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的花與無根的草】系列六
工人出頭便入土：陌上塵的藍領工人藍調（兼談一、二代「工人小說」的差異）

工字不出頭，出頭便入土。 ──民間俗諺

時序是1981年，有一篇短篇小說發表，故事是在說，一名在工廠做基層工作的退伍老兵，某天忽然決定爬上城市周邊一座高達兩百餘公尺的鐵塔。整篇作品都是在描寫，主角爬上高塔過程中的心理狀態與所思所想。他回想起小時候的故鄉情境、當兵時槍火煙硝的歲月，以及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的終身大事。主角爬上高塔的目的，是因為那兒離天堂最近，他可以代表無數子民的心願，祈求上蒼以憐憫、同情、關顧的胸襟，讓世界得以永遠祥和。另一方面，登上鐵塔也使得他有「君臨天下」的情懷，以高人一等的姿態看著底下芸芸眾生的庸碌日常：

雖然在地面上的人往上望時，可能會看見我的軀體像一隻爬蟲那般往上蠕動，人們勢必看不到我的手足，而我總認為能夠擁有如此優美姿態的人，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兒罷。事實上，人類真正在不知不覺間已然變成爬蟲了。在泥地上爬行，在生活的圈圈裡爬行，在眾多勢力眼的環境中爬行，然後乞食一般的把歲月拋擲出去，換回來苟延殘喘的生命。像我，五十一歲的年紀，還在茫茫人海裡浮沉，結果是一事無成，搞到老仍孑然一身。

這名登高望遠的老兵懷抱「救世主」的想法，將仍然擁有手足的自己與成蟲的眾人區分開來。他的登高行動還包括了那麼一點點抗議的色彩存在，至於想要抗議什麼，主角自己也不十分明確。最後，塔下的人終於發現他的行動，數名消防人員趕上塔來將主角帶了下去。

這篇作品標題是〈天梯〉，作者陌上塵、原名劉振權，1952年生的苗栗人，16歲開始到基隆和平島的台灣造船公司工作，十大建設時期政府於高雄港邊建立中國造船廠，陌上塵至日本受訓回來後，1976年轉到中船工作，1987年陌上塵跟隨當時的立委王義雄成為工黨的創黨幹部，1994年自中船退休，1996年加入建國黨為創黨黨員，後來曾從事記者工作。陌上塵從1966年開始創作，其筆名取自陶淵明〈雜詩〉（之一）其中的首句：「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最早期的作品是詩與散文，1979年開始集中創作小說，尤其是1983年的《夢魘九十九》、1986年的《長夜漫漫》與1997年的《出局》等小說集，故事大多描寫藍領勞動者的勞動與社會處境。

一、

如果說在楊青矗的工人小說中，工作評等與臨時工議題是項核心關懷，那到了陌上塵的作品時，其中一個重要的關懷面向，可以說是裁員資遣的議題，陌上塵尤其喜歡談因為自動化生產、勞動力需求降低而引發的裁員問題。

〈失去的城堡〉是其中的代表作。一名在國營事業工作的老技工，因為不善於逢迎而始終沒有升上領班，在他符合退休資格的兩年前，接到公司的資遣通知。他沒有勇氣告知妻子已被資遣的事實，每天還是到工廠門口晃蕩。

……這時候，我開始注意大門四周的圍牆，這座圍牆四面八方的將公司所有廠房團團圍住，綿延數里的牆將裡外隔成不相同的兩個世界，當外面的行人正在忙著為生活奔波時，裡面的成員，卻因為受到保護而能安心的工作著，如果圍牆以內算是一座城堡，那麼城堡裡的住民可真是太幸福了！

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如今，這座城堡已經逐漸傾頹，為了更具備與人競爭的能力，城堡中開始採取非常的手段，在企業無情的殘酷現實中，也只有具備非常手段的人，才能夠生存。

我彷彿看見城堡中的人們不斷的往外奔逃，他們驚慌的找尋逃走的方向，他們掙扎著雙手撥動前人的肩胛，甚至於更強壯的人，踩踏過別人的頭顱優先跳開了。

這名老技工終於想開，要回家去告訴妻子自己已經被資遣，要離開前，「我頻頻回首，我的心情逐漸平靜，我終於失去了城堡，而城堡中的人又得到了什麼？」這名老技工目睹城堡的傾頹，和〈天梯〉裡那名爬上高塔俯視眾人的老兵一樣，因遭受不公平對待而產生心理波動，只是難以具象描繪那個操縱社會運作與利益分配的幕後黑手，從而站上一個莫名所以的抗議位置，但不知抗議對象與訴求為何；另一方面，這兩名屆退的資深勞動者，又猶如早已洞察人情世事的先知，帶著距離地旁觀群眾的盲從，顯得冷靜而自持，或者說是自我克制與壓抑。

二、

雖說有冷靜自持的例子，但在更多的故事裡，陌上塵的小說主角跟楊青矗筆下的角色一致，都會跟自己的主管理論、爭吵。甚至，這些主角因為受了莫名的傷害，還會採取各式各樣毀人以及自毀的行動。

在〈兒子的天空〉裡，秋山因為工作太忙，延誤了將發燒的小孩送醫急救的時間，致使三歲的兒子成為植物人，五年過去仍然沒有進展，秋山的幻覺讓他以為兒子變成一條蠕爬的長蟲，他想殺死長蟲以保護自己的兒子，於是就對準長蟲脖子的部位狠勁的掐了下去，直至長蟲不再動彈。〈焚城記〉中，「我」的父親原本是長城企業的員工，卻因被裁員而抑鬱以終，我潛伏進入長城打算報仇，得到信任設計公司自動化設備的IC板，就在自動化設備即將全面上線時，我偷偷換掉一塊關鍵的IC板，足以使得所有線路在啟用後發生短路，屆時所有自動化設備將付之一炬。在〈結〉裡面，林順福因家中貧困而在少年時代罹患無法治癒的宿疾，後來雖然結婚生子，但身體的病痛一直困擾著他，舊疾復發加上工作的壓力，他在庫房看到一條尼龍繩，他打了個死結，將繩子從庫房樑柱上垂掛而下，他把自己的身軀垂吊在半空，脖子上的死結也越拉越緊。

我們在楊青矗的工人小說諸如〈囿〉所看到的，是被工作評等的等級差異壓得喘不過氣的勞動者，被四周緊閉的圍牆籠牢所禁錮、沒有出路；我們在陌上塵的創作中所看到的，則是一群被工作所拋棄、從環繞工廠的圍牆裡頭被放逐出來，失去城堡的庇蔭之後卻也無路可走，而黯然退隱或毀人自毀的末路男性藍領工人。

三、

當工人在勞動現場發生不平事端或爭議，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集體向公司爭取權益是常見的回應方式，楊青矗及陌上塵寫作工人小說的時間，是戰後工運開始躁動至昂揚的1970-80年代，兩人當然也都描寫過工會在勞工抗爭中的處境。但兩人書寫工會的方式，顯然受到不同時代氛圍以及各自風格的影響，從而顯現出不一樣的表現面向。

楊青矗《廠煙下》（《工廠人》第三卷）交代了兩個尚處於戒嚴年代的工會故事。首先是其自身經歷的〈選舉名冊〉，他曾打算在1975年的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登記參選工人團體立委，但他所屬的台灣石油工會第一支部利用延誤寄送會員名冊的技術性干擾，使他喪失參選工人團體立委的資格。〈選舉名冊〉如報導文學般從頭至尾詳細記錄這個過程，期間楊青矗找工會常務幹事想釐清問題所在，工會常幹竟然請廠裡的國民黨產業區黨部書記來說明，他大嘆事情已經完了，後來他找市黨部主委協調，又提起法律訴訟，但終究沒有結果。〈拜託七票〉講的是工會改選時，七名道義結合的候選人結成「工人提名」的連線，企圖搶占工會幹事的自主席次，代表大會當天會場警備森嚴，武裝的警察穿梭在會場邊維持秩序，連線與既有的工會官僚們鬥議事規則與相關法令，透過不斷發言來發表政見，但終究敵不過黨政壓力下的工會官僚人數優勢。

進入1980以至90年代，在陌上塵的作品裡，勞工自主勢力在挑戰資方管理權威時，公司的應對方式已經更為圓熟，而不僅是黨政集團對勞工自主的圍堵，已然成為棒子與胡蘿蔔交互運用的狀況。在〈遊俠賈天下〉中，賈天下是一名富有正義感、熟悉勞動法令、善於運用媒體及謀略的工會幹部，為基層勞工爭取了不少權益，但他卻也因此將自己拱在雲端之上、變成缺乏同志的「孤獨俠客」，最後，公司設計了一個局面讓他與領班互毆，然後再以此為理由將他開除，沒有人可以救他：「望著那些逐漸遠去的船廠同仁，他喃喃自語，跪在高台上的身影在夕陽的映照下，顯得多麼的淒涼，多麼無奈！」

賈天下是單幹的個人英雄作風，因而自絕於群眾、終究被公司直接拔除的例子，在其他故事裡，除去威逼之外還多了利誘，以及對於幹部間的區隔分化，讓帶頭的幹部陷入孤立的狀態。〈末路英雄〉講的是一名工會幹部羅斌的心境，因為資方要員工強制加班又對加班費打折，原本三名工會常務理事態度一致預計展開罷工，但老許忽然轉向倒向公司的立場，老葉又因為被調職而開始退縮，羅斌在遭遇工運難題之際，上山來到佛寺住了數晚，與住持大師談論了一番人生義理之後偌有了悟。

翌晨，他沒有驚動寺裡的任何人，簡便的提起行囊踏著初升的旭日，往山下的路途邁開大步前進。前些日子他是踏著蹣跚的步履尋上山來，如今他只覺得身輕如燕，並且帶著豐盈的心靈下山，他哼著不成曲的台灣小調，漸去漸遠，他回首望望佛寺，只見寺頂在群山中猶露出半個頭，孤寂、冷峻的矗立在那兒。

在〈表決〉中，工會因為反對徵收「員工互助金」，而與公司槓上了，資方為了瓦解工會的反對，先是拉攏了工會前任常務理事來當說客，後來更將工會幹部招待至北海岸旅遊，並叫來女郎作陪，羅青祥發現事態不對，趕緊離開現場回家，可是其他工會幹部差不多都進入情況了。來到工會開理事會投票表決的日子，心急的羅青祥一不小心在工廠門口出了車禍被送醫院。

躺在病房裡的羅青祥仍然記掛著理事會投票的事，他三番兩次的想按鈴叫來護士小姐，請她無論如何，一定要幫助他趕回去投下他神聖的一票。可是，每當他翻轉身子想要有所動作時，一陣痛楚由傷口隱隱傳送至胸口，那種刺痛是椎心的、刺骨的。

他努力掙扎著，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他焦急地看著時間，理事會開會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來，他閉起雙眼努力不去想開會的事，而工廠裡無數求助的眼神正投射出哀求的光。他曾經答應過要幫大家這個忙的，可是，可是現在人卻在病房裡，怎麼辦呢？理事會馬上就要開始了，表決在會議開始後不久也將接續進行。羅青祥嘗試把吊掛著的右腳挪移下來，然後將身子蜷縮成一團，翻下病床，他拼命往門口爬去，他仰起頭想要抓住門下的下沿，他想只要現在立刻趕回公司，一定還趕得及理事會的表決。

〈末路英雄〉與〈表決〉這兩個故事都是開放結局，羅斌帶著豐盈的心靈下山，羅青祥自身意志非常堅定，作者似有意以樂觀的筆調來揮去前途的嚴峻，但即使我們先不去考量那現實條件所會帶來的終局，兩人的意志與帶動工會幹部夥伴一致行動之間仍有距離，只見他們「孤寂、冷峻的矗立在那兒」。

四、

葉石濤在陌上塵《夢魘九十九》的〈序〉中，談到台灣戰後最初的工人大多從農村來到都市，所受教育不多、又無一技之長，把這時期的工人生活反映在小說中的是臺灣第一代工人作家楊青矗，他筆下的工人大多數是沒有專門技術的，只憑一股被壓迫的滿腔怒氣反抗資方不公平待遇的工人；然而進入七十或八十年代以後，這時候逐漸出現的是受有較完善的教育，學有一技之長，觀念較嶄新的新一代工人，他們懂得工人在法律上的權限，所以他們有分析、批判的能力，陌上塵就是第二代工人作家。（1983，頁1-2）

這是筆者我所知，最早提出關於一、二代工人作家的論述與比較，後來，類似的比較論述以彭瑞金為主，他在〈第二代的工人小說〉中，認為楊青矗最早期的小說，所關注的對象是廣義的、汎勞動階層的人物，而《工廠人》與《工廠女兒圈》則是興趣轉向勞工運動之後的作品，這種寫作層面的轉變固然保存了勞動者的本色，卻也難免失去更多角度審視、關注工人生活層面的機會；而「陌上塵的工人小說，在意識覺醒的次序上和楊青矗有點相似，但關注的角度卻有明顯的區別，陌上塵比較能兼顧工人心理與社會生活層面的衝突，不特別強調來自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對身為『工人』諸多無可奈何的命運，他都是回到工人本身的角度來看。」（2017，頁9）

1984年12月11日，《台灣文藝》在高雄舉辦一場「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會中吳錦發說：「現在台灣的工人文學，大部分描寫還是侷限在工廠裡面，一些勞資雙方的問題，其實工人文學是很廣的。」（陌上塵1989，頁261）後來他又說道：「我看陌上塵和楊青矗的小說，感覺的味道就是不一樣，楊青矗小說社會性目標的使命感很強，陌上塵本身是一名工人，他的小說比較豐滿，在心靈方面的描寫，還有工人在那個環境下心靈的扭曲、心理的反應、內心的徬徨，他都整個將它們纏繞在一起，繞到最後變成很複雜。我看工人小說的問題是複雜性太過於簡單化了，除了薪水等問題外，還有很多應該被重視的東西，我看這是目前工人文學較缺乏的，也是今後應該注意的問題。」（陌上塵1989，頁264-265）

早在楊青矗於1970年代陸續發表「工廠人」系列三卷、陌上塵尚未創作工人小說之前，文學評論界對楊聚焦於勞動者的作品，就普遍有著以下的類似評價：就內容而言，太過集中在「工廠」內的勞雇矛盾，而對於矛盾的描繪又太過集中在工資的經濟利益；就表現形式而言，太過平鋪直敘、缺乏技巧。當陌上塵於1980年代創作工人小說之後，恰好出現一個可供比對的對照組，所謂一、二代工人小說的比較，應該放在這樣的脈絡來看。且我覺得這樣的比較，往往隨評論者的主觀偏好而放大了兩者的不同之處及其差異程度，例如，葉石濤前述對於戰後一二代工人的描述（連帶的是對於楊青矗與陌上塵的評價），太過將兩者一刀切而有高下之分。

如果說陌上塵的作品更著重在主角的心理描寫方面，我是同意的。跟楊青矗的平鋪直敘比較起來，陌上塵明顯受到更多現代主義手法的影響，除了心理描寫之外，其他包括：〈天梯〉裡那名老兵追尋莫名自我的歷程，跟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絕對脫不了關係；〈兒子的天空〉中兒子變成一條蠕爬的長蟲，則明顯是卡夫卡式的「變形」；等等。

但如果說陌上塵的小說對於工人的描寫有著更「寬廣」的面向，我則持保留態度，陌上塵工人小說的場景，相當大部分仍是在工廠的圍牆內，其故事核心還是圍繞在經濟生活。只是因為經濟發展的年代差異及兩人取材的不同，勞資管理的矛盾，從楊青矗那裡的工作評價不平等，轉移至陌上塵那裡的加班費爭議與裁員資遣。但兩人對於勞動者「經濟生活」的重視程度，並無二致。

關於前述幾名文學評論者對於一、二代工人小說的比較，我是這樣看的：第一，楊青矗的小說，其表現形式與內容是合拍的，那是我在本系列文章系列五談楊青矗時提到的，楊青矗式的直觀寫實主義：他是描繪勞動現場工人對於管理方式不公平的直觀感受，因此，用平鋪直敘的方式來說故事，完全恰如其分、再自然不過。只是這樣的說故事方式，在評論者眼前並不討喜，評論者普遍認為缺乏技巧、缺乏深度，然而，楊青矗小說面向的對象，本來就是做為讀者的雇傭勞動者，而非文學評論者。

第二，文學評論者認為楊青矗工人小說的描寫不夠「寬廣」，覺得生活並非僅是在勞雇關係中、生活並非僅是政治或經濟層面的影響。於此，楊本人在一篇訪談裡，對於有人批評他描寫的「工廠人」只是「工資人」、他似乎只強調了工資問題，他的回答是：「工資影響到工人的生活，這是極重要的問題。」（吳瓊垺1979，頁237）固然，人生活在社會中擁有多重身分，勞動者僅是其中一項身分，但勞動者這項身分，往往就要在他的工作現場、放進其具體的生產關係之後才能彰顯出來；雇傭勞動者的特質，就是僅依賴工資維生，一旦薪資無法養家活口或失去工作，其作為「人」而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消失。

在前述那場「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中，好幾名與談者、包括楊青矗本人，提到他們在當時看到的一些外國電影，這些電影的主角是勞動者，故事內容多在展現勞動者生活的艱辛，與談者們以這些電影的內容為例，說明描繪勞動者的圖像，並不一定要侷限在工廠這個特定範圍。我當然可以同意，作為一名工人，其日常生活也不僅只有勞動現場的生產關係，還包括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但問題就在於如何展現這些「社會關係」。如果我們只是文學式的強調「回到工人本身」、「內心的掙扎」，反而會忽略了工人背後的這些「社會關係」；如果我們只是強調故事人物的心理狀態，可能會有專注在個別勞工而忽略其集體性的問題。

五、

即使上述文學評論者們認於楊青矗工人小說的寫作形式與取材有所侷限，但這幾位並沒有懷疑楊在工人文學上的地位，且經過三、四十年之後我們重新回頭看這段歷程，楊青矗工人小說的影響力，仍然大大超越了其他「工人作家」而無人能企及，包括楊的作品數度被改編為影視作品。我認為楊青矗作品的影響力正是建立在他的「平鋪直敘」上，其文章的「土直」使他的作品能夠被更廣泛地閱讀，其描繪勞動者在職場上的直觀感受能夠使工人讀者有共鳴，其作品洋溢而出的工廠改革「淑世理想」能夠讓人接收到他積極涉世的熱情。

然而，這並不是說楊的作品已經自足圓滿，我覺得要檢視楊青矗工人小說的侷限，必須回到他的作品自身，而不是從外加的條件來批評。楊青矗工人小說所揭露的生產車間勞動階序不公平現象是寫實的，他的「淑世理想」也提供了工廠改革的目標，但他的行動路徑傾向於經由政治的參與、經由政府制定政策來實現理想，他的期待是只要經由有權力者一定程度的制度改善，勞工就能分享公司的利潤而共同合作。

或許是受到當時政治戒嚴的時代氛圍影響，楊青矗在小說中設定了「媒合劑」的角色以緩解個別勞雇衝突，但並沒有解決衝突根源，他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參與亦遭遇阻礙。從而，他的小說雖寫實地描繪了當時工人的社會處境，卻缺乏一個銜接至工廠改革的路徑、一個導向工人群眾改革工廠行動的出口。我們從楊青矗工人小說中獲取的印象，大約就是工人身陷不公平制度而無法出頭，這是「工人未出頭」的局面。

至於陌上塵，他寫作工人小說的時間，是工運經由解嚴前後的昂揚乃至後來衰退的年代。因為比楊青矗更具文學敘事技巧與手法，他描繪的工人處境有時比楊的作品更為驚悚，但也更具有現代主義式的憂鬱與陰翳。如果說藍調音樂的起源，是來自被販運至美國南部的非洲黑人在棉花田中辛苦勞作而吟唱出的悲歌，那麼，我們大約可以把陌上塵的工人小說形容為台灣勞領工人的藍調吧。

陌上塵或許是親眼目睹勞動現場工人利益的分化，與工運中組織結社集體行動的挫敗經驗，相對於楊青矗作品表現的積極涉世，我常常覺得他的故事主角帶著一種冷眼看世局的孤高情緒，與人群是有距離的。尤其是他筆下的工會幹部，雖然正直而熱情、關懷基層勞工的權益，但總是掉進資方的分化布局而處於孤立無援狀態，不是被群眾拋棄，就是群眾沒跟上、幹部隻身深陷敵營。陌上塵的工人小說猶如醒世寓言，他雖不放棄改善勞動者的社會處境，一方面卻也不斷告誡世上的勞動者，工人一旦看清現實、試圖打開變革局面，就要準備承受相當的代價才行，要不就是被既得利益者排擠打壓，要不就是無法融入盲從的群眾之中，這是「工人出頭便入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