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製造商》:馬克思主義者怎樣看待精神痛苦?

2019/10/22

【編按】電影《小丑》最近在戲院熱映,片中主角亞瑟的精神疾病,和他所處的社會的關係,也引起許多討論。時報出版社近日推出英國學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一書,弗格森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探討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因,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對人們造成的壓力是精神痛苦的重要因素。

本文為《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對弗格森的訪談,談論他的新書及主要論點,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2017年11月號第429期,本書中譯本也收錄了這篇訪談,苦勞網獲授權全文刊出。

《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時報出版提供)

問:憂鬱症和焦慮症令人們感到像是現時的流行病,討論的熱度越來越高,而且經常與失業問題合起來談。為什麼心理健康的相關議題近期會湧現出來?

弗:我認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們精神痛苦的程度全面大幅上升,最明顯原因應該是失業、工作能力評估和無論如何得回去工作、不能再依靠福利救濟的壓力。

所以,不只是在英國,在其他國家例如希臘,我們看到憂鬱症和焦慮症大大增加,還有自殺也是。其他的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高度焦慮和憂鬱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年輕女性,這可能與在社群媒體上的比較心態有部分關係。但在勞工當中,包括窮人、低收入工人,患上焦慮症和憂鬱症的人數同樣在增加,有的人負債、有的人工作不穩定。

這是相當普遍的。我在本書提出,關鍵因素在於新自由主義社會的生活壓力,不論是勞動強度增加、負債或懲罰性地停止失業救助(benefit sanction,編注:失業者不參與工作面試或就業輔導,救助金就會停止)。

問:你為什麼現在寫這本書?

弗: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要挑戰一種醫學模式,在此觀念下,無論是被標籤為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哪種精神疾病,這些精神痛苦與人們生活中發生、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在此特定模式下,精神痛苦都被當成個人問題。

本書的出發點是要挑戰上述觀點,並且說明,目前社會的精神痛苦程度升高,最有關係的因素是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壓力。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是最近的知識辯論,各方對心理健康和精神痛苦的理解不同,這些討論出現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Marxism Festival)和《社會主義評論》。辯論的主題涵蓋佛洛伊德、神經科學等等。我嘗試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第二個因素令心理健康議題在近年浮上檯面,那是「障礙人士反刪除預算」(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組織的成果。在社會危機下也有正面發展,許多經常飽受精神痛苦或有類似問題的人挺身團結起來,去挑戰產生這類問題的種種因素。

問:你所描述的醫學模式為什麼會成為主導性的?它存在了多久?

弗:這個模式主導時間超過150年。首要受意識型態所影響,它將精神痛苦的原因侷限於個人內在,以非常省事的方式解釋問題。也就是說,問題出在我們的大腦或道德缺失。毫不奇怪,它製造汙名,令到正飽受精神痛苦的人們覺得某程度上他們失敗了,或被標籤為失敗。

其次,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想法:有一種疾病,便有一種治療劑,藥丸或其他藥物可以解決問題。不令人意外的是,儘管有很多證據證明治療劑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但製藥業仍是全球第二獲利最多的產業。

問: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在這種醫學模式下,人們如何談論精神痛苦?

弗:當時主導的解釋模式來自於宗教。精神痛苦被認為是受到上帝懲罰或魔鬼附身。但除了宗教模式的解釋外,同時還有一種唯物觀點的解釋,也就是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找原因。

例如有一些學說是從體液解釋病因,認為精神受損乃身體內部的液體失去平衡所致。這個模式一直到十九世紀都還具有影響力。我在書中提到,電影《瘋狂喬治王》精確呈現了此療法。

但是,我在書中有強調,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可以看到更為進步的解釋湧現,人們開始從生活事件來尋找造成精神壓力的原因。

問:你如何扼要地以馬克思主義方法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

弗:馬克思主義方法有三個元素。首先是以唯物主義來解釋問題。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不是建立於首先滿足人類生理或情緒需求,而是由積累資產的需求所推動。這意味著人類的需求,無論是情緒、性還是其他方面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從這個出發點才能真正理解心理健康。

第二個是歷史性的解釋,藉此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一些心理健康觀念在某些年代會有主導性,並掌控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個人生平的細節。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而是「你怎麼了」。換句話說,人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早年的生活,形成他們體驗這個世界的方式(雖然那不是單一的因素)。

第三個是辯證方法。這裡有兩個面向,在個人層面上,思覺失調症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對於幻聽到的聲音作出反應,包括害怕、嘗試回應等等。這些反應方式往往被當成他們自身的症狀。

所以,人們首先要主動尋求理解自身的情緒和感受,也要嘗試處理它們。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我們集體的心理健康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程度。

如果人們沒有集體抵抗,就更會將感受到的痛苦和壓力融入內心。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集體抵抗和反擊現行體制,就有助於促成心理健康。

問:談談書中提到這句話「從罷工糾察線到額頭上的皺紋」。

弗:是的,這段話說得極好,它從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現在的處境。要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我們能做的最重要行動就是集體反擊。這與我書中談到的全面異化問題有關,因為許多精神痛苦都涉及到無力感。當人們感覺、理解自己才是主動者且力量來自內在,就能對心理健康產生非常正面的效果。

問:我認為,這個方法完全有別於去看精神科醫生。否則他們就算沒有服藥,也會被送進國民醫療體系接受治療,大概是接受「認知行為療法」這類的療法,以幫助他們改變對事物的反應。但後者大多是在個人層面上解決問題。

弗:絕對是的,這個療法要是有幫助就好了,但認知行為療法基本上是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特徵是,它能夠吸納原本進步的概念,並加以改造,好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例如目前在心理健康領域最具有影響力的「復原」概念。它的積極意義在於,人們不要一輩子都活在心裡不健康之中;但它的消極面在於,把「好起來」的義務都放在個人身上。

問:在書中,你一再扼要地談到對主流醫學模式的重大挑戰,但也探討這些挑戰如何推進醫學發展。我們都知道,佛洛伊德是精神分析領域的大人物,你談到他方法上的革新和長處,但也提出批判。

弗:佛洛伊德本身不是一個革命者,但在他思想裡有非常激進的元素。他認為,社會對人的壓抑和扭曲,不只在性慾,還包括其他的基本需求,於是產生了他所謂的神經官能症。

從精神分析的傳統來看,大部分觀念都非常保守,傾向把精神痛苦當成個人問題。但我在書中據理說明,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圈子一直試圖從佛洛伊德的思想中心探索激進的元素。

問:當時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也與佛洛伊德思想有關?

弗: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如1920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寫作本書時,我最著迷的事情之一,便是發現在那個年代的俄國,精神分析的地位幾乎得到官方認可。佛洛伊德的書籍是由蘇維埃政府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等人的關鍵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包括許多女性精神分析學者,都被佛洛伊德思想所吸引,認為當中潛藏許多激進元素。但精神分析在1930、1940年代輸入美國後有了轉變,離激進思想越來越遠,反而成為官方的意識型態。

問:另一個你談論的偉大時期是1960年代。我們再一次看到大規模的動盪和政治鬥爭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關的人物為連恩。他最近變得更受歡迎,2017有一部關於他的電影上映,由坦納特飾演他。連恩的貢獻是什麼?

弗:我認為連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正在使用的、更為野蠻的精神疾病療法,例如腦白質切除術(切開腦部)、常見的電痙攣療法等等。

我認為連恩是被壓迫者的權利保衛者,因為他強調,我們需要聆聽那些被標籤為精神疾病患者的心聲,諸如思覺失調症。他們的行為和反應不僅僅是生理的化學反應,而且實際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連恩那時受盡批評,因為他指責家庭和父母造成思覺失調症。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

他非常投入這個時期的新左派運動,1960年代末也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會議。遺憾的是,他在1970年代之後,在知識上的貢獻大大減弱了,個人酗酒問題越來越嚴重。

但連恩在六○年代提出的中心思想還是很重要。他認為精神痛苦有其含義,而發掘的方式便是聆聽精神痛苦病患者的心聲。現時大量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連恩的觀點。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受虐的經歷,都與精神痛苦有很強的關聯。

反精神醫學的蘇格蘭精神病學家R.D.連恩(R.D.Laing)。

問:在本書的最後部分,你談到過去幾年出現的心理健康新運動,尤其涉及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和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從業人員和學者。新運動有多少受過去運動所形塑?其方法有多少是新的?

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事實上,這些新運動出發點在於,更多患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將不會住在醫院,而是在「在社區裡」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

人們之所以現在「在社區裡」,實際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比起在精神病院更容易被組織起來。由於心理健康問題如此普遍,許多人也在挑戰它的汙名化問題,所以在今日更容易進行組織工作。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令心理健康運動更加激進、規模也更大,服務使用者現時在「障礙人士反對刪掉援助」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內部都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有一些特徵是全新的,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它們也往回觸及到自己的歷史。從積極面來看,在現在所謂的「瘋癲研究」中,人們回顧了1960年代甚至更早的抗爭歷程,他們正在找尋像連恩這類人,查看他們的思想如何用於今天的脈絡。

我認為將來會有更多的辯論,去討論身分政治否為推動這個運動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今日人們普遍經歷過精神痛苦,有助於扭轉精神疾病的汙名,一個具廣泛基礎而強大的運動便可能建立起來。

過去一年來,全國各地紛紛展開運動,反對社區心理健康服務設施被關閉。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和各領域的運動者都非常緊密地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和「心理學者反對緊縮」等組織中,我們可見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者和其他人非常密切地合作,挑戰緊縮政策。

問:最後,為什麼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有助於找出精神痛苦的徹底解法?

弗:我想本書中所指出的中心點是,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於某個特定政策或意識型態,而是根源於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各種掌控權,否定我們的最基本需求,無法以有創造性的方式看待事物。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管是勞動強度增加、年輕學生的競爭壓力加大、老年人在日益個人化的社會中更加孤獨,所有面向帶我們回到了一個老問題,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其動力來自於累積資產的需求,而不是社會和情感需求。

因此,真正能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以滿足人類需求來創造一個社會,而不是為了累積資本。

責任主編: 

Iain Ferguson

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除了本書外,著作與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等,並發表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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