實，亦即不必是The Whole Truth），是極具智慧的政策，不但是建立公信力的有效手段，也是維持民族社會向上發展動力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