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埔風雲」:遠化罷工的歷史省思

2020/11/28
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

1989年5月,晚春:遠東化纖罷工事件自霄裡溪畔的新埔小鎮爆發,猛烈地震撼了整個台灣。縱然捲進了最優異的工會幹部與社運份子,動員了最多數、跨立場的工人群眾,這場罷工卻仍在霏霏細雨中以失敗告終。三十餘年後的今日,深秋: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以「新埔風雲:客家工人與解嚴後的狂飆年代」為題,重新向台灣社會介紹這一樁事件。

「新埔風雲:客家工人與解嚴後的狂飆年代」展覽在湖口天主堂展出,展期11月15日至28日。(圖片來源: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

除了1987-89年那段烽火遍地的歲月外,台灣工運一向不是社會上主流的聲音。那時,推動整體工運前進的時代火車頭,正是1989年發動罷工的遠化工會。面對1984年《勞基法》的制定、1987年解嚴的衝擊,台灣工人壓縮、密集地學習了組織和行動的技藝,在解嚴浪潮中意識到時代賦予的天命,這是剛剛「轉大人」的台灣勞動階級揮出的第一拳。

回望遠化罷工,不只是為了被動回憶或靜態紀錄,畢竟,當年罷工事件中的行動者們,至今仍是工運裡活躍的要角;我們當前所身處的社會,也是自彼時的社會流變而來。對這段歷史的探究,也就意味著對此刻運動的清理與檢討,同時為未來的行動者留下成長的經驗素材。

不過,遠化罷工也不該被看成僅屬於社運的特異註腳,如此重大的衝突標誌著日常生活的斷裂,從秩序的縫隙中顯現了社會的全景。本文除了說明本檔展覽的內容,也嘗試從「客家城鎮的工業化」、「遠東集團的崛起」與「工運史的個人軌跡」等三個向度切入,反思這場罷工展現出的豐富面向。

客家城鎮的工業化

戰後台灣的工業化過程,一方面使得文化產品成為大量複製、營利至上的文化工業,另一方面也讓工業、都市與現代的想像深植人心。時至今日,我們對台灣工人的觀點卻仍頑強地以1970-80年代為凝固的典範,認定唯有滿口閩南粗話、無技術或幹體力活的本省閩南男性工人,才是再現與現實中「真正的」工人。翻轉或強化此一形象,正是《做工的人》等影視作品廣受歡迎的秘訣所在。

但是,這樣的圖像並不是台灣工人唯一或本身的樣貌。從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到鄭文堂的《奇蹟的女兒》,或是陳映真的〈雲〉、李喬的《藍彩霞的春天》、蔡素芬的《鹽田兒女》,以及近日顧德莎的《驟雨之島》、張郅忻的《織》,這些詳實、同理的作品,描繪了女性在台灣勞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張郅忻的新作《海市》一書,立基於新竹湖口的自身生命經驗,串起客家文化、城鄉發展與工業化,溫婉而堅定地拉出勞動與流離的主題,為女性的家庭書寫帶來嶄新的風情。

張郅忻《海市》。《海市》所描繪的湖口等桃竹苗的客家庄,恰是轉型中的工業與農業的緩衝區域。座落在此邊界地帶,社會變遷時牽動的人口遷徙、勞動轉型與家庭重構濃縮在此地。加工區、工業區這類在工業化下誕生的新興生產空間,為資本開發、召喚且吸納了嶄新的勞動人口。在這些生產空間以外,如遠東化纖散佈在鄉野山間的單一巨型工廠也很值得注意。對新埔而言,與遠化廠的鄰接關係既是祝福也是詛咒──60年代迄今,一代又一代的農家子女紛紛踏入遠化廠工作,對老闆和勞工來說,遠化都是一間「家族企業」;同樣時至今日的是遠化廠老一輩新埔人心中「氣味不佳」的集體記憶,此前不久的道生油外洩事件,更是讓鄰近新埔的竹北、湖口等地都聞到難以忍受的酸臭味。

縱然氣味難忍,竹縣農地間佇立的遠化廠、台元廠等大型工廠,仍吸引了大批在地的農村和山城少女。受訪談的女工大姐告訴我們:雖然她們當年必須日夜輪番上線生產,但在工作之餘,她們也向城市移動,吸收娛樂新知、流行文化和美容保養等知識,追求媒妁之言以外的愛情,以機車出遊和日記書信充分展現掌握生命的積極行動力。這些衝勁和動能化作「女子氣概」,同樣地反映在站上罷工第一線、從被封鎖的工廠中手勾著手衝出的客家女工們身上。

客家人的家庭與宗族組織既是資本家買地招工的重要網絡,也是工運行動者們互相看見、熟識與團結的重要基礎。1986年由遠化、中興等工會組成的「兄弟工會」,即是由同為客家出身的男性工人結拜、換帖而來;遠化罷工前後,工會也運用拜平安戲的時機,翻轉民俗慶典、集體休假與罷工抗爭的意義,成功完成工運基層的動員;客家庄的義民信仰,也在罷工當下發揮強化工人的忠誠與決心、避免背信或背叛的功能。

當我們說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到底說的是何時何處?當我們想像台灣的工人階級時,想到的又是什麼族群、什麼年齡或什麼性別?當我們闡釋台灣的工會運動時,除了以個別工廠為單位的廠場工會想像外,還可以注意到哪些促進團結的網絡與要素?挖掘客家元素與工會運動之間的連結,並不是重複「硬頸」、「儉約」的「客」板印象,逕自假設客家人就必然有反抗的能耐或者自動地取得抗爭的地位。問題在於:戰後的客家文化如何在歷史過程中取得異議的正當性?這些文化資源又如何被台灣的勞工運動調度與挪用?客家城鎮的工業化後果、女性勞動者的生存處境以及這兩者間的交疊之處,值得我們重訪和反思。

1989年遠化罷工期間,工會會員在封鎖線前聽取工運人士的政經分析,並做任務分組。(攝影:蔡明德)

遠東集團的崛起

除了站在勞動者的視角,反思族群與性別經驗的交錯外,遠化罷工的對立面也很值得注意:這場罷工起自紡織業龍頭、上海幫大老徐有庠創辦的遠東紡織公司。作為遠東徐家的化纖業「起家厝」,遠化廠在1960年代末期即因民代的招徠而在犁頭山腳建起,屹立不搖。

與戰後政權緊密結合的遠東集團,其發展歷程具有某種歷史的代表性:從紡織業與針織業立業,一面採掘水泥,另一面生產化纖,發展金融、百貨與旅遊業之餘,亦不疏於經營教育、慈善等社會事業。除了遠東徐家外,新光吳家、台塑王家、裕隆嚴家等家族財團也分別從紡織、塑膠與汽車等業起家,類似地走向多角化的經營之路。獲益於美援物資的滋養、台灣出口擴張的發展策略和高度管制的產業政策,遠東集團跟隨化纖業興起的潮流,透過亞洲民間公司、國際金融公司挹注的國際資金,成功地踏穩通往壟斷資本集團的一步。

企業家口中的「多角化經營」策略,正是資本規模的擴大、集中、寡占與壟斷。壟斷資本的誕生,使得生活需求的各個層面不斷被涵括到大型資本集團的統治範圍內。資本壟斷與政府決策相互加強所產生的正向循環,不只使得獎勵投資的政策路徑與邏輯延續、深化,也讓壟斷資本影響了經濟範疇以外的社會制度形成。例如,今日備受客家委員會青睞的客家花布,便是由遠東集團旗下的遠東紡織廠所印製,俗稱「遠東花仔布」。脫胎自工廠大量印染的花布樣式,既產製了我們對於美感與傳統的認知,也形塑了集體的文化認同與族群想像;另一方面,這些花樣又成了其他「客家」文化產品的美學基礎,進一步擴大文化與創意的商品化與市場化。在更為剛性的經濟領域,遠東集團不只協助政府執行代紡代織、出口配額等貿易要求,透過外貿協會和工業總會提出對經濟與時局的看法,更捐助了中華經濟研究院等政府主導的研究單位,插手經濟政策的擬議與成形。

探究佔據壟斷地位的大型資本的誕生,為勞動史提供了另一個思考側面。相較於以家庭網絡為基礎的中小企業、位處加工區中的外國企業,企業集團所使役的大批工人,他們的勞動條件、勞動意識與工會組織有何不同?工業管理與多角化經營又如何改變了這些工廠裡工人的處遇?孤立田間、佔地廣大卻意外發展出工會運動的遠化廠,正是最好的觀察對象。

遠化罷工期間,工人在機車車庫大門的罷工封鎖線。(攝影:蔡明德)

工運史的個人軌跡

走過解嚴後的激情,勞工運動似乎越來越不再有當年的號召力;社運的積弱,也讓歷史寫作顯得有些多餘。有些人認為,與其從事學術書寫,不如直接加入工運的行動;也有些人唾棄研究(縱然這種敵意其來有自),將當下的行動視為變革社會的全部內容。在這種環境下,若非2016年的紀錄片影展將綠色小組拍攝的「遠東化纖罷工事件」重新出土,這場罷工或許也就會湮沒在塵埃之中。

事實上,遠化罷工不被重視,只不過是當前工運與勞工研究的病徵之一。時至今日,我們仍讀不到任何一篇或一冊完整勾勒戰後台灣勞動史的作品。或許是這樣的歷史敘事與當下運動的連結太過緊密,寫史容易讓人感覺在「指點江山」;也或許因為當事人仍活躍在工運現場,寫史很難不被看成恩怨情仇的外部化,諸多原因讓為工運或勞工寫史的企圖難以遂行。又或許,工運本身也抗拒被固定為典型的「一套」按年份排列事件的歷史,也抗拒總是在說明倡議訴求、立法成就或官制建立的「歌功頌德」。與其建構能夠自圓其說的完整史觀,工運需要的可能是紀錄不同參與者們的生命經驗與回憶,從中說明個人的勞動經驗與行動軌跡是如何與工運交疊,而工運的訴求又如何被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所理解、轉化和接納。

這也是本次展覽的小小嘗試:我們訪談了記錄者、工會幹部與組織工作者等不同位置的參與者,探尋遠化事件的多重版本。這些訪問不拘泥於事件,也紀錄了受訪者的生命史,試圖找到生命經驗與抗爭經驗之間復返、突現的連結。為什麼一個人會到工廠工作,又為什麼會參與工會?生命的選擇除了是外在歷史結構牽引的結果外,也受到情感、偶然性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對這些受訪者自己而言,他們所說出的歷史都是「真實」的、由他們所經驗與回溯的版本,足以其他人的版本或是學者的著作相提並論。

抗爭經驗與生命經驗之間的對話有非常多種形式,遠化罷工的要角羅美文、徐正焜和黃文淵之所以投入工會運動、參與罷工,也都是基於自身的經驗,最後走到了一起。之於羅美文,那是剛剛進入遠化廠時的車禍意外,讓他與白色恐怖的歷史相遇,認識了工會的民主潛能;之於徐正焜,那是大學畢業後到外資公司服務,在美國老闆逃跑後協助討回資遣費的經驗,形塑了見義勇為的意志;之於黃文淵,那是在建教合作時到通用器材工作,意外參與了端午節的怠工,烙下對抗爭的想像。這些零散的經驗在心底沈澱,在他們參與工會時再度浮現,成了推動組織前進與打破廠場邊際的動力。因為口述歷史,遠化罷工不再是勞資雙方各自鐵板一塊、壁壘分明,最後讓工運一無所有的最終決戰;而是因為某些共同的經驗、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工運的理念和訴求,沿著不同路徑前來的人們輻輳在一起,反抗資本與威權的多重真實。在這樣的多層真實之中,工運沒有全盤皆輸,香火也未曾澆熄。

多重真實的觀點,正好呼應著工業化過程中,台灣不同族群與不同地方的多重勞動與歷史經驗,閩南的、客家的,北部的、南部的⋯⋯各式各樣的經驗,等待後繼訪談者們的收集與拓邊。遠化罷工作為一場已逝的歷史雲煙,針對其展開的歷史研究能否作為一種實踐?記憶與歷史有沒有對現實更積極的行動意涵呢?在徹底飄遠之前,風雲都在那兒,我們試著以聲音、文字和影像留下一些紀錄,也試著讓歷史的雨珠滋養乾涸的大地,或許新的工運嫩芽就能再從那兒長出吧。

前遠化工會幹部羅美文(左一)、黃秋香(左二)都前來參觀「新埔風雲」的特展。(圖片來源: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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