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地區的威權政權利用Covid-19疫情，將其以極權方式控制資訊的各種手法變得更加完善，「獨裁式民主國家」則以此為藉口強立高壓法律，打造各項結合政令宣傳與鎮壓異議分子的規定。該地區少數真民主國家的行為顯示：新聞自由是對抗造假資訊的最佳良方。
中國（第177名）是全球公認的審查制度專家（見下表），就像Covid-19在中國出現後蔓延到全世界一樣，審查制度這種病毒也蔓延到亞洲和大洋洲，並在該地區大部分的地方漸漸扎根。首當其衝的是香港（第80名）；2020年6月開始實施國家安全法後，現在北京可以根據該法直接干預這個半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對當地新聞業構成嚴重威脅。接著越南（第175名）亦加強控制社群媒體上的內容，同時還在2021年1月共產黨五年一次的代表大會前逮捕數名知名獨立記者，其中包括2019年RSF新聞自由獎影響獎得主范端莊。
北韓（上升1名至第179名）無需向鄰國中國學習審查制度，由於該國以極權方式控制資訊和人口，這次仍是指數排名中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北韓人民還是有可能僅因瀏覽國外媒體的網站而被關進集中營。
中國（第177名） 審查制度的魔爪下
習近平主席2013年成為中國領導人以來，北京已將網路審查、監控、政宣工作發展至前所未見的規模。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CAC）由習近平親自坐鎮，針對中國9.89億網路用戶採取各項措施，企圖控制網民可取得的資訊。北京大量運用最新科技和大批審查人員及網軍，成功監控資訊流，在網路上監視、審查人民，並在社群媒體上進行內宣。中國政府同時將其影響力擴展至海外，企圖強加其論述給國際受眾，推廣新聞業等同國家宣傳的謬論。北京還利用Covid-19疫情進一步加強對網路資訊的控制。
阻礙新聞業的國家
世界新聞自由地圖上紅色和黑色的國家為新聞自由狀況艱難或狀況惡劣，其中至少還有十個國家利用這場疫情進一步阻礙資訊自由流通。泰國（上升3名至第137名）、菲律賓（下跌2名至第138名）、印尼（上升6名至第113名）、柬埔寨（第144名）都在2020年春天通過極端嚴厲的法律或法令，將對政府作為的任何批評入罪化，某些情況下，出版或廣播「虛假」資訊可處數年有期徒刑。
馬來西亞（下跌18名至第119名）體現了當權者對絕對控制資訊的渴望，是這次跌幅度最大的國家；該國一口氣下跌18名和2020年3月新成立的聯合政府直接相關。新政府導致所謂的「反假新聞」法通過，如今馬國當局得以強行將自己的真相版本加諸於人。鄰國新加坡（下跌2名至第160名）過去兩年也在使用同樣的權力：該國法律允許政府「更正」任何其視為錯誤資訊的內容並起訴相關負責人。
在緬甸（下跌1名至第140名），翁山蘇姬的民政府在疫情期間以打擊「假新聞」為藉口，在2020年4月突然封鎖221個網站，其中包括許多主要新聞網站。記者因試圖報導各種種族衝突新聞而遭軍方不斷騷擾也是該國排名下降的原因之一。2021年2月的軍事政變後，緬甸的新聞自由狀況急劇惡化。緬甸在2011年2月前都由軍政府統治，如今恢復許多當年的嚴苛政策，包括關閉媒體、大規模逮捕記者和預審制度，使得緬甸一口氣倒退十年。
巴基斯坦（第145名）是該地區另一個軍方控制記者的國家。強大的三軍情報局（ISI）繼續廣泛利用司法騷擾、恐嚇、綁架、酷刑來壓制國內外的批評者，企圖控制他們，許多自我流放到海外的記者和部落客都受到這種威脅。儘管絕大多數媒體都不情願地遵守軍方強畫的紅線，巴基斯坦的審查機構尚無法全面控制社群媒體，也是唯一可以聽到少數批評聲音的空間。
各種壓制資訊的藉口和手段
該地區有幾個國家沒有為強加審查制度而起草新高壓法律，而滿足於嚴格執行現有的「煽動叛亂」、「國家機密」、「國家安全」相關嚴法。藉口永遠不嫌多，而且他們常採雙管齊下的策略來抑制資訊。一方面，政府常以行銷手法為靈感開發創新模式，在主流媒體中強推自己的論述，而這些主流媒體的出版者往往和政客同屬精英階層。另一方面，政客和社運人士對不走官方路線的記者和媒體在好幾條戰線上發動了無情的戰爭。
印度（第142名）運用這些手段的方式特別值得了解。親政府媒體大肆進行政宣之際，敢於批評政府的記者被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支持者貼上「反國家」、「反民族」甚至「挺恐」的標籤，使他們成為眾矢之的，民眾透過極暴力的社群媒體仇恨運動譴責他們，還有人呼籲大家殺害他們，女性記者受害尤深。這些記者在實地採訪報導時遭人民黨激進分子襲擊，攻擊者背後往往有警察撐腰。這些記者最終還被刑事起訴。
獨立新聞在孟加拉（下跌1名至第152名）、斯里蘭卡（第127名）和尼泊爾（上升6名至第106名）也被嚴重打壓，其中尼泊爾排名上升主要是因為其他國家排名下降，並不是因為當地媒體自由有任何實際改善。巴布亞新幾內亞（下跌1名至第47名）、斐濟（下跌3名至第55名）和東加（上升4名至第46名）也以較不暴力的方式加強打壓媒體的力道。
其他威脅
將審查制度病毒引入澳洲（上升1名至第25名）的是臉書。由於該國國會擬立法要求各家科技公司必須為新聞媒體在社群平台上發布的內容支付費用，臉書決定禁止該國媒體在其臉書頁面上發布或分享新聞內容。推特演算法的任意性也在印度造成殘酷的審查。在大量網軍向推特瘋狂投訴《The Kashmir Walla》後，推特無預警暫停該雜誌的帳號，也不給予其任何上訴的機會。
阿富汗（第122名）正受到另一種病毒的攻擊，也就是對記者的零容忍和極端暴力（尤其針對女記者）。2020年至少有六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遇害，2021年至今已有至少四名記者遭到殺害。對媒體工作者來說，阿富汗仍是世界上最易喪命的國家之一。
消除造假資訊的良方
日本（下跌1名至第67名）新首相走馬上任並未造成改變，在民族主義右翼分子的鼓吹下，社會依然充滿不信任記者的氛圍，而媒體也依舊普遍存在自我審查的現象。
在不丹（上升2名至第65名）、蒙古（上升5名至第68名）和東帝汶（上升7名至第71名）等亞太地區的年輕民主國家，由於媒體能夠堅守其獨立性，不受行政、立法、司法影響，各國政府大體上都能成功抵抗誘惑，不去利用疫情進行絕對資訊控制。
紐西蘭（上升1名至第8名）、澳洲、南韓（第42名）和台灣（第43名）幾個地區新聞自由的榜樣雖不完美，但大體上都能讓新聞記者做好自己的工作，提供資訊給公眾，政府也未試圖將自己的論述強加於人。他們的良好行為顯示審查制度並非危機發生時不可避免的手段，新聞業可以是消除造假資訊的最佳良方。
回應
稱蔡政府否決中天新聞換照「無侵害新聞自由」
稱蔡政府否決中天新聞換照「無侵害新聞自由」 多外媒記者爆無國界記者組織黑幕！
2020-11-21 呷新聞 國際中心/發自台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9日否決中天新聞台換照案，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東亞辦事處與台灣分會接連發出中文與英文聲明，稱此決議未涉及侵害新聞自由。然而由印度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等人撰文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調查指出，無國界記者長期領取美國政府援助。美國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更撰文踢爆，經過長期調查，無國界記者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加拿大法語媒體《另類報》（L'aut' Journal）曾報導，法國著名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RSF）終身主席梅納爾（Robert Menard）首次公開承認，他的組織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及旨在使世界「民主化」的美國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在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透露的這些消息，證實了記者讓·蓋·阿拉德（Jean-Guy Allard）的論點。他是《蒙特婁日報》的前新聞主任，現在是古巴《國際報》的雇員。他曾在一本書中題為《梅納德檔案，為什麼無國界記者被誘騙到古巴》（Le dossier Robert Menard, pourquoi Reporter sans frontieres s'acharne sur Cuba），他直指當地無國界記者及其主任為華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央情報局服務。
讓·蓋·阿拉德解釋，無國界記者將古巴作為頭號敵人的無情態度，是站不住腳的。他寫道，「在過去40年中，我們有700多名同事被謀殺，但沒有一個人在古巴被謀殺。無國界記者卻選擇了這個加勒比島國，作為民眾報復的對象」。
讓·蓋·阿拉德說，針對古巴的運動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因為其他幾個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正在對新聞自由進行更嚴重的破壞。「為什麼我們在看到伊拉克囚犯遭受酷刑的場面後，還繼續厭惡古巴？當杜魯道將數百名魁北克獨立鬥士（其中許多是記者）關進監獄時，美國和聯合國為什麼沒有人抗議？」他指出，在古巴被監禁的唯一記者被判定為與敵國有償合作，這種罪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受到監禁的懲罰。
讓·蓋·阿拉德在書中還回顧了無國界記者是如何在委內瑞拉主要新聞團體參與反對查維茲總統（Hugo Chavez）的未遂政變後支持他們的。無國界記者的終身主席梅納爾曾為拉丁美洲最富有家族的教父—億萬富翁古斯塔沃·西斯內羅斯（Gustavo Cisneros）的媒體辯護，他曾因阻止出版一本將自己的財富歸於洗錢行動的書，而成為頭條新聞。西斯內羅斯和他的政變分子同伙沒有受到起訴，也沒有失去廣播權。
美國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以《揭開無國界記者組織面紗》（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Unmasked）為題刊出獨家報導，從一開始，無國界記者就把古巴作為其首要目標。據稱，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倡導新聞自由，並幫助受到攻擊的記者。該組織稱古巴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它甚至給該國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低於經常有記者被殺的國家如哥倫比亞、秘魯和墨西哥。無國界記者發動了阻止歐洲人到古巴度假和歐盟在古巴做生意的運動，這是該組織在全球唯一旨在破壞一個國家經濟的運動。
報導指出，上述情況並非偶然，因為事實證明，無國界記者是在美國國務院的側翼，並與《赫爾姆斯·伯頓法案》（Helms–Burton Act）資助的古巴流亡團體關係密切。當大多數美國國會議員努力實現與古巴的貿易和旅行正常化時，40年來一直支配美國古巴政策的極端反卡斯楚組織繼續不懈地努力維持對古巴島的經濟控制。他們對無國界記者的支助，是這整體戰略的一部分。
巴黎報紙《紅色伏爾泰》（Red Voltaire）的社長蒂埃里·梅桑（Thierry Meyssan）曾發表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聲稱梅納德在2001年與美國古巴裔外交官奧托·萊許（Otto Reich）和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談判了一份合約。萊許是該中心的理事，該中心的大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根據梅桑的說法，這份合約是在2002年萊許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西半球特使前後簽署的。2002年無國界記者最初的服務費約為2萬4970歐元（約2萬5000美元），2003年上升到5萬9201歐元（5萬美元）。
無國界記者協會駐華府代表露西·莫里昂（Lucie Morillon）2005年4月29日在接受採訪時證實，他們確實收到了自由古巴中心的付款與萊許簽訂的合約，要求他們向歐洲人通報古巴對記者的鎮壓情況，並為在獄中的記者家屬提供支助。莫里昂還說，2004年他們從自由古巴中心收到了5萬美元，而且這個數額每年都是一致的。但她否認在電台和電視上發表反古巴宣言、在巴黎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張貼海報、在機場散發傳單、以及2003年4月占領古巴駐巴黎旅遊辦事處，是為了阻止民眾到古巴旅遊。
報導還提到，1998年9月，梅納德前往哈瓦那，招募人員為無國界記者撰寫報導。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自爆，「我們每月給大約20名記者每人50美元，這樣他們就可以生存並留在這個國家」。但梅納德在古巴的第一任代表、資深記者內斯特·巴古爾（Nestor Baguer）在接受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拉瑪報》（Granma）採訪時，對這種關係的描述提出了質疑，因為他透露自己一直在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同時冒充異見人士。巴古爾堅持認為，無國界記者只對上交的文章付費，而且他們必須攻擊古巴政府。他不認為大多數所謂的獨立記者是獨立的或記者；很少有人接受過任何正規的培訓，他被迫對他們的稿件進行嚴格的編輯，他稱之為「可怕的懺悔」。
巴古爾回憶起他在一輛計程車後座上與無國界記者負責人的第一次對話。「他想要的是直接從這裡發布消息，看來之前他是從邁阿密收集資訊。但他希望有他的古巴消息來源，這樣會更可信。」巴古爾注意到古巴人的稿費很少，他推測梅納德做的是「大生意」。此外，法國每年給無國界記者的補助有兩百萬歐元，但只有7％被用來執行救助受壓迫記者的任務，其主要活動開銷多用來對抗海地、古巴、委內瑞拉的左派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