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爭議且引起許多抗議的香港二項關於「引渡」的修法，將於6/12進行二讀，根據媒體報導，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下周四會進行表決。香港民間團體於6/9發起大規模抗議，高達103萬人參與，並於今天（6/12）罷工罷課，香港立法會今天凌晨也發出「黃色警戒」，大批警力進入，所有人進出須接受安檢。這個修法也引起國際人權團體連署抗議，要求暫停修法。但香港立法會似乎完全沒有要理會這些反對意見，執意修法。台灣民間組織將再次聚集到位於台北的香港經貿辦事處前，表達對於此修法的抗議。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天（11）日表示，港府將在逃犯條例修訂中加入具法律效力的「人權保障」，包括案件必須公開審訊、無罪推定和自行選擇律師等權利，但是並沒有人相信中國司法能做到這些「保障」。台權會等團體早已在今年3月4日至香港經貿辦事處抗議過這個修法，香港政府不僅罔顧各界反對聲浪，執意通過，違反民主程序，更提高更多的異議人士及人權捍衛者入境或在香港轉機的風險，也使得中國將其法律管轄權擴大至國境之外的進一步延伸。這不只是香港人的問題，更是所有會入境或在香港轉機的國際旅客，都應該注意到的問題。此外，週日香港「反送中」103萬人大遊行之後，警方持槍粗暴清場，示威者及記者掛彩送醫，更有逾百名示威者被捕。香港警察用警棍、胡椒粉，攻擊手無寸鐵的香港示威者，昨天晚上香港街頭更猶如陷入戒嚴狀態，警強配槍盤查路人，這種濫用警察武力的行為，更應該被嚴厲譴責及禁止。香港修法之後，未來是否會製造出更多尋求庇護者，台灣政府也應盡速建立相關難民審查保護機制，予以因應。
在台港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的何泳彤表示，五十年還不到一半，很多事都變了。在這段時間，台灣已經民主化、自由化，而香港則正在失去自由。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引起這麼大的抗爭，會想想自己是不是那裡做錯了。香港從來沒有民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而香港的法治呢？這次就是我們主要守護的目標，每個孩子都曾經相信，法律是保護人民的，是公義最後一道防線。但是現在呢？《逃犯條例》通過後，香港法治將不存在，而一國兩制將成為一個笑話。關注組全力支持今天香港人罷工、罷市、罷課的行動。以及，關注組亦呼籲，在台灣的香港學生加入罷課行動，聲援我們的家鄉，顯示我們的決心。關注組再次堅決表明，我們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撤回《逃犯條例》，還我法治社會。在台港生今天也會繼續在香港經貿辦事處外面靜坐，直到香港立法會二讀審議結束，並呼籲大家共同關注。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與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香港人權監察及70多個民間組織，在上週四也發表聯合聲明，針對香港政府建議修訂兩條引渡相關法律：《逃犯條例》(COO)、《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MLACMO)，表達嚴正的關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代理秘書長黃尚卿表示，根據現行的條例，中國被排除於引渡目的地之外，也不適用引渡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安排，此項措施反映社會大眾與立法議員對於中國惡劣的人權記錄非常擔憂。然而，將引渡安排延伸至中國的修訂，會讓香港政府能移交香港境內的任何人 (不論是香港居民、至香港旅行或工作者、甚至只是過境香港的旅客)及他們持有的個人物品。有鑑於中國司法系統缺乏獨立性，並有其他程序上的缺陷導致不公審判，這項修正將陷任何從事與中國有關工作的人於危險，即使「犯罪」時當事人並不在中國；在香港從事與中國相關事務的人權捍衛者、記者、NGO工作者及社會工作者等皆承受極大風險。我們促請香港政府立刻撤回《逃犯條例》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正草案。
無國界記者組織呼籲香港立法會議員反對修法，該法案將為記者帶來過多壓力。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édric Alviani)表示：「中國政權已多次在各種情況下展現其懲罰批判之聲不需充分理由。此條例一旦開始實施，北京將不再需要訴諸綁架，便能以不實指控為由任意拘捕他們想噤聲的對象。」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表示，台灣人被引渡至中國的事情其實已經在發生，過去就發生過不少台灣人在第三國涉嫌犯罪，而被中國政府要求引渡的案例。以西班牙電信詐欺案為例，西班牙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逮捕了兩百多位涉及電信詐欺的台灣人，並在近半年來分批大規模將人引渡至中國，創下歐盟國家將台灣人引渡至中國受審的首例。在兩年多的纏訟過程中，暴露的重大警訊是：西班牙行政機關與司法部門採取一中政策，主張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不理會台灣對本案也具備司法管轄權，只憑中國空口說白話的外交保證，罔顧中國法治不彰，嫌疑人有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之具體危險（包括刑求、長期與外界失聯之羈押incommunicado detention、剝奪家屬探視權）、不遵守無罪推定、公平審判、獲得有效法律辯護等基本人權。未來若其他相對先進的歐盟國家如果也在跨國司法管轄案件中採取一個中國政策，對國人的權利將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人約盟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向所謂「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民主先進國呼籲，支持香港人民對民主與法治的渴求，正視台灣的國家與國民主權，切莫因為經濟利益罔顧國際正義。
經濟民主連合、台灣公民陣線及現場多數團體也於6/11發出聯合聲明，呼籲台灣政府提出具體的因應之道，經民連召集人賴中強律師提出四點呼籲，包括：(一) 立法院臨時會應邀請行政院專案報告並發表聲明。(二) 政府應研擬發布緊急命令停止港澳條例部分適用。(三) 優先管制香港公務員及中資具重大影響力之港資來台。(四) 呼籲各國共同檢視香港民主人權狀況，決定限縮、取消或延續香港不同於中國各省的「獨立關稅地位」、「特殊法律地位」或「特殊國際地位」，以阻止中國不斷傷害香港民主、人權及法治現況。賴中強同時也呼籲各政黨、各個擬總統候選人，都不該迴避，應要針對此事表態，讓選民看清楚他們的主張。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歐蜜偉浪牧師表示，當香港人爭人權就是在爭台灣、中國受壓迫人民及所有受極權擴張威脅地區的人權，若台灣人不警覺，對中國仍心存幻想，今日的香港即將成為明日的台灣，每一位2300萬台灣人都是李明哲們。面對六四天安門事件、300多萬維族人再教育營、強勢入侵鎮壓圖博人、香港百萬人民的怒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台灣人民要如何面對迫害中國人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如今中國企圖透過「送中」這個違反國際人權規範的惡法，延伸強化對香港及往來香港的台灣人及世上所有人的控制，我們堅決聲援香港人，共同守護自由、民主與人權。
島國前進發起人林飛帆表示，今日香港的處境，也正是今日的台灣要共同面對的，因爲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正在向世界進行威權擴張的中國，而我們都同樣處在這個威權擴張的最前線。今日香港，其實正是今日台灣。唯一的差別在於，台灣有幸尚能保有主權、民主和國家與身份的認同。我們聲援香港，也要守住台灣。我們不會假裝自己不知道、不曉得；相反的，我們知道，我們曉得，而且我們在乎。我們更不會相信那套，「不須對中國口出惡言」的說法，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聲。
台大學生會長及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發起人吳奕柔表示，回歸到校園內，除本就關心香港事務的同學外，絕大部分學生儘管意識到香港前日有反送中遊行，但仍不知香港本次恐通過的逃犯條例，事實上與所有台灣人的人身安全切身相關。未來，只要台灣人觸犯中國所訂具政治目的的罪行，並入境、過境香港，即有可能依逃犯條例被引渡至中國。吳奕柔表示，希望透過這幾波香港在臺學生、台灣青年乃至於本次公民團體的集體發聲，讓台灣人意識到逃犯條例通過後的嚴重性。此外，吳奕柔也指出，根據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的統計，於反送中遊行當日，台灣媒體多半有報導百萬人上街頭的遊行，但部分媒體卻連一篇報導、新聞內容皆未見，甚至如中國時報更僅有一篇香港旅遊警示新聞，甚至前日中國時報有篇「要求撤回修法港辦反送中大遊行」新聞報導，但昨日卻發現該新聞內容已被撤除。吳奕柔指出，媒體背後的中資滲透及偏頗的新聞內容篩選，將使台灣人民無法獲得完整資訊，也失去媒體近用的權利。」
現場包括永社、陳文成基金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經濟民主連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島國前進、台大學生會、華人民主書院、青平台、基督教長老教會、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無國界記者、自由圖博學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大學生會、東海學生會、台灣學生聯合會等團體，大聲呼籲香港政府暫停修法，聽取各界意見，同時也呼籲台灣政府針對港府強硬修法，應提出具體因應之道。昨天，時代力量政黨，也已經對於香港此一修法發出聲明，我們也呼國民黨、民進黨籲及各個候選人應該針對此事明確表態。
【新聞稿】台灣NGO抗議香港立法會「送中條例」二讀
要求台灣政府及所有候選人表態並提出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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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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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
印度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等著《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調查指出，國際特赦組織本質與無國界記者等國際組織一樣，以NGO外衣為西方利益服務和輸出西方意識形態，因為採取雙重標準：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者遭鎮壓、南非種族隔離、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等事件上長期刻意消音，卻對某些國家的事件有出乎尋常的熱情。為本書中文版寫序的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認為，這些NGO的目的都有製造別國內亂的動因，為歐美製造武力或非武力干預的藉口，最後在當地扶植一個親西方政權、或是退一步至少讓其陷入動盪與無法發展，減少西方的競爭者數量。
伊利諾大學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曾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董事，他長期致力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他在《NGO與顏色革命》指出：由於國際特赦組織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色列傾向、以色列與英國的金流關係，國際特赦組織及其美國分會對於1950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波義耳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國際特赦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高層間接支持英美與以色列的政策，使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2008年，人權觀察公布一份報告《查維茲執政的十年》（A
2008年，人權觀察公布一份報告《查維茲執政的十年》（A Decade Under Chávez）抨擊委內瑞拉在烏戈·查維茲統治下的人權狀況，上百名學者專家連署抗議報告內容充滿扭曲與醜化，連署者包括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諾姆·杭士基。
2014年5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與梅里德·科雷根·麥奎爾寄了一封抗議信《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Close Your Revolving Door to U.S. Government）給人權觀察，這封抗議信一共獲得131名學者專家連署，批評人權觀察成員與美國政府之間有著複雜且密切的關係，且批評人權觀察對於各國的人權標準經常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利益保持一致，認為這些現象已經損害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與公信力。2014年6月3日，人權觀察網站刊登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的公開信，條列了人權觀察近年來針對美國所撰寫的十餘項人權報告，內容包括譴責美國中央情報局、批評反恐戰爭、關心囚犯人權等等，表示人權觀察同樣關注美國政府侵害人權的行徑，並未偏袒美國；但羅斯承認，人權觀察董事會成員34人及諮詢委員200多人中，確實有部分人士曾經任職於美國政府，但人權觀察謹慎確保成員過去的工作關係不影響人權觀察的工作內容，以維護人權觀察的公正性。
2014年5月，人權觀察公布一份報告《懲罰抗議》（Punished for Protesting），報告指委內瑞拉的反政府抗議者正面臨政府「系統性的侵權行為」，並認為委內瑞拉的安全部隊涉嫌對抗議人士刑求，並認為委內瑞拉的司法體系忽略並容許這些現象存在。2014年6月26日，數十名人權行動者在紐約發起一場小規模抗議，從《紐約時報》辦公室前遊行到人權觀察總部門口抗議，抨擊《紐約時報》與人權觀察長期自甘於擔任美國政府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具，特別是近年來扮演攻擊與抹黑委內瑞拉政府的角色，不譴責美國政府涉入程度不一的2004年海地政變、2009年宏都拉斯軍事政變等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人權觀察拒絕派員接受抗議者遞交的抗議信。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本要與無國界記者合辦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本要與無國界記者合辦「網路自由日」，但最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緊急撤回合作關係。2012年3月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正式決議，撤除無國界記者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與執行國際NGO事務的地位，理由是無國界記者違背新聞倫理，而且「工作方法」尤其令人質疑。美國女記者黛安娜·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經過長期調查，於2006年指出，無國界記者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供養，無國界記者所作的人權報告必須經過美國政府的指引和審核。
香港獨立撰稿人張翠容：「有趣的是，日前竟讀到（輔仁媒體
香港獨立撰稿人張翠容：「有趣的是，日前竟讀到（輔仁媒體）一位香港本土派年輕人這樣寫道：「只有我們配合外國勢力，對中共施加壓力，香港才有希望…….。所以，我們香港要有『被利用的價值』，因此我們更應緊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容中國抹掉。否則，當香港淪為跟中國一樣，在外國眼中，根本沒有利用價值可言。」
我理解他的「天真漫瀾」；只怪我城香港一直自稱國際城市，其實卻不知世界是怎樣運作的。環顧世界的代理人戰爭，有多少是由無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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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緬甸，我想起苦勞網
2015-07-08 苦勞網 張翠容（香港獨立撰稿人）
走訪緬甸期間，竟然記掛起苦勞網來。苦勞網是台灣一個獨立媒體，而且身負「社運」角色，即透過獨立報導評論，令大眾貼近真相，從而推動轉變，令社會能夠往前走。它不僅立足台灣，還面向國際，好讓我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再回看和思考自己的問題。
苦勞網可貴之處，在於它的獨立性，沒有依附任何財團，自力更生，靠的是大家的小額捐款支持。在現今的社會，講獨立，談何容易，但又如此重要，因為這才能擺脫各方勢力的操控，為真理、按良心，自由地說話，發揮暮鼓晨鐘的作用。
苦勞網不是外來物，而是在自己家園的土地上一直默默灌溉開墾。每個地方都需要土產，因土產對我們身體最好。而苦勞網就是台灣的「土產」。這種「土產」，只嫌少，不嫌多，我們有義務去支持和保護之。
耐人尋味的跨國NGO
為甚麼有這樣的感懷？這由於在緬甸，我看到眾多外國NGO的身影，一如其他發展中國家，我也見怪不怪。這些NGO都自稱前來協助建構公民社會。
無疑，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石。但過去廿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它變得愈來愈NGO(非政府組織)化，而那些NGO又愈見跨國化。各國人民互相溝通、交流和支援，本來是件好事。世界公民、地球村等等，都標榜著人類可不分彼此而團結起來。可是，細看NGO的發展，當中卻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所謂非政府組織，乃指獨立於政府之外，在地方、國家或國際級別上成立的非謀利自願公民組織。這類組織在公民社會成熟的富裕歐美地區最流行，大大小小、形形種種，基金會更大行其道，他們往往是NGO背後的財政來源。其中來自大家族的基金會，勢力足以令政府低頭。
有基金會作金主的NGO，不少非常多元化和國際化。有趣的是，他們如「大白鯊」，哪裡有「血」便去哪裡。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多是他們的目標，特別是處於民主轉型的地方，當大門一打開，這些國際NGO便蜂擁而至。
三月在突尼斯，這些國際NGO已看得我眼花撩亂。今次在緬甸，國際NGO如雨後春筍，視緬甸為一塊處女地大力開墾，與外資不無兩樣；大家都趕快插枝旗、霸地盤，令我有點頭眩。
輸出主流政治意識型態的大白鯊
舉個例子。有朋友推薦我去找某德國NGO的主任聊天，此君已在三年前來了仰光開辦事處，其工作是扶助緬甸政黨如何鞏固他們的民主運作。由於性質敏感，他首先會資助當地人創辦相關的NGO，由他們出面與各政黨交往，而該德國NGO則在背後主持大局。
一問之下，原來德國NGO名義上是NGO，但由國家和德國政黨出資，向第三世界輸出歐洲主流政治意識型態，企圖塑造他們的發展模式。如是者，這等NGO其實也是權力機構的代理人，再由這代理人找代理人，代理人又找代理人，弄得大家都糊塗了。
德國如此，其他大國一樣趕著向緬甸人「洗腦」，你拉我拉，受眾不變得精神分裂才怪呢！
當一個國家處於轉型階段，尤如站在十字路口；此刻，來自四方八面的力量都會向你招手：來啦，來我這一邊，我可以幫到你。例如緬甸，公民社會開始萌芽，如何抗衝仍處於強勢的軍方，實在重要。
一些背後有財閥、國家級基金會支持的跨國NGO，披著NGO外衣，背後搞的是地緣政治，幾條腿走路。一方面說是推動緬甸的公民社會，另方面又頻頻與軍方私下建立關係，名義上是協助轉型，但看起來更像是為自己國家搭橋，這算不算是祕密外交呢？
一位緬甸年輕人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經歷。他兩年前參加一個本地NGO，它不時開設訓練營，就是教人怎樣去示威，可是所去抗議的不是甚麼社會不公不義的事情。例如最近政府大力推行教育私有化，便沒有人去抗議；反之，是該NGO專針對某國在緬甸的投資項目。
本來監察外資的投資活動是否造成對國家的傷害，是理所當然的；奇就奇在監察對象明顯有選擇性，而且只針對某一個國家，那位年輕人也覺不對勁。他還說，NGO的興起，為當地年輕人提供不少工作機會，有些為了「打好這份工」，亦不會多想；總之，你叫我做的，我會做到最好。
轉型階段的緬甸新聞產業
此外，緬甸在轉型階段中的新聞領域，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因為新聞產業與輿論息息相關，一切得從新聞教育做起。過去，在軍政府嚴控下的緬甸各大學，竟然沒有提供新聞教育，只有一間有提供但課程得由政府設計，真是豈有此理！
好了，現在開放啦，歐盟立刻前往開設新聞學院。大鱷索羅斯主持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自不甘人後，亦在同時間在緬甸創辦他們的新聞學院。雙方都自稱要推動獨立傳媒，訓練專業記者，令緬甸年輕記者趨之若鶩。近年緬甸出現多場由國際機構主辦的傳媒高峰會，也是個有趣現象。
無可否認，緬甸過去的新聞業無專業可言，一切由軍政府控制，任何內容必須經過官方審查，這是典型的專制國家的做法。
我去探訪一間緬甸民營報館，地方簡陋，看得出艱苦經營，但各工作人員鬥志激昂。我有機會與其老板聊個天，他讓我了解到緬甸同行的一頁奮鬥史。他原來也是記者出身，後辭職辦報，那是八、九十年之事。軍政府容許民營媒體，只不過需過官方審查系統。當時他以經濟新聞為主，這領域較少風險，後慢慢加入政治新聞。
獨立發展在地新聞的反思
一零年開放後，不久審查系統亦取消，但這是否便可享新聞自由？答案是：不！因政府仍牢牢掌握不少資訊，不願開放給傳媒，傳媒很難求證。遇有甚麼爭議，吃虧的多是傳媒，並會有可能面對牢獄之災。去年有份小報便被政府起訴，連老板和記者共九人敗訴，正在獄中捱苦。
我指他們應大力推資訊自由法，這是新聞自由第一步。其後我又與另一年輕記者A午聚，他告訴我，當有西方機構來到緬甸建新聞學院，又主辦新聞研討會，本來他感高興，積極參與。他曾參加一訓練課程，教他們如何在衝突地方採訪。怎知一完成課程，緬甸某地區便立刻有衝突，導師示意他按所學到的前往報導。
該記者心生奇怪，怎麼如此湊巧？再者，真的要按他們那套嗎？那一套有助尋找真相，還是激發更多衝突？他這一問，正是他獨立思考的開始，我為他鼓掌。
此外，A又指出，過去兩年間，有不少新聞討論會，所要探討的大多是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主題雖然講緬甸，但主辦單位幾乎全來自歐美的組織。
A告訴我，一次他受邀參加，一入會場才發覺他原來屬少數緬甸記者之一，大部份與會者乃來自歐美的新聞從業員、傳媒學學者和國際NGO工作者。A當時很奇怪，為何討論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要由一大群西方人士來主導？難道他們比本地從業員更了解問題的所在，以及發展的路向？
要知道，A不是政府傳媒的記者，他在民營媒體一直逆流而上。能有此拷問，代表他具有獨立批判精神 ，他不是主流。大部份同行面對挾龐大經費而來的國際組織，早就認定對方是救世主。
沒有白吃的午餐 外國勢力非慈善家
這個現象不獨出現在緬甸，其他發展中國家亦言。如有留意西方基金會的工作，美國自然比歐洲強勢，不少主攻傳媒與教育，對扶貧則沒甚興趣，為甚麼？不言而喻吧。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新聞教育，從突尼斯、烏克蘭、緬甸，甚至在香港、中國內地，他們都甚為活躍。除非你真的認為這些財閥是大慈善家，不然是沒有白吃的午餐。
有趣的是，日前竟讀到（輔仁媒體）一位香港本土派年輕人這樣寫道：「只有我們配合外國勢力，對中共施加壓力，香港才有希望…….。所以，我們香港要有『被利用的價值』，因此我們更應緊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容中國抹掉。否則，當香港淪為跟中國一樣，在外國眼中，根本沒有利用價值可言。」
我理解他的「天真漫瀾」；只怪我城香港一直自稱國際城市，其實卻不知世界是怎樣運作的。環顧世界的代理人戰爭，有多少是由無知開始？
因此，我在緬甸則想起苦勞網，緬甸必須有自己的「土產」。我期待見到緬甸「苦勞網」的出現，不需依靠背後有財閥金主的外國NGO來指點江山；這樣才能有一己的聲音，掌握自己的命運。
基本上
基本上，台灣的獨派對他們最討厭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完全沒有顛覆的能力，因為兩者的意識形態相同：都是民族主義。
從這裡或許可以了解：一些為台灣獨派宣傳的媒體，背後的老闆竟然都是和中國有往來的商人：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已故）、民視萬年董事長蔡同榮（已故）及前總經理陳剛信（已離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