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非洲:將新冠肺炎去殖民化

2020/04/27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員
譯者: 
苦勞網特約編輯

【編按】日前法國有兩名醫師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非洲缺乏口罩與醫院等醫療資源,適合新冠肺炎疫苗的人體測試,事件引發軒然大波,並遭批評「種族歧視」。

兩位來自英國的研究員分析國際媒體如何報導非洲的新冠肺炎疫情。他們認為這些報導複製了對於非洲的刻板印象,缺乏對於自身的反省,例如非洲政府的弱點與非洲大陸如何被整合至世界階層之間的關係。

原文標題"Let's Decolonize the Coronavirus",刊載於非洲政治與經濟分析網站ROAPE。

西方人眼中的非洲。(圖片來源:Atlas of Prejudice/Yanko Tsvetkov)

再一次,非洲正在燃燒。過去幾個月我們在國際報章上讀到的很多頭條,例如:「中國病毒:非洲感染案例的災難景象」、「非洲疫情伴隨暴力及混亂」,或是「對非洲與其擁擠的貧民窟而言,冠狀病毒是個生存威脅」。長久以來,關於非洲這塊大陸的論述都說它必然失敗,新冠病毒疫情則成為最新的象徵。無論是聯合國秘書長、世衛組織總幹事、比爾·蓋茲、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或是生產標題的無數媒體。據說,每次危機都是轉機。但是,當論及與「非洲」的關係時,我們這些受益於當前世界體系並顯然倖免於這些緊急事件的西方人、手握權力者及全球菁英,卻喪失了質問觀看自己與世界其他地方之方式的機會。

我們兩人是女性政治學者,都來自歐洲,當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時,我們身處盧安達。全球動盪的此時,我們認為有必要分享關於非洲如何被談論與書寫的觀察。身為以非洲大湖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員,我們的訓練包括意識到歷史上西方如何將自己的「黑暗大陸」想像強加於非洲。當「非洲」被本質化以及50多國被當成單一整體,並與暴力、騷動與混亂劃上等號時,我們總是保持謹慎。這個持續的殖民想像,對於非洲民眾的負面影響是具體的,因此有必要再次呼籲對知識生產進行去殖民化。早已進入21世紀的今日,我們對於影響力深遠的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衛報》與《巴黎快報》)及輿論生產者,在近幾週來延續類似的陳腔濫調感到震驚。

自從去年十二月底,病毒相關新聞開始得到全球媒體的關注,我們發現非洲進入辯論的時期可以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波初期,病毒大部分侷限在中國與亞洲其他地方。尚未有太多媒體談論它如何抵達歐洲,至少沒有我們今日所見的那樣全面且前所未見的程度。起初,中國政府因為隱匿疫情而被譴責,隨後則因展開行動、善用威權工具確保病毒獲得控制並使民眾服從限制措施而被稱讚。新加坡、南韓與香港等地高度發展的基礎建設與監視科技,這些都被認為是抑制疫情的原因。主流論述是:只要病毒留在這些被認為有能力有效行動的國家,世界便能平安無事。警告:不包括非洲。非洲以「災難性的場景」之姿進入病毒相關論述,主要圍繞在它如何成為國際社會的「巨大挑戰」。正因為非洲國家嚴重缺乏效率與基礎建設,非洲將對全球遏止疫情的任務構成威脅。

必須澄清:我們無意主張絕大部分非洲國家的基礎建設(鋪設道路、醫院、學校,與現代國家其他象徵)迎頭趕上許多歐洲與亞洲國家,或者宣稱非洲大陸國家不比世界其他國家貧窮。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即便疫情尚未肆虐非洲的時候,非洲便被當成「最脆弱的目標」。非洲很快被拿來與有效率的亞洲作比較(本身便是一種帶有刻板印象的論述),且再次被認為為是次等且缺乏資源的。一如二月中比爾·蓋茲向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表示:「如果這個疾病發生在非洲,將比中國更慘烈」。

這種本身就有問題的本質化論述,特別針對非洲各國政府,而不承認可能導致且延續這些政府弱點的結構性脈絡。當然,我們指的是非洲大陸如何被整合進入自殖民佔領延續至今的世界階層。社會學者尤斯費(Hèla Yousfi)在《解放報》(Libération)上的文章適時地談論到這點。在病毒抵達歐洲之前,我們並未發現世界對於歐洲處理危機的能力有任何擔憂;如果有的話,也是認為歐洲「先進系統」將迅速且有效遏止病毒。一月底,《半島新聞台》一篇報導宣稱「歐洲醫療基礎建設準備好對抗(病毒)擴散」。然而,面對危機,歐洲許多國家打從一開始就處理失當。

當病毒擴散至歐洲,開啟了關於疫情的第二波論述,全球媒體越來越頻繁地談到非洲。在二月底至三月初這段短暫期間,人們訝異病毒為什麼是威脅到歐洲而不是非洲?為什麼充滿災難的非洲大陸躲過了這場全球災難?這時,非洲庇蔭於溫暖氣候以及人口金字塔的假設佔據主流。即便如此,我們的重點是這樣的論述凸顯了為什麼需要解釋非洲躲過一劫的潛在需求,並且最後歸功於其熱帶特徵:炙熱與占多數的青年人口。

當前論述是第三波。如今病毒抵達非洲國家,但是確診案例卻相對地少,人們異口同聲認為末日襲擊非洲只是時間問題。此時非洲國家「脆弱性」的論述真正佔據中心。一個明顯例子是英國媒體在三月底寫道「非洲脆弱的醫療系統必須準備好最糟糕的災難」。法國外交部一份流出的備忘錄在社群媒體上被瘋傳,將冠狀病毒形容為打垮非洲政府的最終危機,並且建議法國政府應該為其後果做好準備。《經濟學人》與負責非洲的編輯都認為「非洲對抗新冠病毒的準備欠佳」是一場「大笑話」。

持平而論,部分媒體稱讚塞內加爾和南非的世界級檢測方式,甚至之前提及的法國備忘錄也承認並非所有非洲政府都一樣。然而,絕大部分關於非洲的媒體文章口徑一致,傳播世界末日即將降臨非洲的焦慮。有鑒於病毒似乎是在襲擊亞洲、歐洲與北美之後才抵達非洲,許多非洲政府提早採取措施預防病毒傳播——與美國與英國顯然不同。在樂觀的情境中,這麼做讓疫情爆發不至於那麼糟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非洲與全球採取的限制措施已經對民眾生活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包括一大群人喪失生計以及違反人權。一如其他地方,危機對於不同國家與社群的整體衝擊很可能也有差異。

進入結論前的最後反思。防止疫情未來在「非洲」爆發的解方,仍是西方挹注資金。《衛報》重複之前提過的陳腔濫調,「非洲無法獨自擊敗冠狀病毒。西方必須在太遲前想盡辦法」。文中引述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執行長瓦特金斯(Kevin Watkins)的話:「正要對付新冠病毒的國民健保署(NHS)擁有7千個重症照顧病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國家平均只有50個。」這是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醫療系統的事實評論,一旦疫情達到北美與歐洲的程度,這點將大為惡化每個國家對付疾病的能力。雖然這個評論很可能被大部分讀者視為對非洲國家的批評,然而這句話同樣不也是對於人道及發展產業複合體的嚴厲抨擊嗎?畢竟,表面上它們將數十億美元的援助挹注至非洲。過去60年來,如果沒有建立對於任何國家都是優先項目的重症照顧基礎建設,「兒童救助會」到底在「非洲」做了什麼呢?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援助大部分是慈善而非團結項目。兩者之間的差異非常關鍵:慈善暗示捐款者(救贖者)與收受者(無助的犧牲者)之間的權力不均衡,這筆錢是從富國流至窮國、強國至弱國,從頂端流至底層。如果不把話說得那麼明白,呼籲「世界拯救非洲」也含蓄地確認了非洲作為窮人、弱者以及底層人民的陳列室。另一方面,團結則從夥伴的位置出發,承認彼此間的平等,構成一種合作關係,所有人以不同方式得益。為了「脆弱的南方國家」,聯合國秘書長忙於建立新的基金來對抗新冠病毒,非洲聯盟派出特使請求捐款者提供資金,難道不正是時候提出艱難的質問:歷史上,這一批機構有助於解決「南方國家」問題,還是讓問題延續至今?

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充分顯示了那些「富裕」國家的醫療系統,本質上有多麽脆弱甚至瀕臨崩壞,但媒體上卻仍然缺乏以團結為基礎的討論。從這角度來看,或許伊波拉病毒在非洲爆發的經驗,不只能讓非洲國家得到教訓,或許就這麼一次,也能讓非洲以外的世界從非洲國家得到啟發?不然的話,我們還不如永遠別再討論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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