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一週】歷年被用來打擊吹哨者的《間諜法》 這次居然導致川普被起訴

2023/06/20
苦勞網特約編輯
【編按】在華文閱讀世界裡,國際新聞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地區,由於長期的資訊偏食,導致我們往往傾向用國際強權視角看待世界。苦勞網「南方一週」專欄,帶你用五分鐘時間總覽世界重要新聞,除特別側重第三世界與南方國家的事件外,在新聞來源方面,也嘗試更多採納各地非主流媒體的視角。

前美國總統川普身陷「密件門」,被指控了37項與機密文件處理不當的相關犯行,其中31項涉及蓄意保留國防訊息,恐違反《間諜法》。5月13日,川普赴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法院出庭應訊,川普委任律師提出無罪抗辯,最後川普本人在無須交付保證金的情況下獲具結釋放。

被指控違反《間諜法》前美國總統川普在應訊後離開邁阿密法院。(圖片來源:衛報)

根據美國《間諜法》(the Espionage Act),「不當處理與美國國防相關的政府紀錄」將構成刑事犯罪。川普在2020年1月20日卸任美國總統後,不得以普通公民身份持有機密文件,更不用提將機密文件放置在未經授權的場所。

美國國家檔案局官員在川普卸任總統後要求返還總統文件,卻遭川普拒絕。當川普終於返還部分資料時,國家檔案局卻發現許多文件被標記為「機密」。2022年4月,美國司法部向川普辦公室發出傳票,要求返還位於其海湖莊園的所有機密文件,之後川普律師才將其他包含機密紀錄的文件交還給美國司法部。

在川普保留的上千份政府紀錄中,有300份被標記為機密文件。根據CNN報導,負責此案的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掌握一份2021年的錄音,當中川普承認自己在離開白宮後,仍持有一份五角大廈可能襲擊伊朗的機密文件。

美國《間諜法》立法已有100多年歷史,但是遭《間諜法》起訴者很少是真正的間諜或叛國者,而是被利用來對付向記者洩漏官方機密的吹哨者。

被用來箝制異議與吹哨者的《間諜法》

1917年,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簽署通過《間諜法》,時值美國宣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兩個月,而《間諜法》很快被威爾遜政府當作政治鎮壓的工具。一戰期間,威爾遜政府利用《間諜法》起訴上千名異議者,包括美國社會黨領導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德布斯反對威爾遜參戰的決定,批評華爾街大亨與資產階級吹響戰爭號角,但是工人階級卻沒有拒絕戰爭的權利。德布斯發表反戰演說,並且鼓勵工人拒絕被徵召入伍,後來被威爾遜政府以違反《間諜罪》為由判處入監10年。1920年,身陷牢獄的德布斯被迫在獄中競選總統,最終仍獲得近一百萬張選票。

近半世紀以來,《間諜法》被用來對付吹哨者,包括向《紐約時報》洩漏《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時任職軍事情報分析機構「蘭德公司」的艾爾斯伯格,在協助撰寫美國國防部委託報告的過程中,發現詹森政府系統性欺騙國會與美國民眾關於越戰的資訊,包括捏造東京灣事件(北越與美軍軍艦在越南北部灣發生衝突,日後美國國會據此通過決議,允許詹森出兵越南與大規模轟炸北越)、支持對南越總統吳廷琰的軍事政變,以及擴大轟炸柬埔寨、寮國的秘密行動...,他將被稱為《五角大廈文件》的機密資料向《紐約時報》揭露後,被尼克森政府指控違反《間諜罪》,最高將判處115年有期徒刑。

歐巴馬執政期間,動輒以《間諜法》起訴吹哨者,包括向《維基解密》洩漏美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戰爭罪行的前美軍情報分析師雀兒喜・曼寧(Chelsea Manning);向記者洩漏美國國安局大規模非法監視的《稜鏡計劃》的前中情局職員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以及洩漏五角大廈無人機暗殺計畫的前國安局情報分析師丹尼爾・海爾(Daniel Hale),歐巴馬執政時期動用《間諜法》起訴的人數為歷屆美國總統之最。

2019年,川普政府指控《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與曼寧共謀入侵國防部電腦盜取機密文件,違反18項《間諜法》罪行,最高將判處175年有期徒刑。阿桑奇自2019年被逐出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後,被單獨拘禁於戒備森嚴的貝爾馬什(Belmarsh)監獄單獨監禁,身心都遭到嚴重損害。

《間諜法》抵觸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間諜法》過去被歷任政府用以對付向媒體揭露資訊並告知民眾政府不端行為與犯行的吹哨者,抵觸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聞自由,以及人民的知情權。曼寧、海爾與其他吹哨者被起訴的案例,將令其他內幕知情者因忌憚司法追殺而不願將資訊分享給媒體,因此限制人民知悉外交、反恐政策與戰爭等重要資訊的權利,也強化政府的輿情掌控能力。因此長久以來,運動家主張修改、甚至廢除《間諜法》。倡議組織「捍衛權利與異議」(Defending Rights & Dissent)政策主任吉本斯(Chip Gibbons)認為,有必要把《間諜法》限縮到只適用於那些有責任保護機密資訊的人。而記者或那些在《紐約時報》上閱讀到《五角大廈文件》的讀者則沒有保守機密的責任。此外,吉本斯也指出文件分級的問題:「吹哨者被禁止挑戰文件分級制度,因為只有行政部門有權決定什麼是機密,然而當行政部門為了掩飾不端行為而將某份文件歸類為機密時,這難道不是違法嗎?但在《間諜法》下,這個問題卻無關緊要。」

然而,如今川普「密件門」已然成為一場關乎美國2024總統大選的政治案件,與過往的吹哨者不同,川普在被起訴後,無需被拍攝臉部照片、沒有旅行限制,並在無須繳交任何保釋金的情況下就被釋放。堅稱自己無罪的川普,甚至積極將整起司法起訴案件轉變為自己的競選籌碼,痛批拜登政府把司法部門當成武器、司法干預選舉,聲稱整場起訴是拜登為了把他在選舉中的最大競爭對手給關起來,並在公開演說中嘲諷整場起訴淪已經為一場笑話、讓他的大選民調節節高升。

面對川普的強勢回擊,社運界也面臨到一項難題,究竟是要承擔某種程度上和川普口徑一致的風險,維持過往對《間諜法》批判的強度;或者把打擊範圍控制在保障吹哨者與新聞工作者,而川普作為曾手握大權前國家元首,則仍應負有保守機密與美國國家利益的責任。

在引發川普遭指控的眾多「機密」中,包含了美國可能襲擊伊朗的計劃文件,但主流媒體的焦點卻集中在是否洩密、是否卸任後非法持有,而不是去質疑為何美國竟有此一計劃。正如左翼媒體《Peoples Dispatch》的提問:「就算川普最終被監禁,是出於正當的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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